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短篇小說精品

第十七章 牆

　　[蘇聯]米哈依爾亞曆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Щолохов（1905--1984）

　　獻給1903年入黨的蘇共黨員

　　葉夫根尼雅格裏高利耶夫娜列維茨卡婭

　　在頓河上遊，戰後的第一個春天顯得特別爽朗，特別蓬勃。三月底，從亞速海一帶吹來暖洋洋的春風，吹了兩天兩夜，就把頓河左岸的沙灘清清楚楚地顯露出來；草原上的穀地和寬澗由於積雪，似乎顯得比過去更寬闊了，小河鑿開冰麵，洶湧奔流，這樣一來，道路就簡直無法通行了。

　　在這交通阻塞的倒黴的日子裏，我正巧要到布康諾夫鎮去一下。距離不能算遠，總共才六十公裏光景，但要走完這段路，可並不太簡單。我跟一個同誌在日出以前出發。一對喂得飽飽的馬，緊緊地拉著挽索，很費勁地拖著一輛沉重的馬車。車輪陷在混合著冰雪的濕漉漉的沙地裏，一直陷到輪轂。一小時以後，在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後撇的細皮帶下，已經密密地出現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由於馬具上塗過厚厚的柏油，早晨新鮮的空氣裏，就強烈而醉人地散發著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兒。

　　碰到馬特別難走的地方，我們就下車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發出吱咕吱咕的聲音，走起來很吃力；道路的兩旁還結著薄冰，被陽光照得像水晶一樣閃閃發亮，那裏就更加難走。走了六小時光景，才走了三十公裏，來到葉藍卡河的渡口。

　　這條河並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麵，夏天裏有幾處常常幹涸，如今在那赤楊叢生的河濱的沼地上，河水泛濫了整整有一公裏寬。要渡河就得乘一種不穩的平底小船，這種船載重不能超過三人。我們把馬打發回去。在對岸集體農莊的板棚子裏，有一輛飽經風霜的老爺吉普車在等著我們，這還是冬天留在那邊的。我跟司機兩人提心吊膽地跳上破舊的小船。那位同誌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纜，在腐朽的船底裏，水就像噴泉一樣從好幾個地方噴出來。

　　我們用手頭的一些東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著船底的水。一小時以後，我們已經來到葉藍卡河的對岸。司機從村莊裏放出車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槳說：

　　“這個該死的木盆要是在水裏不沉掉，大約再過兩個鍾頭可以回來，不會再早啦。”

　　村莊遠在一邊，埠頭附近一片寂靜。這種冷清的光景，隻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煙稀少的地方才有。河裏飄來潮濕的水汽，還送來腐爛的赤楊樹的苦澀味兒，而從那迷失在紫色霧靄中的遙遠的霍皮奧爾河草原那邊，微風送來了剛從積雪底下解放出來的土地的永遠新鮮而又難以捉摸的香氣。

　　附近的河灘上，橫著一片倒下的籬笆。我在籬笆上坐下來，很想抽支煙，可是，伸手到棉襖的右邊口袋裏一摸，才發現那包白海牌紙煙已經濕透，真是懊惱極了。在渡河的時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潑進來，混濁的河水一直潑到我的腰部。那時我可沒工夫想到紙煙，我得拋下槳，盡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於沉沒。現在卻深深地後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過水的煙，蹲下身去，把潮濕變黃的煙卷一支支攤在籬笆上。

　　已經是中午了。太陽照得像五月裏一樣熱。我希望紙煙快些曬幹。太陽照得那麽熱，我簡直後悔不該穿士兵的棉襖褲出來。這是開春以來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這樣獨個兒坐在籬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靜和孤獨中，並且摘下頭上那頂舊的軍用暖帽，讓微風吹幹因為用力劃船而被汗濕透的頭發，茫然地凝視著那飄翔在淺藍色天空中的朵朵白雲，真是愜意極了。

　　一會兒，我看見有個男人，從村莊盡頭的房子後麵走來。他手裏拉著一個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來大概五六歲，不會再多。他們吃力地朝埠頭蹣跚走著，到汽車旁邊，轉身向我走來。這是一個背有點駝的高個子，走到我麵前，嗓子低沉地說：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隻向我伸來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彎下身去說：

　　“向伯伯問好，乖兒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樣，是個司機。隻不過咱們開的是大卡車，他開的可是這種小車子。”

　　那孩子用一雙天空一樣清澈的藍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絲笑意，大膽地伸給我一隻嫩紅的冰涼小手。我輕輕地握了握它，問：

　　“你這個老頭兒，手怎麽這樣冷啊？天氣這麽暖和，可你卻凍壞啦？”

　　小家夥顯出天真動人的信任神氣，靠在我的膝蓋上，驚奇地揚起兩條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麽是老頭兒呢？我完全是個小孩子，我完全沒有凍壞，手冷，那是因為拋過雪球了。”

　　那父親除下幹癟的背囊，懶洋洋地在我身旁坐下來說：

　　“帶著這種客人真倒黴！他簡直把我累壞啦。你的步子邁得大一點，他就得跑步了。嘿，要遷就這種步兵真傷腦筋。一步路得分三步走，可這樣他還是跟不上我，就像烏龜跟不上馬一樣。可你又得隨時留意他。你一轉身，他不是溜到大水窪去玩，就是在什麽地方折下一條冰箸兒，像吃糖一樣吃起來。不，帶著這種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幹的事，何況還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後問：“你怎麽，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長嗎？”

　　我覺得不便向他說明我不是司機，就回答說：

　　“得等一會啦。”

　　“他們是從對岸來嗎？”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嗎？”

　　“怕要過兩個鍾頭吧。”

　　“那麽得等一陣了。嗯，那咱們就來歇一會兒吧，反正我也不忙著上哪兒去。剛才我走過來一看：有個咱們的司機弟兄的車拋錨了，就想，讓我去跟他一塊兒抽陣煙吧。抽煙也罷，死也罷，一個人總很難受。你的日子倒過得不錯呀，抽紙煙。看樣子，你把紙煙弄濕了，是不是？嘿，老兄，泡過水的煙，就好比害過病的馬，說什麽也不中用啦。還是來抽抽我的辣煙草吧。”

　　他從草綠色單褲的插袋裏，掏出一隻卷得像管子的、紅綢做的破舊煙荷包來。他解開煙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繡著一行字：“送給親愛的戰士，列別江中學六年級女學生贈。”

　　我們吸著很辣的土煙草，沉默了好一陣。我正想問，他帶著孩子上哪兒去，有什麽事逼他在這種泥濘的日子趕路，但他搶在我的前麵問：

　　“你怎麽，戰爭時期一直在開車嗎？”

　　“差不多一直在開。”

　　“在前線嗎？”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邊可吃夠苦頭啦。”

　　他把一雙黧黑的大手擱在膝蓋上，弓起了背。我從側麵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難受……你們可曾看到過那種仿佛沉浸在極度悲痛中、充滿了絕望的憂鬱、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嗎？在這位偶然碰到的對談者的臉上，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雙眼睛。

　　他從籬笆上折下一條彎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沙土上畫了一陣，畫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圖形，這才開了口：

　　“有時候夜裏睡不著覺，在黑暗中睜大一雙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為什麽要那樣折磨我？為什麽要那樣懲罰我？不論黑夜，不論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遠得不到！”他忽然醒悟過來，親熱地推推兒子說：“去吧，寶貝，到河邊玩去，在大河旁邊孩子們總可以找著點兒什麽的。可得留神，別把腳弄濕了！”

　　剛才當我們默默地吸煙的時候，我偷眼瞧瞧這父子倆，就驚奇地發現一個我覺得很古怪的情況。孩子穿得很簡單，但衣服的料子很堅固：一件舊的薄羊皮統子的上裝，前襟長了些，不過很合身；一雙玲瓏的小皮靴，稍微寬大些，裏麵可以穿一雙羊毛襪；上裝的一隻袖子曾經撕破過，但已很精細地縫上了-這種種都說明一個女人的照顧，一雙能幹的母親的手。父親的樣子可不同了：棉襖上有好幾個地方燒了洞，隻是粗枝大葉地補上；破舊的草綠色褲子上的補丁，不是好好地縫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針腳釘上去的；腳上穿著一雙差不多全新的軍用皮鞋，可是一雙很厚的羊毛襪卻被蟲蛀破了，它們沒有得到女人的照顧……當時我心裏想：“要不是個鰥夫，就是跟妻子的關係沒搞好。”

　　他用眼睛送走兒子，低沉地咳了幾聲，重又開口。我全神貫注地聽著：

　　開頭我的生活過得平平常常。我是沃羅涅日省人，生於1900年。國內戰爭中參加過紅軍，是在基克維澤師裏。在饑餓的1922年，上庫班給富農當牛馬，總算沒有餓死。可是父親、母親和妹妹都在家裏餓死了。隻剩下我一個人，無親無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後從庫班回家，賣掉小房子，來到沃羅涅日城裏。開頭在木工合作社幹活，後來進了工廠，當上了鉗工。不久結了婚。老婆是在兒童保育院長大的，是個孤女。可真是個好姑娘又快活，又溫柔，又聰明，又體貼，我可實在配不上她。她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難，也許因此養成了這樣的性格。旁人看來，她也不見得怎麽樣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對我來說，天下沒有比她更漂亮更稱心的人了，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盡，有時候就凶得像個惡鬼。你粗聲粗氣對待她，她決不會用粗言粗語回答你。不，從來不會！她又嫻靜，又親熱，不知道怎麽樣服侍你才好。我們的收入雖少，她還是努力讓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氣也消了，過一會兒就會去擁抱她，還會說：對不起，親愛的伊琳娜，我對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幹活很不順利。於是我們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覺得心安理得。

　　嘿，老兄，你知道這對工作有什麽樣的意義嗎？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來，走到廠裏，不論什麽活到了手裏，都順順當當，頭頭是道！瞧吧，家裏有個賢惠的老婆，有著怎樣的意義。

　　有時我領到工錢，偶爾跟同誌們去喝一杯。有時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蹌蹌，那副樣子旁人看來一定很可怕吧。你會覺得大街太狹窄，當然更不用說小巷子了。那時候我是個強壯的小夥子，身體結實得像魔鬼，很能喝酒，就是醉了，也還能自己走回家去。不過，有時候最後一程路隻好掛了一檔，那就是說，爬了回去，但還是爬得到的。可她對你既不責備，也不叫嚷，更不吵鬧。我的伊琳娜隻是笑笑，連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動氣。她一麵給我脫鞋，一麵細聲細氣地說：安德留沙，你靠牆睡吧，要不睡著了會從床上滾下來的。嗯，我就像一袋麥子一樣倒下了，什麽東西都在眼睛前麵晃動。隻在睡意蒙中，聽到她用一隻手輕輕地撫摩著我的頭，嘴裏喃喃地說些親熱的話，這是說，她在疼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兩小時把我叫起來，讓我好活動活動身子。她知道，酒沒有醒，我是什麽東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條酸黃瓜，或者還有什麽清淡的東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說：’喝一點兒解解酒吧，安德留沙，隻是以後別再喝了，我的好人兒，難道還可以辜負這樣的信任嗎？我喝幹酒，用一雙眼睛默默地謝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時候，她粗聲粗氣，吵吵鬧鬧，那麽，老天爺在上，我到第二天還會去喝個夠的。有些家庭就是這樣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這種傻婆娘我可見得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們有了孩子。先是生了個兒子，過了幾年又生了兩個姑娘……從此我跟同誌們不再來往了。全部工錢都拿回家去，家裏人口也多了，根本顧不上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隻要一杯，決不多喝。

　　1929那年，汽車吸引了我。我學會了開車，就開起卡車來，後來著了迷，不想再回工廠了。我覺得開車有趣多了。就這麽過了十年，也沒留神時光是怎麽過去的。過得就像做了一場夢。嘿，十年算得了什麽？你可以隨便問問哪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可曾發覺日子是怎麽過去的？一點也不會發覺的！往事就像那迷失在遠遠的霧中的草原。早晨我出來的時候，四下裏什麽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裏，草原就給煙霧籠罩了，從這邊望過去，已經分不清哪兒是樹林，哪兒是野草，也分不清哪兒是耕地，哪兒是草地了。

　　這十年間我白天黑夜地幹著活。我的收入很好，我們的日子過得不比人家差。孩子們也叫人高興：三個人學習的成績都是‘優’，兒子阿納托利對數學特別有才能，連中央的報紙都提到過他。他對這門科學哪來那麽大的才能？嘿，老兄，可連我都不知道。不過這使我覺得臉上很光彩，我為他驕傲，是的，真為他驕傲！

　　十年中間，我們稍微積蓄了一些錢，在戰前蓋了一座小房子，有兩個房間，還有貯藏室和走廊。伊琳娜又買了兩隻山羊。人生在世，還需要什麽呢？孩子們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說心滿意足了。隻是我的房子蓋得不是地方。劃給我的那塊地皮，麵積有六百平方米，離開飛機廠不遠。要是我的小房子蓋在別的地方，生活也許會換一個樣子了……

　　這時候戰爭爆發了。第二天軍委來了通知書，第三天就得上軍車。我那一家四口都來送我：伊琳娜、阿納托利和兩個女兒-娜斯金卡和奧柳施卡。三個孩子都很堅強。嗯，兩個女兒難免眼淚汪汪。阿納托利隻是抽動肩膀，好像怕冷一樣，他那時已經十六歲了，可是我的伊琳娜……我們共同生活十七年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那種樣子。那天夜裏，我那件襯衣的肩膀和胸口這兒都被她的眼淚濕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樣的情形……走到火車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腫了，頭發從圍巾裏散露出來，眼睛渾濁而沒有表情，好像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指揮員宣布上車，她卻撲在我的胸上，雙手緊緊地鉤住我的脖子，渾身哆嗦，好比一株剛砍倒的樹……孩子們也勸她，我也勸她-毫無用處，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兒子談著話，我那個卻貼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張葉子貼在樹枝上，還渾身哆嗦，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對她說：‘堅強些，我親愛的伊琳娜！你就對我說一句告別的話吧。’她這才一麵哭，一麵說，每說一個字，抽一口氣：‘我的……親人……安德留沙……咱們……今世……再也……見不著……見不著麵啦！’

　　“人家看著她本來已經心碎了，可她還要說出這樣的話來。其實她應該知道，我跟他們分手也很難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裏去吃薄餅。這當兒我可火了！我用力拉開她的手，輕輕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輕輕地一推，但那時我的力氣大得厲害；她站不住腳跟，一連後退三步，接著又伸出雙手，一步步向我走來，我就對她嚷道：‘難道人家是這麽離別的嗎？我還好好兒的，你幹什麽急於把我給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見她簡直瘋了……”

　　他講到一半忽然中斷了，在一片寂靜中，我聽到他的喉嚨裏有樣東西在翻騰，在咕嚕咕嚕地發響。別人的激動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這個講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氣沉沉的眼睛裏，卻看不到一滴眼淚。他坐著，頹喪地低下頭，隻有那兩隻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還有下巴和剛毅的嘴唇也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別講了！”我低聲說，但他大概沒有聽見我的話。接著他竭力克製住激動，用一種變得異樣的嘶啞的聲音說：

　　“為了當時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能原諒自己呀！”

　　他重新又沉默了好一陣。他試著卷一支煙，可是報紙破了，煙草都撒在膝蓋上。最後，他勉強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幾口，這才一麵咳嗽，一麵繼續說：

　　我擺脫伊琳娜，捧住她的臉吻了吻，她的嘴唇卻冷得像冰。我跟孩子們告了別，向車廂跑去，在火車開動時跳上踏板。火車慢慢地離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們的旁邊經過。我看見我那幾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擠在一塊，向我揮著手，他們想笑，可是沒有笑成。伊琳娜兩手狠抱住胸部，嘴唇白得像紙，還在喃喃地說著些什麽，眼睛一眨不眨地望著我，整個身子向前俯衝著，仿佛要頂著狂風開步走來……她就這樣一輩子留在我的記憶裏：一雙緊緊抱住胸部的手，兩片蒼白的嘴唇，一對充滿淚水的睜得老大的眼睛……我在夢裏看見她，多半也是這個樣子……當時我幹什麽要推她呀？直到現在一想起來，心還像被一把鈍刀割著似的……

　　我們在烏克蘭的白采爾科維附近編了隊。發給我一輛‘吉斯5號’，我坐著它開到前線。關於戰爭用不著跟你講了，你親眼看見過，知道開頭是怎麽個情況。我常常收到家裏的來信，但自己卻偶爾才寄一封信回去。有時候也在信裏寫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觸，現在雖然退卻，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時就要讓德國佬嚐嚐滋味了。別的還有什麽可寫的呢？日子那麽沉悶，根本沒心思寫信。再說，我這個人也不喜歡婆婆媽媽，喊怨叫苦，最看不慣那種愛哭鼻子的家夥，他們不論有事沒事，天天給老婆情人寫信，眼淚鼻涕把信紙弄得一塌糊塗。說什麽他的日子很難過，很痛苦，又擔心被敵人打死。這種穿褲子的畜生，流著眼淚鼻涕訴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黴的女人孩子，在後方也並不比我們舒服。整個國家都得依靠他們！我們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樣的肩膀才不至於被這種重擔壓垮呢？可是他們沒有被壓垮，終究支持下來了！而那些流眼淚拖鼻涕的膿包，還要寫那種信訴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著勤勞的婦女的腿。她們收到這種信，可憐的人，就會垂下雙手，再也沒心思幹活了。不行！你既然是個男人，既然是個軍人，就得忍受一切，應付一切，如果需要這麽做的話。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兒比男人的還要多些，那你幹脆去穿上打褶的裙子，好把你那幹癟的P股裝得豐滿些，至少從後麵望過去也多少像個婆娘，你去給甜菜除除草，去擠擠牛奶好了，前線可不用你去，那邊沒有你，臭味兒也已經夠叫人受的啦！

　　不過，我連一年仗都沒有打滿……在這個時期裏，受過兩次傷，但兩次都很輕：一次傷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傷了一條腿；第一次是中了飛機上打下來的子彈，第二次是被彈片擊傷的。德國人從上頭和旁邊把我的汽車打了好多個窟窿。可是我呀，老兄，開頭總算走運。不過，走運，走運，最後可走到絕路上來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種極其狼狽的情況下被俘虜了：德國人當時攻勢很猛，而我們的一個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彈炮炮位上差不多沒有炮彈了；我的車子給裝上炮彈，裝得車頂都碰到了；我自己幹裝運活兒，幹得軍服的肩膀都讓汗濕透了。我得鼓足勁兒趕，因為仗打到我們的跟前了：左邊不知誰的坦克在隆隆地響，右邊在射擊，前麵也在射擊，而且已經聞到焦味了……

　　我們汽車連的指揮員問我說：‘衝得過去嗎，索科洛夫？’其實還問這個幹什麽呢？同誌們也許正在那邊流血犧牲，難道我能呆在這兒不理不睬嗎？我就回答他說：‘什麽話！我應該衝過去，這就是了！’‘好吧，’他說，‘那就快去！開足馬力！’

　　我就開足馬力趕去。我生平沒有開過那樣的快車！我知道運的不是土豆，運這種貨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們在那邊空著一雙手作戰，一路上又是炮火連天，這種時候哪兒還談得到什麽小心呢！

　　跑了約莫六公裏的樣子，眼看著就可以拐到村道、開到炮兵連所在的深溝裏了。但這時候我抬頭一看-哦，聖母娘娘-我們的步兵在大路兩邊的原野上跑著，而追擊炮彈已經在他們中間炸響了。

　　叫我怎麽辦呢？總不能向後轉吧？我就拚命開足馬力！離炮位還有一公裏的樣子，車子已經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卻沒有能開到自己弟兄那兒……大概是遠射炮的一顆重磅炮彈落在我的車旁了。我沒有聽到爆炸，什麽也沒有聽到，隻覺得頭腦裏好像有一樣東西破裂了，別的就什麽也記不得了。當時怎麽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離開排水溝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沒法知道。等到清醒過來，可怎麽也站不起來：我的腦袋抽搐，渾身哆嗦，好像發寒熱一樣，眼睛裏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發響，周身痛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兩天兩夜。我在地麵上爬了好一陣，才勉強站了起來。不過，還是一點也不明白，我這是在什麽地方，出了什麽事。我的記性丟得幹幹淨淨。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一倒下，就再也起不來了，就完蛋了。我站著，搖搖擺擺，好像暴風雨中的楊柳。

　　等到恢複知覺，冷靜下來，往四下裏一望，我的心仿佛讓什麽人用老虎鉗給夾住了：周圍橫七豎八地散著我運來的炮彈，我那輛車子翻倒在不遠的地方，車輪朝天，車身給打得稀爛，可是戰鬥已經轉移到我的後頭去了……叫我怎麽辦哪？

　　不瞞你說，這時候我的兩腿發軟，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樣倒下來，因為心裏明白，我已經落在包圍中了，說得更恰當些，給法西斯俘虜了。是的，在戰爭中就有這樣的事……

　　唉，老兄，當你明白，你已經無可奈何成了俘虜的時候，那真是不好受呐。誰沒有親身經曆過，誰就無法一下子體會這玩意兒是怎麽個滋味。

　　嗯，這樣我就躺在地上，還聽見坦克隆隆地響著。四輛德國中型坦克，開足馬力在我旁邊經過，往我剛才運炮彈來的方向駛去……這叫人感到是個什麽滋味？後來，牽引車拉著大炮開過，炊車開過，最後步兵也過去了，人數並不多，大概不會超過一個作過戰的連吧。我望了望，用眼角向他們望了望，又把臉貼住地麵，閉上眼睛：我不想看見他們，打從心底裏感到厭惡……

　　我以為他們都過去了，就抬起頭來，隻見六個衝鋒槍手，在離開我一百米光景的地方大踏步走來。我一看，他們從大道上拐個彎，一直向我走來。一聲不響地走來。我想：‘唁，我的末日到啦。’我坐了起來，不願躺著死去，接著又站了起來，他們之中的一個，在離開我幾步遠的地方動了動肩膀，卸下自動槍來。嗬，人這個東西真有意思：在這一刹那問我既不慌張，也不膽怯。隻是眼睛瞧著他，一麵心裏在想：‘他馬上要向我來上一梭子了，可是會打在哪兒呢？打在腦袋上，還是胸膛上？’仿佛他射穿我身體的哪一部分，在我倒不是一碼事似的。

　　“這是個年輕的小夥子，模樣兒長得倒不錯，頭發黑黑的，嘴唇很薄，抿成一條縫，眯著眼睛。這家夥會不加考慮地打死我”我心裏想。果然不錯：他舉起槍來了-我盯住他的眼睛，一聲不響；而另外一個，大概是個上等兵吧，歲數大一些，可以說是上了年紀了，不知嚷了一聲什麽，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麵前，嘰裏咕嚕地說了一通德國話，彎起我的右胳膊，摸摸肌肉。摸了摸之後，說：‘喔-唷-唷！’接著指指道路，指指太陽落下的地方，意思是說：‘走吧，給我們帝國當牛馬去吧。’呸，擺出主人的架子來了，畜生！

　　那個頭發黑黑的家夥，仔細看看我的靴子，-我那雙靴子看上去很不錯-用手指指，意思是說：‘脫下。’我在地上坐下來，脫了靴子，交給他。他就不客氣地從我的手裏一把搶了過去。我又解下包腳布遞給他，並且從腳到頭地打量他。他可嚎起來了，用他們的話罵著，同時又抓住了衝鋒槍。其餘的幾個都哈哈大笑起來，接著他們就平靜地走開了。隻有那個頭發黑黑的家夥，在走到大路上以前，回頭看了我三次，像一頭小狼似的閃亮眼睛，生著氣，可是為什麽呢？仿佛是我脫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脫了我的靴子似的。

　　唉，老見，我可實在沒地方躲避。隻得走到大路上，惡聲惡氣地用花哨的沃羅涅日土話罵了一陣，開步向西方走去。去當俘虜……當時叫我走路可實在不行，一個鍾頭隻走了一公裏，決不會更多。你心裏想往前走，身子卻東倒西歪，一步拖一步，好像喝醉酒的人。走不多遠，一隊我們的俘虜趕了上來，都是跟我同一師的。約莫有十個德國衝鋒槍手押著他們。那個領隊的趕上了我，一句話不說，就舉起自動槍，拿槍柄用力朝我頭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話，他準會一梭子把我結果在地上，但是我們的弟兄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推到隊伍中間，扶著我走了半小時的樣子。等到我清醒過來，其中一個弟兄悄悄地對我說：‘上帝保佑你，千萬別倒下！拚著所有的力氣走吧，要不，他們會把你打死的。’我就拚著所有的力氣走下去。

　　太陽一落山，德國人就加強了押送隊，卡車又運來了大約二十個衝鋒槍手，加快速度趕著我們往前走。我們中間那些傷重的，跟不上大夥兒，就在路上被槍斃了。有兩個人想逃跑，可是沒考慮到，夜裏在有月亮的原野上，人家他媽的看得你清清楚楚。嗯，當然羅，這兩個也被打死了。半夜裏，我們來到了一個燒剩了一半的村莊。我們被趕進一座屋頂打壞的教堂裏去過夜。石頭地上沒有一根麥稈，我們大家又都沒有大衣，隻穿著一身單軍衣，因此可鋪的東西一層也沒有。有幾個人連上裝都沒有穿，隻穿著粗布襯衣。這些多半是下級指揮員。他們都把軍官製服脫掉了，使人家無法認出他們是軍官還是戰士。還有那些炮手也沒有穿軍服。他們原來光著身子在大炮旁邊幹，因此就這麽光著身子給俘虜了。

　　夜裏下了好大一場雨，弄得我們個個渾身濕透。教堂中間的圓頂不是被重炮就是被飛機炸毀了，旁邊的屋頂也給彈片打得全是窟窿，連祭壇上都找不到一塊幹燥的地方。這樣，我們就隻好通夜在教堂裏逛來逛去，好像一群羊關在黑暗的羊圈裏。半夜裏我聽到有人推推我的胳膊問：‘同誌，你沒有受傷嗎？’我回答他說：‘你要什麽呀，老兄？’他又說：‘我是個軍醫，也許我能幫你些什麽忙吧？我就向他訴苦說，我的左肩在格格地發響，腫了，痛得厲害。他斷然地說：把上裝和襯衣脫下。’我就把這些都脫下了，他動手用細細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摸著，痛得我眼前發黑。我把牙齒咬得咯吱咯吱響，對他說：‘你準是個獸醫，不是給人看病的醫生。你這沒心肝的，幹什麽在人家痛的地方按得那麽重啊？’他卻依舊摸著，還惡狠狠地回答說：‘你給我閉嘴！也想來跟我羅唆。等著吧，還要痛得更厲害些呢。’說著就那麽重重地拉動我的胳膊，痛得我眼睛裏直冒火星。

　　我清醒過來，問道：‘你這是在幹什麽呀，該死的法西斯分子？我這隻胳膊讓人給打碎了，可你還要那麽扯它。’我聽到他輕輕地笑了起來，說：‘我還以為你會用右手打我，沒想到倒是個挺老實的小夥子。你那隻胳膊並沒有打壞，隻是脫臼了，可我已經給你搖上了。嗯，現在怎麽樣，好一些嗎？’真的，不知怎的我覺得痛慢慢地消失了。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謝，他卻繼續在黑暗中摸著走過去，悄悄地問：有受傷的嗎？瞧吧，這才是真正的醫生！他就是當了俘虜，就是在黑暗中，還是幹著自己偉大的事業。

　　這是一個安靜的夜晚。德國人不讓我們出去大小便。這一層，當我們成雙行地被趕進教堂的時候，押送隊的長官就警告過我們了。真不湊巧，我們中間有個教徒急於要大便。他忍著，忍著，忍了好一陣，後來卻哭了起來，說：‘我不能褻瀆神聖的教堂！我是個信徒，我是個基督教徒！弟兄們，叫我怎麽辦呢？’你知道，我們是些怎樣的人嗎？有的笑，有的罵，有的給他出了各種各樣可笑的主意。他弄得我們大家都很快活，可是這件倒黴事結束得卻很慘：他開始敲門，請求放他出去一下。唁，可求出禍事來了：法西斯分子隔著門掃射了好一陣，這個教徒就被打死了；另外又死了三個人，還有一個受了重傷，到早晨也死了。

　　我們把死人抬在一個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靜下來，開始想心事，覺得事情的開頭不太妙……過了一會兒，大家壓低嗓子，嘁嘁喳喳地談起話來：誰是什麽地方來的，哪一省人，怎麽被俘的。在黑暗中，那些同排或者同連的同誌，彼此找不到，就低低地互相叫喚著。我聽見身旁有兩個人在悄悄地說話。一個說：‘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們排隊，並且供出政委、共產黨員和猶太人來，那你，排長，可別躲起來！這回你逃不掉的。你以為脫掉上衣，就可以冒充士兵嗎？不成！我可不願替你承擔責任。我第一個就把你指出來，我知道你是黨員，還曾經鼓動我入黨，現在你可得對自己的事負責了。說這話的人離我很近，就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邊，而在他的另一邊，有個年輕的聲音回答說：’克雷日烏夫，我一向懷疑你不是個好人。特別是那次你推說不識字，拒絕入黨。不過我從沒想到，你會成為叛徒。你不是念完七年製學校的嗎？‘那個家夥卻懶洋洋地回答排長說：’哼，念完了，那又怎樣？‘他們沉默了好一陣，然後，從聲音上聽出來，那個排長又悄悄地說：’不要出賣我吧，克雷日烏夫同誌。‘那個家夥卻低低地笑著說：’同誌們都留在戰線的那一邊，我可不是你的同誌，你也用不著求我，反正我要把你指出來的。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緊。

　　他們沉默了，可我給這麽卑鄙的行為氣得直打哆嗦。我心裏想：‘呸，我決不讓你這畜生出賣自己的指揮員！有我在，你就別想自己走出這教堂，你隻能讓人家像死牲口那樣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我旁邊仰天躺著一個闊嘴大臉的家夥，雙手枕在頭底下，他旁邊坐著一個瘦削的小夥子，鼻子朝天，臉色蒼白，兩手抱住膝蓋，身上隻穿一件襯衣。‘嘿，’我心裏想，‘這小夥子是對付不了這匹胖騸馬的。得由我來結果他。’

　　我推推小夥子的胳膊，悄悄地問：‘你是排長吧？’他什麽也沒有回答，隻是點了點頭。‘這家夥要出賣你嗎？’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個說。他又點了點頭。‘喂，’我說，‘捉住他的腳，不要讓他踢！快點兒！’我自己就撲在那個家夥身上，同時手指拚死命掐住他的喉嚨。他甚至都來不及嚷一聲。我在他的身上壓了幾分鍾，才直起身來。叛徒完蛋了，舌頭也伸出來歪在一邊！

　　幹完以後，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仿佛我不是掐死了一個人，而是掐死了一個蟲子……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人，殺的又是自己人……不，他怎麽能算是自己人呢？他還不如一個敵人，他是叛徒。我站起來，對排長說：‘換個地方吧，同誌，教堂大得很。’

　　正像那個克雷日烏夫所說的那樣，第二天早晨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教堂旁邊給排起隊來，並且被衝鋒槍手們包圍了。三個黨衛隊軍官開始挑選他們認為有罪的人。他們問，誰是共產黨員，誰是指揮員，誰是政委，可是一個也沒有。也沒有一個出賣同誌的壞蛋。其實，我們中間幾乎有半數是黨員，還有指揮員，當然也有政委。從兩百多個人中隻抓了四個人。一個猶太人和三個俄羅斯士兵。俄羅斯人遭了難，因為他們三個人都是皮膚淺黑，頭發卷曲。德國人走到他們麵前，問：‘猶太？’他們回答說是俄羅斯人，可是德國人連聽都不要聽。‘出來！’-就完了。

　　這幾個可憐的人就被槍斃了，我們又被繼續向前趕。那個跟我一起掐死叛徒的排長，直到波茲南始終走在我的旁邊，頭一天，一路上還不時握握我的手。在波茲南，我們因為這麽個緣故給分開了。

　　嗯，是這麽一回事，老兄，從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這邊來。不過逃，一定要有把握，可是在到達波茲南、被送進正式俘虜營以前，我一直沒碰上適當的機會。到了波茲南的營裏，可來了這樣的機會啦：五月底，把我們派到營附近的樹林子裏，去給我們那些死去的戰俘挖墓。當時我們的弟兄生痢疾死了很多。有一天我一麵挖著波茲南的泥土，一麵向四下裏望望，結果發現兩個衛兵坐在地上吃點心。還有一個在太陽下打瞌睡。我扔下鐵鍬，悄悄地走到一叢灌木後麵……然後就一直朝太陽出來的方向跑去……

　　看來，那些衛兵不是很快就發覺的。我當時身體那麽虛弱，哪兒來力氣能一晝夜跑了將近四十公裏-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我的夢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經離開那該死的俘虜營很遠的地方，我被捉住了。幾條警犬循著我的腳印跑來，它們在沒有割過的燕麥地上把我找到了。

　　那天天一亮，我不敢在曠野裏走，而到樹林子又至少有三公裏路，於是就在燕麥地裏躺下來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麥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裏裝了些作為存糧，忽然聽到狗叫聲和摩托車的噠噠聲……我的心停止了跳動，因為狗的聲音越來越近了。我把身子緊貼在地上，雙手遮住頭，至少不讓那些畜生咬壞我的臉。它們跑過來，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像剛出娘胎一樣了。它們在燕麥地上把我隨便拖來拖去，最後，一條公狗前腳搭在我的胸上，眼睛盯住我的喉嚨，不過還沒有更進一步來對付我。

　　德國人騎著兩輛摩托車開近了。他們先自己盡興地把我打了一頓，後來又放狗來對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沒有一塊完整的地方。就這樣，把我光著身子，血淋淋地帶回營裏。因為逃跑坐了一個月禁閉，但我還是沒有死……我還是活了下來！

　　回想起來真是難受，老兄，但要把當俘虜所吃的苦全講出來，那就更加難受。你一想起在德國所受的那種不是人受的苦難，一想起所有的那些在俘虜營裏給折磨死的朋友們、同誌們，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裏，而是在喉嚨口跳著了，你就會喘不過氣來……

　　在被俘的兩年中，我被他們趕來趕去，哪兒沒有到過！在這段時期裏，我走遍了半個德國：我到過薩克森，在矽酸鹽廠裏做過工；到過魯爾，在礦井裏運過煤炭；到過巴伐利亞，在土方工程上幹得折斷了腰；還到過紹林吉亞；在德國的土地上，他媽的哪兒沒有到過？那邊的風景可以說到處不同，但是槍殺和鞭打我們的弟兄，卻是到處相同。那些天殺的壞蛋和寄生蟲，打起人來那麽狠毒，在我們這兒就是畜生也從來沒有這樣被人打過。真是拳打腳踢，什麽都來；橡皮棍子，各種鐵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說步槍槍托和別的木器了。

　　他們打你，為了你是俄羅斯人，為了你還活在世界上，為了你在給他們這批流氓幹活。他們打你，還為了你眼睛看得不對，走路走得不對，轉身轉得不對……他們打你，隻是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為了讓你咽下自己最後一滴血倒下去。德國所有的焚屍爐，怕也不夠給我們所有的人用吧……

　　給我們吃的東西到處相同：一百五十克麵包代用品，還和著一半木屑，再是一些冬油菜做的稀羹。開水-有些地方供給，有些地方不供給。也用不著我多說，你隻要想一想：戰前我的體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隻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可謂瘦得皮包骨頭，眼看著這副骨頭都要扛不動了。活兒不斷派下來，不讓你說半個不字，而且那麽繁重，就是運貨的馬也吃不消的。

　　九月初，我們一百四十二名蘇聯戰俘從庫斯特林城郊的營裏，被轉移到離德累斯頓不遠的B一14號營裏。當時在這個營裏，我們的人將近有兩幹名。大家都在采石場裏幹活，用手工鑿下、敲開、弄碎德國的石頭。定額是每人每天四個立方米。請注意，當時大家就是不幹這活，也隻剩下一口氣了。結果是：我們這一百四十二個人，過了兩個月就隻剩下五十七個了。老兄，你說怎麽樣？慘不慘？當時我們簡直來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可營裏又散布著一個消息，說什麽德國人已經占領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亞猛進。

　　災難一個接著一個，壓得你眼睛離不開地麵，仿佛你自己在請求，情願埋在這人地生疏的德國土地裏。而看營的衛隊卻天天喝酒唱歌，尋歡作樂。

　　有一天晚上，我們下了工，回到營棚裏，雨下了整整一天，我們身上的破衣服簡直絞得出水來；大夥兒都在冷風中哆嗦，好像狗一樣，冷得上牙對不攏下牙。又沒有地方烘衣服，沒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裏餓得比死還難受。可是晚上我們是沒有東西吃的。

　　我脫下身上濕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說：‘他們要我們采四方石子，其實我們每人墳上隻要一方石子也足夠了。’就是說了這些話，可是我們中間有個壞蛋，他把我這些牢騷向營的警衛隊長密告了。

　　營的警衛隊長，或者照他們的說法，俘虜營長，是個叫米勒的德國人。個子不高，可挺結實，全身白得出奇：頭發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於那雙暴眼睛也是淺白的。俄國話講得就跟咱們一樣，而且重音打在字上，仿佛是個土生土長的伏爾加流域人。罵起娘來可是個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從哪兒學來這一手？他叫我們在住區-他們把營棚叫做住區-前麵排起隊來，自己帶著一群黨衛隊員，伸出右手，在隊形前麵走著。他的手上戴著皮手套，皮手套裏還有鋁製的襯墊，用來保護手指。他一麵走，一麵每隔一個人打著我們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這叫做‘預防感冒’。天天都是這樣。營裏總共有四個住區，他就今天給第一區舉行‘預防’，明天給第二區，這樣輪流下去。這是個做事很認真的孬種，從來沒有休息日。隻有一件事，他這蠢貨可無法了解：原來在他動手打人以前，為了使自己發火，總要在隊形前麵罵上十分鍾。他不分青紅皂白，娘天娘地地亂罵，我們聽了反而感到舒服：仿佛聽到了自己的本鄉話，仿佛從家鄉吹來一陣微風……要是他知道，這樣罵法隻給我們帶來滿足，那他一定不會用俄國話罵，而光用他們的德國話罵了。隻有我的一個莫斯科朋友，可對他大為生氣，他說：‘當他罵人的時候，我就閉上眼睛，仿佛已經回到莫斯科，坐在紮采普街上的啤酒館裏，並且想喝啤酒，簡直想得頭都發暈了。’

　　嗯，就是這個警衛隊長，在我說了關於幾方石子的話以後，第二天把我叫了去。那天晚上營棚裏來了個翻譯，還帶著兩個衛兵。

　　‘哪一個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答應了一聲。‘跟我們走，營長本人叫你去。’我很明白為什麽帶我去，是要斃了我。我跟同誌們告了別，他們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歎了一口氣，走了。走到院子裏，我抬頭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別，心裏卻想：‘你的苦可吃到頭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營裏的叫法是，第三百三十一號。’不知怎的，我忽然可憐起伊琳娜和孩子們來，後來這種憐愛的感情也消失了。我開始鼓起勇氣來，好跟一個士兵應該做到的那樣，毫無恐懼地看著手槍的槍口，不讓敵人在我最後的一分鍾看見我也很舍不得離開人世……

　　在警衛隊長的辦公室裏，窗台上放著鮮花，幹幹淨淨，好像我們這兒漂亮的俱樂部。桌子周圍坐著全營的長官。總共五個人，狂飲著白酒，吃著鹹肉。桌子上放著一大瓶剛開瓶的白酒，還有麵包、鹹肉、漬蘋果、各種打開的罐頭食物。我對這些東西看了一眼，說實話，我感到那麽惡心，差點兒嘔吐起來。我餓得像一隻狼，早已跟人吃的東西絕了緣，現在麵前卻擺著那麽多好東西……我勉強忍住惡心，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離開桌子。

　　米勒喝得醉醺醺的，就坐在我的麵前，玩弄著手槍，把它從這隻手拋到那隻手，同時眼睛一眨不眨地瞧著我，好像一條蛇。嗯，我就雙手貼住褲子縫，碰響磨壞的靴跟，大聲報告說：‘警衛隊長，戰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來到。’他就問我說：‘怎麽樣，俄國佬，你說采四方太多嗎？’我說：‘不錯，警衛隊長，太多。’‘你說做墳隻要一方就夠了嗎？’‘不錯，警衛隊長，足夠了，甚至還有得多。’

　　他站起來說：‘我特別抬舉你，為了你這些話，現在親自來槍斃你，這兒不方便，咱們到院子裏去，你到那兒去送命吧。’我對他說：‘聽便。’他站起來，想了想，然後把手槍扔在桌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麵包，又在麵包上放了一小塊鹹肉，把這些一齊交給我，說：‘臨死以前幹一杯吧，俄國佬，為了德國軍隊的勝利。’

　　我剛從他的手裏接過玻璃杯和點心，一聽到這話，全身好像給火燒著一樣！心裏想：‘難道我這個俄羅斯士兵能為德國軍隊的勝利幹杯嗎？哼，你未免也太過分了，警衛隊長！我反正要死了，你跟你的白酒也給我滾吧！’

　　我把玻璃杯擱在桌上，放下點心，說：‘謝謝您的招待，但我不會喝酒。’他微笑著說：‘你不願為我們的勝利幹杯嗎？那你就為自己的死亡幹杯吧。’這對我有什麽損失呢？我就對他說：‘我願意為自己的死亡和擺脫痛苦而幹杯。’說完拿起玻璃杯，咕嘟咕嘟兩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沒有動點心，隻很有禮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說：‘謝謝您的招待。我準備好了，警衛隊長，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卻那麽仔細瞧瞧我說：‘你死以前吃些點心吧。’我回答他說：‘我隻喝一杯酒是不吃點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遞給我。我喝幹第二杯，還是不碰點心，希望壯壯膽，心裏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離開人世以前喝個醉。’警衛隊長高高地揚起兩條白眉毛問：‘你怎麽不吃啊，俄國佬？不用客氣！’我再一次回答他說：‘對不起，警衛隊長，我喝兩杯也不習慣吃點心。’他鼓起腮幫，嗤的響了一聲，接著哈哈大笑，一麵笑，一麵嘰裏咕嚕地說著德國話，顯然是在把我的話翻譯給朋友們聽。那幾個也哈哈大笑，移動椅子，向我轉過嘴臉來。我發現他們對我的態度有些不同，似乎溫和些了。

　　警衛隊長給我倒了第三杯，他的兩手笑得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幹了這一杯，咬了一小口麵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讓這幫該死的家夥瞧瞧，我雖然餓得要命，但決不會因為他們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國人的骨氣和驕傲，他們不論用什麽手段，都不能把我變成畜生的。

　　隨後警衛隊長擺出嚴肅的神氣，整了整胸前的兩個鐵十字章，不帶武器，從桌子後麵走出來說：‘聽好，索科洛夫，你是一個真正的俄國兵，你是一個勇敢的軍人。我也是一個軍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敵人。我不槍斃你了。再說，今天我們英勇的軍隊已經開到伏爾加河畔，完全占領了斯大林格勒。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別寬大，送你一條命。回到你的住區裏去吧，這是因為你的膽量而給你的。’說著從桌子上拿起一個不太大的麵包和一塊鹹肉，交給我。

　　我使勁夾住麵包，左手拿了鹹肉，因為這種意外的轉變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沒有說聲謝謝，就來了個向後轉，拔腳向門口走去，同時心裏想：‘要是現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間來上一槍，我就不能把這些東西帶到朋友們那兒啦。’不，總算沒有事，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過去了，隻讓我感到身上一陣冰涼……

　　我從警衛隊長辦公室出來，腳步還很穩健，但一到院子裏就癱瘓了。我踉踉蹌蹌地走到營棚裏，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覺。

　　弟兄們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說：‘談談吧！’嗯，我想起了辦公室裏的經過，就給他們講了一遍。‘咱們怎樣分配這些東西呢？’睡在我旁邊的那個同誌問，他的聲音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說。我們等到了天亮，把麵包和鹹肉用麻線切開來。每個人分到火柴盒子那麽大的一片麵包，連一粒麵包屑都沒有浪費。嗯，至於鹹肉呢，你自己明白，隻夠抹一抹嘴唇。不過分得沒有一個人有意見。

　　不久，我們有三百個身體最結實的，被調到沼澤地帶去排水，後來又送到魯爾的礦井裏。我也在那邊一直呆到1944年，這時候，我們已經把德國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虜了。

　　有一次，我們全體做日班的給排起隊來，接著一個外地來的上尉通過翻譯說：‘誰在部隊裏或者戰前當過司機的，向前一步走。’我們過去當過司機的七個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發到一件穿舊的工作服，由衛兵押送來到了波茨坦。到了那邊，我們就給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這是德國人的一個修建道路和防禦工事的鬼機關。

　　我給一個少校銜的德國工程師開‘超級奧普爾’。謔，真是個胖得嚇壞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橫裏豎裏一樣長，P股大得像個胖婆娘。前麵軍服領子上掛著三層下巴，後麵脖子上露出三條胖褶。照我看，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淨脂肪。走起路來呼哧呼哧，好比火車頭；坐下吃起東西來，那副樣子真嚇得死人！有時候，整天大吃大喝，從手壺裏倒著白蘭地。偶爾我也沾到一點光：他在半路上停下來，切著香腸，幹酪，又吃又喝；有時候情緒好，也扔給我一塊，好像給狗吃一樣。他從來不把東西交在人家手裏，仿佛這樣會辱沒他的身份。不過，不論怎麽說，比起在俘虜營裏來，情況不知好多少了。我也開始逐漸恢複人樣了，雖然是慢慢地，但在恢複了。

　　我把這位少校從波茨坦送到柏林，又從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兩個星期的樣子。後來，上級派他到接近前線的地帶去修防禦工事，來對付我們的部隊。當時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慮著，怎樣逃回祖國，逃回自己人的地方來。

　　我們來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時分，兩年來我第一次聽到，我們的大炮在轟隆轟隆地響。嘿，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顆心跳成什麽樣嗎？連我打光棍那會兒去同伊琳娜見麵，都沒有這樣跳過！戰事已經進展到波洛茨克以東十八公裏的地方了。城裏的德國人都變得格外凶狠，神經緊張，我那個胖子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一起在城外跑來跑去，他下著命令怎樣修造工事，夜裏他就一個人喝酒，喝得全身浮腫，連眼袋都掛下來了……

　　我想：‘嗯，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時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個人跑掉，還得把我那個胖子也給帶上，我們那兒用得著他！’

　　我在瓦礫場裏找到一個兩公斤重的砝碼，把它裹在擦汽車的破布裏，這樣萬一用得著它敲人，就不會敲出血來；又在路上揀到一段電話線；努力準備好一切必要的東西，藏在前麵的座位底下。

　　在跟德國鬼子們分手前兩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來，看見路上有個喝得爛醉的德國下士，雙手扶著牆走著。我停下車，把他帶到瓦礫場，剝下他的軍服，扯下他頭上的船形帽，把這些東西也都塞在座位底下，一溜煙跑了。

　　六月二十九號早晨，我那個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往特羅斯尼察的方向開去。他在那邊領導修工事。我們出發了。少校在後麵的座位上安安靜靜地打瞌睡，我的心可幾乎要從胸膛裏跳出來。我開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減低速度，後來停下車，跳出來。向四下裏望望；後麵老遠的地方有兩部卡車慢慢地開過來。我拿出砝碼，把車門開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著呼嚕，仿佛躺在老婆的身邊。嘿，我就拿起砝碼朝他的左太陽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頭垂下了。為了保險起見，我又給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地帶回來，他會給我們的人講好些情況的。

　　我從他的手槍皮套裏抽出‘巴拉貝侖’，塞進自己的口袋裏，把螺絲刀插在後座的靠背上，用電話線套住少校的脖子，再緊緊地捆在螺絲刀上。這樣，在開快車的時候，他就不至於歪在一邊，或者倒下來。我連忙套上德國軍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車，一直向那炮聲隆隆、戰鬥激烈的地方開去。

　　我在兩個火力點中間衝過德國人的前沿陣地。幾個衝鋒槍手從掩蔽部裏躥出來，我就故意減低速度，好讓他們看見車上坐著少校。他們卻大聲叫嚷，擺動雙手，表示不可以開到那兒去，我就假裝不明白，踩大油門，開足八十公裏。等到他們明白過來，動手用機槍向汽車掃射的時候，我可已經來到真空地帶，像兔子一樣兜來兜去，繞著彈坑飛跑了。

　　這時候，德國人從後麵開著槍，而自己人又偏偏用衝鋒槍迎麵向我亂射。擋風玻璃給打穿四個地方，散熱器也被子彈打壞了……不過，我抬頭一看，已經來到了湖邊的小樹林裏，我們的人向汽車跑來。我衝進樹林，打開車門，倒在地上，吻著地麵，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軍服上佩戴著草綠色肩章-這種肩章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第一個向我跑來，咬牙切齒地說：‘啊哈，該死的德國佬，迷路啦？’我扒下身上的德國軍裝，把船形帽扔在腳下，對他說：‘你這個好羅唆的蠢貨，我的乖兒子！我是地地道道的沃羅涅日人，怎麽會是德國佬呢？我被俘虜了，懂嗎？快把車上那頭騸豬解下來，拿好他的皮包，領我到你們的指揮員那兒去。’我把手槍交給了他們。中間經過好幾個人的手，傍晚才來到一個上校那兒-他是師長。這以前，他們已經給我吃過東西，洗過澡，還審問過我，又給了我一套製服，因此當我到掩蔽部裏去見上校的時候，我已經照規矩穿著一身軍服，靈魂和肉體都幹幹淨淨了。上校從桌子後麵站起來，迎著我走來。他當著所有軍官的麵擁抱了我，說：謝謝你，戰士，謝謝你從德國人那裏帶來的那份寶貴禮物。你那個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對我們來說，可比二十個”舌頭更寶貴。我要請求司令部，讓你得到政府的獎賞。‘我聽了這幾句話，被他的好意大大感動了，嘴唇盡打哆嗦，不聽使喚，好容易才說：’上校同誌，請把我編到步兵連去吧。

　　上校卻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連站都站不穩，怎麽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醫院去。到那邊去給你治治，養養胖，然後給你一個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滿回來，我們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麽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裏的軍官，個個都親切地跟我握手道別。我出來的時候，激動極了，因為兩年來沒有受到過人的待遇。唁，再有，老兄，當我跟首長談話的時候，我的頭好一陣習慣成自然地縮在肩膀裏，仿佛怕挨打一樣。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虜營裏把我們弄成什麽樣啦……

　　我立刻從醫院裏寫了一封信給伊琳娜。我很簡單地寫了寫，怎麽當了俘虜，又怎麽帶著德國少校逃回來。唁，也不知道我怎麽會像孩子那樣吹起牛來的？我忍不住告訴她說，上校答應要獎賞我。

　　有兩個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們每次給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數很多，不然，如果讓我盡量吃的話，我會脹死的，這可是醫生說的。我完全養足了力氣。可是過了兩個星期，卻什麽東西也吃不下了。家裏沒有回信來，說實話，我開始發愁了。根本不想吃東西，晚上也睡不著覺，各種古裏古怪的念頭盡在腦子裏轉……第三個星期，我收到從沃羅涅日來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寫的，而是我的鄰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維奇寫的。唉，但願老天爺不要讓人家也收到這樣的信……他告訴我說，還是在1942年6月裏，德國人轟炸飛機廠，一顆重型炸彈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兩個女兒正巧在家裏……唉，他寫道，連她們的影子都沒有找到，在原來的房子那兒隻留下一個深深的坑……當時我沒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縮成一團，怎麽也鬆不開來。我倒在床上，躺了一會兒，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鄰居寫道，轟炸的時候阿納托利在城裏。晚上他回到村子裏，瞧了瞧彈坑，連夜又回城裏去了。臨走以前對鄰居說，他將請求誌願上前線。就是這樣。

　　“等到我心鬆開了，血在耳朵裏衝擊的時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車站上怎樣跟我難舍難分。這麽看來，她那顆女人的心當時就預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這個世界上見麵了。可我當時卻推了她一下……有過家，有過自己的房子，這一切都是多年來慢慢經營起來的，可這一切都在刹那間給毀了，隻留下我一個人。我想：‘我這悲慘的生活會不會是一場夢呢？’在俘虜營裏，我差不多夜夜-當然是在夢中-跟伊琳娜，跟孩子們談話，鼓勵他們說：我會回來的，我的親人，不要為我悲傷吧；我很堅強，我能活下去的，我們又會在一塊兒的……原來，兩年來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談話呀？”

　　講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低低地用另一種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嗯，老兄，咱們來抽支煙吧，我憋得喘不過氣來了。”

　　我們抽起煙來。在春水泛濫的樹林裏，啄木鳥響亮地啄著樹幹。和煦的春風依舊那麽懶洋洋地吹動幹燥的赤楊花，雲兒依舊那麽像一張張白色的滿帆在碧藍的天空中飄翔，可是在這默默無語的悲愴時刻裏，那生氣蓬勃、萬物蘇生的廣漠無垠的世界，在我看來也有些兩樣了。

　　沉默很難受，我就問道：

　　“那麽後來呢？”

　　“後來嗎？”講話的人勉強回答說，後來我從上校那兒得到了一個月的假期，一個星期以後就來到了沃羅涅日了。我走到我們一家住過的那地方。一個很深的彈坑，灌滿了黃濁的水，周圍的野草長得齊腰高……一片荒涼，像墳地一樣靜。唉，老兄，我實在難受極了！站了一會兒，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車站。在那邊我連一小時也待不下去，當天就回到了師裏。

　　不過，過了三個月，我又像太陽從烏雲裏出來那樣喜氣洋洋啦：阿納托利找到了。他從前線寄了一封信給我，看樣子是從另一條戰線寄來的。我的通信處，他是從鄰居伊凡季莫斐耶維奇那兒打聽來的。原來，他先進了炮兵學校，他的數學才能在那邊正巧用得著。過了一年畢業了，成績優良，去到前線，而信就是從前線寫來的。他說，已經獲得大尉的稱號，指揮著一個四十五毫米炮的炮兵連，得過六次勳章和許多獎章。一句話，各方麵都比做老子的強多啦。我又為他感到驕傲得了不得！不論怎麽說，我的親生兒子當上大尉和炮兵連長了，這可不是開玩笑的！而且還得了那麽多光榮的勳章。盡管他老子隻開開‘斯蒂貝克’，運運炮彈和別的軍需品，但那沒有關係。老子這一輩子已經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還在後麵呐。

　　夜裏醒來，我常常做著老頭兒的夢：等到戰爭一結束，我就給兒子娶個媳婦，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兒，幹幹木匠活兒，抱抱小孫子。一句話，盡是些老頭兒的玩意。可是，就連這些夢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裏我們一刻不停地進行反攻，彼此就沒工夫常常寫信。

　　等到戰事快要結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給阿納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這時候我才知道，我跟兒子打兩條不同的路來到了德國首都附近，而且兩人間的距離很近。我焦急地等待著，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見麵。哎，見是見到了……五月九日早晨，就是勝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納托利被一個德國狙擊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連指揮員把我叫了去。我抬頭一看，他的旁邊坐著一個我不認識的炮兵中校。我走進房間，他也站了起來，好像看見一個軍銜比他高的人。我的連指揮員說：‘索科洛夫，找你。’說完，他自己卻向窗口轉過身去。一道電流刺透我的身體，我忽然產生一種不祥的預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說：‘堅強些吧，父親！你的兒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犧牲了。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搖搖晃晃，勉強站住腳跟。現在想起來，連那些都像做夢一樣，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車，穿過堆滿瓦礫的街道；還模模糊糊地記得兵士的行列和鋪著紅絲絨的棺材。想起阿納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見你一樣清楚。我走到棺材旁邊。躺在裏麵的是我的兒子，但又不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個肩膀狹窄、脖子細長、喉結很尖的男孩子，總是笑嘻嘻的；但現在躺著的，卻是一個年輕漂亮、肩膀寬闊的男人，眼睛半開半閉，仿佛不在看我，而望著我所不知道的遠方。隻有嘴角上仍舊保存著一絲笑意，讓我認出他就是我的兒子小托利……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講了話。我的阿納托利的同誌們、朋友們，擦著眼淚，但是我沒有哭，我的眼淚在心裏枯竭了。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麽厲害。

　　我在遠離故鄉的德國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後的歡樂和希望。兒子的炮兵連鳴著禮炮，給他們的指揮員送喪。我的心裏仿佛有樣東西斷裂了……我喪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隊裏。不久我複員了。上哪兒去呢？難道回沃羅涅日嗎？決不！我想起在烏留平斯克住著一個老朋友，他還是冬天裏因傷複員的，曾經邀我到他那兒去過。我一想起他，就動身到烏留平斯克去。

　　我那個朋友和他的老婆住在城郊，自己有一所房子，卻沒有孩子。他雖然有些殘疾，但仍舊在一個汽車隊裏當司機，我在那邊找了個工作，就搬到他們的家裏去住，他們很熱情地招待我。我們把各種貨物運到各個區裏，秋天又被調去運輸糧食。就在這時候我認識了我的新兒子。哪，就是在沙地上玩著的那一個。

　　有時候，開了長途回來，到了城裏，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館去吃些什麽，當然羅，也免不了喝這麽一百克解解疲勞。說實話，我又迷上這鬼玩意兒啦……有一次就在茶館附近看見這個小家夥，第二天又看見了。可真是個髒小鬼：臉上濺滿西瓜汁，盡是灰土，頭發蓬亂，髒得要命，可是他那雙小眼睛啊，卻亮得像雨後黑夜的星星！他那麽惹我喜愛，說也奇怪，從此我就開始想念他了，開了長途回來，總是急於想看見他。他就是在茶館附近靠人家給他的東西過活的-人家給他什麽，他就吃什麽。

　　第四天，我從國營農場裝了一車糧食，一直拐到茶館那兒，我的小家夥正巧在那邊，坐在台階上，擺動一雙小腳，顯然，他是餓了。我從車窗裏伸出頭來，向他叫道：‘喂，萬尼亞！快坐到車上來吧。我帶你到大穀倉裏去，再從那兒回來吃中飯。’他聽到我的叫聲，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階，爬上踏腳板，悄悄地說：‘叔叔，你怎麽知道我叫萬尼亞呢？’同時圓圓地睜著那一雙小眼睛，看我怎樣回答他。嗯，我就對他說，我是一個見過世麵的人，什麽都知道。

　　他從右邊走了過來，我打開車門，讓他坐在旁邊，開動車子。他是個很活潑的小家夥，卻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來，想了一會兒，一雙眼睛不時從他那兩條向上蜷曲的長睫毛下打量我，接著歎了一口氣，這樣的一個小雛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