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飯店見到周小盤,我也許還不會想起她。
隔了二十年的時光,她一點一點消失在記憶裏,如果不提起,肯定會忘記,忘得幹幹淨淨。包括周小盤,我可能也會忘記。
周小盤當了一所中等院校的副校長,從省城回來,在大飯店裏宴請賓朋,曾經忽閃著大眼睛的他,現在忽閃著光亮的腦袋,在人群裏來回穿梭。
經過好幾個人傳達,我作為周小盤的初中同學,也被他從茫茫人海中釣魚一樣鉤了出來。
酒冷話稠,周小盤像一隻興奮的猴子,拉著我胳膊說:我們還是小學同學啊。
我說:是啊,我們還是小學同學。
他使勁拍著我的肩膀:我們還是親戚啊。
我說:對,我們是親戚。一個村裏,除了零星幾個外來戶,其餘的都姓周,怎麽論都是親戚。
周小盤舉起一杯酒:為小學幹杯。
我說:好,為小學幹杯。
小學。多遙遠啊。破舊的教室,長滿眼睛的楊樹,掛在老柿樹上的鐵鍾,當,當當,敲了五年,就把我們敲畢業了。
周小盤說:你還記得不,那誰,就是教我們五年級語文的,那女老師。
我說:叫黑醜?
他把腦袋點得像拚命吃食的雞:對,對,對,就是黑醜。大名叫什麽?
我搖搖頭,想不起來。我腦海裏出現的是她帶著笑意的大眼睛,刷得雪白的布鞋鞋底,還有她拿粉筆頭砸我的腦袋,不停地讓我背課文。
我們一直叫她黑醜。
她從四年級開始教我們。那時候,她剛結婚,嫁給一個開解放卡車的司機。她經常坐在司機樓裏,拉著滿滿一車煤塊或者木頭,呼嘯著進村,停在打麥場,讓我們一群瘋跑的小孩子羨慕得流口水。
她披著軍大衣的丈夫從司機樓裏跳下來,瞪我們一眼,手一揮,讓我們遠離他的車,否則就擰爛我們的耳朵。我們看著她從司機樓裏跳下來,希望她會幫我們說句話,讓我們爬上車廂看一眼,或者摸一摸車門。她沒有,笑眯眯地看我們一眼,輕飄飄地走了。
我們集體衝卡車唾一口唾沫:呸!破汽車,有什麽好。老子不稀罕。
我們不敢跟她丈夫作對,怕威風凜凜的他真會擰爛我們的耳朵,但我們敢跟她作對,瞧著吧。
是周小盤帶的頭。放學的時候,他跟我說:不準叫她周老師,她小名叫黑醜,我們喊她黑醜。
我哈哈大笑:黑醜,黑醜,這名字太難聽了。
我們倆把書包扔過頭頂,扔一下,喊一聲:黑醜。
很快,班裏的同學都知道了周老師的小名叫黑醜。放學的時候,我們在校園裏磨磨蹭蹭,看著她走出大門,我和周小盤領著一群男生遠遠地跟在她後麵,突然大喊:黑醜,黑醜。她扭過頭,滿臉通紅,跺著腳說:再喊,你們再喊。我們真的再喊,而且聲音越來越大。
她經常被我們氣哭。上課的時候,她會拿粉筆頭砸我們的腦袋,誰注意力不集中,或者頭埋在課桌下做小動作,她掐一個粉筆頭就扔過來,砸在那人腦袋上或者身上。在上五年級之前,我對此沒有過抗議,但到了五年級,情況發生了變化。我覺得我們已經長大了,她不能那麽做。
當她有一次把粉筆頭砸到我腦袋上時,我從地上撿起來,砸向了講台上的她。她沒想到我會那麽做,班裏的同學也沒想到,那個粉筆頭砸在了她的鼻子上。她楞了一下,捂著臉跑出了教室。後來,我被校長請出去,罰我在操場上站到天黑。
這次懲罰導致了我和周小盤變本加厲地捉弄她,比如在講台上放癩蛤蟆,往她辦公室放成堆的吊死鬼,帶領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她出現的地方高喊她的小名。
每次遭我們捉弄,她最大的反應就是哭,然後到校長那裏告狀。而她越哭,我們就越興奮。到後來,我們已經把捉弄她當成了一種樂趣。
五年級開始上晚自習,沒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周小盤在她經過的小路上放荊棘,黑黢黢的路上,什麽也看不見,她一腳就踩進了荊棘叢,紮得吱哇亂叫,我們卻大笑著跑了。下雪的時候,我們在上坡的那條路上等她,把最陡那一段路上的雪抹得溜光,在坡頂看她一遍遍滑下去,甚至姿勢很難看地摔倒。
奇怪的是,我們再怎麽捉弄她,她除了告校長,一次也沒告過家長,也沒讓她的卡車司機來擰爛我們的耳朵。
一直到小學畢業,我們的惡作劇才全部結束,我和周小盤都離開了村莊,開始在鄉中求學。我們畢業沒兩年,聽母親說她也離開了學校,跟她的卡車司機走了,有人說去了縣城,也有人說去了外地。
我再也沒見過她,以後的這麽多年,我似乎也沒想起過她。
周小盤說:其實,她挺好的。
我說:她是挺好的。
周小盤說:當了老師才知道她那時候多不容易,我們當年有多壞。
屋裏的氣氛有些凝滯,周小盤伸出一隻手,好像要把濃稠的酒氣攪開似的,劃拉了一下。他說:記性越來越不好,她到底叫啥來著?
我看著周小盤光亮的腦袋上的汗珠,搖搖頭:我也想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