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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從建設新江西到“動員戡亂”
一、王陵基重提“建設新江西”
民族抗戰取得偉大勝利和隨後出現的和平建國的曙光，激發了人們醫治戰爭創傷、建設新家園的熱情。作為這一熱情直接或間接的反映，江西在1946年初再次提出“建設新江西”的口號，並得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支持。
1946年3月26日，國民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由王陵基接替曹浩森出任省主席。王陵基是四川人，1938年任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率部出川加入第九戰區，參加湘贛地區的抗日作戰。次年6月升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其後主要在贛湘鄂邊區進行敵後遊擊作戰，無甚戰果。抗戰勝利後撤銷戰區時，轉任駐江西的第七綏靖區司令，下轄兩個集團軍。因自請將其基幹部隊第七十二軍調往長江北岸參加“剿共”，受到蔣介石的嘉許，隨即被委任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於4月8日到南昌履任。未掌理過行政事務的他，躊躇滿誌，很想在江西有點作為。因此，他一方麵，著力在政治上營造不結幫拉派的超脫形象。他抗戰時長期駐防贛北，深知熊式輝在江西勢力極大。因此，他對外聲稱不將川官移植來贛，僅自帶任師尚、宋相成赴任。5月間組建新一任省政府組成人員時，雖然通過行政院免去原主要人員職任，任命蔣誌澄、洪軌、邱椿、胡嘉詔、任師尚、程懋型、宋相成、蕭純錦、唐新、熊遂等為省政府委員，以蔣誌澄兼民政廳長，洪軌兼財政廳長，邱椿兼教育廳長，胡嘉詔兼建設廳長，任師尚兼秘書長，程懋型兼田賦糧食管理處長，宋相成兼保安副司令，但這些人，也大多不是他的親信，“全省官吏，仍多是熊式輝的舊人，其中如建設廳長胡嘉詔等，情況既熟習，工作上又有辦法，王陵基仍不得不倚靠熊式輝的舊部來推動工作”。他自己亦租居熊式輝在南昌市陽明路6號大院內的洋樓，與時任東北大員的熊式輝保持密切的聯係。
一位署名“逸”的人在給其師、國民大會副秘書長洪蘭友的信函中，談論當時江西政治環境時說：“贛省政治環境，潛伏力較深，勢力較強者，當首推政學係，因熊天翼氏主贛十年，當然培植不少力量，刻下熊氏雖離贛他調，然其部屬仍在贛活動甚力，其最活動者，如建設廳長胡嘉詔，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省田糧處長熊漱冰，省黨委劉已達及第五區專員馮琦等，胡嘉詔並主持政學係小組織‘地方政治研究會’。”據其所言，在江西政治圈中，除了勢力最大的政學係外，尚有大同盟（洪軌、陳協中等）、複興社（郭禮伯、蔡孟堅等）、CC派（李中襄等）等派係，明爭暗鬥，分合無定。王陵基的策略，傾向政學係，但對其他各方也“取一視同仁之態度”，盡管幾個月後，就與CC派的李中襄發生激烈的矛盾。李中襄1946年7月出任民政廳廳長，不久王、李之間產生“意見不合，而李應付王之態度，亦有欠妥，致一度在省務會議時發生齟齬。彼等（即政學係大同盟等）正好乘此良機，從中挑撥，致使王李二人感情日趨破裂，終至調李回京，任師尚繼掌民廳”。又由於南京調李中襄的命令發表過遲，王陵基疑為二陳（即陳果夫、陳立夫）從中支持李中襄，遂大發牢騷，對二陳乃至行政院長張群均有不滿。這些派係鬥爭和政治糾紛，對地方政治的影響極大，始終是國民黨執政期間無法消除的頑疾。但王陵基在江西省主席任上，對地方政治力量的籠絡，總的來說是較為成功的。
另一方麵，王陵基剛一到任，意圖順應民心，在建設問題上推出新東西。為此，他提出了“建設新江西”的口號、方針和計劃。他宣布了六項施政方針，即政治上要按照以黨領政、黨員擁護政府的要求，黨政合作，貫徹國民黨的政綱政策，實現主義；用人上要以公字為出發點，慎選才能，重視品德，徹底革除貪汙；財政上實行公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以不苛擾人民為原則；教育上實行強迫入學，發展基層教育，注重體育鍛煉，增進人民健康；建設上，發展農田水利，迅速恢複交通；保安方麵，積極整訓團隊，加強反共，“根絕殘匪”，“健全法治精神，使一般人民能夠明法、尊法與守法”。據此，省政府製定了《江西省建設綱要》。《綱要》共50條，內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五項建設。又依據該綱要，編成五年建設計劃，決定從1947年度起，按“分年進度”，次第施行。“建設新江西”的口號和計劃，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抗戰勝利後人們恢複和建設家園的願望，但這些需要政治改良和很大經費投入的方針和計劃，在當時的內外環境和現實條件下，也是脫離實際、缺乏現實可能性的，在很大程度上無異於空言惑眾、嘩眾取寵，許多條目都不可能事實上也確實未能真正付諸實踐。隨著全麵內戰的很快爆發，江西立即轉入到反共反人民的所謂“動員戡亂”的內戰軌道，“建設新江西”也就很快隨之煙消雲散。
在行政體製上，王陵基進行了一些製度性的因革。其中，如調整縣等級，因涉及人員編製的變動，屬於比較大的動作。1947年3月17日，省政府發出通令，認為此前實行的縣分三等製度，已不能適合“戰後各種客觀條件變動頗多”的情況，決定“依據各縣實際情形及地方財政狀況”，重新調整確定縣政府編製及各縣等級。這一調整，經第1868次和1873次省務會議通過，從當年4月1日起施行。調整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分細縣等級，即在原來的每一級內增加一級，將三級製改為六級製。全省83縣等級具體劃分為：
一等一級：鄱陽、萍鄉、上饒、吉安、臨川、贛縣、寧都、浮梁、豐城、九江、南昌。
一等二級：修水、玉山、清江、貴溪、宜春、婺源、樂平、高安、南康。
二等一級：新建、大庾（餘）、信豐、萬載、廣豐、瑞金、永豐、泰和、興國、遂川、永新、餘幹、南城、鉛山、雩（於）都、奉新、武寧、都昌。
二等二級：南豐、崇仁、龍南、東鄉、彭澤、金溪、新喻（餘）、黎川、吉水、上高、宜豐、弋陽、萬安、餘江、萬年、進賢、安福、光澤、永修、湖口。
三等一級：分宜、宜黃、新淦（幹）、樂安、廣昌、蓮花、石城、上猶、會昌、崇義、定南、安遠、尋鄔（烏）、德興、虔南（全南）、靖安、瑞昌、德安、星子、安義。
三等二級：銅鼓、橫峰、峽江、資溪、寧岡。
各等各級縣政府的編製確定為：一等一級縣，職員73名，公役18名；一等二級縣，職員62名，公役16名；二等二級縣，職員56名，公役13名；二等二級縣，職員50名，公役11名；三等一級縣，職員44名，公役10名；三等二級縣，職員41名，公役10名。職員中包括縣長一名；縣政府內設機構，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軍事、社會、地政七科，秘書、會計、統計、合作、戶政五室。這次縣等級的調整，是抗戰中期實施新縣製以來，江西對縣級行政體製的一次較大的調整，也是對抗戰勝利後政府公務人員規模的一次稍有成效的控製。
王陵基在推行“建設新江西”的過程中，也曾做成一點事情。他根據抗戰期間江西糧食調運一空的情況，向南京政府力爭，將戰後蔣介石為準備內戰下達給江西的200萬石征糧任務，縮減為50萬石；在民間50萬石亦無法完成時，又從省庫中撥補10餘萬石以交差。深受戰爭創傷的江西經濟從1946年起，有所複蘇。一些工廠遷返南昌並恢複了生產，農業和墾殖事業略有起色，組建了統一的江西省銀行並建立了全省銀行庫網，長江、贛江大堤得到修護，主幹公路和浙贛鐵路、南潯鐵路修複通車，衛生、林業和茶葉運銷等也有恢複，南昌市的人口，由1945年的14萬人增加到了1947年的26萬人。
1946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出席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後，到南昌、贛州巡視，這是抗戰勝利後他第一次來江西。9月23日，蔣到達南昌。24日上午，蔣由王陵基等陪同，召見江西耆老彭程萬、伍毓瑞、歐陽武、龔師曾及黨、團、軍、政人員，巡視南昌及有關機關，在談話中，他肯定並支持“建設新的江西”的活動，要求黨、團組織“配合政府與社會，針對地方實際需要，擔負建設新江西之責任”。隨後，在王陵基、蔣經國等陪同下飛往贛州。蔣在贛州先後觀看八境台及陽明書院、兒童新村、正氣中學以及大餘西華山、梅關等處。26日離贛州返回南京。蔣在南昌和贛州時，均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據報道說，南昌群眾“歡呼雷動”，“自行轅至南蓮公路盛況非常”，贛州“民眾夾道歡呼，口號聲與掌聲雷動，萬人空巷，盛況非常”。這種情形，一方麵是出於當局的組織，另一方麵，也是贏得抗戰勝利後，人們對國民黨、蔣介石真實情感的表露。
二、“動員戡亂”體製的建立
戰後短期出現的和平局麵，因國民黨於1946年夏發動內戰而告消失。1947年下半年，解放軍三路大軍南下，國民黨的中原防禦體係被突破，武漢、南京和長江防線受到威脅，其他各戰場的解放軍也相繼轉入反攻，國民黨從此在戰略上陷入被動。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蔣介石提交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在國統區發起一場氣勢浩大的反共“動員戡亂”運動，以圖解除政治、軍事的困厄。
7月19日，江西舉行“省會各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王陵基和省黨部主委陳肇英、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分別講話，決定在全省進行人力、物力和財力總動員，一致起來“消滅共產黨”。9月2日，江西省政府發布《為防匪戡亂告江西全省人士書》，宣告在江西推行“動員戡亂”運動。11月中旬，南京政府為聯合華中各省力量，應對中共軍隊劉伯承部南下，在南京召開豫、鄂、湘、贛、皖、蘇六省聯合“剿匪”會議，會議對於劃建綏靖區、加強軍政配合及地方團隊等，都有詳細意見。根據會議精神，江西省政府分析全省形勢，認為中共軍隊進軍到長江北岸，與“本省濱江各縣僅隔一衣帶水，防範稍有不周，即有越江而南之虞”；江西四境山峰重疊，贛鄂、贛粵、贛閩、贛皖邊境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活動頻繁，“竄擾不已”；中共地下組織在省內“如有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因此，江西形勢也是“危機四伏，隱患重重”，“加強剿匪工作準備，實為本省當前刻不容緩之圖”。國民黨當局的這種分析，既反映了江西當時麵對的基本形勢，也反映了江西當局在1947年冬中國革命勝利進展麵前的憂慮、惶急心態。在此心態下，省政府連續製定、頒布《江西省動員戡亂實施辦法大綱》、《江西省動員戡亂時期施政準則》、《剿匪會報組織規程》等10多個法令。舉凡民眾自衛隊之組訓、保甲戶口之嚴密編組、城垣碉堡之修築、軍糈之集運、縣鄉道路之修築、船舶汽車之管製等等，無不詳為規劃，厘定專章。這些法令的頒布和實施，使全省政治、社會生活完全轉入了“動員戡亂”的準軍事體製。
江西省的“動員戡亂”工作，在統轄上，被劃歸華中“綏靖”體係，由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統一指揮。九江指揮部是在1947年11月南京六省“剿匪”會議後，國民政府為應對進入大別山區的中共軍隊劉伯承部的軍事壓力而組建的，由國防部部長白崇禧任指揮，“坐鎮九江，指揮華中軍事，並指導鄂、豫、皖、贛、湘五省政務”。白崇禧在九江設立指揮部後，在九江坐鎮的時間並不多，不久即將指揮部移到武漢（隨後改稱華中剿匪總指揮部，簡稱華中“剿總”）。江西全省“動員戡亂”事務的主要內容有：
1？郾設立專門機構，確定施政準則。江西主要設立兩個機構，一是“剿匪會報”，為全省“動員戡亂”的主要領導機構，由省主席主持，黨政軍和參議會負責人共同組成。初期參加人員主要有王陵基，省黨部主任委員陳肇英，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駐省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歐震，省保安副司令曾戛初，省警察總隊長張樹春，省政府秘書長及各廳廳長等。“剿匪會報”下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常設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指導全省剿匪事宜”。二是“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按照1947年11月20日行政院關於各省（市）、縣成立“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的密令，12月成立以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為主任委員的“江西省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以民意機關即參議會議長為主持人是行政院的統一規定），該委員會任務為6項，即加強民眾組訓與地方自衛武力；發動地方人力、財力、物力從事戡亂建國；鼓勵人民從軍；溝通軍民關係，加強軍政配合；慰勞國軍，救濟難民；推行綏靖政策。其後，全省各市縣均按省政府、省黨部下發的縣市組織規程，組建了這兩個專門機構。
與此同時，《江西省動員戡亂時期施政準則》也隨之出台。“準則”確定了全省在“動員戡亂”時期施政的基本方針和指導原則，宣稱以“安定社會，改善民生，促進民主，以立自衛、自足、自治之基礎，實現三民主義之建國目標”為施政總方向，“將工作重點置於自衛之上”，集中全省人力、財力、物力，直接或間接用於省防建設與國防建設。
2？郾召集大會，製造聲勢及決定提案。早在國民黨中央決定實施動員體製時，江西省黨部“為使全省民眾作進一步之擁護動員戡亂命令，與徹底奉行起見”，即分別電令全省各直轄黨部策動當地民眾團體及民意機關，於1947年7月20日同時舉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南昌市的大會於同月19日在體育場舉行，“計到一萬九千八百餘人，情緒異常熱烈”。1947年12月19-22日，江西省黨部為貫徹七省一市綏靖會議精神，會同省參議會召開有各機關團體負責人和各縣市黨部書記長參加的戡亂會議，討論有關組訓、戡亂經費、自衛武器、民政、糧賦、治安、兵役、交通通訊及其他提案達97件，並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動員戡亂工作實施要點》。省黨部還組織綏靖區工作團分赴鄰近湘鄂邊境的10個縣，進行動員督查，各縣亦照《江西省各縣戡亂工作隊組織暫行辦法》，組建工作隊加強督導。
3？郾整訓、加強保安部隊。抗戰勝利時，江西省有保安團隊計14個團又4個大隊。1946年6月，整編為8個保安總隊、1個獨立大隊；同年11月再整編為6個總隊、2個大隊。1947年7月，成立江西省警保處，裁撤省保安司令部。為了全力推行“動員戡亂”，省政府從1948年年初開始，對保安團隊進行整訓和擴編。2月，恢複設立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並增編3個保安團；成立3個保安旅司令部，分別指揮9個保安團。保安團隊的槍械彈藥同時得到大力補充。這樣，省政府便按正規軍的編製，建立了一支擁有16000餘人的常備武裝力量。各縣市的地方武裝也均有加強。
4？郾加強省防建設。主要是製定省防計劃，建立全省情報網搜集軍事情報，劃定邊區各縣為戒嚴縣份，構築省防工事。構築工事重點以“防拒奸匪進犯省境為目的”，首先構築贛北地區的江防工事；其次構築省防要地南昌、吉安、贛州、上饒、宜春、南城等地的城防工事；再次構築省境內各交通要線工事。工事種類有城牆、保安寨、碉堡群和碉堡鐵絲網等。
此外，尚有根據國民政府《後方共產黨之處置辦法》，嚴厲整肅中共在江西的地下組織，抓捕、殺害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舉行由各報社負責人參加的宣傳會報，在省政府、省黨部人員主持下加強反共宣傳；嚴密保甲組織，清查戶口，厲行人口異動登記；嚴密登記、管製車輛船舶，並隨時征集調用；修築城鄉道路，以利軍運；加強征兵、征糧、征款，補充軍政費用，等等。
江西省政府、省黨部在江西建立的“動員戡亂”體製，是一種以反共為中心的準軍事動員體製，其目的是為了對抗靠近長江北岸的解放軍南下江西。它將全省人力、財力和物力等一切資源，集中投入到這種被名為“自衛”的準軍事動員中，同時對人民大眾實行嚴密的監視和控製。它的實施，不僅很快使建設事業陷入停頓，宣告了所謂“建設新江西”活動的結束，而且表明人民大眾再次失去了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國民黨的獨裁反動統治，由此走向頂點。
三、江西國民黨七代會的召開與黨團合並
1946年12月5日，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這次大會，離1944年5月召開的全省第六次代表大會，不過兩年半的時間。所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再開大會，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為了應對準備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政治形勢，在各地部署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等政治資源的爭奪。因此，大會的四個主要內容是？押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鞏固統一，解除一切非法武裝；加強民生主義的建設；革新黨務。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有187人，代表江西全省126659名國民黨黨員（1946年底）。省黨部主委陳肇英主持大會，省執行委員胡運鴻作黨務工作報告，監察委員匡正宇作監察報告，省政府委員胡嘉詔作政府施政報告。大會收集並審查了202件提案，涉及黨務、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麵的內容。大會對兩年來省黨部在組織訓練、宣傳、人事、文化活動、婦女運動和監察方麵的工作，進行總結與檢討，認為第六屆省黨部兩年來，“以很少的錢做了不少的新事業”，本省黨員“被除籍或被司法審判的是很少很少”。會議也認為，全省黨員“與本省人口總數比較殊覺太少，農工婦女黨員，數量更不廣泛，各區黨分部仍隻有形式，且偏重城市。在活動上，黨團觀念，亦不見高，各社會服務處，服務意義甚微，多有營利色彩”。宣傳方麵，也有不足。大會稱實施憲政是這“曆史大轉折時代”的“空前的創舉”，“本黨應在工作競賽當中爭取生存與發展”，因此要求全省黨員“必須增進學能修養，加強奮鬥力量，從工作博取民眾的信仰，從行動感動人民的擁戴”，絕對鏟除一切因循苟且、僥幸圖存的思想，使國民黨立於不敗之基。會議還提出，農民、工人是國民黨的基礎，要廣泛征收農民、工人入黨，並選舉“真正的農人工人來負實際的黨務領導工作”。這次大會的內容，反映了在國民黨中央標舉憲政旗幟、加緊控製國家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形勢下，江西省黨部的基本思考與應對策略。
大會的選舉頗有意思。會議在每個代表可書麵提名2個候選人及代表自己報名競選的基礎上，形成了48名執行委員、38名監察委員的候選名單。經大會選舉，以得票列前者選出21名執行委員、13名監察委員（均未分出候補委員，但前者5人、後者3人以“得票次多”即靠後加以區分），報中央核準。1947年2月，國民黨中常會第53次會議按甲級列編核定，批準陳肇英等17人為執行委員、劉宜廷等7人為候補執行委員，匡正宇等9人為監察委員、陳穎昆等3人為候補監察委員，與代表大會的選舉名單相比，執行委員多了3人，監察委員少了1人，這種情況，說明當時國民黨的組織程序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即便是在高層也很不嚴密。
省七次代表大會開後不久，又接著進行黨團合並。
1947年9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各省市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立即進行合並。合並後的省黨部內，設置正副主任委員、正副書記長，主委以省黨部現任主委為正，省支團部幹事長為副；書記長以省黨部現任書記長為正，支團部書記為副。隨後，經國民黨中常會第85次常會決議，陳肇英為黨團合並後的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委，詹鈍鑒為副主委，陳際唐為書記長，李德廉為副書記長；同時任命陳肇英等9人為委員，組成江西省黨團統一委員會，負責辦理黨團合並事宜。派出中央委員許孝炎到江西，指導合並事務。
10月13日上午，許孝炎召集省黨部執、監委員，支團部幹事、監察，及黨、團部組長以上人員座談，講述黨團合並進行程序及實施法令，下午，舉行黨團統一委員會談話會，交換人事組織等方麵的意見。江西的黨團合並工作，開始進入實質性的運作。
10月15日，江西省黨團統一委員會在豫章公園江西省黨部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省黨團組織統一在18日完成。這次會議，還確定了各縣市黨團統一委員會名單，推定薛秋泉等7人負責草擬《江西省動員戡亂實施辦法》。18日上午，江西省黨團合並儀式在省黨部舉行。先由江西三青團支團部人員在支團部舉行升、降團旗儀式後，赴省黨部參加合並儀式，繼而省黨團部人員相向列隊，舉行升旗禮，相互行一鞠躬禮，禮畢齊至禮堂舉行合並大會，由省黨部主委陳肇英、中央指導員許孝炎、監委陳宗瑩等致詞。江西省黨團合並至此完成。
國民黨這時進行黨團合並，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許孝炎在江西省黨團合並大會致詞中，談到了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為了反共，他說，我們的敵人，不是軍閥，不是封建勢力，而是共黨。共黨有主義思想，有武裝力量，其組織、宣傳、鬥爭、技術天天在求進步，因此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要在這方麵做得比他們好，比他們強，否則僅有軍事成就是不足恃的。二是著眼於改變黨不務實的狀況，加強黨的力量。他指出：“吾人檢討過去黨的工作，深以未能務實為憾。自民國十七年開始訓政以來，迄未能完全達成理想……今日政治之不上軌道，經濟之日趨艱苦，馴至民窮財盡，農村破產，使共黨有潛滋暗長的機會，都是吾人工作不切實際所致”，“總裁在四中全會時，曾沉痛的說過，軍事政治什麽問題，我都不擔心，隻有黨才是我最擔心的問題。吾人深切的感到，假定今後黨務工作還是空空洞洞，若有若無，真是危險之至”。此外，當時在三青團與國民黨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被腐敗、空談折騰得威信掃地的國民黨，受到還很有些銳氣的三青團的嚴厲攻擊，黨團合並也有解決這一實際問題的深意。這一點，在許孝炎的公開講話中沒有提及。
繼省一級組織合並後，各縣市黨團組織的合並，也相繼在11月間完成。
民族抗戰取得偉大勝利和隨後出現的和平建國的曙光，激發了人們醫治戰爭創傷、建設新家園的熱情。作為這一熱情直接或間接的反映，江西在1946年初再次提出“建設新江西”的口號，並得到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支持。
1946年3月26日，國民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由王陵基接替曹浩森出任省主席。王陵基是四川人，1938年任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七十二軍軍長，率部出川加入第九戰區，參加湘贛地區的抗日作戰。次年6月升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其後主要在贛湘鄂邊區進行敵後遊擊作戰，無甚戰果。抗戰勝利後撤銷戰區時，轉任駐江西的第七綏靖區司令，下轄兩個集團軍。因自請將其基幹部隊第七十二軍調往長江北岸參加“剿共”，受到蔣介石的嘉許，隨即被委任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於4月8日到南昌履任。未掌理過行政事務的他，躊躇滿誌，很想在江西有點作為。因此，他一方麵，著力在政治上營造不結幫拉派的超脫形象。他抗戰時長期駐防贛北，深知熊式輝在江西勢力極大。因此，他對外聲稱不將川官移植來贛，僅自帶任師尚、宋相成赴任。5月間組建新一任省政府組成人員時，雖然通過行政院免去原主要人員職任，任命蔣誌澄、洪軌、邱椿、胡嘉詔、任師尚、程懋型、宋相成、蕭純錦、唐新、熊遂等為省政府委員，以蔣誌澄兼民政廳長，洪軌兼財政廳長，邱椿兼教育廳長，胡嘉詔兼建設廳長，任師尚兼秘書長，程懋型兼田賦糧食管理處長，宋相成兼保安副司令，但這些人，也大多不是他的親信，“全省官吏，仍多是熊式輝的舊人，其中如建設廳長胡嘉詔等，情況既熟習，工作上又有辦法，王陵基仍不得不倚靠熊式輝的舊部來推動工作”。他自己亦租居熊式輝在南昌市陽明路6號大院內的洋樓，與時任東北大員的熊式輝保持密切的聯係。
一位署名“逸”的人在給其師、國民大會副秘書長洪蘭友的信函中，談論當時江西政治環境時說：“贛省政治環境，潛伏力較深，勢力較強者，當首推政學係，因熊天翼氏主贛十年，當然培植不少力量，刻下熊氏雖離贛他調，然其部屬仍在贛活動甚力，其最活動者，如建設廳長胡嘉詔，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省田糧處長熊漱冰，省黨委劉已達及第五區專員馮琦等，胡嘉詔並主持政學係小組織‘地方政治研究會’。”據其所言，在江西政治圈中，除了勢力最大的政學係外，尚有大同盟（洪軌、陳協中等）、複興社（郭禮伯、蔡孟堅等）、CC派（李中襄等）等派係，明爭暗鬥，分合無定。王陵基的策略，傾向政學係，但對其他各方也“取一視同仁之態度”，盡管幾個月後，就與CC派的李中襄發生激烈的矛盾。李中襄1946年7月出任民政廳廳長，不久王、李之間產生“意見不合，而李應付王之態度，亦有欠妥，致一度在省務會議時發生齟齬。彼等（即政學係大同盟等）正好乘此良機，從中挑撥，致使王李二人感情日趨破裂，終至調李回京，任師尚繼掌民廳”。又由於南京調李中襄的命令發表過遲，王陵基疑為二陳（即陳果夫、陳立夫）從中支持李中襄，遂大發牢騷，對二陳乃至行政院長張群均有不滿。這些派係鬥爭和政治糾紛，對地方政治的影響極大，始終是國民黨執政期間無法消除的頑疾。但王陵基在江西省主席任上，對地方政治力量的籠絡，總的來說是較為成功的。
另一方麵，王陵基剛一到任，意圖順應民心，在建設問題上推出新東西。為此，他提出了“建設新江西”的口號、方針和計劃。他宣布了六項施政方針，即政治上要按照以黨領政、黨員擁護政府的要求，黨政合作，貫徹國民黨的政綱政策，實現主義；用人上要以公字為出發點，慎選才能，重視品德，徹底革除貪汙；財政上實行公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並以不苛擾人民為原則；教育上實行強迫入學，發展基層教育，注重體育鍛煉，增進人民健康；建設上，發展農田水利，迅速恢複交通；保安方麵，積極整訓團隊，加強反共，“根絕殘匪”，“健全法治精神，使一般人民能夠明法、尊法與守法”。據此，省政府製定了《江西省建設綱要》。《綱要》共50條，內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五項建設。又依據該綱要，編成五年建設計劃，決定從1947年度起，按“分年進度”，次第施行。“建設新江西”的口號和計劃，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抗戰勝利後人們恢複和建設家園的願望，但這些需要政治改良和很大經費投入的方針和計劃，在當時的內外環境和現實條件下，也是脫離實際、缺乏現實可能性的，在很大程度上無異於空言惑眾、嘩眾取寵，許多條目都不可能事實上也確實未能真正付諸實踐。隨著全麵內戰的很快爆發，江西立即轉入到反共反人民的所謂“動員戡亂”的內戰軌道，“建設新江西”也就很快隨之煙消雲散。
在行政體製上，王陵基進行了一些製度性的因革。其中，如調整縣等級，因涉及人員編製的變動，屬於比較大的動作。1947年3月17日，省政府發出通令，認為此前實行的縣分三等製度，已不能適合“戰後各種客觀條件變動頗多”的情況，決定“依據各縣實際情形及地方財政狀況”，重新調整確定縣政府編製及各縣等級。這一調整，經第1868次和1873次省務會議通過，從當年4月1日起施行。調整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分細縣等級，即在原來的每一級內增加一級，將三級製改為六級製。全省83縣等級具體劃分為：
一等一級：鄱陽、萍鄉、上饒、吉安、臨川、贛縣、寧都、浮梁、豐城、九江、南昌。
一等二級：修水、玉山、清江、貴溪、宜春、婺源、樂平、高安、南康。
二等一級：新建、大庾（餘）、信豐、萬載、廣豐、瑞金、永豐、泰和、興國、遂川、永新、餘幹、南城、鉛山、雩（於）都、奉新、武寧、都昌。
二等二級：南豐、崇仁、龍南、東鄉、彭澤、金溪、新喻（餘）、黎川、吉水、上高、宜豐、弋陽、萬安、餘江、萬年、進賢、安福、光澤、永修、湖口。
三等一級：分宜、宜黃、新淦（幹）、樂安、廣昌、蓮花、石城、上猶、會昌、崇義、定南、安遠、尋鄔（烏）、德興、虔南（全南）、靖安、瑞昌、德安、星子、安義。
三等二級：銅鼓、橫峰、峽江、資溪、寧岡。
各等各級縣政府的編製確定為：一等一級縣，職員73名，公役18名；一等二級縣，職員62名，公役16名；二等二級縣，職員56名，公役13名；二等二級縣，職員50名，公役11名；三等一級縣，職員44名，公役10名；三等二級縣，職員41名，公役10名。職員中包括縣長一名；縣政府內設機構，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軍事、社會、地政七科，秘書、會計、統計、合作、戶政五室。這次縣等級的調整，是抗戰中期實施新縣製以來，江西對縣級行政體製的一次較大的調整，也是對抗戰勝利後政府公務人員規模的一次稍有成效的控製。
王陵基在推行“建設新江西”的過程中，也曾做成一點事情。他根據抗戰期間江西糧食調運一空的情況，向南京政府力爭，將戰後蔣介石為準備內戰下達給江西的200萬石征糧任務，縮減為50萬石；在民間50萬石亦無法完成時，又從省庫中撥補10餘萬石以交差。深受戰爭創傷的江西經濟從1946年起，有所複蘇。一些工廠遷返南昌並恢複了生產，農業和墾殖事業略有起色，組建了統一的江西省銀行並建立了全省銀行庫網，長江、贛江大堤得到修護，主幹公路和浙贛鐵路、南潯鐵路修複通車，衛生、林業和茶葉運銷等也有恢複，南昌市的人口，由1945年的14萬人增加到了1947年的26萬人。
1946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出席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後，到南昌、贛州巡視，這是抗戰勝利後他第一次來江西。9月23日，蔣到達南昌。24日上午，蔣由王陵基等陪同，召見江西耆老彭程萬、伍毓瑞、歐陽武、龔師曾及黨、團、軍、政人員，巡視南昌及有關機關，在談話中，他肯定並支持“建設新的江西”的活動，要求黨、團組織“配合政府與社會，針對地方實際需要，擔負建設新江西之責任”。隨後，在王陵基、蔣經國等陪同下飛往贛州。蔣在贛州先後觀看八境台及陽明書院、兒童新村、正氣中學以及大餘西華山、梅關等處。26日離贛州返回南京。蔣在南昌和贛州時，均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據報道說，南昌群眾“歡呼雷動”，“自行轅至南蓮公路盛況非常”，贛州“民眾夾道歡呼，口號聲與掌聲雷動，萬人空巷，盛況非常”。這種情形，一方麵是出於當局的組織，另一方麵，也是贏得抗戰勝利後，人們對國民黨、蔣介石真實情感的表露。
二、“動員戡亂”體製的建立
戰後短期出現的和平局麵，因國民黨於1946年夏發動內戰而告消失。1947年下半年，解放軍三路大軍南下，國民黨的中原防禦體係被突破，武漢、南京和長江防線受到威脅，其他各戰場的解放軍也相繼轉入反攻，國民黨從此在戰略上陷入被動。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蔣介石提交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在國統區發起一場氣勢浩大的反共“動員戡亂”運動，以圖解除政治、軍事的困厄。
7月19日，江西舉行“省會各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王陵基和省黨部主委陳肇英、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分別講話，決定在全省進行人力、物力和財力總動員，一致起來“消滅共產黨”。9月2日，江西省政府發布《為防匪戡亂告江西全省人士書》，宣告在江西推行“動員戡亂”運動。11月中旬，南京政府為聯合華中各省力量，應對中共軍隊劉伯承部南下，在南京召開豫、鄂、湘、贛、皖、蘇六省聯合“剿匪”會議，會議對於劃建綏靖區、加強軍政配合及地方團隊等，都有詳細意見。根據會議精神，江西省政府分析全省形勢，認為中共軍隊進軍到長江北岸，與“本省濱江各縣僅隔一衣帶水，防範稍有不周，即有越江而南之虞”；江西四境山峰重疊，贛鄂、贛粵、贛閩、贛皖邊境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活動頻繁，“竄擾不已”；中共地下組織在省內“如有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因此，江西形勢也是“危機四伏，隱患重重”，“加強剿匪工作準備，實為本省當前刻不容緩之圖”。國民黨當局的這種分析，既反映了江西當時麵對的基本形勢，也反映了江西當局在1947年冬中國革命勝利進展麵前的憂慮、惶急心態。在此心態下，省政府連續製定、頒布《江西省動員戡亂實施辦法大綱》、《江西省動員戡亂時期施政準則》、《剿匪會報組織規程》等10多個法令。舉凡民眾自衛隊之組訓、保甲戶口之嚴密編組、城垣碉堡之修築、軍糈之集運、縣鄉道路之修築、船舶汽車之管製等等，無不詳為規劃，厘定專章。這些法令的頒布和實施，使全省政治、社會生活完全轉入了“動員戡亂”的準軍事體製。
江西省的“動員戡亂”工作，在統轄上，被劃歸華中“綏靖”體係，由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統一指揮。九江指揮部是在1947年11月南京六省“剿匪”會議後，國民政府為應對進入大別山區的中共軍隊劉伯承部的軍事壓力而組建的，由國防部部長白崇禧任指揮，“坐鎮九江，指揮華中軍事，並指導鄂、豫、皖、贛、湘五省政務”。白崇禧在九江設立指揮部後，在九江坐鎮的時間並不多，不久即將指揮部移到武漢（隨後改稱華中剿匪總指揮部，簡稱華中“剿總”）。江西全省“動員戡亂”事務的主要內容有：
1？郾設立專門機構，確定施政準則。江西主要設立兩個機構，一是“剿匪會報”，為全省“動員戡亂”的主要領導機構，由省主席主持，黨政軍和參議會負責人共同組成。初期參加人員主要有王陵基，省黨部主任委員陳肇英，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駐省第十集團軍總司令歐震，省保安副司令曾戛初，省警察總隊長張樹春，省政府秘書長及各廳廳長等。“剿匪會報”下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常設組，定期召開會議，“規劃指導全省剿匪事宜”。二是“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按照1947年11月20日行政院關於各省（市）、縣成立“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的密令，12月成立以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為主任委員的“江西省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以民意機關即參議會議長為主持人是行政院的統一規定），該委員會任務為6項，即加強民眾組訓與地方自衛武力；發動地方人力、財力、物力從事戡亂建國；鼓勵人民從軍；溝通軍民關係，加強軍政配合；慰勞國軍，救濟難民；推行綏靖政策。其後，全省各市縣均按省政府、省黨部下發的縣市組織規程，組建了這兩個專門機構。
與此同時，《江西省動員戡亂時期施政準則》也隨之出台。“準則”確定了全省在“動員戡亂”時期施政的基本方針和指導原則，宣稱以“安定社會，改善民生，促進民主，以立自衛、自足、自治之基礎，實現三民主義之建國目標”為施政總方向，“將工作重點置於自衛之上”，集中全省人力、財力、物力，直接或間接用於省防建設與國防建設。
2？郾召集大會，製造聲勢及決定提案。早在國民黨中央決定實施動員體製時，江西省黨部“為使全省民眾作進一步之擁護動員戡亂命令，與徹底奉行起見”，即分別電令全省各直轄黨部策動當地民眾團體及民意機關，於1947年7月20日同時舉行“戡亂救國運動大會”。南昌市的大會於同月19日在體育場舉行，“計到一萬九千八百餘人，情緒異常熱烈”。1947年12月19-22日，江西省黨部為貫徹七省一市綏靖會議精神，會同省參議會召開有各機關團體負責人和各縣市黨部書記長參加的戡亂會議，討論有關組訓、戡亂經費、自衛武器、民政、糧賦、治安、兵役、交通通訊及其他提案達97件，並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動員戡亂工作實施要點》。省黨部還組織綏靖區工作團分赴鄰近湘鄂邊境的10個縣，進行動員督查，各縣亦照《江西省各縣戡亂工作隊組織暫行辦法》，組建工作隊加強督導。
3？郾整訓、加強保安部隊。抗戰勝利時，江西省有保安團隊計14個團又4個大隊。1946年6月，整編為8個保安總隊、1個獨立大隊；同年11月再整編為6個總隊、2個大隊。1947年7月，成立江西省警保處，裁撤省保安司令部。為了全力推行“動員戡亂”，省政府從1948年年初開始，對保安團隊進行整訓和擴編。2月，恢複設立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並增編3個保安團；成立3個保安旅司令部，分別指揮9個保安團。保安團隊的槍械彈藥同時得到大力補充。這樣，省政府便按正規軍的編製，建立了一支擁有16000餘人的常備武裝力量。各縣市的地方武裝也均有加強。
4？郾加強省防建設。主要是製定省防計劃，建立全省情報網搜集軍事情報，劃定邊區各縣為戒嚴縣份，構築省防工事。構築工事重點以“防拒奸匪進犯省境為目的”，首先構築贛北地區的江防工事；其次構築省防要地南昌、吉安、贛州、上饒、宜春、南城等地的城防工事；再次構築省境內各交通要線工事。工事種類有城牆、保安寨、碉堡群和碉堡鐵絲網等。
此外，尚有根據國民政府《後方共產黨之處置辦法》，嚴厲整肅中共在江西的地下組織，抓捕、殺害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舉行由各報社負責人參加的宣傳會報，在省政府、省黨部人員主持下加強反共宣傳；嚴密保甲組織，清查戶口，厲行人口異動登記；嚴密登記、管製車輛船舶，並隨時征集調用；修築城鄉道路，以利軍運；加強征兵、征糧、征款，補充軍政費用，等等。
江西省政府、省黨部在江西建立的“動員戡亂”體製，是一種以反共為中心的準軍事動員體製，其目的是為了對抗靠近長江北岸的解放軍南下江西。它將全省人力、財力和物力等一切資源，集中投入到這種被名為“自衛”的準軍事動員中，同時對人民大眾實行嚴密的監視和控製。它的實施，不僅很快使建設事業陷入停頓，宣告了所謂“建設新江西”活動的結束，而且表明人民大眾再次失去了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國民黨的獨裁反動統治，由此走向頂點。
三、江西國民黨七代會的召開與黨團合並
1946年12月5日，中國國民黨江西省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這次大會，離1944年5月召開的全省第六次代表大會，不過兩年半的時間。所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再開大會，最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為了應對準備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政治形勢，在各地部署對國大代表、立法委員選舉等政治資源的爭奪。因此，大會的四個主要內容是？押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鞏固統一，解除一切非法武裝；加強民生主義的建設；革新黨務。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有187人，代表江西全省126659名國民黨黨員（1946年底）。省黨部主委陳肇英主持大會，省執行委員胡運鴻作黨務工作報告，監察委員匡正宇作監察報告，省政府委員胡嘉詔作政府施政報告。大會收集並審查了202件提案，涉及黨務、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麵的內容。大會對兩年來省黨部在組織訓練、宣傳、人事、文化活動、婦女運動和監察方麵的工作，進行總結與檢討，認為第六屆省黨部兩年來，“以很少的錢做了不少的新事業”，本省黨員“被除籍或被司法審判的是很少很少”。會議也認為，全省黨員“與本省人口總數比較殊覺太少，農工婦女黨員，數量更不廣泛，各區黨分部仍隻有形式，且偏重城市。在活動上，黨團觀念，亦不見高，各社會服務處，服務意義甚微，多有營利色彩”。宣傳方麵，也有不足。大會稱實施憲政是這“曆史大轉折時代”的“空前的創舉”，“本黨應在工作競賽當中爭取生存與發展”，因此要求全省黨員“必須增進學能修養，加強奮鬥力量，從工作博取民眾的信仰，從行動感動人民的擁戴”，絕對鏟除一切因循苟且、僥幸圖存的思想，使國民黨立於不敗之基。會議還提出，農民、工人是國民黨的基礎，要廣泛征收農民、工人入黨，並選舉“真正的農人工人來負實際的黨務領導工作”。這次大會的內容，反映了在國民黨中央標舉憲政旗幟、加緊控製國家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形勢下，江西省黨部的基本思考與應對策略。
大會的選舉頗有意思。會議在每個代表可書麵提名2個候選人及代表自己報名競選的基礎上，形成了48名執行委員、38名監察委員的候選名單。經大會選舉，以得票列前者選出21名執行委員、13名監察委員（均未分出候補委員，但前者5人、後者3人以“得票次多”即靠後加以區分），報中央核準。1947年2月，國民黨中常會第53次會議按甲級列編核定，批準陳肇英等17人為執行委員、劉宜廷等7人為候補執行委員，匡正宇等9人為監察委員、陳穎昆等3人為候補監察委員，與代表大會的選舉名單相比，執行委員多了3人，監察委員少了1人，這種情況，說明當時國民黨的組織程序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即便是在高層也很不嚴密。
省七次代表大會開後不久，又接著進行黨團合並。
1947年9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各省市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立即進行合並。合並後的省黨部內，設置正副主任委員、正副書記長，主委以省黨部現任主委為正，省支團部幹事長為副；書記長以省黨部現任書記長為正，支團部書記為副。隨後，經國民黨中常會第85次常會決議，陳肇英為黨團合並後的國民黨江西省執行委員會主委，詹鈍鑒為副主委，陳際唐為書記長，李德廉為副書記長；同時任命陳肇英等9人為委員，組成江西省黨團統一委員會，負責辦理黨團合並事宜。派出中央委員許孝炎到江西，指導合並事務。
10月13日上午，許孝炎召集省黨部執、監委員，支團部幹事、監察，及黨、團部組長以上人員座談，講述黨團合並進行程序及實施法令，下午，舉行黨團統一委員會談話會，交換人事組織等方麵的意見。江西的黨團合並工作，開始進入實質性的運作。
10月15日，江西省黨團統一委員會在豫章公園江西省黨部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省黨團組織統一在18日完成。這次會議，還確定了各縣市黨團統一委員會名單，推定薛秋泉等7人負責草擬《江西省動員戡亂實施辦法》。18日上午，江西省黨團合並儀式在省黨部舉行。先由江西三青團支團部人員在支團部舉行升、降團旗儀式後，赴省黨部參加合並儀式，繼而省黨團部人員相向列隊，舉行升旗禮，相互行一鞠躬禮，禮畢齊至禮堂舉行合並大會，由省黨部主委陳肇英、中央指導員許孝炎、監委陳宗瑩等致詞。江西省黨團合並至此完成。
國民黨這時進行黨團合並，是有深刻的原因的。許孝炎在江西省黨團合並大會致詞中，談到了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為了反共，他說，我們的敵人，不是軍閥，不是封建勢力，而是共黨。共黨有主義思想，有武裝力量，其組織、宣傳、鬥爭、技術天天在求進步，因此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要在這方麵做得比他們好，比他們強，否則僅有軍事成就是不足恃的。二是著眼於改變黨不務實的狀況，加強黨的力量。他指出：“吾人檢討過去黨的工作，深以未能務實為憾。自民國十七年開始訓政以來，迄未能完全達成理想……今日政治之不上軌道，經濟之日趨艱苦，馴至民窮財盡，農村破產，使共黨有潛滋暗長的機會，都是吾人工作不切實際所致”，“總裁在四中全會時，曾沉痛的說過，軍事政治什麽問題，我都不擔心，隻有黨才是我最擔心的問題。吾人深切的感到，假定今後黨務工作還是空空洞洞，若有若無，真是危險之至”。此外，當時在三青團與國民黨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被腐敗、空談折騰得威信掃地的國民黨，受到還很有些銳氣的三青團的嚴厲攻擊，黨團合並也有解決這一實際問題的深意。這一點，在許孝炎的公開講話中沒有提及。
繼省一級組織合並後，各縣市黨團組織的合並，也相繼在11月間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