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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吳第五次“圍剿”戰爭
一、“圍剿”新方略的確定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行政院長汪精衛發出告急密電，報告“圍剿”失敗情況和紅軍動態，稱“現在匪勢益張，昨複擾及新淦，贛東、贛西小股逐漸蔓延，坐視其大而莫能製。資溪、黎川為贛閩浙間要地，失陷數月迄不能收複，近且進擾南城、金溪，赤化民眾，如火燎原。贛南大股攻城略地，更無可奈何”，“務請中央速籌辦法，加調得力部隊，並立即派大員來此督剿。現在各軍士氣已餒，若再敷衍，將全局崩潰，不可收拾矣”。熊式輝把情況說得如此嚴重，不能不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重視。4日，蔣介石即離南京趕赴江西，再次部署“圍剿”戰爭。
這一次，蔣介石不再急於匆忙進攻，而是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從整頓部隊、研究方略和動員資源等方麵入手，周密準備第五次“圍剿”戰爭。
第一，調整、建立指揮機構。5月1日，蔣介石編組“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剿匪軍”，下分北、南、西路軍，分別任命劉峙、陳濟棠、何鍵為各路總司令，準備四麵合圍江西蘇區。陳、何即於6月1日在廣州、長沙宣布就職，河南省主席、江西人劉峙原在4月上旬即被調來贛擔任“剿匪”軍總司令，並到撫州組織“撫信清剿督辦公署”，整理和指揮在贛部隊，但他不願或不敢擔任總司令，僅表示以河南隨軍主任名義暫駐江西。因此，其職先由蔣介石暫兼，其後改派江蘇省主席顧祝同接任。在各路軍之上，又於5月21日再一次在南昌成立“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作為指揮第五次“圍剿”的最高指揮機關。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任行營辦公廳主任，賀國光、晏勳甫、劉興、朱懷冰分任軍事、宣傳、訓練、黨務四廳廳長（後合並為兩個廳，增設賀衷寒為主任的政治部）。這次組織的南昌行營，是曆次“圍剿”中規模最大、為時最長的一次，並且由於蔣介石經常駐在江西，引致國民黨政治軍事中心的轉移，而使南昌行營具有至高無上的顯要的地位。當時的著名學者、準備入閣的蔣廷黻1934年初應蔣介石邀約到南昌行營相見後說：“蔣在南昌的行營，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真正的首都。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為了上述工作，創立了農民銀行。中央公開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從報紙上我們獲悉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正協助蔣計劃政治和經濟。”
第二，整頓部隊，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蔣介石總結曆次失敗的原因，認為很重要的一條是部隊紀律散亂、貪生怕死、缺乏信仰、沒有靈魂。為此，他於6月下令籌辦大規模的廬山軍官訓練，以便整頓部隊，使官兵克服害怕紅軍的心理，“堅定其對於主義之信仰”，“恢複軍人靈魂”。同時進行山地作戰和構築碉堡的訓練，以提高部隊的作戰技能。“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設在廬山海會寺，蔣介石任命陳誠兼軍訓團團長，調集大批高級軍事、政治人員，包括各兵種、訓練總監部的“優秀官長”、陸軍大學校長、教育長“及騎、炮、工兵各校長帶同最優教官”，會同德國軍事顧問擔任軍訓團教官，他自己也經常出席訓話。從7月18日開學到9月18日結束，軍訓團分三期共訓練北路軍從團長到排長的中下級軍官7598人。國民黨軍軍官佩帶“中正劍”也從廬山訓練始。廬山軍官訓練和同時舉辦的廬山黨政人員訓練（訓練北路軍、西路軍黨政人員1000多人），是蔣介石整頓部隊以提高精神力、戰鬥力的重要措施，確實收到了相當大的成效。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對部隊編製進行改革，裁去旅一級指揮機構，由一師轄2旅6團改為一師直轄3團，大大增強了部隊的指揮效率。
第三，研究對策，決定“圍剿”新方略。從4月到7月，蔣介石相繼在南昌、廬山召開七省“剿匪”會議、軍事整理會議、七省保安會議、五省軍事會議、四省黨務會議、廬山軍政會議等各種會議，並到撫州等前線視察部隊，研究策劃戰爭新方法。蔣介石首先著力分析曆次失敗的原因和紅軍的特點，認識到與紅軍作戰，不是打軍隊數目的多寡，槍炮彈藥的精粗和餉械被服的接濟，“我們和他打的，第一是組織，尤其是軍隊的編製和民眾的組織；第二是訓練，就是訓練士兵和民眾的方法；第三是宣傳，就是宣傳主義來鼓勵軍民的精神；第四是紀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擾民；第五是戰術，就是如何運用原則因地製宜，相機應變，知己知彼，取長補短”，要從這五個紅軍所長的方麵，來研究“今後剿匪的戰術和戰略”。也就是說，和紅軍作戰，主要“不是武器戰，而是組織與精神戰”。這些說明，蔣介石在“圍剿”戰爭的指導思想和策略方針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據此指導思想和策略方針，以7月23日的廬山軍政會議為標誌，第五次“圍剿”的新方略全部形成。該方略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指導原則，吸納曆次“圍剿”的經驗教訓和部分做法，形成一個以軍事為主，包含政治、經濟、交通、思想文化等各方麵內容的“以武力為中心的總體戰”戰略。該方略的製定及其實施，成為蔣介石最後贏得戰爭的主要原因。這一方略的要點是：
一是實施所謂精神上的戰爭，發動全國規模的配合“圍剿”軍事的宣傳攻勢，宣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中心信仰”，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壓製要求抗日的情緒，宣布對“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當時陳誠、羅卓英等許多在贛將領，均曾要求北上進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全國各界民眾的抗日要求更是激昂），廣泛動員社會資源，組織民眾和運用民眾，完成保甲和保安團，驅民“協剿”。同時，蔣介石也多次訓話或下令，嚴禁部隊擾民。
二是確定戰略上以攻為守、戰術上以守為攻的戰略戰術原則，厲行堡壘政策和兵工築路政策。從6月起，南昌行營即下令各部隊開始構築碉寨、“務期星羅棋布”。行營要求，以班碉為基礎，3個班碉組成一個排碉群，每一碉群的間隔不超過2華裏，碉群之間組成互為應援的火力網；修築公路隨部隊和碉堡推進，使路碉相連、連綿不斷。“進剿”部隊憑借碉堡、公路攻守結合，三裏五裏一推，十裏八裏一進，進一步守一步，守一步進一步，層層築碉，處處修路，步步為營，節節推進，與紅軍進行陣地戰和持久消耗戰。這一招，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核心策略，極大地增加了沒有重武器的內線紅軍的作戰困難。
第三，嚴厲實行物資、郵電和交通三大封鎖政策。南昌行營半年中先後頒布《封鎖匪區辦法》等13個封鎖令，在江西各革命根據地周圍建立全封鎖區，在全封鎖區後麵再建立半封鎖區，要求滴水不漏，嚴密圍困，斷絕紅軍從日常必需的生活資料到基本的作戰資料的來源，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不戰而自亡，未剿而先滅”。
長期以來，曾認為作為“圍剿”核心政策的碉堡政策，是德國顧問賽克特為蔣介石設計的。其實並非如此。賽克特對蔣的貢獻，主要是在軍隊建設方麵。至於碉堡戰術，早在1930年國民黨軍將領戴嶽在進攻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時即已采用，後又由南昌行營少將課長柳維垣做出係統設計；公路政策則首倡於趙觀濤，何應欽在指揮第四次“圍剿”時也曾大力提倡。在1933年6月間研討第五次“圍剿”方略時，蔣介石將碉堡、公路聯係起來，將其從戰術層麵上升到戰略地位，完成並全麵闡述了堡壘進攻體係。因此，這一政策，應是由戴嶽、柳維垣、趙觀濤、何應欽等人倡議，而由蔣介石總其成，德國軍事顧問並未有多少貢獻。
10月2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集軍事會議，作最後的動員和部署（此時已先期攻擊黎川紅軍）。這次“圍剿”的兵力配置為：以北路軍為“進剿主力”，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蔣鼎文，統轄三路軍及浙贛閩邊警備區，共28個師2個旅和1個稅警團。其中，顧祝同（兼）、劉興第一路軍守備新幹、吉水一帶，策應第三路軍及維護贛江交通；蔣鼎文（兼）、湯恩伯第二路軍在金溪、崇仁一帶築碉，防阻紅軍北上並支援第三路軍；陳誠、薛嶽為正副總指揮的第三路軍，轄18個師又1個補充旅，擔任北路軍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黎川地區，以廣昌為攻擊目標築碉前進。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轄9個師又3個旅，以主力圍攻湘贛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並構築碉堡線防堵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西進。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轄14個師又2個旅，扼守贛南尋烏、安遠、信豐、南康、上猶、崇義及福建武平地區，防堵紅軍南下，並相機北進，策應北路軍作戰。第十九路軍6個師1個旅在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下，布防閩西，阻止紅軍東進。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率5個師圍攻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方誌敏部紅軍，並切斷贛東北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聯係。南昌行營直屬總預備隊總指揮錢大鈞率3個師控製於臨川附近，直屬空軍5個航空隊協助北路軍作戰。蔣介石這一次直接用於作戰的總兵力為陸軍67個師、7個旅、1個團，共50餘萬人（後增至80萬人）。
10月17日，南昌行營頒發戰字第2130號訓令，下達部隊行動綱要和進攻計劃，命令各部隊“不必先找匪之主力，應以占領匪所必爭之要地為目的”，“次第開始圍剿”。
二、曆時一年的戰爭
第五次“圍剿”戰爭實際上是在總體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即於1933年9月25日由第三路軍周渾元縱隊3個師突襲黎川率先打響。10月26日，擔任主力軍的北路軍第三路軍下達劃分為3期的作戰計劃，其基本方針為“以消耗戰之目的，采斷絕赤區脈絡，限製匪之流竄，打破其遊擊戰術，封鎖圍進之策略，先完成封鎖地帶之碉樓區，並即切斷其贛東與贛南之聯絡線，本戰術取守勢、戰略取攻勢之原則，步步為營，處處築碉，匪去我進，各縱隊非萬不得已，決避免決戰，以免被匪各個擊破之危，而達我預定計劃，俾收最後一舉聚殲之勝利”。這說明，陳誠等完全領會了蔣介石的戰略意圖，充分吸取了此前的失敗教訓，實現了作戰方法的根本改變。
參加作戰的中央紅軍主力約8萬餘人，地方武裝配合作戰。戰爭開始時，中央紅軍正在兩個方向分離作戰，兵力既不集中，又長期沒有休整。特別是，根據地正處在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統治之下，毛澤東已被調離軍中指揮位置，不熟悉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在這時進入革命根據地，並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因此，紅軍的反“圍剿”作戰，外臨強敵及其有了根本變化的戰爭政策，內逢“左”傾盲動指導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被迫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與敵決戰的“進攻路線”，而陷入冒險進攻敵軍堡壘的不利境地。因此，在從攻占黎川開始後的幾個月中，“進剿”軍已於吉安、吉水、永豐、樂安以迄黎川、金溪沿線以北大片地區，構築成碉堡戰線，並與紅軍“一戰於硝石、資溪橋，二戰於滸灣，三戰於藤田，四戰於大雄關，五戰於神崗、黨口，無役不勝”。紅軍雖取得洵口殲敵3個團和各次作戰殺傷敵軍的戰績，但傷亡3位師指揮員和千餘官兵，戰爭開局即處於被動。
11月20日，蔣光鼐等率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宣言反蔣抗日。蔣介石擔心其與紅軍聯合，立即從北路軍中抽調7個師由蔣鼎文率領從贛東進入閩北，“以迅烈之行動”南下攻打十九路軍，同時令陳誠以7個師從黎川向團村、德勝關推進，截斷中央紅軍入閩通道。而紅軍在“左”傾中央的錯誤決策下，被西調進攻永豐地區的國民黨軍堡壘，而不是打擊贛閩邊境敵軍以應援十九路軍，或東出福建尋求外圍運動戰，徹底斷送了有利戰機，使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均告落空。1934年1月，蔣介石完全鎮壓福建事變，並將入閩部隊編組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司令，從東麵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月，蔣介石還調派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預備軍總司令，在南昌設立總司令部；將江西全省劃分為5大守備區，令各區加緊訓練團隊，建築碉堡、公路，防堵紅軍。這樣，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更加嚴密的四麵圍攻。
在福建事變期間處於守勢的北路軍立即從三個方向轉入進攻。以3個師由吉安向富田推進，以薛嶽第六路軍（剛編組完成，轄劉紹先第六縱隊4個師、吳奇偉第七縱隊3個師）由永豐藤田向沙溪、龍岡推進，這兩路均以興國為目標。以陳誠第三路軍（時轄羅卓英第五縱隊4個師、樊崧甫第三縱隊2個師、周渾元第八縱隊3個師）由黎川地區經樟村、橫村向建寧推進，一麵威脅沙縣紅軍，一麵與東路軍打通聯絡，完成北、東兩路相接的碉堡封鎖線。1月25日，第三、五縱隊分左右兩路進占黎川與建寧間的戰略據點樟村、橫村，次日進攻邱家隘、寨頭隘，在遭到紅五軍團抗擊後將兩地占領。這時，原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調往永豐、樂安攻擊敵堡壘無功而返的紅一軍團和其他各軍團，被集中西上就敵，一、九軍團經一天激戰占領寨頭隘後，2月1日複對邱家隘、平寮發動猛攻，“是日戰事激烈前所罕見”，次日雨雪交加，紅軍繼續反複衝擊，“傷亡特多”，國民黨守軍“亦傷亡甚巨”。其後，中革軍委命令紅一、九軍團和三軍團四師集結在樟村以西的茶巷隘至坪山圩之線，構築長達數十裏的防禦陣地，以碉堡對碉堡，與敵進行陣地戰，並實施李德製定的短促突擊戰術。
蔣介石、陳誠見紅軍轉為碉寨陣地防守，遂調步炮及飛機對紅軍陣地實施狂轟濫炸，並令部隊依托所構築的碉堡線逐次進攻。缺乏重武器的紅軍難以製敵，林彪、聶榮臻敘述作戰情況說：敵“又是用飛機轟炸及堡壘內炮兵火力向我陣地轟擊，尤其敵人的飛機所起的作用更大，使我軍一舉一動受其妨礙。敵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護之下向我陣地躍進”，實行短促突擊又不易脫離敵人，致使人員傷亡和彈藥消耗都很大，僅平寮、三甲嶂和鳳翔峰作戰，紅一軍團傷亡即達1100人以上。為此，他們致電軍委，明確反對實行陣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再次提出以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但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
3月初，陳誠部以進取廣昌態勢將3個縱隊西移，占領南豐古城、桑田、楓林、三坑、三溪一線後，以南豐至廣昌間的戰略要地白舍為目標向南壓迫。原集結於杭山圩、增坊的紅軍主力，隨即西調至白舍地區阻敵。11日開始，雙方在五都寨、東華山、三溪、楊梅寨等戰線作戰，陳誠部與紅一、三、九軍團“激戰至烈”，因實施飛機、山炮、迫擊炮的連續轟炸和重兵的抗擊包抄，使紅軍損失很大，被迫後撤。陳誠部15日占領白舍、甘坊地區，完成進攻廣昌的直接準備。配合陳誠部行動的西線薛嶽第六路軍，這時也已克服紅軍中央警衛師和陳毅江西軍區部隊的阻擊，南進到沙溪一線，完成了與陳誠部的橫綴碉堡封鎖線，徹底阻斷了革命根據地北麵的通路。東路軍蔣鼎文部以湯恩伯第十縱隊4個師進攻閩北，李延年第四縱隊4個師進攻閩西，與紅七軍團及調援的紅一、三軍團等發生激戰，湯縱隊3月間連占沙縣、將樂、歸化、泰寧，李縱隊占領龍岩，並向連城、長汀推進，紅軍東線呈現緊急局勢。南路軍陳濟棠部集中8個師北上，連續攻占安遠、信豐、尋烏，4月21日攻占中央革命根據地南大門筠門嶺，紅軍退守會昌。
4月1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作出北、東路軍行動計劃，決於兩個月內以占領廣昌、建寧為目的與紅軍進行重點作戰，向根據地核心地區推進。博古、李德此前曾到前線視察，認為“建寧和廣昌是戰略要地，必須堅決守住。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的主攻部隊在對敵最容易而對我們最危險的道路上繼續向我革命根據地的心髒地區進攻”。因此，成立野戰司令部指揮廣昌保衛戰，並下令紅軍在寬20餘華裏、長30餘華裏的廣昌北部構築3道陣地防禦線，在防線上遍築能經受炮彈轟炸的“永久性”碉堡，死守硬抗。在其後的作戰行動中，仍繼續無視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等前方將領的正確意見。
10日，陳誠將所部11個師分成河東、河西兩縱隊，夾盱江並肩南下，進攻羅家堡和甘竹，廣昌戰役正式展開。廣昌戰役曆時18天，是第五次“圍剿”戰爭中曆時最久、最為酷烈的作戰。彭德懷記述紅三軍團在廣昌附近的巴掌形、西華山、新人坪地區抗擊戰情形：“從上午八、九時開始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們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紅軍各部在盱江東西兩岸節節抗敵，無法抵擋立體交叉的熾烈火力，全戰役傷亡5500餘人（一說4000餘人），被迫步步後退。但陳誠部也有很大傷亡，自稱死傷官兵2600餘人。4月28日，廣昌被陳部第六十七師占領。
緊接著，陳誠部周渾元縱隊東出福建，與東路軍湯恩伯縱隊發動建寧作戰。中革軍委調紅一、三、五、七軍團進行建寧保衛戰，在兩個方向同時進行抗擊。5月16日，紅軍經數日激戰後棄守陣地，湯縱隊第八十八師占領建寧。6月上旬，軍委將紅一、三軍團調移興國龍岡地區，意圖反擊南下的薛嶽所部，因薛部固守堡壘而未得手。到這時，第五次“圍剿”作戰已曆時9個月，國民黨軍已將中央革命根據地壓縮到石城、寧都、興國、瑞金、於都、會昌和長汀的基本區域內，對紅軍不利的戰爭態勢日益明顯。中共中央從5月開始秘密進行撤離準備，並在6、7月間，分別派出由贛東北紅軍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和湘贛革命根據地的紅六軍團，先期出發，牽製國民黨軍。
6月27日，蔣介石調整部署，集中31個師，分6路向石城、興國、長汀、會昌4個方向，對革命根據地基本區域發動全線進攻。其中，羅卓英縱隊4個師先由廣昌西進新安、頭陂，然後協同樊崧甫縱隊2個師和湯恩伯縱隊3個師南下推進赤水、驛前、小鬆，會攻石城；西調周渾元縱隊6個師從泰和南下興國沙村，薛嶽部4個師由永豐沙溪、龍岡推進古龍岡，分別從東西方向壓迫興國；東路軍李延年縱隊6個師由朋口、連城推進長汀，南路軍3個師由筠門嶺推進會昌。同時在南豐、廣昌集結3個師為預備隊，並在廣昌修建飛機場。第五次“圍剿”戰爭進入最後階段。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由此也在戰略部署上作出重大變更，這主要是改變以往集中紅軍主力於一兩個方向抗擊敵軍的方針，決定實行“六路分兵，全線抵禦”。7月23日，軍委發布關於敵情和紅軍行動的通報，通報了敵軍六路進攻的情況和命令紅軍分兵六路抵抗的部署。但實際情況是，紅軍這時已經沒有了在根據地內部打破“圍剿”的可能，而陣地防禦顯然在武器裝備上處於劣勢，因此，這個部署，進一步加劇了紅軍的被動局麵。
從7月至10月上旬，國民黨軍依次以石城以北、長汀以南和興國以北3個方向為主，全麵進攻紅軍。在石城以北方向，湯恩伯、樊崧甫以6個師進攻彭德懷部4個師紅軍堅守的大寨腦、高虎腦、萬年亭、驛前一線陣地，8月上、中旬先在高虎腦、萬年亭發生激戰，由於彭德懷果斷放棄短促突擊戰術，“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麵山腳邊，完全出敵不意”的靈活戰法，紅軍兩戰均取得重大勝利，殲敵4000餘人，湯縱隊第八十九師基本喪失了戰鬥力，紅軍也因碰上“硬釘子”，傷亡達2300多人，最終放棄陣地，退守驛前等地。月底，湯、樊吸取教訓，集中4個師在猛烈炮火下進攻並占領驛前，紅三軍團退守小鬆、石城，雙方形成一個月的對峙。在長汀以南，李延年部4個師進攻朱德親自指揮的紅一軍團，9月初在溫坊地區遭到紅軍以運動戰形式發動的急襲和夜襲，被殲4000餘人，俘虜2400餘人，這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打得最好、殲敵最多的一次勝利作戰，蔣介石為此槍斃了一個旅長，並將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派顧祝同前去幫蔣鼎文重定部署，改調從南京衛戍部隊分編的精銳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師擔任主攻。在興國以北方向，周渾元部6個師在沙村、老營盤地區進攻紅八軍團、紅三軍團第六師和陳毅部3個團，紅軍節節抗擊，打得相當艱苦，僅紅六師傷亡指戰員即達1720人，陳毅也在老營盤戰鬥中負重傷。老營盤失守後，這些部隊與增援的紅五軍團、紅一軍團固守高興圩地區，繼續抗擊周縱隊，掩護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的集結和轉移。
9月26日，蔣介石令各路部隊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各路紅軍則在略事抗擊後，相繼在10月上旬從石城、興國、長汀、瑞金等地撤走，進行長征。11月10日，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被東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李默庵部占領。占領瑞金，被視為“圍剿”戰爭的“裏程碑”，因此當李默庵發出電告後，國民黨內一片歡騰，各地各種慶賀電報紛紛揚揚。曆時一年的第五次“圍剿”戰爭，隨著瑞金、寧都等主要縣城的占領而告結束。11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的總理紀念周上，正式宣告對江西紅軍的“圍剿”軍事告一段落，並指出此次戰爭“曾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口號，但事實上或者還是用了七分軍事、三分政治的力量”。這就是說，此次戰爭，最終起主要作用的還是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
“圍剿”戰爭結束後，蔣介石除派出薛嶽、周渾元兩個縱隊跟蹤追擊主力紅軍外（原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改任追剿軍總司令），將大部分部隊留置江西進行“清剿”。1934年11月24日，南昌行營發布電令，宣告江西等五省“圍剿”軍事告一段落，原北、東、西、南四路軍和預備軍戰鬥序列均行取消，將江西、福建劃定為兩大綏靖區，分別以顧祝同、蔣鼎文為總指揮，進行了長達經年的“清剿”戰爭，而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紅軍遊擊隊的作戰，則延續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告停止。南昌行營，於1935年1月宣告結束。
三、新生活運動的興起
1934年2月，蔣介石平息福建事變之後，在南昌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以配合正在激烈進行的第五次“圍剿”和國民黨對思想文化的統製。因為該運動要求從改造國民的日常生活入手，進行社會風氣的改換和國民道德的重建，所以被稱為“新生活運動”。
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長篇演講，正式揭開運動的序幕。由此到6月底的新生活運動發起時期，蔣介石共發表《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等6篇長篇演講，主持製定《新生活運動綱要》等多個規程和文件，對運動的目的、內容、準則、意義等作出明確的闡釋和規定。按照蔣介石的解釋，所謂“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要求為標準，去除粗野卑陋、爭盜竊乞、亂邪昏懦之行為，實現國民生活的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最終達到安內攘外之目的，奠定民族複興之基礎。
按照蔣介石的計劃，新生活運動先從規矩、清潔運動做起，地點先從南昌做起，“俟辦有成效，積有經驗，再推及其他”。因此，他對江西和南昌置以很高的期望，指出“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麵要剿匪，一方麵更要使江西成功一個複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首先使南昌改造成為一個新社會，進而風動全國，使全體國民有所取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革除野蠻的、落伍的生活習慣，形成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生活習慣，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環境、國民的地位和責任，成為現代的國民、文明國家的國民，承擔“救亡建國、複興民族的工作”。為此，蔣介石反複要求，江西“無論在那一方麵，無論什麽事情，統統要做各省的模範，為全國所效法，要以我們一省的新風氣、新事業，來風動全國各省，使全國的民眾都能聞風興起，跟著我們共同一致的建設我們新的國家，複興我們中華民族”。《江西民國日報》由是多次發表社論，要求南昌各界領袖和一切知識分子“下定決心，努力去幹”。
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立即風風火火地開展起來。2月21日，作為領導機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成立，蔣介石親任會長；下設幹事會，由熊式輝、鄧文儀分任主任幹事，賀衷寒、蕭純錦、蕭育讚、蔣誌澄、張森鼎、李煥之、程時煃、劉百川、範爭波、邵華、黃光鬥等任幹事。這些幹事，半數為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政府官員。22日起，促進會連續召開幹事會議製定多項規劃、章程，從宣傳、指導、糾察三個方麵全麵展開運動。在宣傳上，利用報紙、通訊、雜誌、標語、傳單、電影、廣告等，大事鼓吹，並於3月11日，在南昌召開有蔣介石夫婦等要員及10萬人參加的“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蔣介石發表講話，會前用飛機散發傳單，會後舉行大遊行，氣勢浩大；18日，組織南昌全市大掃除和市民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參加提燈的團隊達千餘隊，觀眾約20萬人；5月28日，舉行違抗新生活遊街示警活動，將一些不清潔者戴上彩紙高帽，由警察押送鳴鑼遊街；6月1日，舉辦南昌市新生活運動展覽會，蔣介石夫婦等親自出席；還選定南昌13個公共場所，邀請社會名人作公開講演，“每日到會聽眾約五萬人左右”。指導上，連續召集各團體代表開會，指示方法，同時組織學生組成指導隊，利用星期日作挨戶勸導。糾察上，則由南昌行營、政訓處、江西省黨部、南昌市黨部、憲兵團、民眾教育師資訓練所、中國文化學會南昌分會、青年會等派員，組成17個糾察隊，分布南昌各地，考查、督促和糾察民眾履行新生活運動要求。南昌行營還將江西省會公安局製定的《整理旅棧公寓衛生事項》、《妓女檢驗規則》等章程，轉發各省市政府，令其嚴厲執行，以杜絕不衛生不清潔的現象。
幾個月下來，南昌市容整潔一新，行人行走有序，機關出現“緊張空氣及苦幹精神”，國民黨中央黨報《中央日報》遂將之論為“南昌精神”，“各地人士之往來南昌道上者，亦莫不謂南昌景象，朝氣蓬勃”。特別是，起而南京，繼之滬、蘇、冀、鄂、閩、皖、浙、湘、魯、晉、陝、甘、察、綏、滇、川、黔、平各省市，以及江西全省各縣，“先後響應，上下風從”，均相繼發起新生活運動。
7月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擴大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仍由蔣介石任總會長，聘請何應欽、陳果夫、陳立夫、張群等33位國民黨要員為指導員；以熊式輝、鄧文儀為正副主任幹事，閻寶航、李煥之等22人為幹事。總會內設秘書，以閻寶航為書記；分設調查、設計、推行三股，分由邵華、範爭波、黃光鬥任股長，負責新生活運動工作的調查、設計和推廣。會址亦從中山路一間小租屋中，遷入豫章公園中山紀念堂。總會隨即頒發了各省市、各鐵路、海外僑胞及江西省各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組織大綱，新生活運動至此正式大規模向全國推廣，由發軔和自由發展時期，進入統一組織、計劃發展的時期。由此而至抗戰爆發，新生活運動著力推行以實施軍事化、藝術化、生產化為中心的“三化方案”。
1935年底，新生活運動總會遷至南京，南昌乃於1936年1月1日另成立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省政府、省黨部及省級機關、人民團體代表為幹事，熊式輝任主任幹事，程時煃、王次甫、黃光鬥、俞百慶、龔學遂、蕭純錦、熊濱、王明選為幹事，潘玉梅、周蘭清為婦女生活改進會正、副總幹事，王次甫、黃光鬥分兼第一、二股股長。因此，也有學者以此為界，將新生活運動分為江西和南京總會兩個時期。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後，對全省推行“三化”工作，依然不遺餘力。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訂立工作計劃，調整各縣新生活運動會組織，在全省普遍設立各種社團、舉辦各種會議，如省黨部新生活運動設計委員會、省黨部新生活運動工作團、新生活運動工作研究會、民眾集會指導委員會、婦女新生活改進會、新生活運動協進會、新生活勞動服務團、青年勞動服務團、各機關公務員新生活勞動服務團、禮俗改良討論會、體育改良討論會、新生活運動座談會等等，廣泛進行了整理娛樂場所和旅棧衛生、店員新生活講習班、提倡土布、市民健康比賽、鄉村建設展覽、取締奇裝異服和赤膊袒身、解放婢女、策動民族掃墓節、公務員穿製服、愛惜公物、國民軍事訓練等活動。其中一些活動仍然走在全國前列，如成立南昌市婦女新生活改進會，在地方各省市中為第一家。但也有不少活動雖然轟轟烈烈，卻多重形式，真正深入人心者不多。抗戰爆發後，新生活運動以新的內容繼續進行，一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才告結束。
新生活運動發起時，具有強烈的用封建倫理綱常來控製國民思想和言論行動，以及配合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的意圖，但由於運動又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以及中國推進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下，因而也具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灌輸現代文明知識、現代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成分，因此，它也是一場全國性的現代公民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應當說還是有效果的，對發起地的江西影響尤大，雖然運動的聲勢和成效多在城市和黨政軍教商等中上階層，城市中又多在大街大巷，農村和城市偏隅的憲警糾察不及之地則效果甚微，但運動對當局統一思想、推行建設江西等政策和灌輸文明知識，無疑發生了相當的作用。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行政院長汪精衛發出告急密電，報告“圍剿”失敗情況和紅軍動態，稱“現在匪勢益張，昨複擾及新淦，贛東、贛西小股逐漸蔓延，坐視其大而莫能製。資溪、黎川為贛閩浙間要地，失陷數月迄不能收複，近且進擾南城、金溪，赤化民眾，如火燎原。贛南大股攻城略地，更無可奈何”，“務請中央速籌辦法，加調得力部隊，並立即派大員來此督剿。現在各軍士氣已餒，若再敷衍，將全局崩潰，不可收拾矣”。熊式輝把情況說得如此嚴重，不能不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重視。4日，蔣介石即離南京趕赴江西，再次部署“圍剿”戰爭。
這一次，蔣介石不再急於匆忙進攻，而是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從整頓部隊、研究方略和動員資源等方麵入手，周密準備第五次“圍剿”戰爭。
第一，調整、建立指揮機構。5月1日，蔣介石編組“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剿匪軍”，下分北、南、西路軍，分別任命劉峙、陳濟棠、何鍵為各路總司令，準備四麵合圍江西蘇區。陳、何即於6月1日在廣州、長沙宣布就職，河南省主席、江西人劉峙原在4月上旬即被調來贛擔任“剿匪”軍總司令，並到撫州組織“撫信清剿督辦公署”，整理和指揮在贛部隊，但他不願或不敢擔任總司令，僅表示以河南隨軍主任名義暫駐江西。因此，其職先由蔣介石暫兼，其後改派江蘇省主席顧祝同接任。在各路軍之上，又於5月21日再一次在南昌成立“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作為指揮第五次“圍剿”的最高指揮機關。蔣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任行營辦公廳主任，賀國光、晏勳甫、劉興、朱懷冰分任軍事、宣傳、訓練、黨務四廳廳長（後合並為兩個廳，增設賀衷寒為主任的政治部）。這次組織的南昌行營，是曆次“圍剿”中規模最大、為時最長的一次，並且由於蔣介石經常駐在江西，引致國民黨政治軍事中心的轉移，而使南昌行營具有至高無上的顯要的地位。當時的著名學者、準備入閣的蔣廷黻1934年初應蔣介石邀約到南昌行營相見後說：“蔣在南昌的行營，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真正的首都。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為了上述工作，創立了農民銀行。中央公開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從報紙上我們獲悉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正協助蔣計劃政治和經濟。”
第二，整頓部隊，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蔣介石總結曆次失敗的原因，認為很重要的一條是部隊紀律散亂、貪生怕死、缺乏信仰、沒有靈魂。為此，他於6月下令籌辦大規模的廬山軍官訓練，以便整頓部隊，使官兵克服害怕紅軍的心理，“堅定其對於主義之信仰”，“恢複軍人靈魂”。同時進行山地作戰和構築碉堡的訓練，以提高部隊的作戰技能。“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設在廬山海會寺，蔣介石任命陳誠兼軍訓團團長，調集大批高級軍事、政治人員，包括各兵種、訓練總監部的“優秀官長”、陸軍大學校長、教育長“及騎、炮、工兵各校長帶同最優教官”，會同德國軍事顧問擔任軍訓團教官，他自己也經常出席訓話。從7月18日開學到9月18日結束，軍訓團分三期共訓練北路軍從團長到排長的中下級軍官7598人。國民黨軍軍官佩帶“中正劍”也從廬山訓練始。廬山軍官訓練和同時舉辦的廬山黨政人員訓練（訓練北路軍、西路軍黨政人員1000多人），是蔣介石整頓部隊以提高精神力、戰鬥力的重要措施，確實收到了相當大的成效。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對部隊編製進行改革，裁去旅一級指揮機構，由一師轄2旅6團改為一師直轄3團，大大增強了部隊的指揮效率。
第三，研究對策，決定“圍剿”新方略。從4月到7月，蔣介石相繼在南昌、廬山召開七省“剿匪”會議、軍事整理會議、七省保安會議、五省軍事會議、四省黨務會議、廬山軍政會議等各種會議，並到撫州等前線視察部隊，研究策劃戰爭新方法。蔣介石首先著力分析曆次失敗的原因和紅軍的特點，認識到與紅軍作戰，不是打軍隊數目的多寡，槍炮彈藥的精粗和餉械被服的接濟，“我們和他打的，第一是組織，尤其是軍隊的編製和民眾的組織；第二是訓練，就是訓練士兵和民眾的方法；第三是宣傳，就是宣傳主義來鼓勵軍民的精神；第四是紀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擾民；第五是戰術，就是如何運用原則因地製宜，相機應變，知己知彼，取長補短”，要從這五個紅軍所長的方麵，來研究“今後剿匪的戰術和戰略”。也就是說，和紅軍作戰，主要“不是武器戰，而是組織與精神戰”。這些說明，蔣介石在“圍剿”戰爭的指導思想和策略方針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據此指導思想和策略方針，以7月23日的廬山軍政會議為標誌，第五次“圍剿”的新方略全部形成。該方略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指導原則，吸納曆次“圍剿”的經驗教訓和部分做法，形成一個以軍事為主，包含政治、經濟、交通、思想文化等各方麵內容的“以武力為中心的總體戰”戰略。該方略的製定及其實施，成為蔣介石最後贏得戰爭的主要原因。這一方略的要點是：
一是實施所謂精神上的戰爭，發動全國規模的配合“圍剿”軍事的宣傳攻勢，宣揚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中心信仰”，鼓吹“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壓製要求抗日的情緒，宣布對“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當時陳誠、羅卓英等許多在贛將領，均曾要求北上進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全國各界民眾的抗日要求更是激昂），廣泛動員社會資源，組織民眾和運用民眾，完成保甲和保安團，驅民“協剿”。同時，蔣介石也多次訓話或下令，嚴禁部隊擾民。
二是確定戰略上以攻為守、戰術上以守為攻的戰略戰術原則，厲行堡壘政策和兵工築路政策。從6月起，南昌行營即下令各部隊開始構築碉寨、“務期星羅棋布”。行營要求，以班碉為基礎，3個班碉組成一個排碉群，每一碉群的間隔不超過2華裏，碉群之間組成互為應援的火力網；修築公路隨部隊和碉堡推進，使路碉相連、連綿不斷。“進剿”部隊憑借碉堡、公路攻守結合，三裏五裏一推，十裏八裏一進，進一步守一步，守一步進一步，層層築碉，處處修路，步步為營，節節推進，與紅軍進行陣地戰和持久消耗戰。這一招，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核心策略，極大地增加了沒有重武器的內線紅軍的作戰困難。
第三，嚴厲實行物資、郵電和交通三大封鎖政策。南昌行營半年中先後頒布《封鎖匪區辦法》等13個封鎖令，在江西各革命根據地周圍建立全封鎖區，在全封鎖區後麵再建立半封鎖區，要求滴水不漏，嚴密圍困，斷絕紅軍從日常必需的生活資料到基本的作戰資料的來源，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不戰而自亡，未剿而先滅”。
長期以來，曾認為作為“圍剿”核心政策的碉堡政策，是德國顧問賽克特為蔣介石設計的。其實並非如此。賽克特對蔣的貢獻，主要是在軍隊建設方麵。至於碉堡戰術，早在1930年國民黨軍將領戴嶽在進攻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時即已采用，後又由南昌行營少將課長柳維垣做出係統設計；公路政策則首倡於趙觀濤，何應欽在指揮第四次“圍剿”時也曾大力提倡。在1933年6月間研討第五次“圍剿”方略時，蔣介石將碉堡、公路聯係起來，將其從戰術層麵上升到戰略地位，完成並全麵闡述了堡壘進攻體係。因此，這一政策，應是由戴嶽、柳維垣、趙觀濤、何應欽等人倡議，而由蔣介石總其成，德國軍事顧問並未有多少貢獻。
10月2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集軍事會議，作最後的動員和部署（此時已先期攻擊黎川紅軍）。這次“圍剿”的兵力配置為：以北路軍為“進剿主力”，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蔣鼎文，統轄三路軍及浙贛閩邊警備區，共28個師2個旅和1個稅警團。其中，顧祝同（兼）、劉興第一路軍守備新幹、吉水一帶，策應第三路軍及維護贛江交通；蔣鼎文（兼）、湯恩伯第二路軍在金溪、崇仁一帶築碉，防阻紅軍北上並支援第三路軍；陳誠、薛嶽為正副總指揮的第三路軍，轄18個師又1個補充旅，擔任北路軍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黎川地區，以廣昌為攻擊目標築碉前進。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轄9個師又3個旅，以主力圍攻湘贛革命根據地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並構築碉堡線防堵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西進。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轄14個師又2個旅，扼守贛南尋烏、安遠、信豐、南康、上猶、崇義及福建武平地區，防堵紅軍南下，並相機北進，策應北路軍作戰。第十九路軍6個師1個旅在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下，布防閩西，阻止紅軍東進。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率5個師圍攻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方誌敏部紅軍，並切斷贛東北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聯係。南昌行營直屬總預備隊總指揮錢大鈞率3個師控製於臨川附近，直屬空軍5個航空隊協助北路軍作戰。蔣介石這一次直接用於作戰的總兵力為陸軍67個師、7個旅、1個團，共50餘萬人（後增至80萬人）。
10月17日，南昌行營頒發戰字第2130號訓令，下達部隊行動綱要和進攻計劃，命令各部隊“不必先找匪之主力，應以占領匪所必爭之要地為目的”，“次第開始圍剿”。
二、曆時一年的戰爭
第五次“圍剿”戰爭實際上是在總體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即於1933年9月25日由第三路軍周渾元縱隊3個師突襲黎川率先打響。10月26日，擔任主力軍的北路軍第三路軍下達劃分為3期的作戰計劃，其基本方針為“以消耗戰之目的，采斷絕赤區脈絡，限製匪之流竄，打破其遊擊戰術，封鎖圍進之策略，先完成封鎖地帶之碉樓區，並即切斷其贛東與贛南之聯絡線，本戰術取守勢、戰略取攻勢之原則，步步為營，處處築碉，匪去我進，各縱隊非萬不得已，決避免決戰，以免被匪各個擊破之危，而達我預定計劃，俾收最後一舉聚殲之勝利”。這說明，陳誠等完全領會了蔣介石的戰略意圖，充分吸取了此前的失敗教訓，實現了作戰方法的根本改變。
參加作戰的中央紅軍主力約8萬餘人，地方武裝配合作戰。戰爭開始時，中央紅軍正在兩個方向分離作戰，兵力既不集中，又長期沒有休整。特別是，根據地正處在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統治之下，毛澤東已被調離軍中指揮位置，不熟悉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在這時進入革命根據地，並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因此，紅軍的反“圍剿”作戰，外臨強敵及其有了根本變化的戰爭政策，內逢“左”傾盲動指導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被迫實行“禦敵於國門之外”與敵決戰的“進攻路線”，而陷入冒險進攻敵軍堡壘的不利境地。因此，在從攻占黎川開始後的幾個月中，“進剿”軍已於吉安、吉水、永豐、樂安以迄黎川、金溪沿線以北大片地區，構築成碉堡戰線，並與紅軍“一戰於硝石、資溪橋，二戰於滸灣，三戰於藤田，四戰於大雄關，五戰於神崗、黨口，無役不勝”。紅軍雖取得洵口殲敵3個團和各次作戰殺傷敵軍的戰績，但傷亡3位師指揮員和千餘官兵，戰爭開局即處於被動。
11月20日，蔣光鼐等率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宣言反蔣抗日。蔣介石擔心其與紅軍聯合，立即從北路軍中抽調7個師由蔣鼎文率領從贛東進入閩北，“以迅烈之行動”南下攻打十九路軍，同時令陳誠以7個師從黎川向團村、德勝關推進，截斷中央紅軍入閩通道。而紅軍在“左”傾中央的錯誤決策下，被西調進攻永豐地區的國民黨軍堡壘，而不是打擊贛閩邊境敵軍以應援十九路軍，或東出福建尋求外圍運動戰，徹底斷送了有利戰機，使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均告落空。1934年1月，蔣介石完全鎮壓福建事變，並將入閩部隊編組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司令，從東麵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月，蔣介石還調派安徽省政府主席陳調元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預備軍總司令，在南昌設立總司令部；將江西全省劃分為5大守備區，令各區加緊訓練團隊，建築碉堡、公路，防堵紅軍。這樣，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了更加嚴密的四麵圍攻。
在福建事變期間處於守勢的北路軍立即從三個方向轉入進攻。以3個師由吉安向富田推進，以薛嶽第六路軍（剛編組完成，轄劉紹先第六縱隊4個師、吳奇偉第七縱隊3個師）由永豐藤田向沙溪、龍岡推進，這兩路均以興國為目標。以陳誠第三路軍（時轄羅卓英第五縱隊4個師、樊崧甫第三縱隊2個師、周渾元第八縱隊3個師）由黎川地區經樟村、橫村向建寧推進，一麵威脅沙縣紅軍，一麵與東路軍打通聯絡，完成北、東兩路相接的碉堡封鎖線。1月25日，第三、五縱隊分左右兩路進占黎川與建寧間的戰略據點樟村、橫村，次日進攻邱家隘、寨頭隘，在遭到紅五軍團抗擊後將兩地占領。這時，原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調往永豐、樂安攻擊敵堡壘無功而返的紅一軍團和其他各軍團，被集中西上就敵，一、九軍團經一天激戰占領寨頭隘後，2月1日複對邱家隘、平寮發動猛攻，“是日戰事激烈前所罕見”，次日雨雪交加，紅軍繼續反複衝擊，“傷亡特多”，國民黨守軍“亦傷亡甚巨”。其後，中革軍委命令紅一、九軍團和三軍團四師集結在樟村以西的茶巷隘至坪山圩之線，構築長達數十裏的防禦陣地，以碉堡對碉堡，與敵進行陣地戰，並實施李德製定的短促突擊戰術。
蔣介石、陳誠見紅軍轉為碉寨陣地防守，遂調步炮及飛機對紅軍陣地實施狂轟濫炸，並令部隊依托所構築的碉堡線逐次進攻。缺乏重武器的紅軍難以製敵，林彪、聶榮臻敘述作戰情況說：敵“又是用飛機轟炸及堡壘內炮兵火力向我陣地轟擊，尤其敵人的飛機所起的作用更大，使我軍一舉一動受其妨礙。敵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護之下向我陣地躍進”，實行短促突擊又不易脫離敵人，致使人員傷亡和彈藥消耗都很大，僅平寮、三甲嶂和鳳翔峰作戰，紅一軍團傷亡即達1100人以上。為此，他們致電軍委，明確反對實行陣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再次提出以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但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
3月初，陳誠部以進取廣昌態勢將3個縱隊西移，占領南豐古城、桑田、楓林、三坑、三溪一線後，以南豐至廣昌間的戰略要地白舍為目標向南壓迫。原集結於杭山圩、增坊的紅軍主力，隨即西調至白舍地區阻敵。11日開始，雙方在五都寨、東華山、三溪、楊梅寨等戰線作戰，陳誠部與紅一、三、九軍團“激戰至烈”，因實施飛機、山炮、迫擊炮的連續轟炸和重兵的抗擊包抄，使紅軍損失很大，被迫後撤。陳誠部15日占領白舍、甘坊地區，完成進攻廣昌的直接準備。配合陳誠部行動的西線薛嶽第六路軍，這時也已克服紅軍中央警衛師和陳毅江西軍區部隊的阻擊，南進到沙溪一線，完成了與陳誠部的橫綴碉堡封鎖線，徹底阻斷了革命根據地北麵的通路。東路軍蔣鼎文部以湯恩伯第十縱隊4個師進攻閩北，李延年第四縱隊4個師進攻閩西，與紅七軍團及調援的紅一、三軍團等發生激戰，湯縱隊3月間連占沙縣、將樂、歸化、泰寧，李縱隊占領龍岩，並向連城、長汀推進，紅軍東線呈現緊急局勢。南路軍陳濟棠部集中8個師北上，連續攻占安遠、信豐、尋烏，4月21日攻占中央革命根據地南大門筠門嶺，紅軍退守會昌。
4月1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作出北、東路軍行動計劃，決於兩個月內以占領廣昌、建寧為目的與紅軍進行重點作戰，向根據地核心地區推進。博古、李德此前曾到前線視察，認為“建寧和廣昌是戰略要地，必須堅決守住。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的主攻部隊在對敵最容易而對我們最危險的道路上繼續向我革命根據地的心髒地區進攻”。因此，成立野戰司令部指揮廣昌保衛戰，並下令紅軍在寬20餘華裏、長30餘華裏的廣昌北部構築3道陣地防禦線，在防線上遍築能經受炮彈轟炸的“永久性”碉堡，死守硬抗。在其後的作戰行動中，仍繼續無視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等前方將領的正確意見。
10日，陳誠將所部11個師分成河東、河西兩縱隊，夾盱江並肩南下，進攻羅家堡和甘竹，廣昌戰役正式展開。廣昌戰役曆時18天，是第五次“圍剿”戰爭中曆時最久、最為酷烈的作戰。彭德懷記述紅三軍團在廣昌附近的巴掌形、西華山、新人坪地區抗擊戰情形：“從上午八、九時開始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們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紅軍各部在盱江東西兩岸節節抗敵，無法抵擋立體交叉的熾烈火力，全戰役傷亡5500餘人（一說4000餘人），被迫步步後退。但陳誠部也有很大傷亡，自稱死傷官兵2600餘人。4月28日，廣昌被陳部第六十七師占領。
緊接著，陳誠部周渾元縱隊東出福建，與東路軍湯恩伯縱隊發動建寧作戰。中革軍委調紅一、三、五、七軍團進行建寧保衛戰，在兩個方向同時進行抗擊。5月16日，紅軍經數日激戰後棄守陣地，湯縱隊第八十八師占領建寧。6月上旬，軍委將紅一、三軍團調移興國龍岡地區，意圖反擊南下的薛嶽所部，因薛部固守堡壘而未得手。到這時，第五次“圍剿”作戰已曆時9個月，國民黨軍已將中央革命根據地壓縮到石城、寧都、興國、瑞金、於都、會昌和長汀的基本區域內，對紅軍不利的戰爭態勢日益明顯。中共中央從5月開始秘密進行撤離準備，並在6、7月間，分別派出由贛東北紅軍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和湘贛革命根據地的紅六軍團，先期出發，牽製國民黨軍。
6月27日，蔣介石調整部署，集中31個師，分6路向石城、興國、長汀、會昌4個方向，對革命根據地基本區域發動全線進攻。其中，羅卓英縱隊4個師先由廣昌西進新安、頭陂，然後協同樊崧甫縱隊2個師和湯恩伯縱隊3個師南下推進赤水、驛前、小鬆，會攻石城；西調周渾元縱隊6個師從泰和南下興國沙村，薛嶽部4個師由永豐沙溪、龍岡推進古龍岡，分別從東西方向壓迫興國；東路軍李延年縱隊6個師由朋口、連城推進長汀，南路軍3個師由筠門嶺推進會昌。同時在南豐、廣昌集結3個師為預備隊，並在廣昌修建飛機場。第五次“圍剿”戰爭進入最後階段。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由此也在戰略部署上作出重大變更，這主要是改變以往集中紅軍主力於一兩個方向抗擊敵軍的方針，決定實行“六路分兵，全線抵禦”。7月23日，軍委發布關於敵情和紅軍行動的通報，通報了敵軍六路進攻的情況和命令紅軍分兵六路抵抗的部署。但實際情況是，紅軍這時已經沒有了在根據地內部打破“圍剿”的可能，而陣地防禦顯然在武器裝備上處於劣勢，因此，這個部署，進一步加劇了紅軍的被動局麵。
從7月至10月上旬，國民黨軍依次以石城以北、長汀以南和興國以北3個方向為主，全麵進攻紅軍。在石城以北方向，湯恩伯、樊崧甫以6個師進攻彭德懷部4個師紅軍堅守的大寨腦、高虎腦、萬年亭、驛前一線陣地，8月上、中旬先在高虎腦、萬年亭發生激戰，由於彭德懷果斷放棄短促突擊戰術，“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麵山腳邊，完全出敵不意”的靈活戰法，紅軍兩戰均取得重大勝利，殲敵4000餘人，湯縱隊第八十九師基本喪失了戰鬥力，紅軍也因碰上“硬釘子”，傷亡達2300多人，最終放棄陣地，退守驛前等地。月底，湯、樊吸取教訓，集中4個師在猛烈炮火下進攻並占領驛前，紅三軍團退守小鬆、石城，雙方形成一個月的對峙。在長汀以南，李延年部4個師進攻朱德親自指揮的紅一軍團，9月初在溫坊地區遭到紅軍以運動戰形式發動的急襲和夜襲，被殲4000餘人，俘虜2400餘人，這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打得最好、殲敵最多的一次勝利作戰，蔣介石為此槍斃了一個旅長，並將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派顧祝同前去幫蔣鼎文重定部署，改調從南京衛戍部隊分編的精銳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師擔任主攻。在興國以北方向，周渾元部6個師在沙村、老營盤地區進攻紅八軍團、紅三軍團第六師和陳毅部3個團，紅軍節節抗擊，打得相當艱苦，僅紅六師傷亡指戰員即達1720人，陳毅也在老營盤戰鬥中負重傷。老營盤失守後，這些部隊與增援的紅五軍團、紅一軍團固守高興圩地區，繼續抗擊周縱隊，掩護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的集結和轉移。
9月26日，蔣介石令各路部隊從各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各路紅軍則在略事抗擊後，相繼在10月上旬從石城、興國、長汀、瑞金等地撤走，進行長征。11月10日，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被東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李默庵部占領。占領瑞金，被視為“圍剿”戰爭的“裏程碑”，因此當李默庵發出電告後，國民黨內一片歡騰，各地各種慶賀電報紛紛揚揚。曆時一年的第五次“圍剿”戰爭，隨著瑞金、寧都等主要縣城的占領而告結束。11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的總理紀念周上，正式宣告對江西紅軍的“圍剿”軍事告一段落，並指出此次戰爭“曾提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口號，但事實上或者還是用了七分軍事、三分政治的力量”。這就是說，此次戰爭，最終起主要作用的還是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
“圍剿”戰爭結束後，蔣介石除派出薛嶽、周渾元兩個縱隊跟蹤追擊主力紅軍外（原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改任追剿軍總司令），將大部分部隊留置江西進行“清剿”。1934年11月24日，南昌行營發布電令，宣告江西等五省“圍剿”軍事告一段落，原北、東、西、南四路軍和預備軍戰鬥序列均行取消，將江西、福建劃定為兩大綏靖區，分別以顧祝同、蔣鼎文為總指揮，進行了長達經年的“清剿”戰爭，而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紅軍遊擊隊的作戰，則延續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告停止。南昌行營，於1935年1月宣告結束。
三、新生活運動的興起
1934年2月，蔣介石平息福建事變之後，在南昌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新生活運動，以配合正在激烈進行的第五次“圍剿”和國民黨對思想文化的統製。因為該運動要求從改造國民的日常生活入手，進行社會風氣的改換和國民道德的重建，所以被稱為“新生活運動”。
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長篇演講，正式揭開運動的序幕。由此到6月底的新生活運動發起時期，蔣介石共發表《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等6篇長篇演講，主持製定《新生活運動綱要》等多個規程和文件，對運動的目的、內容、準則、意義等作出明確的闡釋和規定。按照蔣介石的解釋，所謂“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六項要求為標準，去除粗野卑陋、爭盜竊乞、亂邪昏懦之行為，實現國民生活的藝術化、生產化、軍事化，最終達到安內攘外之目的，奠定民族複興之基礎。
按照蔣介石的計劃，新生活運動先從規矩、清潔運動做起，地點先從南昌做起，“俟辦有成效，積有經驗，再推及其他”。因此，他對江西和南昌置以很高的期望，指出“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麵要剿匪，一方麵更要使江西成功一個複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首先使南昌改造成為一個新社會，進而風動全國，使全體國民有所取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革除野蠻的、落伍的生活習慣，形成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生活習慣，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環境、國民的地位和責任，成為現代的國民、文明國家的國民，承擔“救亡建國、複興民族的工作”。為此，蔣介石反複要求，江西“無論在那一方麵，無論什麽事情，統統要做各省的模範，為全國所效法，要以我們一省的新風氣、新事業，來風動全國各省，使全國的民眾都能聞風興起，跟著我們共同一致的建設我們新的國家，複興我們中華民族”。《江西民國日報》由是多次發表社論，要求南昌各界領袖和一切知識分子“下定決心，努力去幹”。
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立即風風火火地開展起來。2月21日，作為領導機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成立，蔣介石親任會長；下設幹事會，由熊式輝、鄧文儀分任主任幹事，賀衷寒、蕭純錦、蕭育讚、蔣誌澄、張森鼎、李煥之、程時煃、劉百川、範爭波、邵華、黃光鬥等任幹事。這些幹事，半數為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政府官員。22日起，促進會連續召開幹事會議製定多項規劃、章程，從宣傳、指導、糾察三個方麵全麵展開運動。在宣傳上，利用報紙、通訊、雜誌、標語、傳單、電影、廣告等，大事鼓吹，並於3月11日，在南昌召開有蔣介石夫婦等要員及10萬人參加的“新生活運動市民大會”，蔣介石發表講話，會前用飛機散發傳單，會後舉行大遊行，氣勢浩大；18日，組織南昌全市大掃除和市民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參加提燈的團隊達千餘隊，觀眾約20萬人；5月28日，舉行違抗新生活遊街示警活動，將一些不清潔者戴上彩紙高帽，由警察押送鳴鑼遊街；6月1日，舉辦南昌市新生活運動展覽會，蔣介石夫婦等親自出席；還選定南昌13個公共場所，邀請社會名人作公開講演，“每日到會聽眾約五萬人左右”。指導上，連續召集各團體代表開會，指示方法，同時組織學生組成指導隊，利用星期日作挨戶勸導。糾察上，則由南昌行營、政訓處、江西省黨部、南昌市黨部、憲兵團、民眾教育師資訓練所、中國文化學會南昌分會、青年會等派員，組成17個糾察隊，分布南昌各地，考查、督促和糾察民眾履行新生活運動要求。南昌行營還將江西省會公安局製定的《整理旅棧公寓衛生事項》、《妓女檢驗規則》等章程，轉發各省市政府，令其嚴厲執行，以杜絕不衛生不清潔的現象。
幾個月下來，南昌市容整潔一新，行人行走有序，機關出現“緊張空氣及苦幹精神”，國民黨中央黨報《中央日報》遂將之論為“南昌精神”，“各地人士之往來南昌道上者，亦莫不謂南昌景象，朝氣蓬勃”。特別是，起而南京，繼之滬、蘇、冀、鄂、閩、皖、浙、湘、魯、晉、陝、甘、察、綏、滇、川、黔、平各省市，以及江西全省各縣，“先後響應，上下風從”，均相繼發起新生活運動。
7月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擴大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仍由蔣介石任總會長，聘請何應欽、陳果夫、陳立夫、張群等33位國民黨要員為指導員；以熊式輝、鄧文儀為正副主任幹事，閻寶航、李煥之等22人為幹事。總會內設秘書，以閻寶航為書記；分設調查、設計、推行三股，分由邵華、範爭波、黃光鬥任股長，負責新生活運動工作的調查、設計和推廣。會址亦從中山路一間小租屋中，遷入豫章公園中山紀念堂。總會隨即頒發了各省市、各鐵路、海外僑胞及江西省各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組織大綱，新生活運動至此正式大規模向全國推廣，由發軔和自由發展時期，進入統一組織、計劃發展的時期。由此而至抗戰爆發，新生活運動著力推行以實施軍事化、藝術化、生產化為中心的“三化方案”。
1935年底，新生活運動總會遷至南京，南昌乃於1936年1月1日另成立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省政府、省黨部及省級機關、人民團體代表為幹事，熊式輝任主任幹事，程時煃、王次甫、黃光鬥、俞百慶、龔學遂、蕭純錦、熊濱、王明選為幹事，潘玉梅、周蘭清為婦女生活改進會正、副總幹事，王次甫、黃光鬥分兼第一、二股股長。因此，也有學者以此為界，將新生活運動分為江西和南京總會兩個時期。江西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後，對全省推行“三化”工作，依然不遺餘力。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訂立工作計劃，調整各縣新生活運動會組織，在全省普遍設立各種社團、舉辦各種會議，如省黨部新生活運動設計委員會、省黨部新生活運動工作團、新生活運動工作研究會、民眾集會指導委員會、婦女新生活改進會、新生活運動協進會、新生活勞動服務團、青年勞動服務團、各機關公務員新生活勞動服務團、禮俗改良討論會、體育改良討論會、新生活運動座談會等等，廣泛進行了整理娛樂場所和旅棧衛生、店員新生活講習班、提倡土布、市民健康比賽、鄉村建設展覽、取締奇裝異服和赤膊袒身、解放婢女、策動民族掃墓節、公務員穿製服、愛惜公物、國民軍事訓練等活動。其中一些活動仍然走在全國前列，如成立南昌市婦女新生活改進會，在地方各省市中為第一家。但也有不少活動雖然轟轟烈烈，卻多重形式，真正深入人心者不多。抗戰爆發後，新生活運動以新的內容繼續進行，一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才告結束。
新生活運動發起時，具有強烈的用封建倫理綱常來控製國民思想和言論行動，以及配合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的意圖，但由於運動又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以及中國推進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下，因而也具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灌輸現代文明知識、現代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成分，因此，它也是一場全國性的現代公民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應當說還是有效果的，對發起地的江西影響尤大，雖然運動的聲勢和成效多在城市和黨政軍教商等中上階層，城市中又多在大街大巷，農村和城市偏隅的憲警糾察不及之地則效果甚微，但運動對當局統一思想、推行建設江西等政策和灌輸文明知識，無疑發生了相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