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短篇小說精品

第二十五章 甜橙，冬天的水果

　　[南非]納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1923--）

　　大凡人一旦成了名，在一般人眼裏就不再是個簡簡單單的人了，他們所到之處，眾目睽睽之下，成了讓人引頸而望的東西，活像一棵由克魯格總統當年親手栽下的橘子樹；活像公園裏的一尊什麽雕像；或者幹脆像一座當年充當過曆史上第一座禮拜堂的汽車加油站，不能不讓人另眼相看。瓦納斯先生就是個名人，然而，他之所以出名，卻正像不少其他名人一樣，純粹是在不經意中造成的。他是個南非歐洲人，靠承包貨運起家，那是在金礦發現之前的事了。現在的這個城鎮，當年不過是德蘭士瓦高原上的一個煤村，坐落在那些布滿煤塵的黑黝黝的山丘之間。他的那些驢拉貨車把康沃爾礦工們的搖搖晃晃的家什從火車站運到他們的小屋。後來，發現了黃金，一個個金礦的豎井向地下延伸；而在地上，一幢幢住房和商店如雨後春筍般聳立起來。瓦納斯先生買了一隊灰色馬匹和四輛四輪大馬車。他為各金礦送機器設備，同時為雲集而來的礦工和商人們運來各種漂亮時新的家具。他買下了一座很大的波紋鐵棚，把它改建成一座貯貨場；他有了辦公室；並且有了一輛專供自己使用的豪華的雙輪輕便馬車。他的運貨馬車上都漆著“瓦納斯車行”的標記，每個字母有兩英尺大小，在村裏到處都能看到。在教堂裏，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長老。他給自己蓋了一幢房子，遊廊配有白閃閃的、像蛋糕花邊似的欄杆，還有裝飾性的角樓和蔥頭形的波紋鐵的圓屋頂-這種在建設威特沃特斯蘭市時曾廣泛使用過的波紋鐵，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當地建築的核心材料。其實，用它蓋成的房子，在整個冬天裏，入夜便寒冷刺骨；而在夏天，一到正午便熱得冒火。在瓦納斯的這幢漂亮房子內部，各種長毛絨的華麗裝飾、綴球的流蘇絕沒有半點偷省，房間裏更有一麵麵裝在紅木鏡框中的閃閃明鏡，把他妻子和女兒們的倩影折來射去，增加了幾倍。正如他由於金錢和財產而一下子產生了自我意識一樣，這個村子，眼下成了一座小城，也產生了自我意識。城市的自豪感要求有一位市長，並且要為他戴一條金鏈，還要求有一群可以與市長先生共議大事的地方議會議員。瓦納斯先生當上了市長，並且把那金光閃閃的鏈子一連戴了三年。該城的第一幢石頭建築是一家銀行-它至今還巍然矗立著-這幢建築有一塊石頭，上麵刻著這樣的字句：“尊敬的市長、地方議會議員格格瓦納斯閣下奠基於1912年7月15日。”

　　多年後，他的一張照片被人們在當地一個拍賣商的售貨廳裏發現，它被扔在一個亂糟糟的角落裏，那裏專門堆放賣不掉的廢物。照片上的瓦納斯還是那個時候的一派威儀：身著市長製服，佩戴金鏈，留著兩撇像獠牙似的小胡子。這兩撇胡子倒是一件他從未丟失過的東西。這張舊照片被當地的報紙轉載，人們像看到一張外質現象的照片一樣，感到難以置信。

　　在城市的發展麵前，瓦納斯先生落伍了。隨著瓦納斯變得越來越衰老，城市卻變得越來越年輕，變得日益充滿活力，精力充沛，燦爛奪目。在新事物麵前，他手足無措了。他的確讚成共濟會的聚會、荷蘭改革派教會的義賣市場以及英國舞會上的小夥子們；但是難道他會去主持露天遊泳節開幕、參加評判選美比賽，或者歡迎一位來訪的好萊塢女影星賣弄身姿嗎？辦不到。他的英語說得不太地道，他的南非公用語也強不了多少，盡管這是他的母語。在城市建立之初，當市長用不著講很多話，隻要他穩重、富裕，工工整整地戴好金鏈就夠了。如果他繼續幹下去，幹到生在南非的歐洲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候，幹到南非的民族主義政府建立起來的時候，如果有一位南非聯邦政府的部長為慶祝碾碎十億噸金礦石進行正式訪問，他肯定不會表示歡迎。那些部長們在公眾麵前都有一副道貌岸然的麵孔，他們那種好像得了天啟的尊容，以及那套做作的溫文爾雅的舉止，就好像鴨背上的油脂一樣，總是無形地披掛在這幫政客身上。

　　但是，他連汽車風行的時代也沒能幹到。到二十年代，這個城市裏又有了另外兩家運貨承包商，而且這兩家都各有一輛運貨汽車。就是那種外形笨重、裝著鐵皮車篷的東西。這玩意兒能夠使所運的家具無論在什麽天氣裏都保持清潔和幹燥。但是它必須用搖把來發動，像給一個巨大的發條玩具上弦一樣。瓦納斯的愛妻在1922年去世了。她是在生他們的第四或第五個女兒時死的。

　　也許這就是造成他在是否用新式運貨汽車代替馬拉貨車問題上長時間猶豫不決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失去了在運貨買賣上領先的地位。那是個多事之秋，在威特沃特斯蘭，發生了多次罷工，隨之而來的是商業活動的瓦解，酒店關閉了幾個月；而在約翰內斯堡，則出現了一些場麵壯觀的宴會和狂歡，當時大街上到處扔著搶來的威士忌和進口的巧克力。當人們回想起這件事情時，他們說，自從瓦納斯妻子一死，他就開始走了下坡路。但是當時人們不願意正視正在潛行而來的災難，他們看不到一些惡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們總熱衷於循規蹈矩地生活，結果命運剝奪了他們主宰自己生活的權利。瓦納斯太太把臉轉向了牆壁，於是幸運和她一起背過臉去；這成了瓦納斯沒落的一個起點。

　　瓦納斯仍然住在那幢豪華的房子裏，和長女住在一起。她才是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便成了管家和其他幾個孩子的媽。氣象風向標還沒有掉下來，包著長毛絨的各種家具還顯得簇新光鮮。為新開的金礦運貨利潤豐厚，但是幾個這樣的運貨合同都落在了那些有現代化運貨汽車的人手裏；而當原來那些舊合同到期後，需要重新簽訂的時候，瓦納斯車行又失去了一些舊日的老主顧。看來，他已經心灰意懶，對一切聽之任之了。這以後，他什麽東西也沒有抓住，錯過了很多機會。他借錢給人家，從來沒有收回過；事實表明，借錢時對方交給他的抵押品，在催還借款時不起一點兒作用。從他當市長那會兒算起來，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他在地方議會落選也差不多有同樣長的時間了。他在一些事情上打錯了算盤，賣掉了自己的運貨行。他被宣布破產了。

　　也許這就是他垮台的標誌，他沒有能力適應變化了的環境，他和他身邊的一些事物依然故我地保持著原樣。他並沒有離開那幢華麗而時髦的房子（這房子是他妻子名下的財產，根據她的遺囑傳給他們的幾個女兒），他仍然留著那兩撇偉大的、獠牙似的胡子，那曾經代表著一位城市父母官的尊嚴。沒有任何東西比起一成不變的東西衰退得更快。到了三十年代，當他最小的孩子長到十歲，最大的女兒已經給他生了外孫、外孫女的時候，他的這幢房子，對於這座如此年輕的城市，無疑已成古董路標了。生鏽的風向雞在刮風的天氣裏搖搖晃晃地發出尖厲的聲音，房子的白色扶欄再沒有油漆過。從街上向起居室的窗戶中望一望，就可以看到被蟲蛀壞了的長毛絨；在有些地方，窗簾架垂下的流蘇上，小球球已經遺失了。瓦納斯一家已經無力更換任何東西了。大女婿因為在地下礦井裏幹活兒得了肺結核，全靠著病殘津貼過日子。所以大女兒一家又搬回來，住在有洋蔥頭形圓屋頂的舊房裏。老瓦納斯-似乎他從未當過什麽名人-則在一個成品倉庫找到了一份工作。這種工作，如果是一個剛剛離開學校的生氣勃勃的小夥子來幹一幹，倒未嚐不可；但是如果一個中年人幹上這種工作，人們就會認為這個人已經不適宜幹任何別的工作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一家電影院在瓦納斯家附近的一塊空地上興建起來（老的住宅區正在被這個城市的日益擴展的商業中心區所吞噬，日見縮小，住在步行可以走到郵局的距離之內已經不時興了），他迷上了每周有兩三個晚上去電影院。莫非說他愛上電影了？沒有人問過他，就連他的孩子們也沒有問過。他去電影院的時候，就像一些老年人到小酒館去時一樣，是繞道兒走的。他的孩子們都在忙碌著，千方百計尋找著得以施展自己才幹的天地，力求人們承認她們的力量。她們當中有一個已經有了幾個追求她的男朋友；另一位在彈鋼琴，想要通過苦練參加天才競賽；而第三位在收集蝴蝶標本，正努力謀求一份獎學金。

　　瓦納斯無力為她們謀任何事，所以她們唯有自己奮鬥，爭取出人頭地。

　　當然，他已經不再是教堂中的長老了。參加宗教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地位的一部分，而他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地位。他再也不去教堂了，好像他的到場會使自己和上帝都難堪，正像他瓦納斯如今一旦走進市會議室，就會讓現任市長和他的議員們難堪一樣。（這位現任市長是一位牙科醫生，在股票市場上發了財，有一幢附有雞尾酒酒吧的房子；他還帶頭搞起為本城大吹大擂的運動，他搞了許多光閃閃的標語，上麵寫道：您現在進入工業城市努爾多波-好客熱情，繁榮昌盛！）四十年代，瓦納斯丟了在成品倉庫的差事。有一段時間，人們常常看到他在城裏到處閑逛，長時間一動不動地看著商店的櫥窗，似乎在掂量什麽重要的買賣。就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管他叫可憐的老瓦納斯了。但是，他這種被迫的百無聊賴狀態並沒有維持多久。到這時戰爭正打得火熱，老瓦納斯穿上了軍裝：他在約翰內斯堡的征兵處找到了工作。這件事在這個城市裏成了一樁小笑話。本城的一些上了年紀的元老們（他們自己仍然幹得不錯，而且寧願認為瓦納斯的衰落不過是一種怪癖），用手戳著他穿著不合身的列兵服的胸口，大聲喊著（大家都知道他似乎已經變得相當聾了）：“好嘛，現在咱爺兒們沒什麽可擔心的啦，是不，瓦納斯？這回希特勒算是玩完了，因為您來了。”而老瓦納斯總是喘著氣笑著，他的嘴巴在那亂糟糟的胡須下麵含糊地說著一些讓人難以聽懂的話。

　　一周又一周，他坐在那家電影院的同一個座位上。這是那種便宜位子，在前麵第二排。常常一整排座位上就隻有他一個人，因為坐在那兒就要十分滑稽地和銀幕上那些巨大的麵孔麵麵相覷。

　　在整個冬天裏，他總是把自己的耳朵-那蒼白、耷拉著的耳朵，耳孔裏叢生著白花花的毛-縮到軍大衣裏麵。如果他把隨身帶著的幾份厚厚的報紙鋪在地上，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上麵，似乎也並沒有什麽不合適，他在這個難看的小電影院裏安營紮寨了。牆上的壁燈發出紅幽幽的燈光，好像動物的眼睛；地板上亂扔著很多花生殼，彌漫著一種公園裏的無家可歸的氣氛。

　　嚴冬酷暑，人們總是能夠通過他的咳嗽聲知道他的存在。在每次看電影的過程中，至少要咳上兩三次：這是各種樂器齊備的慢性支氣管炎交響樂，一開始，是一陣令人窒息的喘息，好像一陣發悶的笑聲；繼而上升為一種由哽塞、喘鳴和幹嘔組成的多聲部大合唱；然後平息下去，通過更多的喘息而逐漸趨於沉靜。這便是典型的老瓦納斯的咳嗽。

　　他在火車上也照咳不誤，就在每天他去約翰內斯堡的征兵處上班的早班火車上。早晨的空氣甚至使他咳嗽得更頻繁。老瓦納斯在此，於是，那些由於不信任當地商店而到約翰內斯堡去執行重要采買任務的太太們，在那些由於實行汽油配給製而不能坐私人汽車旅行的日子裏，都紛紛避開這班會聽到這種咳嗽聲的客車。

　　他在車廂裏咳個沒完，唾沫橫飛，令人討厭。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和可憐的老瓦納斯一起關在一個車廂裏，那是很苦惱的。他穿著那身滑稽的軍裝，平靜地坐在那裏。可憐的老家夥，歲數那麽大了，能對他說什麽呢？人們不能不理睬他，因為他畢竟不是一個叫花子。但多年沒人當真和他說話-這樣幹實在太笨了。不過，說老實話，瓦納斯家的閨女們倒個個都是好姑娘，特別是艾茜（她現在已經學有所成，是一所幼兒園的老師）-對孩子們總是體貼入微，充滿慈愛。

　　男女中學生每天早上在上學的路上都要爬上這班火車，他們的學校就在下一站威特沃特斯蘭市（努爾多波的學校在建新校之前沒法接納所有的學生）。他們根本不注意老瓦納斯，也注意不到他的咳嗽。他們擠滿了他坐的這節和別的車廂，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盡情地喊著，開著玩笑。這些身材高大、發育得很好的南非孩子們，他們的身體和大腿以一種最精彩的輕歌舞劇的傳統風格使學校讓他們穿學生製服的目的徹底落了空。在那些身體上，呈現出的不是莊重與循規蹈矩，而是強健和富於刺激性。女孩們的嗶嘰短體操服暴露出黑襪子以上幾英寸的大腿。那繃緊的襪子遮蓋住她們強健而曲線畢露的大腿和圓滾滾的小腿，她們那豐滿的乳房在扣得緊緊的襯衣下高聳著。男孩們穿的足球短褲僅僅包住了他們那肌肉發達的P股，他們把粗大而多毛的大腿橫七豎八地伸在車廂的過道上。他們隻有十四五歲，體重卻有一百七十磅。他們發出嚇人的捧腹大笑聲，那笑聲發自新近開始變聲的嗓子。不知怎麽的，下巴上新生的胡須頂破了青春的膿皰冒出來。他們在車廂的許多門上寫下了一些四個字母的詞。他們把口香糖黏在座位上，他們互相捶打，他們和女孩子T情，他們根本不介意老瓦納斯，正像他們根本不理會自己生活軌道之外的任何人一樣，他們正處在一種激烈而變聲的年齡。

　　戰爭結束了，他們離開了軍校。但另一批孩子成長起來，取代了他們的位置，重複著他們的生活。老瓦納斯從軍隊複員了，但他仍然每天到約翰內斯堡去，幹另一種工作。沒有人確切知道那是什麽工作，無非是某種老年人幹的微不足道的職業。他當然不穿軍裝了，但天冷時，他還是把軍大衣罩在他那很髒的衣服外麵。而且，他仍然經常咳嗽。

　　孩子們偶爾會半心半意地試著逗弄一下這個老頭；簡直不值得惹這種麻煩，因為他好像戴著眼罩旅行，他隻是單調地坐在那裏，直至目的地；有時打打瞌睡，甚至很少向車窗外看。有一次，有個孩子把一塊石頭包在一張糖紙裏遞給他，但他隻是把手舉起來，以咳嗽作答。他晃著頭，也不知道是表示感謝還是拒絕。好幾個月過去了，在這期間，男孩女孩們隻是在走過他身邊時用他們的書包或沉重的腳步打擾他一下，他被人忘記了。有一天，有一個男孩拿來一塊用橡皮做的假狗食，他把它在所有可能放的地方和人麵前都放過了，看來再也不能用它來捉弄人了。這時，一個女孩為了要給這個男孩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拿起它，把它放在這個老頭的靠角落的座位上。不出所料，這天老頭一上車就走到他坐慣的老地方-倒數第二節車廂，並且果然坐在那個東西上。但是他根本沒有注意到它就在自己P股底下。這時，那個女孩坐著，忍俊不禁，用手捂住自己的嘴，那雙黃銅色的大膽的眼睛觀察著他的動靜。她的朋友們擠在她的兩邊，大聲嘲笑著，笑得渾身哆嗦、擠作一團。有一小會兒，老頭好像在看著她們，但是沒看懂她們為什麽大笑。他那滿是皺紋的眼皮撲閃了一兩下，好像電影片的空白從他的兩個瞳孔裏閃過。他就像動物園裏某種不傷人的、反應遲鈍的動物，人們扔的橘子皮打在它的獸皮上彈起來，而它隻是模糊地聽到一些零碎的聲響。

　　就在火車快到孩子們下車的那個車站時，那個女孩說話了：“你坐在我的東西上了。”老頭根本想不到她會對他說話。“你坐在我的東西上了。”她很不耐煩地又說道。他用手攏在耳朵上十分吃驚地聽著：“我說，你坐在我的東西上了！”

　　他急忙笨手笨腳地站起來，向自己周圍看著。女孩一把抓過那個東西，神氣活現地走開了，十分無禮。而這時，她的朋友們高興地互相推搡。而老頭甚至沒有看見那東西到底是什麽，便又沉重地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第二天早晨，那個不成功的玩笑已經被忘掉了。還是那群女孩，咯咯地傻笑著，小聲地議論著一本叫《真實浪漫故事》的平裝本雜誌。她們沒有意識到這位老人的在場。但這時，老頭正在看著她們。

　　一兩天後，由於一個非常偶然的原因，老頭錯過了每天必乘的那班火車，坐了下一班車。而那個開玩笑的女孩（她看來和其他女孩很相像，也許就是那群女孩中隨便的哪一個），也錯過了那班車，而且也乘上了這班車。過班火車幾乎是空的，因為它對於上班的工人和上學的學生來說都太遲了。出於習慣，老頭走進了倒數第二節車廂；可能也是出於習慣，那個女孩也走進了倒數第二節車廂。她一P股坐在了他對麵。她氣喘籲籲，心情很壞，因為自己不可寬恕地要遲到了。她身上帶著一種沾滿塵土的嗶嘰料子味兒、墨水味兒，還有她那油膩膩的黃頭發發出的堿性碳酸銅的氣味。她的頭發每天晚上都要卷一下，但是不經常洗。她用一種冷漠的愛理不理的眼神瞥了他一眼。她總是用這種眼神看老頭和小孩的。她沒有多久就沉浸在一本新買的《真實浪漫故事》裏了。太陽直照她的眼睛。她突然站起來，一邊聚精會神地看著雜誌，一邊一跳，蹦到這個分隔間的對麵，坐到老頭的旁邊。

　　自從她走進車廂的這個空曠的分隔間，他就一直在看著她，溫柔地，從他自己的位置上看著她，又似見未見。當她坐到他身邊時，他歎了一口氣。

　　後來，她告訴別人說，就是那個愛咳嗽的老頭，那個總是乘坐七點半這班車的老頭，“哎喲，我的天，那個老豬玀，真是個神經病，是吧？”（這些大孩子們說話時就用這種粗鄙不堪的英語與南非公用語混合的語言。他們的父母生活在一個有兩種語言的國家裏，隻受過有限的教育，他們使用的就是這種語言。）她的朋友們叫著笑著，直到她發脾氣為止。她的老師不想再聽這種胡編亂造的故事。但是這個女孩子的父親（雖然他根本不知道她平時到哪兒去，幹什麽，或者晚上什麽時候回家）卻不依不饒，出來煽動某種原始的宗族榮譽感（毫無疑問，他是很好鬥的），並且發誓，要“公審”老頭，要掐住他的脖子，要把他送官。

　　就這樣，在1951年的某日，此時年近七十的瓦納斯，因為在火車上吻了一個女學生而被逮捕。這是一個長著長長的大腿、沉甸甸的乳房、高大強壯的女學生。她雖然是個女性，但還不是一個在各方麵成熟的女人：她是一個做著從青春期到衰老期的全部性愛白日夢的女性，由於身體內各種腺體的作用，她憑幻想作出許多無心的、下流的、甚至幾乎是恬不知恥的想象。

　　老瓦納斯呀！那個可憐的老東西，聾得像根木樁子，牙都掉光了，長著發臭的糟胡子。呸！人們反感地咯咯笑著，厭惡地咧嘴笑著。噢，沒有一個女人會看上他，他肯定有二三十年沒和任何女人有關係了。自從太太死了以後，他根本沒有再婚，也沒幹過這類事-當然沒有，老瓦納斯！就是做夢也沒有人想得到把一個女人同他聯係起來。他腦子到底出了什麽毛病？這個老鬼，怎麽回事？誰想得到這種事呢！嗨，這個老壞蛋……你知道，那家夥咳嗽起來你就別想聽清電影裏的對白……就是他……那個穿軍大衣，看起來倒人模狗樣的老東西。

　　在約翰內斯堡，各報都作了一些版麵很小的報道，一個上歲數的退伍軍人因為企圖對一個十四歲的女學生非禮而受到指控。

　　瓦納斯當年身著市長製服、戴著金鏈子的照片，被人從拍賣商的廢料堆裏翻出來，再次登在本地報上，並冠之以這樣的標題：“前市長親吻女學生”。說明是“格格瓦納斯，曾擔任過六年的努爾多波市市長與市議員，本周因被控吻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學生安娜科內麗娃朱斯特而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審。該女孩家住莫米克裏普，丹垂路17號”。

　　關於這次事件的新聞報道，有一個標題是“母親說，她很喜歡洋娃娃”。頃刻之間，事情變得好像是一個肮髒、好色的老淫棍嚇壞了一個嬌弱、幼小的小女孩。瓦納斯的女兒們（特別是艾茜，她很有名氣）簡直抬不起頭來。她們實在是丟盡了臉，對她們來說，他不啻是個屎盆子，人人都這麽說。有些人甚至私下議論說：他真不該活這麽大歲數，妻子死了近三十年了，又沒有任何朋友-他這麽活著，對己對人都毫無益處。

　　他女兒艾茜找了一位律師為他辯護，使他得以獲釋。當然羅，這事是由於一時之間喪失記憶而造成的-律師大致是這麽辯護的。然而本城對他好色行為的義憤在他獲釋之後仍然持續了一段時間。其實，他的事並沒有那麽嚴重-這一點，卻幾乎沒有人談到。既然在電影院裏，初吻是使人的眼睛頗受刺激的事情，那麽可以想象，最後一吻必然是滑稽可笑而又汙穢肮髒的了。但是，正是這最後一吻，作為一個奇異忘情的時刻，在這一刻裏，他是超越了自我的，超越了老瓦納斯，超越了那獠牙似的胡須，超越了那個滑稽的老兵，超越了那電影院中的咳嗽，使他變得引人注目。

　　這件事，就像本城中唯一的那尊塑像一樣-就像那個聳立在塵土飛揚的公園裏、年久失修又被頑童們塗畫得亂七八糟的、騎在馬背上的無名將軍一樣-注定要悲哀地，受到世人們的觀察與議論。

　　（鄒海岑 譯）

　　1994年獲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