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附錄

　　小鼠侃象

　　-我看莫言

　　朱寒汛

　　小引

　　大象是森林裏的龐然大物，撅起鼻子來大吼一聲，整個森林都要為之一震，出現短時間像死一樣的沉默。大象口味清淡，不會像老虎獅子一樣麻利地撕扯開別的動物的身體，吃得全身一塌糊塗，大象性情平和，雖然沒有天敵，也不濫施淫威。但是大象的憤怒同樣非常可怕，我在“動物世界”裏看到幾隻大象團團圍住一隻企圖攻擊它們幼崽的金錢豹，提起巨型圓腳掌一陣亂踩，那隻豹子翻來覆去，狼狽不堪，好不容易找了個空子鑽了出來，就像野狗一樣頭也不回地倉皇逃遁，哪裏還有一點追殺羚羊時的優雅從容儀態和明星風采。所以大象在我心目中一直有著無冕之王和世外高人的印象。

　　在我看來文壇就是一個大森林，莫言是一頭成年大象，有體積有噸位。而我在這片森林裏則是一隻小老鼠，初出茅廬，胎毛未脫，眼睛剛剛打開，對什麽都充滿好奇，有很強烈的表達欲望，盡管什麽都不懂，但是什麽都想說。

　　我跟莫言還真有點淵源。上個世紀80年代初，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文學係，廣招全軍寫手，於是我父親朱向前就和莫言、李存葆、苗長水、李荃等人從各大軍區集結到一起，做了徐懷中先生的弟子。不知道我父親是受了老師的指點還是這些優秀同學的打擊，還沒等畢業，他就由創造小說詩歌跳槽到了寫評論。而他的評論最早就是從莫言開始的，從我兩三歲到現在，在各種場合，無數次地聽到他談論莫言。小的時候，我還以為“莫言”是一個創作群體或者是一個單位，後來到了十二三歲，才通過我父親的推薦開始了閱讀莫言，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被莫言徹底俘虜了……

　　小時候沒有別的參照，不知道莫言到底是個什麽量級的作家。慢慢地，隨著年齡和閱曆的增長，才有了點“森林”和“動物”的概念。感謝父親，他直接就給了我一頭大象，節省了我不少時間。

　　司機莫言

　　“第一次看見他是什麽時候的事情你還有點印象嗎？”父親問我。我說我什麽都記不到了。其實，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期（我三歲左右），莫言穿著落魄地來到我家-解放軍藝術學院一號樓一樓的一間臨時宿舍來做客。他當時穿一件接近土黃色的皺夾克，下身一條料子不太光鮮的根本不存在褲線的黑色西裝褲子，尤為使我沒法忘記的是他戴的一對白色絨線手套。在我當時的印象裏隻有老家的司機才戴那種不倫不類的手套（它的用途不是禦寒也不是入時而隻是為了證明戴它的人是個司機）。所以我當時就拍了一下正在說話的父親並悄悄地提出了疑問，說跟你說話的是不是一個司機。他說不是，這是他的同學，一個傑出作家，然後馬上就告訴了莫言，莫言笑了一下。當然，不能夠指望一個大人為孩子保密，但孩子是沒有城府的，他有迫切的傾訴和知情欲望，他對自己的麵子不能看得太重，否則就不是孩子了，至少不是一個無拘無束的快樂孩子。

　　我當時能夠準確地判斷出別人衣著的好壞得益於父親，他總是衣冠楚楚，出門前先照一下鏡子看看什麽部位還有偏頗，梳著油乎乎的大偏分，甚至穿我現在都不穿的鞋尖大概隻有三十度的皮鞋，雖然他因為我身上太齷齪無數次地向我表示了鄙夷，我都崇拜他崇拜得不得了。當然那是過去的事情了，他的品位決定我的審美取向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當然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麽是作家，隻知道我父親是個作家，在北京教書。我當時和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的認識是作家和木工車工一樣，有特殊才能。各種工匠像變魔術一樣能夠將泥巴、木棍等等最輕賤的東西加以改造然後登堂入室，真是聰明絕頂。現在想想作家也的確是那麽回事，不管多偉大的作品，他們的材料絕大部分無非也就是那些小學生作業中頻繁使用的文字，還有生活裏和別人沒什麽不同的喜怒哀樂。

　　就是這麽一個背景罷。關於莫言，作為小孩，我隻能記到這些，當然我現在關心的事情和三歲的時候不太一樣了。那個時候他恐怕已經寫出了《透明的紅蘿卜》、《紅蝗》、《球狀閃電》、《白狗秋千架》、《紅高粱》等我最喜愛的作品了。他那時遠沒有獲得像今天這樣一個程度的認可，但是我父親已經徹底服氣了，就像下一筆賭注一樣，把自己所有的血氣和才華都用在了寫評論上，才華像青春一樣有限得可憐，奮鬥的過程回憶起來充滿了假設的變數和不確定性。

　　然後就是斷斷續續地閱讀莫言的小說。初中的時候我的閱讀僅限於莫言、王小波幾個。莫言當時帶給我的語言上的衝擊力是最大的，他的語言具備了醜陋和美麗的一切因素，他行文過程當中一律是農民式的自覺的下蹲視點，就像吃飯喝水的習慣，充滿了不自覺的自我妥協，好像隻有這樣整個人才能徹底放鬆，從容敘述。還有一種感覺就是他的一雙眼睛無處不在，好像高高地悠在天上，混沌而又精微地注視著小說中的每個人物和場景，動作和聲響，四季交替，饑餓、貧窮和苦難，還有稍縱即逝的歡樂。小蟲一樣的人物所製造出的鮮血淋漓的片段像鋼筋混凝土一樣沉重的物質向我卑微的靈魂裏傾瀉。我根本就沒有評價的能力，甚至就喪失了起碼的關於作品好壞的判斷。應該怎樣來讀它們呢，當喜劇小品還是大塊頭名著？它們是這樣的輕薄而又厚重。我時常為他到底說了什麽，這篇小說的中心思想是什麽而困惑，同時我不知道應該笑還是哭。

　　我是在正統的教育體製下成長的，現在我隱約感覺到語文的應試學習對文學素質的培養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扼殺作用。初中生受到的語言規範教育讓我很容易地沾沾自喜起來，作文就是營造一個個天真的騙局，在不斷的練習中我的手工日臻完善。還有一個重要的學習部分就是常常把一個完整的句子用幾道不同花紋的線條劃得分崩離析，主謂賓定狀補，真是無異於解剖活美人，所幸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那時候我寫的作文每一個段落就好像一個詞組，最後連綴成一句中心思想。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比形式還要麵無血色，病懨懨，而這菜色竟是我和我的老師所想要的。這樣說來我對中心思想的窮追不舍也就有據可考了。當然，語文再怎樣折磨我也比數理化強，起碼我應付得過來，恐怕我一生也不會再經曆學習數理化時的挫折感和屈辱感了，理科老師是多麽善於用語言神態蹂躪一個思維能力低下而又容易走神的孩子啊，他們熟練操作的那些複雜公式和符號簡直就像是一堆有棱有角的凶器，至今還讓我感到頭暈目眩和沒有安全感。

　　那些魂飛魄散的夜晚

　　我的記憶力從來就差，很多生活中和故事中的事情都經常相互混淆，彼此不分，隻有一些支離破碎的細節和場景深刻地刻在我的腦子裏。我想到莫言這個龐然大物的同時就奇怪地聯想到很多個夜晚，我的思維格外清晰、靜穆，沒有白天雞零狗碎的破事的幹擾，精騖八極，心遊萬仞，一種類似高尚的思想從我卑微的心底升起來，好像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些夜晚我或躺在床上或坐在燈光左右搖晃的學習室裏，雙手拿著本喜歡的書讀得物我皆忘。一個故事讀完，渾身都感到輕飄飄的，大腦劇烈地活動，覺得這世界真不枉來生死一番，同時自己好像也成為了那些優秀作品的參與者，激動興奮地想要號叫、哭泣、跳躍，後背上森森地發冷，手臂上長滿了雞皮疙瘩。我知道，我已經無藥可救了，我找到了我最愛的東西。這些偉大的作者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下，用紙筆創造出了那麽多偉大的神話，我渴望附屬於他們思維的一部分，在幻覺裏我成為過茨威格的煙鬥、沈從文的眼鏡。

　　說到這，我想到幾年前有一次跟著我父親到文學係的活動室裏去打乒乓球，路過樓梯拐角一個階梯教室，他告訴我，莫言前期的一批作品，就是在這裏寫完的，然後列舉了《枯河》、《老槍》、《紅高粱》、《狗道》、《草鞋窨子》、《築路》、《透明的紅蘿卜》……我從門縫往教室裏掃了一眼，裏麵的三合板椅子斑斑駁駁，特別顯舊。現在我可以像放電影一樣想象20年前，闃靜無聲的階梯教室，燈泡沉著地低吟，昏黃的光線微微地搖擺，年輕的莫言（尚不到30歲）或披一件蹩腳的軍大衣，或是背心短褲，手持筆和本，還有一個放在腿上墊本用的硬板，照舊找到那個凳子坐下去，開始寫。很快地他就進入了狀態，一整天恍恍惚惚的運思等的就是這個時候，他身體一動不動，好像老僧入定，隻有筆尖在紙上瘋狂地摩擦，不停地把思維的意想射殺然後拋灑到紙上，好像雨打芭蕉。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殺機四伏，高潮迭起，漸漸地他喪失了身體的感知，隻有無邊無盡的假設和推演，他邊寫邊改，凶狠地把不滿意的部分一筆幹掉。他被自己麻醉和遊說，在各種選擇中進退取舍，然後靠著任性和直覺貿然行動。他思致回到了過去，回到了讓他記憶的溝回最深刻的場景裏，記憶和幻想落到紙筆的時候，那些細微的感覺被近乎惡毒的形式放大了。他敏銳、準確，能表達任何他想要表達的，他寫美麗能寫得波瀾磅礴，寫醜陋能寫出卑鄙齷齪的極致，需要什麽就攫取什麽，限製就是良心，張力來自才華。他毫不遮掩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對人的巨大限製，他缺乏含蓄柔和，他的勁道太凶猛了以至於根本欲罷不能，但又有什麽關係呢，他完全視讀者如芻狗。他就好像一個優秀的雜技演員在高空的鋼絲上騰挪跳躍，徑自玩得高興，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根本就不管下麵的觀眾。下麵有的人肯定看得不知其所然，帶著三分疑惑、七分憤懣拍拍P股走路，可能還有的感到頭暈目眩，四肢無力，快要心髒病發作了，而像我這樣死忠的擁躉，不管他做什麽樣的動作，都要拿個望遠鏡把他拉近到眼前看個真切，當然肯定要堅持到最後。

　　莫言的東西是什麽地方和我特別契合呢？以至於讓我崇拜得六體投地。我一想到莫言滿腦子裏都是一種失敗的快感，前麵我說過了，他的行文中總是充滿了不自覺的妥協，而且特別地任性。他筆下的小人物凡是渴望高尚和追求幸福者，都是不肯安於現狀，而且思想活動劇烈的（包括蟈蟈、高羊、高馬、阿義，《懷抱鮮花的女人》裏的上尉，還有後來的上官金童、丁十口、羅小通，我沒有統計過他們有多少次立下毒誓然後始亂終棄）。他們要麽是在純粹混沌的環境中偶然摸索，不辨路之遠近，越走越偏，最後迷失得讓人心痛，要麽是在詭辯內心掙紮中，每每成為嬉皮笑臉的欲望和惰性的俘虜。他們總是事與願違，總是掙紮無力，總是被命運屠宰，而且莫言根本沒給那些人物包括受教育和關於自身的趨利避害的思考所可能帶來的豁然開朗的機會，一些不應該出現的場景和新一輪的打擊就來了，在我看來非常凶殘。

　　我自己就是一個十分有說服力的典型，我覺得他凶殘是因為他戳到了我的痛處，誰都恨被別人揭短的感覺。往往在終於有一個目標在前麵向我影影綽綽地招手的時候，那種可怕的惰性和嬉皮笑臉而且有理有據的自我麻醉就習慣性地襲來，所以我常常是以一種近乎昏睡的心理狀態迎接每一次機會。我想起來一個更加消極的故事：一賭棍在麻將桌上輸得一塌糊塗，老婆逼他離婚，他痛下決心永遠不再賭，一刀就把左手食指剁了下來，可是沒幾天還裹著紗布的手又搓上了。這個例子有點惡毒，但它是真實的，它說明人的身體裏有一種把勇氣和尊嚴比得如同兒戲的氣質。莫言的作品裏揭櫫了不少這種人的劣根性，對我的刺激很大，啟發和感慨也很多。但是後來我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覺得莫言還是要溫柔得多。麵對此類作品，我一肚子的感慨，但是在生活中很少反省。這是人的悲哀。

　　在那些瘋狂創作的夜晚，莫言完成了成為一頭大象的質和量的積累，讓大家毫不懷疑他的力量。在那些內心被震得七零八落的夜晚，我收獲了無數的快感和失落。

　　拙劣模仿

　　是的，有一段時間我在考慮是不是能夠模仿一下莫言的風格呢？先從語言開始，於是就寫了一篇將近一萬字的小說來反映我的生活，中間夾雜了不少做作的場景描寫，其特點就像東北二人轉，自己下拌自己跌跤，還有勉強製造的幽默，默還沒幽完，自己就笑得快斷氣了，試想兩隻手已經哆哆嗦嗦，那點力氣還能抖開多大的包袱。為了證明自己有獨立完成一件事情的毅力，我像跟自己角力一樣勉強把那滑稽的東西編完，連再看一遍的勇氣也沒有。慢慢我明白了，即使某些描寫能夠比較近似，他的侵略性和撼人力量是根本模仿不來的。但凡作者都有他的根係，那必須是他所生活過很長時間的，深刻地稔知到骨子裏的某一地域的水土、習俗、民情、曆史、地形、氣候、動植物，甚至是某些血液裏的說不清楚的帶有遺傳性的元素。沈從文寫的湘西，魯迅寫的紹興，老舍寫的北京，無處不浸淫著當地老得發黃的地域文化，所以耐得住人一唱三歎，反複咀嚼。沈從文無論寫什麽，都彌散出那麽一種清淡、幽雅和淒美，好像暮色下的河麵上升騰著的招搖的水汽，還有遠山近水深淺各異的色彩。不知道是因為地域的相近還是我的喜好，他的作品往往輕撫我內心最軟的地方，粘住，然後帶著我的內髒倏地往地下鑽，總是讓我疼痛地沒法控製自己流眼淚，他的散文和小說像被颶風氈起的大纛，霸蠻地插在我心中的文學聖殿上方。

　　我還曾口齒不清地向我父親表達過這麽一個想法：一處地域的風景，譬如一條河，相連的山巒，村落和房屋，掛在房簷下的辣椒或者是玉米，它們都會主動透露出一種意象，外人是讀不懂的，隻有長年生長在那裏的人才能摸清路數，慢慢理解然後為之動容，哪怕是一草一樹一羽毛也會由於感覺的獨特而顯得與眾不同。如果他能夠清晰地表達，通過語言文字記錄下來，當然就是最優秀的最細膩的文字了。

　　莫言是山東高密東北鄉那血海汪洋的高粱地裏的精魂，我覺得他寫的故事都是關於秘密，好像各種生靈的夢囈。他身上攜帶了高粱的顏色和氣味，或者那些顏色和氣味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莫言的寫作自覺地回到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原點，他的思維和情感的根係深深地紮在那裏。《紅高粱》的結束語我現在還記得個差不多，“謹以此文召喚那些遊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裏的靈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醃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裏，擺在高粱地裏，伏惟尚饗，尚饗！”可見這幾句話裏的物質撼動了我那麽久，至今餘波未平。一想起上麵這段話來我的大腦還在微微共振。

　　想到那麽多偉大的作品像紀念碑一樣聳立在那裏，我就忽然感到萬念俱灰，覺得自己根本就沒寫的必要，隻要閱讀就很幸福了。但畢竟還沒死心，我的老家在贛西一隅，那裏山明水秀四時豐美，騰蛟起鳳紫電清霜，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我在那裏生長了十多個年頭，我家舊宅前有一副對聯：秀水繞門藍作帶，遠山當戶翠為屏。情形確是這樣。夏夜聽鳴蟬，春日戲流蝶，拉板車，捉牛虻，我從小跟我公公遍走十縣廿鄉，聽了無數民間故事和動人笑話，應該大有可寫。我就立誌也要從老家開始，往秀水放下一隻皮筏，慢慢地往大江大河裏劃。於是我不但胡看，而且下了很大的決心又開始瞎寫，小說尚不敢寫了，就寫一點散文，一來篇幅不用很大，二來希望掩飾一點蒼白的經驗並避免人物、場景和對話描寫。當然，我很傻，第二點根本不用擔心，明眼人誰看不出來我是個新丁呢。散文就比小說好寫嗎？同樣是聖手如雲，流派紛呈……更令我喪氣的是，我至今根本就沒敢開始寫老家的事。（好像根本就無從寫起！）

　　反正先寫著看唄，21世紀，還有我這種傻瓜蛋，拚了小命跟在那些威猛的大象P股後麵，渴望憑著自己的血氣和紙筆出人頭地，改變自己的命運，渴望在一百年或更久以後被人在角落裏發現。

　　並不精彩的見麵

　　盡管斷斷續續地把莫言的作品統統看了一遍，對朋友吹牛皮說我真的認識莫言，他叫我賢侄我叫他大叔。但我真的可以說是沒見過他，我父親向他要來的簽名書上倒是龍飛鳳舞而漫不經心地寫著“寒汛賢侄”，而我壓根就沒機會叫他大叔。他應該是什麽樣子的一個人呢？懦弱內斂還是像他小說中的旁白那樣亢奮激情？勇猛機警還是醉眼糊塗？無數不著邊際的猜想和主觀的假設……種種猜想延續到了去年，也就是2003年的10月2號。

　　我在一所部隊院校學習，學校日常管理森嚴，去年“十一”不記得因為什麽緣故控製外出。當天晚上我父親打了個電話給我說他要在2號邀請《文學評說朱向前》一書所收文章的作者吃飯，有莫言、朱秀海、黃國柱、劉宏偉、閻連科、陳懷國等，問我能不能參加。不是能不能的問題，有條件要去，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去！哪怕翻牆出去回來被領導批評甚至處分。他們的名號太嘹亮了，像一個個成語，早已溢出了部隊，有的像莫言甚至衝向了世界。朱秀海先生是我的師傅，在我十四歲時攜我暢遊齊魯，當年他收我為入室弟子，現在我還希望他有朝一日感於我一片赤誠，傳我奇門遁甲。我那天晚上激動得幾乎就沒睡成。

　　但是我前麵說了，這次見麵並不精彩，原因當然在我。我見到莫言等人心情太過激動，就拿起杯子來頻繁敬酒以示敬仰，不大一會就醉得東倒西歪了，而且開始胡說八道，大人講話瞎插嘴，除了我師傅朱秀海不在乎外，別人肯定對我留下了深刻的惡劣印象，現在想起來真是丟醜。我向莫言敬酒數杯，而且還瞎說話，我說衷心地希望他把諾貝爾文學獎捧回他的高密去，但是莫言還是很有度量的，我敬他的酒他居然都一杯杯喝下去了，一個完全有資格充大架子的大作家，對我這樣一個鼠輩，實在令人感佩。除此以外，我跟殘存的記憶掙紮了半天，腦子裏關於那以後的事還是一片空白，那天晚上要不是我媽留心，我險些就把他送給我的新書《四十一炮》丟在了飯店。

　　第二天酒醒得差不多的時候，我才通過回憶反芻出一點關於他的印象。我實在沒有想到莫言的舉止那麽陰柔，譬如他整理頭發的動作：一隻手護住背包，另一隻手把背包帶往肩膀的裏側攏一攏，接下來還是這隻手輕飄地劃過頭發，同時下顎微微向上一揚，好像是對自己這一係列動作的讚許。莫言這幾年頭發漸少，為了讓前麵的那一綹不像一縷海帶一樣不美觀地胡亂懸掛，居然用一隻發卡一類的東西予以固定。譬如他喝茶的時候，兩隻白皙的指甲修得很好的手托著杯子，其中一隻手的小指和無名指翹起，喝得十分平靜，讓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名旦程硯秋、梅蘭芳的劇照。他說話的音調有點怪，好像經過了刻意的訓練，咀嚼詞語好像有些拗口，聲音偏高而且尖利，有點影響了表達的生動性。

　　但是，盡管是這樣，也絲毫不能影響到他在我心裏的文學大象形象。文學和生活本身壓根就應該是兩碼事。

　　胡話胡說

　　我是一隻文學小鼠，相信即使板起臉孔來煞有介事地說話也不會有人來聽，莫言說“一個寫小說的，隻要找到了煞有介事的腔調，就等於找到了開啟小說聖殿之門的鑰匙”，我找到了“煞有介事的腔調”，但從來沒打開過什麽之門。小人物的悲涼和幸福都源於此。

　　但莫言畢竟是人不是神，他的才氣再充盈也不可能麵麵俱到，於是我就想說說我對莫言的不滿足。先說語言，莫言的行文是語言的洪流和旋渦，密密麻麻，隨意取材，經常成語、習語（眉頭一皺，記上心來；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世上無難事，隻要肯攀登；肥水不落外人田；六月債，還得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打鐵還須自身硬；磨刀不誤砍柴工……）、俗語（花花綠綠、花裏胡哨、稀裏嘩啦、糊裏糊塗、羊群駱駝、撲棱棱、麻麻亮、麻颼颼、好話說三遍狗不要聽……）相互摻雜，往往刹不住車，一寫就是一大片，形象是大大地豐滿精細了，而且也編製得很巧妙，同時民族性畢現，這種豐富和多元是他語言的一大特色，閱讀起來非常過癮，就像吃一頓滿漢全席，文字大餐。這種文字表演就像美國哈林籃球隊，幾個黑人極盡花哨之能事，帶著球飛快地在地上滾動，風車一樣地傳球，用球穿對方的胯然後過人，把球往籃板上用力一砸又彈回自己手裏，反複地突破到內線，進進出出，來來回回，沒完沒了，把球放進籃筐得分無可無不可，成了表演的附屬，觀眾看得眼花繚亂，歎為觀止。不可否認很精彩，但是這比賽更傾向於雜技而不是籃球運動，球員們更像雜技演員而不像正在競賽的運動員。一場球賽48分鍾就完了，觀眾不容易產生視覺疲勞。寫作和閱讀都是慢活，莫言的風格是出於習慣還是炫技我不得而知，他作為作者是否有疲勞感我也不得而知，反正我作為讀者是時有疲勞感和厭煩情緒的。原因就是莫言語言表達細膩豐富多元的同時也就顯得臃腫累贅，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意旨含混，不知其所然。

　　事物一分為二，最大的優點同時也可能是最大的缺憾。我們中國的文學曆來講的是言簡意賅，因為那些先賢們早就發現了“言有盡而義無窮”的道理，所以簡明而辭能逮意一直是大家追求的很高的目標。詩經、楚辭、史記、世說新語、唐詩、宋詞都是簡單明了，一兩句話就解決問題的。最簡約的就是詩經，“漢之遊女”、“於嗟乎騶虞”、“大叔於田”、“式微”、“鼠無牙”、“關關雎鳩”，包含了很多場景內容，有哭有笑，有聲音有場景，有形象有動作。李白的“敬亭山”，東坡的“承天寺夜遊”寥寥幾筆，就精確地寫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這些詩或文的片段給了人很多想象的空間，並不顯得單薄。“騶虞”要是讓莫言來寫成一個類似《一個打野豬的多情獵手》之類的小說，怕是夠寫一陣子的。這時肯定要有人來嘲笑我的淺薄的了-文體體裁不同，長短肯定不同，小說跟詩、散文根本不是一碼事。小說語言的精微並不等於字數的堆積和文字遊戲，《紅樓夢》是我看得最受用的古典小說，同時也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小說之一，這樣的相對沒有重大故事情節的大部頭小說在語言上並不顯得羅嗦和混濁，相反地讓我覺得特別靈動又有神韻，純淨、素美、優雅，沒有風雨突變，還有直擊人心的力量，可見曹先生真是不容易，真是了不得。但是假設用莫言的語言來寫紅樓夢的話，本來劇情和線索就很零散了，加上插科打諢，渾渾噩噩的一大包，恐怕曹先生自己都要寫暈了，假使寫得完，也肯定是文學史上的一怪胎。

　　但是莫言畢竟創造了屬於自己的風格，精微和繁冗羅嗦的尺度太難把握了。即使是以語言精微著稱的斯茨威格，不是也因為不厭其煩的心理描寫而遭到了詬病。

　　在編故事方麵，莫言也是一把好手，我不清楚什麽叫“魔幻現實主義”，但我以為他總能把一件很玄的事情寫得很可以交代得過去，已經很巧妙了。他小說裏出現頻率很高的鳥仙、黃鼠狼仙，還有那個巨型蝗蟲之類的東西作為一個客串或者線索，好像也不是發夢，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畢竟太荒誕了，嚴重地影響了故事的延續性。但往往這時候他就畫麵一切換，又重新開始寫實，隻是時間和空間全不對了。所以我覺得莫言較金庸這樣的編故事大師敷衍能力也有所欠缺。不管別人看待金庸是不是文學大家，我都認為他是個編故事的天才，《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鹿鼎記》，動輒上百個人物，先說家庭成員，人際交往，交代好社情民情，然後寫矛盾衝突。要把每個角色寫得有血有肉實屬不易，要起承轉合，主次分明，自己不絆自己的腳，把故事編得天衣無縫就更加困難了。而金庸總是能做到，他編的劇情紮紮實實，經得起推敲，很難看出紕漏。他寫出來的東西就像一幕曆史，隻不過不為人所知。莫言小說的情節不夠流暢，像幻燈片一樣的細節描寫往往讓人不容易忘記，但我覺得劇情不應是幻燈片的連貫。幻燈片式的情節缺乏不容人質疑的分量，底氣不足，輕飄飄地站不穩。這樣的產品跟莫言的大象形象不大符合。當然，在我看過的小說場景和片段來回切換得最嚴重的是《金牧場》，簡直是兩部小說揉在一起了，故事線索像一根夾在兩種口味的麵包之間的香腸，這樣的小說讀來的感覺不是豐富，而是味覺混亂。我承認現代化的確是扼殺了不少屬於自然人的情感，強奸和紊亂了不少心靈需要，也很佩服張承誌先生關於信仰和生存的看法，但是我覺得沒必要把兩種狀態像兩根不同動物的骨頭一樣並排在一處。後來看了《四十一炮》也是這種寫法，覺得很怪，又不敢說出來這是哪個流派。作為大作家，張承誌和莫言自己不覺得有點暈嗎？

　　可能是我的閱讀習慣比較傳統，還是喜歡讀一些連貫的故事。張承誌先生和莫言先生都是當代中國的重要作家，都是大象一級的人物。我毫不懷疑他們對於文學的嚴肅態度和思想的深刻性。我隻是希望讀到腳踏實地的，真刀真槍的不弄玄虛的作品，不管是語言還是敘事手法。

　　尾聲

　　我從來都喜歡聽不同的聲音，喜歡真實不造作不時髦而有個性的音樂。我明白，但凡純粹的，有個性的藝術，都是不為大眾所接受的。就像純粹的搖滾樂隊，肯定不是唱片公司、傳媒和大眾的寵兒，純文學作家艱苦創作，也很難得到很多的物質回饋。現在，不比80年代，大家都以做文學青年為榮，現在很多人都說文學快要死亡了。

　　相反我覺得這很好，純粹就是另類，展現個性就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淘盡黃沙始見金，出水再看兩腿泥。年輕的莫言披著一件蹩腳的大衣在昏黃的燈光下瘋狂地創作呢，他的身影在整個環境中嫋嫋娜娜地搖擺，從沒考慮過版稅，他隻為了傾訴，他把無數浮躁的人都遠遠地拋下了。我不用考慮什麽，看看周遭的環境，整整自己的行頭，梳理一下身上的毛，跳進自己夢境裏的森林就行了。

　　（原載《中國作家》2005年第4期）

　　“莫獎大成 朱言不虛”

　　-朱向前：中國最早預言莫言必獲“諾獎”第一人

　　敖桂明

　　2012年10月11日晚北京時間19點左右，瑞典文學院宣布，中國作家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新聞公報給出的獲獎理由稱：“從曆史和社會的視角，莫言用現實和夢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令人聯想的感官世界。”“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曆史和當代社會。”於此，莫言成了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而我們江西萍鄉籍全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朱向前則成了中國最早預測莫言必獲諾獎的第一人。

　　10月11日晚，筆者通過電話和短信采訪了作為莫言同窗好友和權威研究者的朱向前先生。

　　朱向前先生祖籍萍鄉，是解放軍藝術學院原副院長教授、文藝少將。其父母分別為我市宣風和下埠人。已發表和著述的文學評論集達十多種，主編的《中國軍旅文學50年》堪為當代軍事文學研究的裏程碑，2004年以《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榮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他自己也以其文學評論的成就兼任“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評委和中國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當晚朱向前先生正在宜春宴請一幫文友，席間，朱向前突然收到解放軍藝術學院一黨委常委給他發來的信息：“朱副院長，您在20年前的預言今日真的應驗了。莫言果不負您望，可喜可賀！”與此同時，軍藝畢業研究生張倩也發來信息：“莫言師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的第一反應是朱老師太強啦！必須第一時間給您發個短信分享喜悅，祝賀莫言，祝賀軍藝文學係！祝賀朱老師！”

　　向前先生大喜之下，豪飲數杯。他與莫言於1984年同時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同為著名軍旅作家徐懷中的授業門生。當年的朱向前也曾主攻文學創作，兩篇作品都曾入圍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最後一輪。但他後來果斷轉型從事文學評論。同窗兩載，他與莫言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莫言的入學報考作品《民間音樂》曾使他迷戀不已，從此，他幾乎讀他的每一部作品，並把這種熱愛轉變為具體行動。他在文學評論集《紅黃綠》的後記中自述：“終於有一天，我走到隔壁對伏在案子上的那個平闊的後腦勺說：‘莫言，我要研究你。’他（莫言）轉過身來小小地吃了一驚之後，便愉快地把一摞包括處女作在內的作品資料端給了我。”在莫言暴得大名的《紅高粱》發表之前，他就完成並發表了國內最早的一批對莫言作品的評論文字。

　　後來，朱向前留校任教，專事教職，更有機會和時間對同窗好友莫言及其作品展開持續的研究和評論。在評論界，他不僅是全國最早評論莫言作品的評論家之一，而且用力殊深，影響尤大。還是用作家莫言自己的文章來說明吧。在一篇寫朱向前的《部長教授批評家》的散文中，莫言以他慣有的語氣如是言：我大概可以慚愧地說，朱向前的文學批評是從批評莫言起步的。朱評莫氏早期創作的《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藝術評點》、《深情於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創作漫評》等文是他這個時期的批評樣板。作為原作者，讀了這種解剖麻雀般精確的文章，也感到受益匪淺。又後來，他的那篇長達4萬字的《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的大塊文章發表，在批評界乃至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認真地閱讀了。在軍事文學的領域內，從作家的出身入手來研究作家的創作，以作家的出身為依據來比較作家的創作，是朱向前的一大發明。毫無疑問，朱向前的這篇宏文是才氣橫溢的，是有膽有識有靈魂的，當然也是對我有啟發有教益的，當然也是我讚賞的。

　　研究愈深，朱向前對莫言的才情及其作品的特質愈有把握和體悟。他在冒著“斷交”的風險，直言其作品的缺失之餘，激賞莫言的小說藝術。早在20年前，朱向前就曾在軍藝課堂上麵對聽課的學生們大膽預言：“如果中國未來有人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第一個一定是莫言。”

　　有文字可證的是，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出版後，時任軍藝副院長的朱向前以教授和評論家的身份組織了一場作品討論會，參與者是軍藝文學係的六位碩士研究生，時為2006年9月26日。討論會的發言後來整理成一篇長達2萬餘字的文章，題為《橫看成嶺側成峰-關於莫言〈生死疲勞〉的對話》，收入在朱向前所著《黑白齋讀書錄》中，由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底出版。朱向前在《引言》中明確宣示：“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勞》。莫言是我的同學，是你們的大師兄，盡管他脫下了軍裝，所寫也並非軍旅題材，但我們還是樂意關注他的新作。而且他又剛剛獲得一項洲際大獎，所以也借討論這部作品以表達我們對他的敬意和祝賀。我想從莫言新獲2006年福岡亞洲文化大獎談起。這個文化獎旨在表彰‘在保存與創造亞洲獨特多樣性文化方麵’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獨特的寫實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狀。頒獎詞高度稱讚莫言說，‘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導亞洲文學走向未來’。恰巧，大江健三郎最近也在中國訪問，在幾個場合都表示，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會有人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選者。種種跡象表明我早在20年前對莫言終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預言正在一步步接近現實。”

　　10月4日，筆者與幾個朋友一道陪同朱向前再遊武功。在去踏看千年原生態紅豆杉的路上，筆者與他深聊過莫言及其作品，也正式談到國內外熱炒的莫言“被諾獎”傳聞，朱向前表示力挺和看好。筆者在8日晚上又曾給他發去信息：“真誠的祝願（莫言）能夠成功問鼎！果如此，更加證實了您對莫言研究的前瞻和洞見！”而他在12日早晨給我的信息中則坦蕩、自豪地正式回複：“謝謝桂明兄！作為一個評論家，能最早發現並鼓吹一個大師，並且在20年前就預言其必為中國作家獲諾獎第一人！昨夜消息傳來，不亦快哉！當即收到不少學生的祝賀短信，並接受《新民晚報》、《解放軍報》、《江西日報》、《宜春日報》等采訪至深夜。”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正題不是筆者所創，恰恰來源於朱向前11日晚發給莫言的祝賀短信，正是這“莫獎大成，朱言不虛”八個字。此間印證了一個作家的潛質和評論家的眼光是何等的巨大和深遠！筆者作為一個“資深文學青年”和萍鄉土著，最後在此衷心祝願朱向前先生和莫言先生創作愈加宏富，情深誼長，如切如磋，再鑄佳話！

　　（原載《城市周刊》2012年10月18日）

　　“莫言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但是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從諾獎看莫言

　　對話人：

　　朱向前：著名軍旅文學批評家，中國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

　　徐藝嘉：解放軍藝術學院2010級文學係研究生

　　時間：2012年11月20日

　　一、“本土化”與“西化”的平衡

　　徐藝嘉：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疑是中國文學百年來獲得的最高國際榮譽，也是中文文學進軍世界文學的一次勝利。中國優秀的作家不計其數，但能夠成功摘取世界級最高文學獎項桂冠，其創作必然要與世界成功接軌。以您對莫言作品的多年關注，再加上老同學、最早的評論者和諾獎預言者的“三重身份”，您對此怎麽看？

　　朱向前：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從莫言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大獎談起。這個文化獎旨在表彰“在保存與創造亞洲獨特多樣性文化方麵”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獨特的寫實手法和豐富的想象力，描寫了中國城市與農村的真實現狀。頒獎詞高度稱讚莫言說，“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導亞洲文學走向未來”。借此機會，我曾組織研究生討論了當時莫言的《生死疲勞》，在討論會上，我有如下一段主持詞，恰可闡釋莫言作品如何在世界文學版圖中贏得一席之地。“何謂‘旗手’？據我理解，簡而言之，就是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堅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創性的創作方向。尤其是在亞洲，在那些欠發達國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國文化鋪天蓋地席卷全球之際，堅持文化的個性和地域性，以保護本民族的文化生態，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並以此構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榮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義正在於此。”

　　徐藝嘉：也就是說，所謂“接軌”，並不意味著同一化，而恰恰是要保持自我個性？

　　朱向前：是的，莫言與世界文學接軌的方式恰恰是通過對抗同一化來實現的。文學和科技不一樣，科技追求的是全球化，而文學想要達與世界接軌，反而要保持本土特色和作家的個性。

　　徐藝嘉：從那個時候起您就判定莫言作品與世界接軌了？

　　朱向前：還可以追溯到更早。莫言出道之初，我就認定他的小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寫農村題材寫得最好的小說。也因此，第一時間緊密跟蹤他的作品，寫下了最早的一批較為全麵、係統的莫言評論文章，其中較有影響的一篇是發表於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報》上的《深情於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談》，通欄標題，占了大半個版。在文章結尾我提到，我們對莫言的期待是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超越，當然不是超越高密，不是超越華北，而是超越中國。

　　徐藝嘉：誠如您所說，多年來，莫言的創作帶有鮮明的原創性，且各部作品之間風格差異較大。他的作品既具備濃鬱的鄉土特色，接中國的“地氣兒”，又有國際化的特點。曆數古往今來能夠經得起時間淘洗、成功推向世界的偉大作品，無不是兼具民族性與世界性，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具體到莫言的作品，他是如何做到“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無縫銜接”的？

　　朱向前：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也需要作家經驗的累積。多年來，莫言在“本土”和“西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他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道路選擇上，也走過了一條螺旋式的發展軌跡。在莫言創作之初，也就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寫下了一係列堪稱經典的中短篇小說，從最早的《民間音樂》、《透明的紅蘿卜》到《枯河》、《白狗秋千架》、《老槍》、《金發嬰兒》、《球狀閃電》一直到《爆炸》、《紅高粱》。這段時間可說是莫言的天才和悟性發揮到極致的“爆炸”期。他表達的是最本土的故事，又融入了他自己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同時又受到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福克納的“郵票意識”和克洛德西蒙感覺開放等外來影響，從想象方式到語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風格。莫言在文學上是有野心和激情的，他在創作的初始階段就立誌要以故鄉為依托，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學王國。

　　徐藝嘉：我至今記得《紅高粱》帶給我的震撼的閱讀體驗。莫言營造了一個現實根本不存在的“高密東北鄉”世界，奇譎空靈而又輝煌瑰麗，富於夢幻浪漫色彩，這是一般作家很難想象並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個文學場域的建構裹挾著強大氣場，為這篇小說的出身與血緣奠定“豪門”基調。這部小說的語言風格粗獷豪放，想象浪漫，帶有濃烈的山東高密鄉土地域特色和風土人情，還多少帶有一點兒野性的流氓草莽腔調。在刻畫人物和場景細節時又非常細膩、鮮明、深刻，給人以生吞活剝、洞穿曆史時空的激情與偉力。

　　朱向前：早期莫言的作品將本土意識與外來影響始終在民族傳統“審美圖式”的邊緣進行創新與突破，若即若離，掌握分寸並拿捏到位。我對他這個階段是高度肯定的，甚至到今天來看，我認為他寫得最好的作品，仍然是《透明的紅蘿卜》。那種質樸、純淨和詩意，一派天籟之音，不可複製。

　　徐藝嘉：莫言的作品是從何時開始被推廣到西方國家的呢？

　　朱向前：第一個重要契機應該是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因為這部電影，西方開始關注莫言，也因此，他的作品風格出現了較大的變異，“偏西化”的特點集中體現在自《紅高粱》以後到90年代中期的創作中。這期間他連續拋出了中篇小說《歡樂》、《紅蝗》、《白棉花》、《父親在民夫連裏》；長篇小說《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包括此後的《豐乳肥臀》）等多部作品。在我看來，莫言這個階段的作品有點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

　　徐藝嘉：“偏西化”的特點具體指什麽？

　　朱向前：主要是刻意追求外在形式的西化，比如《歡樂》和《紅蝗》中大段大段冗長而生硬的議論，對小說結構、意境、敘述調度和藝術感覺以及不分段落、不加標點等對西方小說修辭手法生吞活剝等各方麵進行極限實驗，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象的重複，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使他的創作出現了空前的偏執、躁動和疲憊。實話說我對他此間的作品閱讀時從一頭霧水到不忍卒讀，直至喪失閱讀快感。1993年，當我做《新軍旅作家“三劍客”-莫言、周濤、朱蘇進平行比較論綱》時，寫下了一章近8000字的批評意見《莫言：“極地”上的顛覆與徘徊》。開篇即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須直率地說出我對近年莫言創作的批評意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在以極端化的風格獨標叛幟，敗在極端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因此，他在創作狀態巔峰的極地上和藝術風格的極限上顛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種失落美學目標的躁動與徘徊之中。”後來在莫言與我的交談中，他委婉地對此階段的創作作了一點解釋，就是說這一批作品在國內不被看好，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大國翻譯不少，頗受歡迎。我理解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預設目標，他也成功了，作為一種戰略，這倒也不失為明智之舉。而此階段的創作確實對他走向西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對最後得諾獎功不可沒。但是，即便莫言已獲得諾獎，我也並不收回我當年的觀點。

　　徐藝嘉：我感覺寫小說和練武功的原理差不多，都要經曆不同階段的磨礪。初級階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次級階段“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待達到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對莫言的作品是零敲細打地讀下來，涵蓋麵也不全。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最讓我驚歎的還屬《紅高粱》。在那以後，我記得有一次讀莫言的短篇小說集《蒼蠅門牙》，裏麵多篇小說對於大量感官體驗的全方位啟動以及語言中密集的審醜指向讓人讀久了不由產生生理上的排斥感，很有些“劈頭蓋臉、搗毀一切”的破壞性，包括看《酒國》，那種寫法目空一切，為我們展示了小說創作的另一種可能性。他不像許多作家，有一個多年攀爬的過程，他是爆發式的，像一座火山一樣，但寫得有點“過”。

　　朱向前：好在經過漫長的徘徊與摸索過後，莫言終於找到了“本土化”和“西化”的平衡點。從《檀香刑》開始，那個傳統的、親切的、熟悉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了民族。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後記裏所宣布的：“我要大踏步後退”。這是莫言在新世紀尋找中國文學發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種很寶貴的調整和修正，也是他作出的中國文學要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一個極佳表率：即在最傳統的形式中表達最當代的理念，以中西合璧的技巧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他晚近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作品都屬於這個階段。

　　二、“諾獎”是如何煉成的？

　　徐藝嘉：談論一個作家，歸根結底要回到他的作品。文學是人學，諾獎之所以頒給莫言，是因為他的作品達到了對人性探究的深度，具有吞吐萬千的氣象和對人性善惡的有力剖析以及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終極關懷。回到莫言作品上來，深入其作品的肌理和細部，您對他的作品有何具體看法？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是恢弘的，長江大河式的，這首先表現在他作品的大體量。他的創作成果極為豐厚：11部長篇小說、100多部中短篇小說，若幹部散文集、評論、演講集和話劇、影視劇本創作，作品總量多達約800萬字，文集可出到20卷。這樣的豐繁而龐大顯示出宏大的史詩氣象。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莫言的創作涉及到多個門類，且都有佳作乃至經典，比如中篇《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球狀閃電》、《爆炸》，長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勞》，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倒立》、《奇遇》，等等，都是傑作。他的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見過的寫饑餓寫得最為傳神的文章。他參與的電影《紅高粱》、《太陽有耳》，分獲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和銀熊獎，根據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的《暖》獲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如此大體量、高品質，並且這麽全麵，恐怕自有中國新文學百年以來，罕有其匹。

　　徐藝嘉：莫言的創作合在一起便是對20世紀中國農村風土人情、曆史變遷全景式的描摹，在這一點上絲毫不遜於托爾斯泰、巴爾紮克等世紀級文學泰鬥，這也是他獨特的優勢所在。莫言旺盛的文學生命力恰恰是他“天才型”作家的佐證，我曾聽聞他的閱讀速度極快，閱讀麵極廣，除大量汲取中外文學的養分，他還瀏覽其他門類的書籍，畫冊中的雷電、昆蟲等物都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來源，從他的創作風格也能看出他極為強烈的傾訴欲望。

　　朱向前；他天然有著易於轉化為文學素材的生命體驗，並且他將這種體驗和想象力完美融合，這就是一個優秀小說家的先決條件-有著超常的人生記憶力。莫言的書寫深入紮實，而又天馬行空，神幻奇譎。我閱讀莫言的鄉村小說，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卜》到中期的《豐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勞》等，無論是天、地、人、畜，還是鄉風民俗，無論是節氣更迭還是四季景觀，無論是農事稼穡還是鄰裏糾紛，從一草一木到一花一葉，從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隻夏日黃昏的蜻蜓停留在荷葉上眼睛轉動時折射出夕陽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傳神寫意，纖毫畢現。渾厚多彩如油畫，細致精微似工筆，直讓人歎為觀止。那簡直就是北中國農村生活的教科書加高密東北鄉的芥子園畫譜。

　　徐藝嘉：他對一片葉子的描繪甚至都可以生動細致到幾百字，這樣好似用放大鏡觀察生活般的描寫在同類寫農村題材的作家中實在少見。

　　朱向前：有過莫言這樣鄉村出身和生活經曆的人何止千萬，成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數，但能從筆下呈現出如此斑斕多姿的北中國農村原生態圖景的卻鳳毛麟角。這當然關涉到一個作家才華稟賦的高下，而這才華稟賦的重要標誌就是超常的人生記憶力和想象力。

　　徐藝嘉：您如何理解莫言作品中的普世價值和人文關懷？

　　朱向前：莫言的作品中塑造了上百個性格卓異的人物形象，且他始終是站在人的角度來寫人，並在人物的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

　　徐藝嘉：這點也是我閱讀莫言作品比較有感觸的。他不光具有大體量的作品創作，胸中還有海納百川的大氣象。莫言的文學根脈在農村，他寫農村，寫得惟妙惟肖，鮮活沸騰。莫言的寫作是投入的，同時，他又能跳脫出來，以旁觀者的姿態看農村的善惡美醜，這種客觀的帶有批判的、悲憫的眼光可以落在牛馬豬羊身上，可以落在張三李四身上，可以落在“我爺爺”、“我奶奶”、“母親”、“姑姑”身上，還可以落在他自己身上。他好像提前預知了人物命運的一切結局，但他就是要在他們生命蒸騰的過程中挖掘出生命的意義和人性的廣度。比如《生死疲勞》，借用生前風光死後輪回托變成驢等動物之視野與行為，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人生從得意到失意，從生到死，從高高在上到做驢做馬，從萬惡的舊社會到劇變的新社會，生死之變遷、無奈、悲催與輪回，從狗眼看人低到驢眼觀世界，大千世界人性的善良與醜惡，現實與虛幻，幸福與苦難，崇高與卑微，真實與虛偽……盡在其中。現實人生沒有輪回，莫言的“輪回”不過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人生變遷的寫照，在感歎造物有情亦無情的同時，真實到殘忍的地步，悲憫情懷也油然而生。

　　朱向前：你說的這個“超脫”觀點我是讚同的。莫言寫出了20世紀北中國農村農民的苦難、悲慘，更寫出了他們在苦難悲慘下麵蘊藏的勃勃生機和頑強堅韌的生命偉力，寫出了一種中國民間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他塑造的“黑孩”、“上官金童”、“我爺爺”、“我奶奶”、“藍臉”、“姑姑”等形象已經成為農村人物形象的經典造型，他已經為我們拉出了一個長長的北方中國農村的人物畫廊。他時時揭露著人性的光明與陰暗，以一種清醒的姿態拷問著故鄉土地上生存著的靈魂，且生動而完滿地表達了對置身於大環境之中人的苦難與掙紮和對人性的拷問、關懷和悲憫。

　　徐藝嘉：他的作品體現出那種非得在苦難中煎熬過的人才可能有的命運感，那種建立在人性無法克服的弱點基礎上的悲憫。小悲憫隻同情好人，而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也同情惡人。像莫言自己在創作談中說的，他從沒有故意要去寫惡，也不為純粹寫苦難去博得眼球，他在構思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塑造人，如何把人寫豐滿，而苦難是人生存於世間不可避免的經曆和附屬品。這樣的觀點具有普世價值，不隻中國的農村有苦難，中國的城市也有，全世界人都在麵臨共同的生存危機，我想這也是諾獎授給莫言的原因之一。這個獎項始終是關注人類共有的生存境遇的。我讀您以前評論莫言的文章，十分注重談論這個作家的原創性，能不能做一點具體的解讀？

　　朱向前：莫言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大都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和不可複製性。從早期《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紅蘿卜，到汪洋血海般的“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的母親與大地，再到《生死疲勞》的“六道輪回”……可以說，莫言的多數小說所選取的意象都能夠覆蓋主題，而且這個意象是豐富和複雜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豐滿的表達。像這樣一部一個樣，始終不重複自己的作家，在當代中國文壇也屬個案。他曾經說，寧可寫得差一些，也不願重複自己。

　　徐藝嘉：這麽說，您認為莫言是個完美的作家了？

　　朱向前：莫言並不完美，但是偉大。

　　徐藝嘉：他的“不完美”怎麽解釋？

　　朱向前：一是剛剛提到的在莫言刻意偏西化那個階段的創作，寫下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作品。再有，莫言的語言風格可謂獨步天下，卻有時過分膨脹和泛濫。以莫言超常的記憶力、想象力和奇異的感覺為基礎的莫言語言，具有一種汪洋恣肆、披頭散發、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讀他的作品，就像觀賞一場場創意獨特的語言焰火，具有強烈鮮明的個人標識。同時，他又能在不同風格的敘述中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即便樸實如二踢腳，它的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響，讓你一眼就看出這是莫言，但同時毫無節製的語言狂歡和極端化寫作風格也曾讓莫言在藝術的道路上徘徊顛覆，鋌而走險。

　　徐藝嘉：您說的莫言語言的獨創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我認為，他語言的泛濫有時候不免造成結構的擠壓和失衡。他小說的結構和語言隨意性很強，想到哪裏寫到哪裏，大段大段的敘事和人物對話擁擠在一起，給人感覺臃腫、不利索，像一個不善於收拾打理家務的埋汰人，窩窩囊囊攪局在一起，極易造成閱讀障礙和審美疲勞，這同樣也限製了他作品的受眾麵。誠然，莫言是天才型的作家，但語言的節製程度和文章的節奏感也是衡量一個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我感覺莫言的敘事缺乏冷靜和理性，在背後有巨大的情感激流在推動著他，就像他要解決饑餓一樣，他的語言也像是在渴求著什麽，總呈現著洶湧而出的狂歡狀態。所以我更喜歡莫言在《蛙》裏麵的節製。盡管許多評論家認為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但我感覺裏麵有一種放鬆之後的自如雍容，還融入了他以往作品中不多見的幽默感。也許他生活中是個幽默的人，但是他作品中較少流露出這種氣質，《蛙》裏麵是有的。

　　朱向前：他現代的敘事方式和結構的奇妙獨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汪洋恣肆、泥沙俱下、披頭散發和個性鮮明的語言特質，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譯家、漢學家及廣大讀者所接受。因此，莫言雖然是不完美的，但卻是豐富、深邃和偉大的。去年他的《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今年又折桂諾獎，東西方的共同認可恰恰說明了他的廣闊。當然對莫言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也由此說明了越是有爭議、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價值的。莫言的創作如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條大河，是氣勢、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條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幾個浪來。當代中國文壇恐怕缺的還是這種長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說莫言的獨特性價值，恐怕這也是他的主要價值之一。

　　徐藝嘉：莫言的創作雖然具有不可逾越的原創性，但他同時也吸收和借鑒了西方文學的表現手段，使作品呈現更為多元的格局。如您所說，他把土得掉渣的農村題材處理得相當洋氣，這就和他善於吸收西方文學的滋養不無關聯，對吧？

　　朱向前：對，莫言之所以能夠在眾多優秀作家中脫穎而出，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因為他捷足先登地與世界文學接軌，善於借鑒，中西合璧。我在20多年前撰寫的《深情於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評》一文中就曾指出，他的創作如同福克納精心構建的“約克納帕塔法”小鎮一樣，深情於“高密東北鄉”這片巴掌大的土地，他的全部文學想象和創作都圍繞在這片土地上展開。他又極善於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學的手法：在文學領地的構建上吸收福克納的“郵票說”，在高密東北鄉建構自己的文學王國；而“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則來自馬爾克斯，又與中國神魔大師蒲鬆齡相嫁接；同時，他還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響，開放身體感官的寫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聽覺、視覺、觸覺、嗅覺、味覺的立體體驗，超越了許多傳統作家視覺和聽覺的二維描寫。這些借鑒來的元素與莫言的本土化寫作相結合，既突出了原創性，又不拘於死板，顯示出作家的創作靈性，甚至超越了同時期的許多諾獎得主，這也正是我敢在二十年前斷言莫言必獲諾獎的重要依據。

　　三、以世界性的眼光看莫言

　　徐藝嘉：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占的份額並不盡如人意，此次莫言獲諾獎，真是大快中國文學之心，為當下的中國文學贏得了一個與世界文學平等對話的機會，也讓世界的目光聚焦於中國。您認為，莫言獲得諾獎對中國文學最為突出的意義集中體現在哪些方麵？

　　朱向前：莫言邁出的一小步，卻是中國文學邁出的一大步。盡管諾獎隻是眾多文學評獎體係中的一項，不盡完美，其受眾麵也有所局限，甚至有重大遺漏，比如：托爾斯泰、高爾基、左拉、易卜生、契訶夫、卡夫卡、茨威格、喬伊斯、普魯斯特、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勞倫斯、哈代、博爾赫斯、卡爾維諾、裏爾克、納博科夫、龐德，等等，這顯示諾獎評委相當的局限性和政治或文化偏見。但總體來看，諾獎還是憑借其權威性、連貫性和影響力得到世界範圍內文學界的公認，涵蓋了20世紀眾多優秀作家，可謂是百年老字號，他們把獎頒給莫言說明正在不斷克服自己的歧見和局限，也給中國文壇帶來更大的希望。

　　徐藝嘉：具體這對中國文壇意味著什麽？

　　朱向前：意味著以莫言為標高的當代中國文學得到了世界文壇的認可，更多引起全世界對莫言、對當代中國文學乃至當代中國甚至中華文明的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莫言的成功，往遠裏說，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浸淫；往近裏說，有一百年中國新文學的傳承發展，還有若幹被提名作家如林語堂、老舍、沈從文等前輩的托舉。再加上30年來中國的整體崛起，誰也不能忽略中國的存在，莫言得獎也有幸運的成分，所謂天時地利人和。

　　徐藝嘉：您曾多次撰文談到商品大潮的興起對於文學本身的戕害。尤其在新世紀以來，人們的閱讀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加上網絡媒體、網絡小說的流行，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愈趨邊緣化，您認為莫言獲獎會對這種現象造成衝擊或說引起改變嗎？

　　朱向前：莫言得獎勢必引起中國當代文學的自我提振和對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新認知。不可否認，隨著讀圖乃至網絡時代的到來，加上商品社會的效率原則，造成淺閱讀的流行和文學的邊緣化。文學界部分人士的自輕自賤再加上部分國外漢學家的歧見（如德國漢學家顧彬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論”），一段時期以來，當代中國文學被弄得灰頭土臉，不少好小說家也紛紛下海“觸電”了。當此之際，抗擊商潮、幾十年堅持純文學寫作的莫言獲獎，不僅讓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家們和理論批評家們為之一振，更讓人們重新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華文明軟實力的威力，以及重新尋找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曆史方位和目標設定。同時，吸引（哪怕是暫時的）國人關注莫言、莫言作品（目前全部脫銷即是明證）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甚至思考“文學是一切藝術之母”的命題的當下意義。

　　徐藝嘉：莫言的許多作品充滿晦澀感，老實說並不好讀，因此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眾作家。如今他的作品熱賣，正是一個讓大眾提升文學素養的極佳契機。帕慕克說過：“對於現代的世俗化個人來說，要在世界裏理解一種更深刻、更淵博的意義，方法之一就是閱讀偉大的文學小說。我們在閱讀它們時將理解，世界以及我們的心靈擁有不止一個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對國民文學素養的提升絕對是有積極意義的。

　　朱向前：據手機報調查，有59%的人為莫言獲獎感到自豪，這是一個客觀、理性的，同時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釋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義”，其二即是“中華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學不能缺少中國”。今天看來，就是這樣。莫言的成功不可複製，但也給了我們一點啟示：即要加大“走出去”文化戰略的實施力度，進一步向世界展示中華的軟實力。雖然近年來，中國的電影、繪畫、攝影、音樂、舞蹈、戲劇等種種藝術門類頻頻走向世界並且摘金奪銀。但文學因為跨語言溝通的翻譯局限，情形頗為糾結。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維係五千年不墮，就與漢字、漢字思維關係極大。如張承誌所言：美文不可譯！所以，也有人說，莫言能得獎是因為葛浩文和陳安娜等人翻譯得好，此說有一定道理。但現在好的雙語翻譯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匈牙利，有一個匈籍華裔作家餘澤民就翻了不少當代中國小說），卻又苦於沒處出版。所以，國家要在這一塊加大投入，宏觀調控和扶持。當然，真正要讓全世界懂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須達到漢語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等等，到那時候，中華文化將化成天下。這個時間，我估計50年。在這之前，我們還要積極主動搞好翻譯，向外輸出，否則，我再鬥膽預言一句：莫言之後20年，中國將無人再得諾貝爾文學獎。

　　徐藝嘉：您剛剛說到，預言莫言會得諾獎的重要依據之一，是基於對他作品優於一些諾獎得主的判斷，也就是說，您認為他在借鑒外來文學的同時也還在不斷超越，您能否詳細談談，您對今天的他還有什麽新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