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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學生運動、人民武裝和中間力量的興起
一、南昌愛國學生運動的複起
1946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中斷和平進程，發動反共內戰，強烈地刺激了渴求和平與建設的中國人民。南京政府為取得美援而與美國簽訂出賣權益的政治、經濟協定，以及美軍在華沒有節製的橫行霸道行為，也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公憤。因此，從1946年下半年起，一場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國各地興起，並逐步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形成反美反蔣的第二條戰線。
江西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從聲援北京學生的反美愛國行動開始的。1946年12月24日，美軍士兵強奸北京大學學生沈崇，引發了北京學生的反美學潮。幾天後，京滬爆發反美抗暴大遊行的消息傳到南昌，南昌大中學校學生群情激憤，中正大學女生當即在望城崗校園內舉行“晨呼遊行”，一些進步學生隨即發起到南昌市內抗議遊行的全校簽名活動。南昌豫章中學學生餘文容獲悉此情後，分別聯絡本校、南昌女中、省立工專、心遠中學等校學生自治會予以響應，“擴大行動”。31日，中正大學、豫章中學等校千餘名學生在陳潘旭等帶領下，衝破學校阻力，在南昌市區主要街道舉行反美抗暴遊行。遊行學生高呼“美國佬滾出去”等口號，得到市民支持，擠滿街頭的市民“有的熱烈鼓掌表示支持，有的幹脆加入遊行隊伍，結果隊伍越來越長，抗議的聲勢越來越大”。江西輿論界也對學生遊行給予支持，“鹹以美軍暴行必須製止，否則恐影響國家聲譽”，連遊行隊伍遇到的2個美國人（一牧師一士兵），對此也表示理解。這次遊行行動，打破了五四運動以後江西學生運動長期沉寂的局麵，顯示了青年學生巨大的愛國熱情，對戰後的江西時局和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後，中正大學學生再次掀起挽救教育危機的罷課學潮。
中正大學1945年底搬到南昌後，學校規模繼續有所擴大，但教師則大大減少。1946年，全校設有文法、理、工、農四個學院，分設中文、外文、曆史、政治、經濟、教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土木工程、機電工程、化學工程，農藝、森林、畜牧獸醫等16個學係，共有學生2224人，教師147人（其中教授44人，副教授27人）。辦學條件最初極差，望城崗與南昌市13公裏的交通往來，最初僅靠人力車、大板車和獨輪車三種原始工具來解決。1946年3月，在第九戰區長官部撥給學校兩輛接收日軍的舊卡車後，才算有了一點現代交通工具。校舍因是利用原有營房，也過於簡陋，到1947年9月，隨著大禮堂、圖書館、實驗室和教職工、學生宿舍等數十棟房屋的建成，才有了改善。
內戰爆發後，當局大量削減教育經費，而物價飛速上漲，致使教育陷入危機，教職員工和學生受到饑餓威脅。1947年2月中旬，中正大學學生“不滿意於校長蕭蘧之處理校務”，聚集向學校請願，要求增聘教授、充實圖書設備、改善教職員工和學生的生活現狀。這個要求因未得到允準，校長蕭蘧被激憤的學生亂石擊傷頭部。隨後，學生成立了由陳潘旭、林炳生、蔣楨、貝效良、張天佑等學生領袖組成的護校會，要求校長辭職，並罷課待命；蕭蘧也在22日向教育部電請辭職，校務交由校務會議代理。南京教育部獲悉後，部長朱家驊遂急電江西教育廳及蕭蘧，反對學生行動，表示全力支持蕭蘧“整頓學風”，不準其辭職，同時派教育部專門委員程其保到校協助，令“剴切開導學生即日複課，並查明滋事學生依法嚴處”。其後，在程其保及“省會各機關首長及社會賢達一再勸導”下，中正大學學生於3月31日複課，但學生沒有放棄校長辭職的要求，情緒仍極高昂，因此問題並“未獲根本解決”。
5月上中旬，上海、南京等地學生掀起反內戰、反饑餓和增加副食費、挽救教育危機的罷課遊行，學生運動開始走上高潮。18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規定不準“越級請願”，請願代表不準超過10人，不準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否則送司法機關處理。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學生聯合在南京舉行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請願大遊行受到當局鎮壓，重傷學生19人，造成“五二〇慘案”。在這個背景下，中正大學學潮再次走向高潮。
5月10日，南昌開始實行宵禁。幾天後，又聞蕭蘧即將返校複職。中正大學學生群情激憤，於18日再度罷課，並決定22日全體學生進京請願，要求校方簽付6、7兩月公費充作旅費。學生的行動，引起省政當局的震驚。省主席王陵基當即認定“學潮變質，妨礙治安”，除下令銀行不予付款、路局不予售票外，於19日召集有“省會各界紳耆”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10條緊急措施，將中正大學護校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命令即予解散；宣稱學潮中“如有共黨分子乘機利用製造暴亂，查明時將予逮捕”；威脅學生如果繼續擴大風潮，將有解散學校的可能。同時，在中正大橋（解放後改稱八一大橋）北橋頭密布軍警，防止學生過江進入市區。省政府的措置，使學生“益感憤激”。21日，800多名學生進城示威，到達中正橋頭時，遭到武裝軍警的攔阻，張英荃等5位同學被打成重傷，輕傷者有22人。省立獸醫專科學校部分學生由城內趕至聲援，也在橋東遭到毆打。這就是江西當局製造的南昌“五二一事件”。
五二一事件暴露了省政當局反人民的反動本質，遭到社會各界的強烈聲討。22日，中正大學學生發布抗議五二一血案的宣言，要求南京政府撤辦鎮壓人權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全省學生和民眾同表義憤，南昌中正醫學院、醫專、工專、體專、音專、獸專等校學生聯合組織“五二一事件後援會”，罷課冒雨遊行。全省各地及南京、北平、上海等地學生也紛紛來信來電表示聲援。鑒於“事態至此頗有愈趨擴大之勢”，江西當局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斂，答允醫治受傷學生，懲辦凶手，並由“各機關首長及耆紳”出麵致電教育部允校長蕭蘧辭職，26日為教育部所準，派督學吳兆棠代理校務。中正大學學生遂於6月9日複課。
在中正大學學生運動期間，全省各地的民主運動也有所發展。1947年2月中旬，九江興中紗廠女工舉行了反饑餓的罷工鬥爭；3月，高安縣商民罷市20天，反抗地方當局設卡非法勒捐；5月，贛縣中學、女中、女師學校教職員聯合罷教，吉安中小學教職員聯合罷教，相繼進行反饑餓鬥爭；6月初，中正大學和國立中正醫學院學生分別在校內遊行，要求“反內戰、反饑餓、反征兵征糧”。此後，愛國民主運動在江西，仍得以各種形式堅持和擴大。
南昌青年學生的鬥爭精神，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並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1947年5月23日的新華社時評《蔣介石的末路》，認為京滬贛等地以反內戰、反饑餓、挽救教育危機為中心的學生運動，達到了新的高潮，特別指出，以蔣介石自己名字得名的“南昌中正大學，過去是沒有參加過學生運動的，在這一次都站在鬥爭的前線”。此後，南昌學生運動隨著校內中共組織的建立繼續發展，1948年6月，中正大學的一批進步學生還曾秘密進入蘇北解放區；各校學生在中共組織領導下，多次罷課進行或聲援愛國民主運動，並在1949年春利用“應變會”等合法形式，進行了護校和迎接解放的鬥爭。
二、中共地方組織與邊境遊擊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在粵贛湘邊區、皖浙贛邊區、閩浙贛邊區，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國民黨連續發動反共高潮後，這些武裝力量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失。抗戰勝利後，大批革命武裝奉命向北方移動，但仍有一小部分就地堅持民主鬥爭，遂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1946年6月全麵內戰爆發後，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立即擬定全省綏靖計劃，決定“協約鄰省，以保安團隊主力，分區殲滅”人民武裝。隨後，派出省保安處長鄔燦率領省保安第四、七兩總隊（一總隊相當於一團），協同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歐震）部隊進入贛南，“清剿”贛粵邊區人民武裝黃業、劉新潮、劉培新等部；派一個保安大隊由贛閩浙三省邊區指揮所指揮，圍攻該邊區人民武裝曾鏡冰部；派兩個保安中隊會同福建部隊，圍攻贛閩邊區人民武裝張澤慶部。人民武裝在強大敵軍的圍攻下，輾轉應付，靈活機動，打破了敵人“分區殲滅”的企圖。到1947年，各地人民武裝力量均有所增長，其主要分布和活動情況為：
粵贛湘邊區：1947年4月，在廣東南雄成立中共五嶺地區委員會，張華任書記，黃業、劉建華任副書記。五嶺地委將人民武裝整編為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總隊，由黃業、劉建華分任總、副隊長，張華任政委，陳中夫任政治部主任。總隊下轄第一、三、五、六4個支隊，分散活動於粵北、贛南和湘南地區。地委和總隊的成立，成為粵贛湘邊區人民革命力量發展的重要標誌。不久，這支原先僅有200多人的隊伍，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3000多支槍。在贛南活動的主要是第六支隊（下分3個大隊，共800多人），後來第一、五支隊也挺進到贛南。他們運用各種形式，分別組織、建立了“河北隊”、崇餘康獨立大隊、信餘康遊擊隊、“烈火隊”、“紅花隊”、三南遊擊隊等靈活輕便的武裝工作隊，在崇義、大餘、南康、信豐、龍南、全南、定南等縣邊區開展遊擊活動，“來去無定”，頗有聲勢。
皖浙贛邊區：抗戰勝利後，原在蘇浙皖地區的新四軍主力北撤，在蘇南、皖南留下一支500餘人的隊伍堅持鬥爭。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指示皖南地委，發展皖蘇浙贛廣大地區的遊擊戰，“總的發展方向應以贛東北為主”，創造廣大的遊擊根據地。隨後，熊兆仁、餘華、倪南山率新四軍皖浙贛支隊（1948年12月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皖浙贛支隊）向以休寧、祁門、婺源、浮梁為中心的皖浙贛邊區挺進。支隊以靈活多變的轉進奔襲，多次挫敗敵軍的大規模“清剿”，牽製皖浙贛三省保安團和地主武裝約8000人，創建了以婺源鄣公山為中心的大塊遊擊根據地。
贛西南地區：萬青領導贛西南貧苦農民和部分由廣東移入江西的墾民，成立了人民解放大隊（亦稱白馬大隊），有人、槍300餘。他們以泰和馬家洲、五寧庵等處為根據地，遊擊於永新、泰和、遂川、永豐、吉水、萬安等縣，並挫敗了江西保安第三團歐陽江部的“清剿”。此外，劉雄虎部500餘人，從1947年冬起，也在遂川、上猶一帶地區進行遊擊活動。
在人民武裝堅持鬥爭的同時，中共江西地方組織也有所恢複和發展。雖然中共江西省級組織自抗戰中期遭破壞後，一直未能恢複，但從1947年起，在一些市縣，建立了中共組織，恢複了組織活動。這些組織主要有：隸屬於中共閩浙贛區委的、以蔡敏為書記的湘贛邊工作委員會，在贛南、贛西、贛東及南昌均建立有下屬組織；以李健為書記的中共南昌城工部，正式成立於南昌解放前夕，但從1948年已開始在贛中、贛北地區建立有60多個黨支部；隸屬於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以孟樹德為書記的萍鄉礦區工作委員會；為配合解放軍南下，1949年5月在大餘建立的中共贛南工作委員會，隸屬中共華南分局五嶺地委，劉建華為書記，等等。
江西境內的中共組織和人民武裝，總的說來力量不大，但他們進行的活躍的組織和遊擊活動，對國民黨江西統治當局是一個威脅，因此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和鎮壓。當局采取的最厲害的一招，是派遣人員打入各武裝力量內部，了解其活動進而予以破獲。僅1947年，江西國民黨組織即分別在大餘、信豐、上饒、瑞昌等“本省各股匪內部建立內線三十六名，並經各內線之努力，曾破獲匪案五十二件，緝獲人犯一百九十一名，抄獲步槍五十二支，短槍八支”。但是，不論當局如何嚴密監視和鎮壓，終究無法消滅中共組織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到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大軍進入江西時，各地中共組織及其武裝力量積極配合作戰，為江西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三、中間力量的發展
1？郾中間力量的組織狀況
抗戰勝利後，政治態勢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麵是中間力量的進一步擴大，特別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後，新的黨派、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成為戰後政局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在江西活動的中間黨派及其組織主要有：
中國民主同盟江西臨時支部。1946年夏，江西知識界進步人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臨時執行委員何世琨，受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組織委員會主任章伯鈞的委托，由重慶來江西發展民盟組織。何聯絡曾伯雄、劉九峰等在南昌創辦《自由半月刊》，以天健中學為活動據點，並向豐城、永修等地發展組織。1947年秋，李柱受民盟總部指派由滬來贛建立江西臨時支部，指定曾伯雄、何序東、王秋心、李柱、陳言、包煊敏、唐敬齋7人為支部委員，推曾伯雄為主任委員。同年11月，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後，江西民盟組織轉入隱蔽活動。1948年1月，民盟總部在香港恢複機構，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此後，民盟江西臨時支部積極推動反蔣愛國的學生運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在農村組織開展反三征（征兵、征糧、征稅）鬥爭，有的地方還組建了地下武裝，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進行。到1949年7月，民盟江西臨時支部在約20個地縣建立了組織，全省盟員共計1000人左右；單獨和與農工民主黨合作組建的武裝，約有人槍3000餘。
中國農工民主黨江西省工作委員會。農工黨是民盟的主要組成黨派之一，也是在江西建立組織最早的一個民主黨派。其前身中華革命黨1928年即在南昌成立了以李小青為主任委員的江西省籌備委員會（1930年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江西省幹部會”），抗戰時期先後組建了以何序東為主委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江西省臨時委員會、江西核心小組，在南昌、贛州、泰和、豐城等地發展組織，堅持活動，並於1946年冬，在南昌建立由何世琨負責的中心組。次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易名為中國農工黨，同年冬，農工黨江西省臨時委員會在豐城成立，以何序東為主委，陳言、李柱、唐敬齋、吳建東為委員。1948年7月，臨時省委會遷到南昌市，但組織活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製，何離開南昌，組織活動一度短時中斷。1949年2月，改組成立中國農工黨江西省工作委員會，何序東任主委。這時，全省組織已擴大到31個市縣，有黨員5700餘人。省工委廣泛開展愛國民主活動，發動部分縣鄉反征兵、反征糧、反征稅的鬥爭和城市的護廠護校活動，組織“民主自衛軍”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渡江作戰，迎接江西的解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西省分會籌委會。1946年夏，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央幹事李世璋到江西發展組織，組成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江西省籌備委員會。1948年夏，孫其名到江西發展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成立民革江西省籌備委員會。兩會分別在全省22個市縣發展了自己的組織。1949年2月，這兩個籌委會合並組成民革江西省分會籌備委員會，以湯允夫、孫其名、廖超倫、聶轟、武惕予為常務委員，湯允夫為主任委員。籌委會廣泛開展愛國民主活動，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並在黎川等地，組織武裝，為迎接解放作了積極的工作。
在江西出現的黨派組織還有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及幾個小黨的分支：
中國青年黨江西省黨部。青年黨是抗戰勝利後在江西組織發展最快、勢力最大，也是內部紛爭最為激烈的一支中間勢力。該黨在1945年12月重訂政綱，宣稱本國家主義精神，以建設全民福利的現代國家為宗旨，並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作為其政治主張。江西的青年黨組織，始於1928年。當時由南昌劍聲中學校長邱大年負責，邱赴北平任教後，由繼任校長熊恢主其事。後長期未有組織活動。1946年夏，熊恢在廬山被該黨主席曾琦召見後，成立江西省臨時黨部，熊為方便在南京活動立法委員等職任，自任指導委員，而以辛植柏為主任委員實際負責黨務。1947年8月3日，青年黨江西省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會上，以熊恢等為首的“元老派”和以辛植柏為首的“實力派”發生激烈爭執，結果元老派在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中落敗。元老派遂另召集會議和推舉執行委員，“兩方勢成敵對”，熊、辛兩人乃先後去南京青年黨中央告狀並尋求解決。10月，“原省黨部奉令解散，另組整理委員會，著手整頓”，整委會由青年黨中央委派的葉時修等7人組成，葉為主任委員。葉隨後急欲擴大自己的力量，對熊、辛均形成威脅，兩人遂又“願捐棄成見，急謀合作，以便與葉時修競爭”。因此，青年黨在江西的組織，一直內爭不斷，並不穩定。但這時，青年黨因在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問題上，明確站在國民黨一邊，實際上成為國民黨的政治盟友，故而江西青年黨成員在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選舉中，均參與其事，其利益得到國民黨的保護。
江西青年黨的經費，主要來自該黨中央。其活動以吸收黨員、宣傳黨綱（如宣傳、銷售該黨所辦《中華時報》、《青年周刊》、《青年生活》等報刊）和謀求參加地方政權為中心。其組織結構分四層，即省黨部、市縣支部、區分部、小組，特許國民黨員秘密跨入該黨。1947年時，已在南昌市和安義、豐城、高安、清江、萬載、興國、瑞金、泰和、分宜、安福、蓮花、資溪、黎川、廣豐、九江、瑞昌、彭澤等縣設立支部或籌備處，並在南昌公開活動。有資料稱全省黨員“已達三千餘名，其中以公教人員為最多，占二千三百名左右，學生占四百餘名，商界最少約三百左右”。次年，該黨在全省的組織發展及活動，還有進一步的擴大，全省大部分市縣均有青年黨的組織或人員（民社黨亦如此），有的縣規模還不小，如高安一縣青年黨成員達300多人。南昌解放前夕，主要成員大部離開江西先後去台灣，江西青年黨組織隨告瓦解。
中國民主社會黨江西省支部。以張君勱為主席的民社黨，其黨章稱“以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為宗旨”，政治路線為“不走英美資本主義的路，亦不走蘇聯共產主義的路，而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中間的路”。1947年7月該黨一大之後，即由中央指派高鋥（又名粹光）為江西省支部主任委員，到江西發展組織。江西支部最初設在贛州，同年11月遷到南昌，由高鋥之弟高鋞任主任委員，饒伯午為書記長，張建東、高鋥、劉壽元、張玉民、殷慕萍為委員。先後在宜春、分宜、萬載、臨川、吉安、九江、萍鄉、上饒、玉山、廣豐、奉新、清江、定南等縣設立分部籌備處。民社黨“中央認為江西黨務發展迅速”，極為重視，遂派出中央委員到贛視察和布置國大代表選舉工作。由於民社黨與青年黨一樣，在1947年秋冬支持國民黨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該黨也被國民黨視為友黨，江西民社黨組織和成員得以參與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的選舉，其政治利益得到國民黨的保護。但民社黨中央每月僅發江西10餘萬元，故江西組織“經費困難”。
民社黨江西組織其後內部出現紛爭，李才彬（原任江西省立工專校長）因領導有大批黨員，自成一派，經赴上海與該黨中央主席等核心人物聯絡，被該黨提名為江西立法委員候選人，並指定為江西支部改組籌備會主任委員，引起江西支部其他幹部的不滿。高鋞遂與饒伯午在南昌召開23人幹部會議，會上發表了攻擊李才彬的言論，否決了李任籌委會主委的提議，議定仍以原支部為黨務最高機構，負責籌備省黨部。民社黨內部發生糾紛不獨江西一地。據其中央總部1948年7月22日電稱，各地黨部因內部人事不協調發生糾紛、窒礙進行者孔多，“稍有不合，即交相詬病，函電中央；尤有甚者，乃至發泄私忿，互相傾軋”。而該黨中央亦發生了分裂，因此，地方黨務頗為混亂。年底，根據該黨中央關於在中共部隊接近地區結束黨務的指令，江西民社黨組織也就很快消散。
中國農民黨江西支部籌委會。中國農民黨1947年5月成立，宣稱以喚醒農人自覺自主，維護農人正當權益，促進農工和城鄉平衡發展，實現以農業農村為基本現代化的民主法治中國為宗旨。江西王沚川出席了該黨一大，他原誤以為是農民協會改名為農民黨，故隻是在江西邀集四五個農協會員舉行座談，並未發動征求黨員，但表示各界對本黨均極同情讚成，江西經戰爭後農村生活困苦，參加者一定踴躍。這就是說，作為一省的籌備人，他自己對該黨理念、宗旨尚不明白。6月，該黨中常會第四次會議決定，以張明善、鍾南齊、王雲森、林逢春、王儒鈞為江西支部籌備委員，張為召集人。但據1948年4月1日的《中國農民黨黨務通告》（第八號）載稱：“江西支部已洽妥籌備人選，即可展開工作”，表明過了10個月，江西並未展開什麽黨務活動。此後，未見該黨在江西活動的記載。
中國新社會革命黨江西辦事處。該黨1948年1月10日在南京成立，自稱遵循三民主義，以團結革命同誌，排除反革命障礙，推行新革命運動，建設新社會主義新中國為宗旨。這是一個認為國民黨已經衰落而使三民主義變質，又以所謂不適合國情、民族傳統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黨派。在人民解放戰爭凱歌行進之時，該黨以“居第三方麵”為名，屢次向國內外各方“呼籲和平”、“停止戰爭”。江西省政府一度對該黨在江西的活動表示擔心，曾向行政院請示其是否為合法政黨、可否準予其公開掛牌活動，得行政院1948年11月26日第5322號訓令，正式承認其為合法政黨並通令全國。江西組織的具體情況不詳，其黨務活動由該黨湘鄂贛黨務特派員何鵬負責，但南昌是該黨的重要據點，南昌樵舍鎮德昌祥和南昌豫章後街17號（兩處主人均為魏俊德）是其中央總部非常時期的通訊處、辦事處。所謂“非常時期”，指“地方陷落”即被解放軍占領，非常時期的黨務則主要是布置潛伏，進行“地下工作”。
三民主義憲政同誌會（簡稱“民憲會”）南昌分會。民憲會1946年4月10日在重慶成立。以孫科為名譽會長、吳尚鷹為理事長的民憲會，將“闡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促進憲政及完成民主政治”作為政綱，在南京設總會，各地設分會。南昌分會是該會各地分會中成立最早者，也是組織較為完備的一個地方分會。南昌分會以李德釗、塗璧、張良璆、康霓華、劉家樹為常務幹事，李德釗兼總幹事；以辛安世、王德輿、應豪仲為常務監察。嚴格地說，民憲會不是一個具有獨立政綱的政黨，隻是國民黨內的一個政治派別而已。
2？郾江西當局的政策
中國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它實際上被認為是一個非法政黨，其活動受到當局的取締。國民黨江西當局對省內的民盟組織，嚴加監視和壓迫。
江西國民黨當局對其他各中間黨派，在態度和政策上，除製憲國民大會選舉期間外，實際也是高度戒備和監視。1947年5月3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接獲中央密電：“各黨派在各地之公開活動，自不便幹涉，但各地黨政機關仍應密切注意，如有違法活動，應依法處理。至參加政府之青年、民社兩黨，可準其公開掛牌。”5日，省黨部即電令各市縣黨部，須明了各黨派以及中共在地方之實際情形，“於各黨各派與奸黨在縣內之活動情況，務仰切實查明其主持人為誰、活動方式如何、人數若幹、憑借活動之背景為何、社會上對其反應如何以及本黨如何應付之策略等，詳細具報”。至此，國民黨地方當局對各黨派的政策態度基本明確了下來。
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對這些黨派是不以為然的。1947年夏秋青年、民社兩黨轉而支持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後，國民黨中央對該兩黨遂取寬容政策，敷衍表麵，稱其為“友黨”，不但允其公開掛牌，而且保證其國大代表名額，還要求各地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中，要安排該兩黨的人員。但王陵基並不執行，“對民、青兩黨人員，則取漠視態度”，對於全省選舉事務所的人事，“不僅幹事未留一席，即助幹亦不留一席與友黨，致使民、青兩黨委員不快”。當時有人認為，王陵基這種“竟對友黨表麵都不應酬，殊使友黨難堪”的行為，是一種不顧國民黨策略的失策，將成為嚴重影響政局乃至國民黨中央威信的隱患，因此要求簽請蔣介石預為防止。這件事被人密報後，引起了國民黨上層的關注。可能是蔣介石出麵幹預（尚未見確切資料），王陵基的態度才轉而發生改變。據《江西民國日報》報道，江西原來公開發表並報送南京的選舉事務所委員名單，因無民、青兩黨人士參加，故被南京作出變更，變更之後，在江西4個區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以及82個市縣國大代表選舉事務所中，每一個所均增加民、青委員各一名，最終形成了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三黨合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的格局（每一區所中，國民黨代表至少占4名；縣所中，國民黨代表占3名，占主導地位）。幾天後，蔣介石還致函江西周邦道、柯逢春等10人，令其讓出所在縣國大代表名額，讓由友黨提名候選，並要“協助友黨人士當選”。其後，在江西省正式選舉出的“行憲”國大代表中，民社黨和青年黨在82個名額中，各占了7人，在立法委員中也各有人入選。
各縣黨部對各黨派事實上也相當警覺，即使對被視為友黨者也不例外。如分宜縣黨部在向省執委會的報告中說：“近有青年黨活動，主持人為張國興，本縣雙林鄉籍，縣政府軍事科長方某亦為負責人之一，現在大肆征求黨員，煽惑一班青年學生及本黨少數黨員加入活動”，並附送秘密得到的青年黨誌願書、登記表、誓詞及聲明書，要求省黨部指示如何處置。安義縣黨部對民社黨在該縣的活動，則不但高度注意，而且還派人打入其內部。安義黨部在給省黨部的電文中稱：“查中國民主社會黨在本縣籌組縣黨部，並於十月間派熊飛（係青年團團員）為籌備員，現已擇定上河街四號辦公，被征求入黨者多為失意分子及地方流氓，計有張等數拾人。查熊飛係本縣萬年春茶社學徒出身，毫無領導力量，刻下未能發揮作用。本部為明了內容起見，已派本黨黨員蔡衍恩、毛端宏二同誌打入該黨為本會內線。茲檢具該民主社會黨政綱及入黨申請書各一份，理合備文電送鑒核。”這種情況，並非個別縣份才有，而是國民黨省黨部的統一布置。據記載，僅1947年，江西國民黨組織即分別在青年黨方麵建立省級內線1人、縣級內線48人，在民社黨方麵建立省級內線1人、縣級內線21人，在民盟內部建立內線3人，同時還在各社會團體內部“建立內線共四十七名，經常監視各社團活動”。這就是說，即便在青年、民社兩黨投向國民黨後，他們在南昌及各縣市的活動，也仍處在國民黨地方組織的嚴密監視之中，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及內線及時地密報到了省黨部。
這就說明，國民黨從未真心容許中間勢力包括青年黨、民社黨這樣的所謂“友黨”的發展，而是從根本上將其視之為對國民黨統治的公開或潛在的威脅，因此，運用打入內部等各種手法，嚴密監視其組織，掌控其活動，一直成為國民黨省黨部的一項重要工作，直到國民黨在江西的統治結束後才告中止。國民黨的這種嚴密控製，是中間力量難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6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中斷和平進程，發動反共內戰，強烈地刺激了渴求和平與建設的中國人民。南京政府為取得美援而與美國簽訂出賣權益的政治、經濟協定，以及美軍在華沒有節製的橫行霸道行為，也引起全國人民的極大公憤。因此，從1946年下半年起，一場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全國各地興起，並逐步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形成反美反蔣的第二條戰線。
江西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從聲援北京學生的反美愛國行動開始的。1946年12月24日，美軍士兵強奸北京大學學生沈崇，引發了北京學生的反美學潮。幾天後，京滬爆發反美抗暴大遊行的消息傳到南昌，南昌大中學校學生群情激憤，中正大學女生當即在望城崗校園內舉行“晨呼遊行”，一些進步學生隨即發起到南昌市內抗議遊行的全校簽名活動。南昌豫章中學學生餘文容獲悉此情後，分別聯絡本校、南昌女中、省立工專、心遠中學等校學生自治會予以響應，“擴大行動”。31日，中正大學、豫章中學等校千餘名學生在陳潘旭等帶領下，衝破學校阻力，在南昌市區主要街道舉行反美抗暴遊行。遊行學生高呼“美國佬滾出去”等口號，得到市民支持，擠滿街頭的市民“有的熱烈鼓掌表示支持，有的幹脆加入遊行隊伍，結果隊伍越來越長，抗議的聲勢越來越大”。江西輿論界也對學生遊行給予支持，“鹹以美軍暴行必須製止，否則恐影響國家聲譽”，連遊行隊伍遇到的2個美國人（一牧師一士兵），對此也表示理解。這次遊行行動，打破了五四運動以後江西學生運動長期沉寂的局麵，顯示了青年學生巨大的愛國熱情，對戰後的江西時局和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後，中正大學學生再次掀起挽救教育危機的罷課學潮。
中正大學1945年底搬到南昌後，學校規模繼續有所擴大，但教師則大大減少。1946年，全校設有文法、理、工、農四個學院，分設中文、外文、曆史、政治、經濟、教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土木工程、機電工程、化學工程，農藝、森林、畜牧獸醫等16個學係，共有學生2224人，教師147人（其中教授44人，副教授27人）。辦學條件最初極差，望城崗與南昌市13公裏的交通往來，最初僅靠人力車、大板車和獨輪車三種原始工具來解決。1946年3月，在第九戰區長官部撥給學校兩輛接收日軍的舊卡車後，才算有了一點現代交通工具。校舍因是利用原有營房，也過於簡陋，到1947年9月，隨著大禮堂、圖書館、實驗室和教職工、學生宿舍等數十棟房屋的建成，才有了改善。
內戰爆發後，當局大量削減教育經費，而物價飛速上漲，致使教育陷入危機，教職員工和學生受到饑餓威脅。1947年2月中旬，中正大學學生“不滿意於校長蕭蘧之處理校務”，聚集向學校請願，要求增聘教授、充實圖書設備、改善教職員工和學生的生活現狀。這個要求因未得到允準，校長蕭蘧被激憤的學生亂石擊傷頭部。隨後，學生成立了由陳潘旭、林炳生、蔣楨、貝效良、張天佑等學生領袖組成的護校會，要求校長辭職，並罷課待命；蕭蘧也在22日向教育部電請辭職，校務交由校務會議代理。南京教育部獲悉後，部長朱家驊遂急電江西教育廳及蕭蘧，反對學生行動，表示全力支持蕭蘧“整頓學風”，不準其辭職，同時派教育部專門委員程其保到校協助，令“剴切開導學生即日複課，並查明滋事學生依法嚴處”。其後，在程其保及“省會各機關首長及社會賢達一再勸導”下，中正大學學生於3月31日複課，但學生沒有放棄校長辭職的要求，情緒仍極高昂，因此問題並“未獲根本解決”。
5月上中旬，上海、南京等地學生掀起反內戰、反饑餓和增加副食費、挽救教育危機的罷課遊行，學生運動開始走上高潮。18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規定不準“越級請願”，請願代表不準超過10人，不準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否則送司法機關處理。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學生聯合在南京舉行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請願大遊行受到當局鎮壓，重傷學生19人，造成“五二〇慘案”。在這個背景下，中正大學學潮再次走向高潮。
5月10日，南昌開始實行宵禁。幾天後，又聞蕭蘧即將返校複職。中正大學學生群情激憤，於18日再度罷課，並決定22日全體學生進京請願，要求校方簽付6、7兩月公費充作旅費。學生的行動，引起省政當局的震驚。省主席王陵基當即認定“學潮變質，妨礙治安”，除下令銀行不予付款、路局不予售票外，於19日召集有“省會各界紳耆”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10條緊急措施，將中正大學護校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命令即予解散；宣稱學潮中“如有共黨分子乘機利用製造暴亂，查明時將予逮捕”；威脅學生如果繼續擴大風潮，將有解散學校的可能。同時，在中正大橋（解放後改稱八一大橋）北橋頭密布軍警，防止學生過江進入市區。省政府的措置，使學生“益感憤激”。21日，800多名學生進城示威，到達中正橋頭時，遭到武裝軍警的攔阻，張英荃等5位同學被打成重傷，輕傷者有22人。省立獸醫專科學校部分學生由城內趕至聲援，也在橋東遭到毆打。這就是江西當局製造的南昌“五二一事件”。
五二一事件暴露了省政當局反人民的反動本質，遭到社會各界的強烈聲討。22日，中正大學學生發布抗議五二一血案的宣言，要求南京政府撤辦鎮壓人權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全省學生和民眾同表義憤，南昌中正醫學院、醫專、工專、體專、音專、獸專等校學生聯合組織“五二一事件後援會”，罷課冒雨遊行。全省各地及南京、北平、上海等地學生也紛紛來信來電表示聲援。鑒於“事態至此頗有愈趨擴大之勢”，江西當局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斂，答允醫治受傷學生，懲辦凶手，並由“各機關首長及耆紳”出麵致電教育部允校長蕭蘧辭職，26日為教育部所準，派督學吳兆棠代理校務。中正大學學生遂於6月9日複課。
在中正大學學生運動期間，全省各地的民主運動也有所發展。1947年2月中旬，九江興中紗廠女工舉行了反饑餓的罷工鬥爭；3月，高安縣商民罷市20天，反抗地方當局設卡非法勒捐；5月，贛縣中學、女中、女師學校教職員聯合罷教，吉安中小學教職員聯合罷教，相繼進行反饑餓鬥爭；6月初，中正大學和國立中正醫學院學生分別在校內遊行，要求“反內戰、反饑餓、反征兵征糧”。此後，愛國民主運動在江西，仍得以各種形式堅持和擴大。
南昌青年學生的鬥爭精神，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並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1947年5月23日的新華社時評《蔣介石的末路》，認為京滬贛等地以反內戰、反饑餓、挽救教育危機為中心的學生運動，達到了新的高潮，特別指出，以蔣介石自己名字得名的“南昌中正大學，過去是沒有參加過學生運動的，在這一次都站在鬥爭的前線”。此後，南昌學生運動隨著校內中共組織的建立繼續發展，1948年6月，中正大學的一批進步學生還曾秘密進入蘇北解放區；各校學生在中共組織領導下，多次罷課進行或聲援愛國民主運動，並在1949年春利用“應變會”等合法形式，進行了護校和迎接解放的鬥爭。
二、中共地方組織與邊境遊擊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在粵贛湘邊區、皖浙贛邊區、閩浙贛邊區，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國民黨連續發動反共高潮後，這些武裝力量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失。抗戰勝利後，大批革命武裝奉命向北方移動，但仍有一小部分就地堅持民主鬥爭，遂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1946年6月全麵內戰爆發後，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立即擬定全省綏靖計劃，決定“協約鄰省，以保安團隊主力，分區殲滅”人民武裝。隨後，派出省保安處長鄔燦率領省保安第四、七兩總隊（一總隊相當於一團），協同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歐震）部隊進入贛南，“清剿”贛粵邊區人民武裝黃業、劉新潮、劉培新等部；派一個保安大隊由贛閩浙三省邊區指揮所指揮，圍攻該邊區人民武裝曾鏡冰部；派兩個保安中隊會同福建部隊，圍攻贛閩邊區人民武裝張澤慶部。人民武裝在強大敵軍的圍攻下，輾轉應付，靈活機動，打破了敵人“分區殲滅”的企圖。到1947年，各地人民武裝力量均有所增長，其主要分布和活動情況為：
粵贛湘邊區：1947年4月，在廣東南雄成立中共五嶺地區委員會，張華任書記，黃業、劉建華任副書記。五嶺地委將人民武裝整編為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總隊，由黃業、劉建華分任總、副隊長，張華任政委，陳中夫任政治部主任。總隊下轄第一、三、五、六4個支隊，分散活動於粵北、贛南和湘南地區。地委和總隊的成立，成為粵贛湘邊區人民革命力量發展的重要標誌。不久，這支原先僅有200多人的隊伍，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3000多支槍。在贛南活動的主要是第六支隊（下分3個大隊，共800多人），後來第一、五支隊也挺進到贛南。他們運用各種形式，分別組織、建立了“河北隊”、崇餘康獨立大隊、信餘康遊擊隊、“烈火隊”、“紅花隊”、三南遊擊隊等靈活輕便的武裝工作隊，在崇義、大餘、南康、信豐、龍南、全南、定南等縣邊區開展遊擊活動，“來去無定”，頗有聲勢。
皖浙贛邊區：抗戰勝利後，原在蘇浙皖地區的新四軍主力北撤，在蘇南、皖南留下一支500餘人的隊伍堅持鬥爭。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指示皖南地委，發展皖蘇浙贛廣大地區的遊擊戰，“總的發展方向應以贛東北為主”，創造廣大的遊擊根據地。隨後，熊兆仁、餘華、倪南山率新四軍皖浙贛支隊（1948年12月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皖浙贛支隊）向以休寧、祁門、婺源、浮梁為中心的皖浙贛邊區挺進。支隊以靈活多變的轉進奔襲，多次挫敗敵軍的大規模“清剿”，牽製皖浙贛三省保安團和地主武裝約8000人，創建了以婺源鄣公山為中心的大塊遊擊根據地。
贛西南地區：萬青領導贛西南貧苦農民和部分由廣東移入江西的墾民，成立了人民解放大隊（亦稱白馬大隊），有人、槍300餘。他們以泰和馬家洲、五寧庵等處為根據地，遊擊於永新、泰和、遂川、永豐、吉水、萬安等縣，並挫敗了江西保安第三團歐陽江部的“清剿”。此外，劉雄虎部500餘人，從1947年冬起，也在遂川、上猶一帶地區進行遊擊活動。
在人民武裝堅持鬥爭的同時，中共江西地方組織也有所恢複和發展。雖然中共江西省級組織自抗戰中期遭破壞後，一直未能恢複，但從1947年起，在一些市縣，建立了中共組織，恢複了組織活動。這些組織主要有：隸屬於中共閩浙贛區委的、以蔡敏為書記的湘贛邊工作委員會，在贛南、贛西、贛東及南昌均建立有下屬組織；以李健為書記的中共南昌城工部，正式成立於南昌解放前夕，但從1948年已開始在贛中、贛北地區建立有60多個黨支部；隸屬於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以孟樹德為書記的萍鄉礦區工作委員會；為配合解放軍南下，1949年5月在大餘建立的中共贛南工作委員會，隸屬中共華南分局五嶺地委，劉建華為書記，等等。
江西境內的中共組織和人民武裝，總的說來力量不大，但他們進行的活躍的組織和遊擊活動，對國民黨江西統治當局是一個威脅，因此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和鎮壓。當局采取的最厲害的一招，是派遣人員打入各武裝力量內部，了解其活動進而予以破獲。僅1947年，江西國民黨組織即分別在大餘、信豐、上饒、瑞昌等“本省各股匪內部建立內線三十六名，並經各內線之努力，曾破獲匪案五十二件，緝獲人犯一百九十一名，抄獲步槍五十二支，短槍八支”。但是，不論當局如何嚴密監視和鎮壓，終究無法消滅中共組織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到1949年春夏人民解放大軍進入江西時，各地中共組織及其武裝力量積極配合作戰，為江西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三、中間力量的發展
1？郾中間力量的組織狀況
抗戰勝利後，政治態勢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麵是中間力量的進一步擴大，特別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後，新的黨派、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成為戰後政局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在江西活動的中間黨派及其組織主要有：
中國民主同盟江西臨時支部。1946年夏，江西知識界進步人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臨時執行委員何世琨，受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組織委員會主任章伯鈞的委托，由重慶來江西發展民盟組織。何聯絡曾伯雄、劉九峰等在南昌創辦《自由半月刊》，以天健中學為活動據點，並向豐城、永修等地發展組織。1947年秋，李柱受民盟總部指派由滬來贛建立江西臨時支部，指定曾伯雄、何序東、王秋心、李柱、陳言、包煊敏、唐敬齋7人為支部委員，推曾伯雄為主任委員。同年11月，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後，江西民盟組織轉入隱蔽活動。1948年1月，民盟總部在香港恢複機構，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此後，民盟江西臨時支部積極推動反蔣愛國的學生運動，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在農村組織開展反三征（征兵、征糧、征稅）鬥爭，有的地方還組建了地下武裝，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進行。到1949年7月，民盟江西臨時支部在約20個地縣建立了組織，全省盟員共計1000人左右；單獨和與農工民主黨合作組建的武裝，約有人槍3000餘。
中國農工民主黨江西省工作委員會。農工黨是民盟的主要組成黨派之一，也是在江西建立組織最早的一個民主黨派。其前身中華革命黨1928年即在南昌成立了以李小青為主任委員的江西省籌備委員會（1930年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江西省幹部會”），抗戰時期先後組建了以何序東為主委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江西省臨時委員會、江西核心小組，在南昌、贛州、泰和、豐城等地發展組織，堅持活動，並於1946年冬，在南昌建立由何世琨負責的中心組。次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易名為中國農工黨，同年冬，農工黨江西省臨時委員會在豐城成立，以何序東為主委，陳言、李柱、唐敬齋、吳建東為委員。1948年7月，臨時省委會遷到南昌市，但組織活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製，何離開南昌，組織活動一度短時中斷。1949年2月，改組成立中國農工黨江西省工作委員會，何序東任主委。這時，全省組織已擴大到31個市縣，有黨員5700餘人。省工委廣泛開展愛國民主活動，發動部分縣鄉反征兵、反征糧、反征稅的鬥爭和城市的護廠護校活動，組織“民主自衛軍”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渡江作戰，迎接江西的解放。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西省分會籌委會。1946年夏，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中央幹事李世璋到江西發展組織，組成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江西省籌備委員會。1948年夏，孫其名到江西發展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成立民革江西省籌備委員會。兩會分別在全省22個市縣發展了自己的組織。1949年2月，這兩個籌委會合並組成民革江西省分會籌備委員會，以湯允夫、孫其名、廖超倫、聶轟、武惕予為常務委員，湯允夫為主任委員。籌委會廣泛開展愛國民主活動，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並在黎川等地，組織武裝，為迎接解放作了積極的工作。
在江西出現的黨派組織還有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及幾個小黨的分支：
中國青年黨江西省黨部。青年黨是抗戰勝利後在江西組織發展最快、勢力最大，也是內部紛爭最為激烈的一支中間勢力。該黨在1945年12月重訂政綱，宣稱本國家主義精神，以建設全民福利的現代國家為宗旨，並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作為其政治主張。江西的青年黨組織，始於1928年。當時由南昌劍聲中學校長邱大年負責，邱赴北平任教後，由繼任校長熊恢主其事。後長期未有組織活動。1946年夏，熊恢在廬山被該黨主席曾琦召見後，成立江西省臨時黨部，熊為方便在南京活動立法委員等職任，自任指導委員，而以辛植柏為主任委員實際負責黨務。1947年8月3日，青年黨江西省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會上，以熊恢等為首的“元老派”和以辛植柏為首的“實力派”發生激烈爭執，結果元老派在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中落敗。元老派遂另召集會議和推舉執行委員，“兩方勢成敵對”，熊、辛兩人乃先後去南京青年黨中央告狀並尋求解決。10月，“原省黨部奉令解散，另組整理委員會，著手整頓”，整委會由青年黨中央委派的葉時修等7人組成，葉為主任委員。葉隨後急欲擴大自己的力量，對熊、辛均形成威脅，兩人遂又“願捐棄成見，急謀合作，以便與葉時修競爭”。因此，青年黨在江西的組織，一直內爭不斷，並不穩定。但這時，青年黨因在召開製憲國民大會問題上，明確站在國民黨一邊，實際上成為國民黨的政治盟友，故而江西青年黨成員在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選舉中，均參與其事，其利益得到國民黨的保護。
江西青年黨的經費，主要來自該黨中央。其活動以吸收黨員、宣傳黨綱（如宣傳、銷售該黨所辦《中華時報》、《青年周刊》、《青年生活》等報刊）和謀求參加地方政權為中心。其組織結構分四層，即省黨部、市縣支部、區分部、小組，特許國民黨員秘密跨入該黨。1947年時，已在南昌市和安義、豐城、高安、清江、萬載、興國、瑞金、泰和、分宜、安福、蓮花、資溪、黎川、廣豐、九江、瑞昌、彭澤等縣設立支部或籌備處，並在南昌公開活動。有資料稱全省黨員“已達三千餘名，其中以公教人員為最多，占二千三百名左右，學生占四百餘名，商界最少約三百左右”。次年，該黨在全省的組織發展及活動，還有進一步的擴大，全省大部分市縣均有青年黨的組織或人員（民社黨亦如此），有的縣規模還不小，如高安一縣青年黨成員達300多人。南昌解放前夕，主要成員大部離開江西先後去台灣，江西青年黨組織隨告瓦解。
中國民主社會黨江西省支部。以張君勱為主席的民社黨，其黨章稱“以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為宗旨”，政治路線為“不走英美資本主義的路，亦不走蘇聯共產主義的路，而走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中間的路”。1947年7月該黨一大之後，即由中央指派高鋥（又名粹光）為江西省支部主任委員，到江西發展組織。江西支部最初設在贛州，同年11月遷到南昌，由高鋥之弟高鋞任主任委員，饒伯午為書記長，張建東、高鋥、劉壽元、張玉民、殷慕萍為委員。先後在宜春、分宜、萬載、臨川、吉安、九江、萍鄉、上饒、玉山、廣豐、奉新、清江、定南等縣設立分部籌備處。民社黨“中央認為江西黨務發展迅速”，極為重視，遂派出中央委員到贛視察和布置國大代表選舉工作。由於民社黨與青年黨一樣，在1947年秋冬支持國民黨召開製憲國民大會，該黨也被國民黨視為友黨，江西民社黨組織和成員得以參與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的選舉，其政治利益得到國民黨的保護。但民社黨中央每月僅發江西10餘萬元，故江西組織“經費困難”。
民社黨江西組織其後內部出現紛爭，李才彬（原任江西省立工專校長）因領導有大批黨員，自成一派，經赴上海與該黨中央主席等核心人物聯絡，被該黨提名為江西立法委員候選人，並指定為江西支部改組籌備會主任委員，引起江西支部其他幹部的不滿。高鋞遂與饒伯午在南昌召開23人幹部會議，會上發表了攻擊李才彬的言論，否決了李任籌委會主委的提議，議定仍以原支部為黨務最高機構，負責籌備省黨部。民社黨內部發生糾紛不獨江西一地。據其中央總部1948年7月22日電稱，各地黨部因內部人事不協調發生糾紛、窒礙進行者孔多，“稍有不合，即交相詬病，函電中央；尤有甚者，乃至發泄私忿，互相傾軋”。而該黨中央亦發生了分裂，因此，地方黨務頗為混亂。年底，根據該黨中央關於在中共部隊接近地區結束黨務的指令，江西民社黨組織也就很快消散。
中國農民黨江西支部籌委會。中國農民黨1947年5月成立，宣稱以喚醒農人自覺自主，維護農人正當權益，促進農工和城鄉平衡發展，實現以農業農村為基本現代化的民主法治中國為宗旨。江西王沚川出席了該黨一大，他原誤以為是農民協會改名為農民黨，故隻是在江西邀集四五個農協會員舉行座談，並未發動征求黨員，但表示各界對本黨均極同情讚成，江西經戰爭後農村生活困苦，參加者一定踴躍。這就是說，作為一省的籌備人，他自己對該黨理念、宗旨尚不明白。6月，該黨中常會第四次會議決定，以張明善、鍾南齊、王雲森、林逢春、王儒鈞為江西支部籌備委員，張為召集人。但據1948年4月1日的《中國農民黨黨務通告》（第八號）載稱：“江西支部已洽妥籌備人選，即可展開工作”，表明過了10個月，江西並未展開什麽黨務活動。此後，未見該黨在江西活動的記載。
中國新社會革命黨江西辦事處。該黨1948年1月10日在南京成立，自稱遵循三民主義，以團結革命同誌，排除反革命障礙，推行新革命運動，建設新社會主義新中國為宗旨。這是一個認為國民黨已經衰落而使三民主義變質，又以所謂不適合國情、民族傳統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黨派。在人民解放戰爭凱歌行進之時，該黨以“居第三方麵”為名，屢次向國內外各方“呼籲和平”、“停止戰爭”。江西省政府一度對該黨在江西的活動表示擔心，曾向行政院請示其是否為合法政黨、可否準予其公開掛牌活動，得行政院1948年11月26日第5322號訓令，正式承認其為合法政黨並通令全國。江西組織的具體情況不詳，其黨務活動由該黨湘鄂贛黨務特派員何鵬負責，但南昌是該黨的重要據點，南昌樵舍鎮德昌祥和南昌豫章後街17號（兩處主人均為魏俊德）是其中央總部非常時期的通訊處、辦事處。所謂“非常時期”，指“地方陷落”即被解放軍占領，非常時期的黨務則主要是布置潛伏，進行“地下工作”。
三民主義憲政同誌會（簡稱“民憲會”）南昌分會。民憲會1946年4月10日在重慶成立。以孫科為名譽會長、吳尚鷹為理事長的民憲會，將“闡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促進憲政及完成民主政治”作為政綱，在南京設總會，各地設分會。南昌分會是該會各地分會中成立最早者，也是組織較為完備的一個地方分會。南昌分會以李德釗、塗璧、張良璆、康霓華、劉家樹為常務幹事，李德釗兼總幹事；以辛安世、王德輿、應豪仲為常務監察。嚴格地說，民憲會不是一個具有獨立政綱的政黨，隻是國民黨內的一個政治派別而已。
2？郾江西當局的政策
中國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它實際上被認為是一個非法政黨，其活動受到當局的取締。國民黨江西當局對省內的民盟組織，嚴加監視和壓迫。
江西國民黨當局對其他各中間黨派，在態度和政策上，除製憲國民大會選舉期間外，實際也是高度戒備和監視。1947年5月3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接獲中央密電：“各黨派在各地之公開活動，自不便幹涉，但各地黨政機關仍應密切注意，如有違法活動，應依法處理。至參加政府之青年、民社兩黨，可準其公開掛牌。”5日，省黨部即電令各市縣黨部，須明了各黨派以及中共在地方之實際情形，“於各黨各派與奸黨在縣內之活動情況，務仰切實查明其主持人為誰、活動方式如何、人數若幹、憑借活動之背景為何、社會上對其反應如何以及本黨如何應付之策略等，詳細具報”。至此，國民黨地方當局對各黨派的政策態度基本明確了下來。
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對這些黨派是不以為然的。1947年夏秋青年、民社兩黨轉而支持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後，國民黨中央對該兩黨遂取寬容政策，敷衍表麵，稱其為“友黨”，不但允其公開掛牌，而且保證其國大代表名額，還要求各地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的工作人員中，要安排該兩黨的人員。但王陵基並不執行，“對民、青兩黨人員，則取漠視態度”，對於全省選舉事務所的人事，“不僅幹事未留一席，即助幹亦不留一席與友黨，致使民、青兩黨委員不快”。當時有人認為，王陵基這種“竟對友黨表麵都不應酬，殊使友黨難堪”的行為，是一種不顧國民黨策略的失策，將成為嚴重影響政局乃至國民黨中央威信的隱患，因此要求簽請蔣介石預為防止。這件事被人密報後，引起了國民黨上層的關注。可能是蔣介石出麵幹預（尚未見確切資料），王陵基的態度才轉而發生改變。據《江西民國日報》報道，江西原來公開發表並報送南京的選舉事務所委員名單，因無民、青兩黨人士參加，故被南京作出變更，變更之後，在江西4個區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以及82個市縣國大代表選舉事務所中，每一個所均增加民、青委員各一名，最終形成了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三黨合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事務所的格局（每一區所中，國民黨代表至少占4名；縣所中，國民黨代表占3名，占主導地位）。幾天後，蔣介石還致函江西周邦道、柯逢春等10人，令其讓出所在縣國大代表名額，讓由友黨提名候選，並要“協助友黨人士當選”。其後，在江西省正式選舉出的“行憲”國大代表中，民社黨和青年黨在82個名額中，各占了7人，在立法委員中也各有人入選。
各縣黨部對各黨派事實上也相當警覺，即使對被視為友黨者也不例外。如分宜縣黨部在向省執委會的報告中說：“近有青年黨活動，主持人為張國興，本縣雙林鄉籍，縣政府軍事科長方某亦為負責人之一，現在大肆征求黨員，煽惑一班青年學生及本黨少數黨員加入活動”，並附送秘密得到的青年黨誌願書、登記表、誓詞及聲明書，要求省黨部指示如何處置。安義縣黨部對民社黨在該縣的活動，則不但高度注意，而且還派人打入其內部。安義黨部在給省黨部的電文中稱：“查中國民主社會黨在本縣籌組縣黨部，並於十月間派熊飛（係青年團團員）為籌備員，現已擇定上河街四號辦公，被征求入黨者多為失意分子及地方流氓，計有張等數拾人。查熊飛係本縣萬年春茶社學徒出身，毫無領導力量，刻下未能發揮作用。本部為明了內容起見，已派本黨黨員蔡衍恩、毛端宏二同誌打入該黨為本會內線。茲檢具該民主社會黨政綱及入黨申請書各一份，理合備文電送鑒核。”這種情況，並非個別縣份才有，而是國民黨省黨部的統一布置。據記載，僅1947年，江西國民黨組織即分別在青年黨方麵建立省級內線1人、縣級內線48人，在民社黨方麵建立省級內線1人、縣級內線21人，在民盟內部建立內線3人，同時還在各社會團體內部“建立內線共四十七名，經常監視各社團活動”。這就是說，即便在青年、民社兩黨投向國民黨後，他們在南昌及各縣市的活動，也仍處在國民黨地方組織的嚴密監視之中，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及內線及時地密報到了省黨部。
這就說明，國民黨從未真心容許中間勢力包括青年黨、民社黨這樣的所謂“友黨”的發展，而是從根本上將其視之為對國民黨統治的公開或潛在的威脅，因此，運用打入內部等各種手法，嚴密監視其組織，掌控其活動，一直成為國民黨省黨部的一項重要工作，直到國民黨在江西的統治結束後才告中止。國民黨的這種嚴密控製，是中間力量難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