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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中央軍四次“圍剿”的連續敗北
一、第一次“圍剿”戰爭
江西等地方省區的聯合“會剿”，不但未能抑製紅軍的發展，紅軍在1930年夏秋，反而向南昌、長沙進軍，對國民黨的統治形成極大的威脅。在中原混戰未了之時，南京政府即任命時為武漢行營主任的何應欽負責辦理“所有湘鄂贛剿匪事宜”，開始了由中央直接組織和指揮的對紅軍作戰。隨後，相繼任命譚道源、張輝瓚、胡祖玉分別擔任贛西、贛南、贛北“剿匪”司令，率部“進剿”。中原戰事剛一結束，蔣介石更是增兵江西，並在11月中旬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決定“親自率師赴贛督剿”紅軍。
12月7日，蔣介石到達南昌，9日召開在贛師長以上將領軍事會議，部署“圍剿”。會後正式組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行營主任。國民政府12月10日發布的訓令規定，行營指揮“剿匪”區域的一切部隊以及省政府的政務、省黨部的黨務，具有絕對的權力。蔣介石下令在3至6個月內，完成“剿共”任務，並在赴南昌前及在南昌，連發《告湘鄂贛三省民眾書》、《告誤入共產匪黨民眾書》和《致湘鄂贛三省黨政軍人員一致努力剿匪訓令》等文令，要求刷新政治，爭奪民眾。指出中共宣傳民眾，而國民黨員離開民眾，中共組織人民，而國民黨部疏遠人民，是中共勢力蔓延的主要原因，“過去黨員行為不檢，儼成社會上一特殊階級，又何怪人民對本黨發生反感，而與共匪以離間之機”。他要求國民黨員要以個人言行博民眾之信仰，政府要改革刷新政治、勵精圖治，軍隊須嚴禁拉夫及強住民房惡習，餉項給養概由中央發給而不準就地籌款，同時調查戶口、厲行保甲，“保甲成則地方有自衛之力，戶口清則匪徒無藏匿之所，政府廉潔，則共匪亦失鼓惑之資矣”。還要求救濟民眾和獎勵民眾參與“圍剿”軍事。這些要求，各地並未落實。
12月中旬，南昌行營集中12個師3個旅又3個航空隊約14萬人，西從江西萬安、東到福建建寧構成800裏戰略圍攻陣勢，對已發展到4萬多兵力的朱毛紅一方麵軍發動第一次“圍剿”戰爭。其部署為：第六路軍朱紹良部居東部，以許克祥、毛炳文、張貞、劉和鼎4個師和周誌群旅，分別由宜黃、南豐和閩北閩西向廣昌、石城方向推進；第十九路軍蔣光鼐部居西部，以蔡廷鍇、戴戟兩個師經泰和、萬安向興國推進；第九路軍魯滌平部擔任“進剿”主力軍，居中推進，以張輝瓚第十八師（張輝瓚並任前線總指揮）、譚道源第五十師、公秉藩新編第五師由永豐、樂安、吉安向東固、龍岡進攻；另以3個師分別守吉安、臨川和南昌地區。中路以攻占東固為目的，采取“分進合擊”的戰略方針，於12月16日開始進攻，期將紅軍“包圍於寧都以北及東韶、東固間地區而殲滅之”。20日，張輝瓚師進至紅軍主動退出的東固，並與先一日到達的公秉藩師在晨霧中因誤會而發生激戰。公秉藩將誤會戰說成攻占東固的戰況報送南昌，南昌行營一片歡騰，立即將公師番號升編為第二十八師。其後，張師求勝心切，孤軍深入到龍岡一帶。
這時，紅軍實行誘敵深入方針，已經退至根據地中心地區待敵。毛澤東、朱德等分析敵情，定下中間突破、圍殲譚道源、張輝瓚兩師的作戰計劃。從25日起，在寧都小布地區隱蔽設伏三天，因譚師不動而未果。28日，紅一方麵軍總部得悉張輝瓚率兩個旅深入龍岡，立即改變計劃，決定集中紅一、三軍團主力攻擊龍岡，“殲滅該敵”。30日，紅軍基本完成對張師的包圍，發動總攻，戰況激烈，張師突圍不成、增援無望，兩個旅9000餘人當晚被紅軍全殲，師長張輝瓚、代參謀長周緯黃、旅長王捷俊等被紅軍俘虜。紅軍緊接著轉向譚道源師，“決以全力撲滅譚師”。但譚道源聞張師慘敗，立即向東韶撤逃。紅軍改圍殲為追擊，3日在東韶地區殲滅譚師一半，譚率殘部逃向南豐、撫州。進至頭陂、洛口的許克祥、毛秉文兩師聞訊即迅速經廣昌北逃南豐。至此，第一次“圍剿”以死亡數千、被俘萬餘官兵而告失敗。與此同時，對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的“圍剿”，也被當地紅軍打敗。
在總兵力對比上處於弱勢的紅軍，能夠如此迅速幹脆地打敗國民黨大軍的“圍剿”，是成功執行毛澤東等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軍事思想的結果，也得益於動員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這次作戰，開創了紅軍在內線運動作戰中以弱擊強的先例，鼓舞了革命根據地軍民的信心，擴大了紅軍和根據地在國內外的影響。作戰失敗對國民黨方麵則影響很大，白崇禧說，國民黨“將士聽聞張輝瓚全師覆滅，心理上對共軍產生了莫名的畏懼，無形中增加共方之聲勢”，“影響以後之軍事很大”。
二、第二次“圍剿”戰爭
第一次“圍剿”失敗後，當局始知紅軍“非等閑可比”，立即籌劃繼續作戰。蔣介石除加調部隊入贛外，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理總司令職權指揮南昌、武漢兩行營，處理湘鄂贛閩四省剿共事宜，借以統一指揮，而專責成”，要求在3個月內“肅清”紅軍。
1931年2月4日，何應欽帶著德國軍事顧問佛采爾抵達南昌，重組南昌行營並兼任行營主任，開始布置第二次“圍剿”。蔣介石分別從湘南和魯南調來第五、第二十六路軍，連同在贛的第六、第九、第十九路軍及福建、廣東的地方部隊，使此次“圍剿”的總兵力，達到20個師又3個旅，並配以空軍3個航空隊，約20萬人。在作戰方針上，何應欽鑒於第一次“圍剿”分進合擊方針的失敗，拒絕了德國顧問佛采爾提出的快速包圍、分割圍殲的閃電戰主張，決定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針，集中主力由閩西、贛北、贛西三個方向向贛南“進剿”，以圖步步壓縮和圍殲紅軍。
蔣介石、何應欽等總結“因過去錯誤而失敗的教訓”，還要求加強黨政配合，認為“要消滅共匪，非黨政軍全體總動員，集中力量團結意誌不能挽救危機，軍事隻可以治標，正本清源以及休養生息的種種任務，是望政府和黨部來擔當責任”。為此，3月成立了以何應欽為委員長的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員會，以求黨政軍統一意見、整齊步驟、緊張精神，即“團結黨政軍的力量，根本上達到肅清共匪的目的”。4月9日，何應欽以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員會名義電令各縣縣長，限令到之日起，有紅軍活動之瑞金等32縣，在三個月內招集流亡，辦理善後，組織保衛團，包括清查戶口，辦理連坐，訓練團丁；其餘各縣限兩個月內將保衛團組織完畢，不得托故因循。並稱整委會將以最嚴密之審核調查，厲行獎懲，如期完成者，確保其任期三年；逾期無成績者，立即撤懲；瀆職者，加罪不赦。此外，整委會還決定修築吉安到東固公路以利“進剿”，通過《處理附亂人民辦法》、《鄰右連坐暫行辦法》等震懾人民與紅軍聯係的嚴厲法令。全省城鄉，一時出現緊張、肅殺的氣氛。
3月27日，南昌行營下達總攻擊令，令各路部隊4月1日開始向贛南紅軍攻擊前進，第二次“圍剿”戰爭至此打響。由於“各部均伐木燒山前進”，贛南山區開始備遭破壞。
紅軍主力此時為3萬多人，對反“圍剿”戰爭的準備較為充分和嚴密，人民群眾“熱烈參戰”的情緒很高，“全部指揮員和戰鬥員的精神積極，勝敵的自信心很強”。特別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部為統一作戰方針，經過十多天間3次大的激烈討論後達成一致意見，決定接受毛澤東的提議，實行由西向東橫掃的作戰方針。當時，國民黨軍已大致形成戰略包圍態勢，西路王金鈺第五路軍4個師由泰和、吉安、永豐分四路向富田、水南、白沙、藤田一帶進攻；中路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兩個師由崇仁、宜黃分兩路推進招攜、中村和橫石地區；東路朱紹良第六路軍3個師由南豐分三路攻向廣昌、頭陂地區；在贛南的蔣光鼐第十九路軍兩個師由興國向城崗推進，在福建的劉和鼎五十六師進到贛閩邊界。據此態勢，紅軍決定由西向東反擊，第一步先打進到富田的王金鈺部，然後依次向東打敵中路、東路，以消滅敵軍主力為目的，打破第二次“圍剿”。
作戰完全按照紅軍總部的預想進行。5月16日，西路公秉藩第二十八師在吉安縣中洞陷入紅軍包圍，激戰後全師覆滅，公秉藩被俘後化裝逃出，進到富田的四十七師一個旅也隨同被殲。19日，四十七師餘部與郭華宗四十三師會合後，被紅軍包圍在吉水縣白沙，郭師大部及四十七師一個旅被殲，第五路軍至此無力再戰，在第十九路軍策應下退回興國。22日，紅軍繼續向東反擊，在永豐中村殲滅高樹勳二十七師兩個多團，第二十六路軍由是全部北撤樂安等地。進至廣昌的第六路軍隨後遭到紅軍攻擊。紅軍27日對防守廣昌的胡祖玉第五師、毛炳文第八師發起進攻，毛師在陣地被突破後逃向南豐，胡師與紅軍進行激戰，一天後廣昌城破，胡祖玉受重傷（6月3日在南昌法國醫院不治），胡師大部被殲。此戰因是攻堅，紅軍損失也大，“死傷四百人左右，槍支所得極少”。31日，紅軍繼續向東進攻福建建寧劉和鼎師，劉師4個團被殲3個團，劉率殘部逃向延平，紅軍繳獲的西藥可供一方麵軍半年之用，成為最大的戰利品。
從5月16日至31日，由於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00裏，發起五次作戰，五戰五勝，殲滅“圍剿”軍3萬多人（自身傷亡約4000人），戰爭態勢已明顯對國民黨軍不利。南昌“行營以第五路軍各師先後遭匪擊破，第二十六、第六路軍亦均有失利”，下令各部相繼後撤，第二次“圍剿”遂告結束。
三、第三次“圍剿”戰爭
如果說，蔣介石對第一次“圍剿”失敗還較鎮靜，認為“乃事之當然，不足為怪”，那麽，對第二次“圍剿”的失敗就感到震驚了。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宣稱“赤匪”是“民族最大之禍患”，“誓集全國之心力”，“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為唯一之急務”。同日，應召與蔣介石商談“剿共”事宜的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也對記者說，中央認為當今最大隱患為“共匪”，決定“以全國力量集中贛省，限一個月內將其肅清，最多不得超過兩個月”，蔣將親往“督剿”。15日，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為一致協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進行全國性總動員。國民黨中央對紅軍的重視，達到新的高峰。
6月22日，蔣介石抵達南昌，自任總司令，親自主持第三次“圍剿”軍事。蔣介石在人事、兵力部署、作戰方針和政治策略等許多方麵，作出重要的變動。在人事和兵力部署上，調熊式輝來贛擔任南昌行營參謀長，參與指揮軍事。調集23個師又3個旅約30萬兵力參加作戰，尤其是首次使用中央軍嫡係主力陳誠、趙觀濤、蔣鼎文、衛立煌、羅卓英等10餘萬部隊，作為“進剿”的主力軍。將部隊區分為左右兩大集團軍，集團軍內分編軍團和進擊軍，以嫡係部隊為進擊軍，專任全力攻擊前進任務，各軍團部隊賡續推進，守護和鞏固進擊地區。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駐撫州（撫州從此成為數年間“圍剿”革命根據地的次大本營和最主要的進攻方向），指揮第一路進擊軍趙觀濤部1個師、第二路進擊軍陳誠部2個師、第三軍團朱紹良部3個師、第四軍團蔣鼎文部3個師，從南豐、南城方向進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駐吉安，指揮第三路進擊軍上官雲相部3個師、第一軍團蔣光鼐部3個師、第二軍團孫連仲部3個師，從吉安、永豐方向進攻；另置總預備軍衛立煌部（集結於宜黃地區）、吉泰萬贛四縣守備軍、贛閩邊境防堵軍等5個師又3個旅，以及空軍毛邦初指揮的5個航空隊，配合行動。蔣介石采納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佛采爾的建議，實行厚集兵力、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意圖以絕對主力迅速南下，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並擊破之，搗毀紅軍根據地，最終實現包圍“剿滅”贛南紅軍之目的。
在政治策略方麵，蔣介石采取黨政軍配合、“剿撫兼施”、爭取民眾和厲行軍紀等措施。其一，6月底，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蔣自任委員長，魯滌平、曹浩森、程天放為副委員長，內設黨務、政務兩設計委員會和秘書、黨務指導、地方自衛、地方賑濟、考核等5個處，同時在“圍剿”地域43縣分設9個黨政分會，各設委員長1人、委員2人。按照《黨政委員會組織條例》和《黨政分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前者負責設計、籌劃、指導、推進和考核“剿匪區域”的黨務、政務，後者“秉承黨政委員會之命，綜理本區各縣之黨務政務”。這個組織的設立，完全掌握了江西縣級以上的黨政權力，從組織上進一步完善了黨政對軍事的配合機製，並導致了其後江西地方政治製度的一個重大改變。其二，在向全國發表告民眾、告將士、告官吏、告黨部人員四書後，蔣介石再發出《敬告江西各界同胞書》，要求民眾與政府、軍隊合作，地方耆紳挺身負責，“誓滅赤匪”，同時宣布在行營設立“納言櫃”，凡“對於剿匪方策，地方善後，官吏失職，行軍紀律等事，均可盡量密告，中正自當親為拆閱，采納施行”。訓令江西各縣縣長死守城池，“凡因公殉難者由國府重恤，畏敵棄城者殺無赦”；各縣須在7月15日成立保衛團，“協助清鄉，實行自衛”；實行《保甲條例》，嚴密控製民眾。其三，嚴明軍紀，在軍隊“實行連坐法，如師長未退，旅團長先退者，殺無赦；旅長未退，團營連長退者亦同，餘以類推”。7月23日，在南昌行營發表的“剿匪宣言”中，蔣介石還正式宣布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這樣，就形成了一道配合軍事進攻的嚴密的政治“圍剿”陣勢。因此，有研究者認為，這次“圍剿”雖然在攻擊戰術上尚無改變跡象，但局部采用了“利用民團遊擊”及“黨政軍民合作”，則是新的構想。
更有甚者，蔣介石還決定對革命根據地群眾采取殘酷的燒殺政策。在他給部隊官長所發的電文中，累累出現這樣的命令：8月16日，電趙觀濤、衛立煌：“務照昨電將黃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莊，全部燒毀勿遺，免多費兵力分防。”8月21日，電熊式輝：“對匪巢隻有焚燒乃能解決，請派飛機設法暫停轟炸，而專用火油在欲燒之區域內，使皮帶或分水分布火油，如此分劃區域，每區焚三日，使匪恐怖不能立足，並請即令各部焚燒。”8月24日，電蔡廷鍇、陳誠、趙觀濤：“此次進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鄉村，及我軍不便常駐之處，與將欲移動他調之時，須將其附近村落焚毀淨盡。所有糧秣搬運至集積地點，有餘則亦燒毀之，萬不可姑息，免貽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斷其回巢之路，並免我將士東西奔逐之勞，惟有此焚燒平毀之一法也。”8月27日，急電衛立煌：“該師由東韶蔭山大金竹至招攜間，所經過沿途大小村，務須洗燒淨盡，勿稍遺留，免貽匪患為要。”如此等等，可見蔣介石為求斷絕人民與紅軍的聯係，已是無念民生，不顧一切。
7月1日，蔣介石下達“進剿”命令，發動第三次“圍剿”。左翼軍的兩路進擊軍第十一師羅卓英部、十四師陳誠（兼）部和第六師趙觀濤部，迅速南下廣昌、石城、寧都，切斷贛閩邊界，致使在閩西北的紅一方麵軍無法由此直接返回江西根據地。紅軍主力這時僅約3萬人，不得不於7月10日實行千裏回師，從建寧一帶繞道閩西於月底集中到興國高興圩地區準備作戰。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有電報記載此次雙方作戰實況：“七月敵軍乘虛三次進攻，我軍由閩返贛，繞道長汀、瑞金，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傷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到八月十六日兩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但敵在我群眾堅壁清野政策之下，日食不飽，油鹽告絕，饑疲較我尤甚。八月下旬，我軍方得休息，敵則不能，疲困至極，又找紅軍不到，陷於進退維穀。”蔣介石遂於9月初下令撤退。豈料紅軍趁其撤退之機，發動追擊，7日在興國老營盤追殲蔣鼎文師一個旅，並在高興圩地區與第十九路軍兩個師發生激戰，15日在東固附近殲滅韓德勤師。“狂風暴雨”式的第三次“圍剿”作戰至是結束。
這次作戰，蔣介石損兵3萬，失槍1.2萬支，陣亡副師長1人，部隊將領曾發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慨歎。紅軍和根據地也受到重大損失。紅軍在興國高興圩與“蔣蔡兩師血戰七晝夜，成相持之局，我敵傷亡各兩千餘人”，陣亡四師師長鄒平、十一師師長曾士峨，紅三軍軍長黃公略緊接著在東固被敵機炸傷犧牲，整個反“圍剿”作戰紅軍傷亡指戰員6000餘人，“中下級幹部死傷數目頗大，紅軍戰鬥力較前弱”。正是考慮部隊“損傷過大，若繼續作戰，必使精華過損”，紅軍總部遂“決定結束三期戰爭”，主力轉移到瑞金進行休整。根據地同時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國民黨軍“於退卻時，將東固、崇賢、楓邊、方太、龍岡、君埠、南坑、黃陂、小布、東韶、中村、石馬、大九[金]竹等地房屋燒毀幹淨，敵軍新過，田禾充作軍食，豬牛殺盡，器物毀壞，受害群眾十餘萬家”，“他們的足跡所到的地方，十有十處是變為焦土，片瓦無存。國民黨此次所施用於中央蘇區的殘酷行為，真是空前未有！”這些地方，涉及到吉安縣南部、興國縣北部、寧都縣北部、永豐縣南部和樂安縣南部，是一個廣大的地域範圍，燒殺的惡劣影響在這一地區延續達數十年之久。
9月29日，國民黨中央以江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下令撤銷南昌行營。10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駐贛綏靖公署主任（12月改由朱紹良繼任）。12月，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相繼改組江西省政府、江西省黨部。與此同時，因紅軍作戰勝利和全國抗日浪潮的影響，原南下江西參加“圍剿”戰爭的第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由中共組織領導和協助，趙博生（共產黨員）、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率領，於12月4日在駐地寧都舉行起義，加入紅軍，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寧都起義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增，江西的軍事、政治態勢，由此有了一個較大的變化。
四、第四次“圍剿”戰爭
第三次“圍剿”失敗後，江西各革命根據地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南京政府麵對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一麵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一麵拒絕在贛部隊北調加入抗日作戰的要求，下令繼續圍攻紅軍。1932年2月4日，紅軍攻打贛南中心城市贛州，與守軍馬昆旅作戰33天，攻城4次，不克而轉向福建。在第十八軍陳誠部等增援下解圍贛州前後，南京政府複令廣東陳濟棠派兵加入江西“剿共”。陳隨即與江西綏署主任朱紹良商定分路“圍剿”贛東北、贛南、湘贛紅軍的計劃，並派兩個航空隊20多架飛機到贛州助戰。
4月19日，麵對紅一方麵軍攻打福建漳州的軍事形勢，南京政府再次調整“圍剿”指揮機構，成立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派何應欽為總司令，陳濟棠為副，“積極準備贛粵閩剿匪事宜”。5月1日，何到南昌主持“圍剿”軍事。他總結出二條經驗教訓，一是認為“上年剿匪，調集大軍十數萬，圍剿經年，收效甚微，原因雖多，而我軍不注重精神教育實為主因”，提出要注重軍隊精神教育，“除去畏匪心理”；二是認為江西交通不便，妨礙軍事行動，要求中央迅撥巨款，趕緊修築江西公路和輕便鐵路。同時，他做出一個新的“進剿”方案，將在贛的40個師又4個旅的部隊，分為9路，依次任命餘漢謀、陳誠、李揚敬、蔡廷鍇、白崇禧、朱紹良、譚道源、趙觀濤、孫連仲分任各路司令官；將“進剿”區劃為贛西南、贛南、贛東北、贛西北、贛西和閩南等6個區，令各路部隊分區“進剿”。同時要求黨政力量協同動作，推行清查戶口，辦理保甲，招輯流亡，修築公路，繁榮農村，以及宣傳三民主義。何應欽“期以軍政兼施，逐步清剿，先求肅清各區之散匪，再對贛南匪巢發動第四次圍剿”。其後，國共雙方軍隊在各地小規模作戰不斷，但這個方案也沒有全部落實。
6月15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製定第四次“圍剿”計劃。蔣介石等決定，采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軍事與政治並重”方針，分兩步“圍剿”工農紅軍，第一步先“肅清”鄂豫皖三省紅軍，第二步再轉向江西。在基本實現第一步目標後，12月30日，贛粵閩邊區“剿匪”總部下達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的命令，決定集中29個師又2個旅約40餘萬兵力，分三路向根據地“分進合擊”：以蔡廷鍇第十九路軍等部6個師又1個旅為左路軍，餘漢謀部粵軍6個師又1個旅為右路軍，分別擔任福建和贛南粵北攻防任務，策應中路軍行動；以陳誠為中路軍總指揮，率12個師約16萬人擔任主攻，在總預備隊和守備南城、南豐、樂安、崇仁、永豐地區的4個師又2個旅的配合下，從北麵南下攻擊前進。中路軍所轄各部被國民黨人公認為“黃埔建軍以來革命軍之骨幹”，是蔣介石的嫡係，最具有戰鬥力。與此同時，蔣介石還部署了浙贛閩邊區“剿匪”總部以2個師圍攻贛東北紅軍方誌敏部、譚道源部3個師圍攻湘鄂贛紅軍孔荷寵部、第十五師王東原等4個師圍攻湘贛紅軍蔡會文、蕭克部，並在各進攻部隊之外，配備相同乃至更多的防堵部隊。
1933年1月，陳誠執行先期“清剿”金溪地區紅軍，鞏固撫州，繼以主力圍殲活動於黎川、建寧、泰寧地區主力紅軍並向贛南“進剿”的計劃，將中路軍劃分為3個縱隊行動。以吳奇偉為第二縱隊總指揮，率4個師經臨川、南城、南豐南下，側擊黎、建、泰，截斷紅軍歸路；以趙觀濤為第三縱隊總指揮，率4個師由金溪正麵進攻黎川，尋找紅軍主力決戰；以羅卓英為第一縱隊總指揮，率最精銳的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從宜黃、樂安進攻寧都、廣昌，襲擊中央革命根據地腹部。紅一方麵軍參戰兵力約7萬人，這時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下，決心乘敵展開部署之際，由黎川北上衝破敵之計劃，5日在南城北黃獅渡一戰殲滅周士達一個旅，8日紅軍右縱隊在金溪以西滸灣擊潰兩個師，左縱隊在黃獅渡再殲一個旅。紅五軍團副軍團長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在作戰中犧牲。
陳誠部“進剿”軍首戰失敗，引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擔憂。1月21日，熊式輝派彭醇士為省政府代表，赴南京請蔣介石來贛坐鎮指揮“圍剿”。29日，蔣介石到達南昌，次日對江西省黨部訓話，指出此次“剿匪”之成敗關係中國的整個前途和存亡，“剿匪”的經驗和要點是硬幹、實幹、快幹和提倡實踐禮義廉恥，要求江西所有人尤其是負黨務、政治、軍事責任的人，“共同一致來努力剿赤”。31日，蔣主持召開有熊式輝、陳誠、孫連仲、賀國光、羅卓英、吳奇偉等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研究部署進攻行動。2月6日，蔣介石決定自兼閩粵贛邊區“剿匪”總司令，7日在南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以熊式輝為參謀長，錢大鈞為辦公廳主任，並羅致贛籍名流要人入幕與事，增調駐宜昌的蔣鼎文第二軍來贛作戰。
2月上旬，陳誠麵對紅軍攻擊南豐、打其增援的作戰計劃和對南豐的進攻，下令5個師分三路增援南豐，尋找紅軍決戰，其中尤以第一縱隊3個師進展迅速。紅軍總部則決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決敵五十二師次及五十九師，逐次由左向右打擊由宜黃來援之部隊，即繼續消滅蕭乾的十一師”。27日，五十二、五十九師分為左右兩路，進至宜黃黃陂地區。五十二師首先在登仙橋、大龍坪、蛟湖一帶山地遭到紅軍伏擊，五十九師進至霍源、西源一帶時，也被紅軍分割包圍，激戰到28日，五十二師全師覆滅，師長李明重傷被俘，旋即不治；五十九師大部被殲，上任不足兩個月的師長陳時驥及旅長方靖等被俘，僅一個團逃脫。一戰即失兩個精銳主力師，為國民黨軍在江西作戰以來所未有，這也是紅軍首次實行大兵團伏擊戰取得的重大勝利，在紅軍戰史上被稱為黃陂大捷。
兩師被殲，打亂了陳誠的部署。陳誠遂將3個縱隊縮編為2個縱隊，將分進合擊戰略改變為兩縱隊重疊作中間突破，吳奇偉縱隊在前、羅卓英縱隊在後，以占領廣昌、取得政治影響為目標，梯次輪番向東南搜索前進。紅軍總部作出殲滅羅縱隊以打破“圍剿”的計劃，3月21日晨，以絕對優勢兵力伏擊遠離吳縱隊及後續部隊、孤軍進入草台岡、徐莊地區的羅縱隊第十一師。該師是蔣介石嫡係部隊中戰鬥力最強的“王牌”師，也是陳誠的起家部隊，故而戰鬥異常激烈，雙方接戰不久即進入白刃戰。激戰到下午，十一師大部被殲，師長蕭乾、參謀長和三十一旅旅長負傷，獨立旅旅長陣亡，團營長死傷多名，連排長傷亡殆盡，全師僅餘2000餘人。跟隨前進的五十九師殘部一個團及增援的第九師一個團亦被殲滅。紅軍繳獲極豐，戰後打掃戰場達一星期，才撿盡戰利品。
敗訊經熊式輝密報蔣介石：“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師之損失。最近一月以來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師之挫敗，計師長死傷四員、旅長六員、團長十六員，步槍損失當以萬計，前次損失尚不在內。”4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失敗將領進行懲處：陳誠以“驕矜自擅，不遵意圖”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第五軍軍長羅卓英以“指揮失當，決心不堅”革職留任；第十一師師長蕭乾以“驕矜疏忽”記大過一次。羅卓英也自認“在今日已成黨國之大罪人”。
由於“中路軍受重大損失，以致士氣疲憊，鮮有成果”，南昌行營察覺部隊已無力繼續尋找紅軍作戰，遂令各部轉取守勢，固守樂安、宜黃、南豐、南城和撫州各堅城，第四次“圍剿”於3月下旬結束。對贛東北、湘贛和湘鄂贛的“圍剿”，也在此前後相繼被擊破。
江西等地方省區的聯合“會剿”，不但未能抑製紅軍的發展，紅軍在1930年夏秋，反而向南昌、長沙進軍，對國民黨的統治形成極大的威脅。在中原混戰未了之時，南京政府即任命時為武漢行營主任的何應欽負責辦理“所有湘鄂贛剿匪事宜”，開始了由中央直接組織和指揮的對紅軍作戰。隨後，相繼任命譚道源、張輝瓚、胡祖玉分別擔任贛西、贛南、贛北“剿匪”司令，率部“進剿”。中原戰事剛一結束，蔣介石更是增兵江西，並在11月中旬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決定“親自率師赴贛督剿”紅軍。
12月7日，蔣介石到達南昌，9日召開在贛師長以上將領軍事會議，部署“圍剿”。會後正式組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行營主任。國民政府12月10日發布的訓令規定，行營指揮“剿匪”區域的一切部隊以及省政府的政務、省黨部的黨務，具有絕對的權力。蔣介石下令在3至6個月內，完成“剿共”任務，並在赴南昌前及在南昌，連發《告湘鄂贛三省民眾書》、《告誤入共產匪黨民眾書》和《致湘鄂贛三省黨政軍人員一致努力剿匪訓令》等文令，要求刷新政治，爭奪民眾。指出中共宣傳民眾，而國民黨員離開民眾，中共組織人民，而國民黨部疏遠人民，是中共勢力蔓延的主要原因，“過去黨員行為不檢，儼成社會上一特殊階級，又何怪人民對本黨發生反感，而與共匪以離間之機”。他要求國民黨員要以個人言行博民眾之信仰，政府要改革刷新政治、勵精圖治，軍隊須嚴禁拉夫及強住民房惡習，餉項給養概由中央發給而不準就地籌款，同時調查戶口、厲行保甲，“保甲成則地方有自衛之力，戶口清則匪徒無藏匿之所，政府廉潔，則共匪亦失鼓惑之資矣”。還要求救濟民眾和獎勵民眾參與“圍剿”軍事。這些要求，各地並未落實。
12月中旬，南昌行營集中12個師3個旅又3個航空隊約14萬人，西從江西萬安、東到福建建寧構成800裏戰略圍攻陣勢，對已發展到4萬多兵力的朱毛紅一方麵軍發動第一次“圍剿”戰爭。其部署為：第六路軍朱紹良部居東部，以許克祥、毛炳文、張貞、劉和鼎4個師和周誌群旅，分別由宜黃、南豐和閩北閩西向廣昌、石城方向推進；第十九路軍蔣光鼐部居西部，以蔡廷鍇、戴戟兩個師經泰和、萬安向興國推進；第九路軍魯滌平部擔任“進剿”主力軍，居中推進，以張輝瓚第十八師（張輝瓚並任前線總指揮）、譚道源第五十師、公秉藩新編第五師由永豐、樂安、吉安向東固、龍岡進攻；另以3個師分別守吉安、臨川和南昌地區。中路以攻占東固為目的，采取“分進合擊”的戰略方針，於12月16日開始進攻，期將紅軍“包圍於寧都以北及東韶、東固間地區而殲滅之”。20日，張輝瓚師進至紅軍主動退出的東固，並與先一日到達的公秉藩師在晨霧中因誤會而發生激戰。公秉藩將誤會戰說成攻占東固的戰況報送南昌，南昌行營一片歡騰，立即將公師番號升編為第二十八師。其後，張師求勝心切，孤軍深入到龍岡一帶。
這時，紅軍實行誘敵深入方針，已經退至根據地中心地區待敵。毛澤東、朱德等分析敵情，定下中間突破、圍殲譚道源、張輝瓚兩師的作戰計劃。從25日起，在寧都小布地區隱蔽設伏三天，因譚師不動而未果。28日，紅一方麵軍總部得悉張輝瓚率兩個旅深入龍岡，立即改變計劃，決定集中紅一、三軍團主力攻擊龍岡，“殲滅該敵”。30日，紅軍基本完成對張師的包圍，發動總攻，戰況激烈，張師突圍不成、增援無望，兩個旅9000餘人當晚被紅軍全殲，師長張輝瓚、代參謀長周緯黃、旅長王捷俊等被紅軍俘虜。紅軍緊接著轉向譚道源師，“決以全力撲滅譚師”。但譚道源聞張師慘敗，立即向東韶撤逃。紅軍改圍殲為追擊，3日在東韶地區殲滅譚師一半，譚率殘部逃向南豐、撫州。進至頭陂、洛口的許克祥、毛秉文兩師聞訊即迅速經廣昌北逃南豐。至此，第一次“圍剿”以死亡數千、被俘萬餘官兵而告失敗。與此同時，對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的“圍剿”，也被當地紅軍打敗。
在總兵力對比上處於弱勢的紅軍，能夠如此迅速幹脆地打敗國民黨大軍的“圍剿”，是成功執行毛澤東等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軍事思想的結果，也得益於動員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這次作戰，開創了紅軍在內線運動作戰中以弱擊強的先例，鼓舞了革命根據地軍民的信心，擴大了紅軍和根據地在國內外的影響。作戰失敗對國民黨方麵則影響很大，白崇禧說，國民黨“將士聽聞張輝瓚全師覆滅，心理上對共軍產生了莫名的畏懼，無形中增加共方之聲勢”，“影響以後之軍事很大”。
二、第二次“圍剿”戰爭
第一次“圍剿”失敗後，當局始知紅軍“非等閑可比”，立即籌劃繼續作戰。蔣介石除加調部隊入贛外，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理總司令職權指揮南昌、武漢兩行營，處理湘鄂贛閩四省剿共事宜，借以統一指揮，而專責成”，要求在3個月內“肅清”紅軍。
1931年2月4日，何應欽帶著德國軍事顧問佛采爾抵達南昌，重組南昌行營並兼任行營主任，開始布置第二次“圍剿”。蔣介石分別從湘南和魯南調來第五、第二十六路軍，連同在贛的第六、第九、第十九路軍及福建、廣東的地方部隊，使此次“圍剿”的總兵力，達到20個師又3個旅，並配以空軍3個航空隊，約20萬人。在作戰方針上，何應欽鑒於第一次“圍剿”分進合擊方針的失敗，拒絕了德國顧問佛采爾提出的快速包圍、分割圍殲的閃電戰主張，決定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針，集中主力由閩西、贛北、贛西三個方向向贛南“進剿”，以圖步步壓縮和圍殲紅軍。
蔣介石、何應欽等總結“因過去錯誤而失敗的教訓”，還要求加強黨政配合，認為“要消滅共匪，非黨政軍全體總動員，集中力量團結意誌不能挽救危機，軍事隻可以治標，正本清源以及休養生息的種種任務，是望政府和黨部來擔當責任”。為此，3月成立了以何應欽為委員長的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員會，以求黨政軍統一意見、整齊步驟、緊張精神，即“團結黨政軍的力量，根本上達到肅清共匪的目的”。4月9日，何應欽以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員會名義電令各縣縣長，限令到之日起，有紅軍活動之瑞金等32縣，在三個月內招集流亡，辦理善後，組織保衛團，包括清查戶口，辦理連坐，訓練團丁；其餘各縣限兩個月內將保衛團組織完畢，不得托故因循。並稱整委會將以最嚴密之審核調查，厲行獎懲，如期完成者，確保其任期三年；逾期無成績者，立即撤懲；瀆職者，加罪不赦。此外，整委會還決定修築吉安到東固公路以利“進剿”，通過《處理附亂人民辦法》、《鄰右連坐暫行辦法》等震懾人民與紅軍聯係的嚴厲法令。全省城鄉，一時出現緊張、肅殺的氣氛。
3月27日，南昌行營下達總攻擊令，令各路部隊4月1日開始向贛南紅軍攻擊前進，第二次“圍剿”戰爭至此打響。由於“各部均伐木燒山前進”，贛南山區開始備遭破壞。
紅軍主力此時為3萬多人，對反“圍剿”戰爭的準備較為充分和嚴密，人民群眾“熱烈參戰”的情緒很高，“全部指揮員和戰鬥員的精神積極，勝敵的自信心很強”。特別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部為統一作戰方針，經過十多天間3次大的激烈討論後達成一致意見，決定接受毛澤東的提議，實行由西向東橫掃的作戰方針。當時，國民黨軍已大致形成戰略包圍態勢，西路王金鈺第五路軍4個師由泰和、吉安、永豐分四路向富田、水南、白沙、藤田一帶進攻；中路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兩個師由崇仁、宜黃分兩路推進招攜、中村和橫石地區；東路朱紹良第六路軍3個師由南豐分三路攻向廣昌、頭陂地區；在贛南的蔣光鼐第十九路軍兩個師由興國向城崗推進，在福建的劉和鼎五十六師進到贛閩邊界。據此態勢，紅軍決定由西向東反擊，第一步先打進到富田的王金鈺部，然後依次向東打敵中路、東路，以消滅敵軍主力為目的，打破第二次“圍剿”。
作戰完全按照紅軍總部的預想進行。5月16日，西路公秉藩第二十八師在吉安縣中洞陷入紅軍包圍，激戰後全師覆滅，公秉藩被俘後化裝逃出，進到富田的四十七師一個旅也隨同被殲。19日，四十七師餘部與郭華宗四十三師會合後，被紅軍包圍在吉水縣白沙，郭師大部及四十七師一個旅被殲，第五路軍至此無力再戰，在第十九路軍策應下退回興國。22日，紅軍繼續向東反擊，在永豐中村殲滅高樹勳二十七師兩個多團，第二十六路軍由是全部北撤樂安等地。進至廣昌的第六路軍隨後遭到紅軍攻擊。紅軍27日對防守廣昌的胡祖玉第五師、毛炳文第八師發起進攻，毛師在陣地被突破後逃向南豐，胡師與紅軍進行激戰，一天後廣昌城破，胡祖玉受重傷（6月3日在南昌法國醫院不治），胡師大部被殲。此戰因是攻堅，紅軍損失也大，“死傷四百人左右，槍支所得極少”。31日，紅軍繼續向東進攻福建建寧劉和鼎師，劉師4個團被殲3個團，劉率殘部逃向延平，紅軍繳獲的西藥可供一方麵軍半年之用，成為最大的戰利品。
從5月16日至31日，由於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00裏，發起五次作戰，五戰五勝，殲滅“圍剿”軍3萬多人（自身傷亡約4000人），戰爭態勢已明顯對國民黨軍不利。南昌“行營以第五路軍各師先後遭匪擊破，第二十六、第六路軍亦均有失利”，下令各部相繼後撤，第二次“圍剿”遂告結束。
三、第三次“圍剿”戰爭
如果說，蔣介石對第一次“圍剿”失敗還較鎮靜，認為“乃事之當然，不足為怪”，那麽，對第二次“圍剿”的失敗就感到震驚了。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宣稱“赤匪”是“民族最大之禍患”，“誓集全國之心力”，“不顧一切，決定以殲滅赤匪為唯一之急務”。同日，應召與蔣介石商談“剿共”事宜的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也對記者說，中央認為當今最大隱患為“共匪”，決定“以全國力量集中贛省，限一個月內將其肅清，最多不得超過兩個月”，蔣將親往“督剿”。15日，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為一致協力撲滅赤匪告全國同胞書》，進行全國性總動員。國民黨中央對紅軍的重視，達到新的高峰。
6月22日，蔣介石抵達南昌，自任總司令，親自主持第三次“圍剿”軍事。蔣介石在人事、兵力部署、作戰方針和政治策略等許多方麵，作出重要的變動。在人事和兵力部署上，調熊式輝來贛擔任南昌行營參謀長，參與指揮軍事。調集23個師又3個旅約30萬兵力參加作戰，尤其是首次使用中央軍嫡係主力陳誠、趙觀濤、蔣鼎文、衛立煌、羅卓英等10餘萬部隊，作為“進剿”的主力軍。將部隊區分為左右兩大集團軍，集團軍內分編軍團和進擊軍，以嫡係部隊為進擊軍，專任全力攻擊前進任務，各軍團部隊賡續推進，守護和鞏固進擊地區。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駐撫州（撫州從此成為數年間“圍剿”革命根據地的次大本營和最主要的進攻方向），指揮第一路進擊軍趙觀濤部1個師、第二路進擊軍陳誠部2個師、第三軍團朱紹良部3個師、第四軍團蔣鼎文部3個師，從南豐、南城方向進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駐吉安，指揮第三路進擊軍上官雲相部3個師、第一軍團蔣光鼐部3個師、第二軍團孫連仲部3個師，從吉安、永豐方向進攻；另置總預備軍衛立煌部（集結於宜黃地區）、吉泰萬贛四縣守備軍、贛閩邊境防堵軍等5個師又3個旅，以及空軍毛邦初指揮的5個航空隊，配合行動。蔣介石采納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佛采爾的建議，實行厚集兵力、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意圖以絕對主力迅速南下，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並擊破之，搗毀紅軍根據地，最終實現包圍“剿滅”贛南紅軍之目的。
在政治策略方麵，蔣介石采取黨政軍配合、“剿撫兼施”、爭取民眾和厲行軍紀等措施。其一，6月底，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蔣自任委員長，魯滌平、曹浩森、程天放為副委員長，內設黨務、政務兩設計委員會和秘書、黨務指導、地方自衛、地方賑濟、考核等5個處，同時在“圍剿”地域43縣分設9個黨政分會，各設委員長1人、委員2人。按照《黨政委員會組織條例》和《黨政分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前者負責設計、籌劃、指導、推進和考核“剿匪區域”的黨務、政務，後者“秉承黨政委員會之命，綜理本區各縣之黨務政務”。這個組織的設立，完全掌握了江西縣級以上的黨政權力，從組織上進一步完善了黨政對軍事的配合機製，並導致了其後江西地方政治製度的一個重大改變。其二，在向全國發表告民眾、告將士、告官吏、告黨部人員四書後，蔣介石再發出《敬告江西各界同胞書》，要求民眾與政府、軍隊合作，地方耆紳挺身負責，“誓滅赤匪”，同時宣布在行營設立“納言櫃”，凡“對於剿匪方策，地方善後，官吏失職，行軍紀律等事，均可盡量密告，中正自當親為拆閱，采納施行”。訓令江西各縣縣長死守城池，“凡因公殉難者由國府重恤，畏敵棄城者殺無赦”；各縣須在7月15日成立保衛團，“協助清鄉，實行自衛”；實行《保甲條例》，嚴密控製民眾。其三，嚴明軍紀，在軍隊“實行連坐法，如師長未退，旅團長先退者，殺無赦；旅長未退，團營連長退者亦同，餘以類推”。7月23日，在南昌行營發表的“剿匪宣言”中，蔣介石還正式宣布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這樣，就形成了一道配合軍事進攻的嚴密的政治“圍剿”陣勢。因此，有研究者認為，這次“圍剿”雖然在攻擊戰術上尚無改變跡象，但局部采用了“利用民團遊擊”及“黨政軍民合作”，則是新的構想。
更有甚者，蔣介石還決定對革命根據地群眾采取殘酷的燒殺政策。在他給部隊官長所發的電文中，累累出現這樣的命令：8月16日，電趙觀濤、衛立煌：“務照昨電將黃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莊，全部燒毀勿遺，免多費兵力分防。”8月21日，電熊式輝：“對匪巢隻有焚燒乃能解決，請派飛機設法暫停轟炸，而專用火油在欲燒之區域內，使皮帶或分水分布火油，如此分劃區域，每區焚三日，使匪恐怖不能立足，並請即令各部焚燒。”8月24日，電蔡廷鍇、陳誠、趙觀濤：“此次進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鄉村，及我軍不便常駐之處，與將欲移動他調之時，須將其附近村落焚毀淨盡。所有糧秣搬運至集積地點，有餘則亦燒毀之，萬不可姑息，免貽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斷其回巢之路，並免我將士東西奔逐之勞，惟有此焚燒平毀之一法也。”8月27日，急電衛立煌：“該師由東韶蔭山大金竹至招攜間，所經過沿途大小村，務須洗燒淨盡，勿稍遺留，免貽匪患為要。”如此等等，可見蔣介石為求斷絕人民與紅軍的聯係，已是無念民生，不顧一切。
7月1日，蔣介石下達“進剿”命令，發動第三次“圍剿”。左翼軍的兩路進擊軍第十一師羅卓英部、十四師陳誠（兼）部和第六師趙觀濤部，迅速南下廣昌、石城、寧都，切斷贛閩邊界，致使在閩西北的紅一方麵軍無法由此直接返回江西根據地。紅軍主力這時僅約3萬人，不得不於7月10日實行千裏回師，從建寧一帶繞道閩西於月底集中到興國高興圩地區準備作戰。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有電報記載此次雙方作戰實況：“七月敵軍乘虛三次進攻，我軍由閩返贛，繞道長汀、瑞金，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傷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到八月十六日兩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但敵在我群眾堅壁清野政策之下，日食不飽，油鹽告絕，饑疲較我尤甚。八月下旬，我軍方得休息，敵則不能，疲困至極，又找紅軍不到，陷於進退維穀。”蔣介石遂於9月初下令撤退。豈料紅軍趁其撤退之機，發動追擊，7日在興國老營盤追殲蔣鼎文師一個旅，並在高興圩地區與第十九路軍兩個師發生激戰，15日在東固附近殲滅韓德勤師。“狂風暴雨”式的第三次“圍剿”作戰至是結束。
這次作戰，蔣介石損兵3萬，失槍1.2萬支，陣亡副師長1人，部隊將領曾發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慨歎。紅軍和根據地也受到重大損失。紅軍在興國高興圩與“蔣蔡兩師血戰七晝夜，成相持之局，我敵傷亡各兩千餘人”，陣亡四師師長鄒平、十一師師長曾士峨，紅三軍軍長黃公略緊接著在東固被敵機炸傷犧牲，整個反“圍剿”作戰紅軍傷亡指戰員6000餘人，“中下級幹部死傷數目頗大，紅軍戰鬥力較前弱”。正是考慮部隊“損傷過大，若繼續作戰，必使精華過損”，紅軍總部遂“決定結束三期戰爭”，主力轉移到瑞金進行休整。根據地同時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國民黨軍“於退卻時，將東固、崇賢、楓邊、方太、龍岡、君埠、南坑、黃陂、小布、東韶、中村、石馬、大九[金]竹等地房屋燒毀幹淨，敵軍新過，田禾充作軍食，豬牛殺盡，器物毀壞，受害群眾十餘萬家”，“他們的足跡所到的地方，十有十處是變為焦土，片瓦無存。國民黨此次所施用於中央蘇區的殘酷行為，真是空前未有！”這些地方，涉及到吉安縣南部、興國縣北部、寧都縣北部、永豐縣南部和樂安縣南部，是一個廣大的地域範圍，燒殺的惡劣影響在這一地區延續達數十年之久。
9月29日，國民黨中央以江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下令撤銷南昌行營。10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駐贛綏靖公署主任（12月改由朱紹良繼任）。12月，撤銷江西省黨政委員會，相繼改組江西省政府、江西省黨部。與此同時，因紅軍作戰勝利和全國抗日浪潮的影響，原南下江西參加“圍剿”戰爭的第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由中共組織領導和協助，趙博生（共產黨員）、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率領，於12月4日在駐地寧都舉行起義，加入紅軍，被改編為紅五軍團。寧都起義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增，江西的軍事、政治態勢，由此有了一個較大的變化。
四、第四次“圍剿”戰爭
第三次“圍剿”失敗後，江西各革命根據地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南京政府麵對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一麵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一麵拒絕在贛部隊北調加入抗日作戰的要求，下令繼續圍攻紅軍。1932年2月4日，紅軍攻打贛南中心城市贛州，與守軍馬昆旅作戰33天，攻城4次，不克而轉向福建。在第十八軍陳誠部等增援下解圍贛州前後，南京政府複令廣東陳濟棠派兵加入江西“剿共”。陳隨即與江西綏署主任朱紹良商定分路“圍剿”贛東北、贛南、湘贛紅軍的計劃，並派兩個航空隊20多架飛機到贛州助戰。
4月19日，麵對紅一方麵軍攻打福建漳州的軍事形勢，南京政府再次調整“圍剿”指揮機構，成立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派何應欽為總司令，陳濟棠為副，“積極準備贛粵閩剿匪事宜”。5月1日，何到南昌主持“圍剿”軍事。他總結出二條經驗教訓，一是認為“上年剿匪，調集大軍十數萬，圍剿經年，收效甚微，原因雖多，而我軍不注重精神教育實為主因”，提出要注重軍隊精神教育，“除去畏匪心理”；二是認為江西交通不便，妨礙軍事行動，要求中央迅撥巨款，趕緊修築江西公路和輕便鐵路。同時，他做出一個新的“進剿”方案，將在贛的40個師又4個旅的部隊，分為9路，依次任命餘漢謀、陳誠、李揚敬、蔡廷鍇、白崇禧、朱紹良、譚道源、趙觀濤、孫連仲分任各路司令官；將“進剿”區劃為贛西南、贛南、贛東北、贛西北、贛西和閩南等6個區，令各路部隊分區“進剿”。同時要求黨政力量協同動作，推行清查戶口，辦理保甲，招輯流亡，修築公路，繁榮農村，以及宣傳三民主義。何應欽“期以軍政兼施，逐步清剿，先求肅清各區之散匪，再對贛南匪巢發動第四次圍剿”。其後，國共雙方軍隊在各地小規模作戰不斷，但這個方案也沒有全部落實。
6月15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製定第四次“圍剿”計劃。蔣介石等決定，采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軍事與政治並重”方針，分兩步“圍剿”工農紅軍，第一步先“肅清”鄂豫皖三省紅軍，第二步再轉向江西。在基本實現第一步目標後，12月30日，贛粵閩邊區“剿匪”總部下達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的命令，決定集中29個師又2個旅約40餘萬兵力，分三路向根據地“分進合擊”：以蔡廷鍇第十九路軍等部6個師又1個旅為左路軍，餘漢謀部粵軍6個師又1個旅為右路軍，分別擔任福建和贛南粵北攻防任務，策應中路軍行動；以陳誠為中路軍總指揮，率12個師約16萬人擔任主攻，在總預備隊和守備南城、南豐、樂安、崇仁、永豐地區的4個師又2個旅的配合下，從北麵南下攻擊前進。中路軍所轄各部被國民黨人公認為“黃埔建軍以來革命軍之骨幹”，是蔣介石的嫡係，最具有戰鬥力。與此同時，蔣介石還部署了浙贛閩邊區“剿匪”總部以2個師圍攻贛東北紅軍方誌敏部、譚道源部3個師圍攻湘鄂贛紅軍孔荷寵部、第十五師王東原等4個師圍攻湘贛紅軍蔡會文、蕭克部，並在各進攻部隊之外，配備相同乃至更多的防堵部隊。
1933年1月，陳誠執行先期“清剿”金溪地區紅軍，鞏固撫州，繼以主力圍殲活動於黎川、建寧、泰寧地區主力紅軍並向贛南“進剿”的計劃，將中路軍劃分為3個縱隊行動。以吳奇偉為第二縱隊總指揮，率4個師經臨川、南城、南豐南下，側擊黎、建、泰，截斷紅軍歸路；以趙觀濤為第三縱隊總指揮，率4個師由金溪正麵進攻黎川，尋找紅軍主力決戰；以羅卓英為第一縱隊總指揮，率最精銳的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從宜黃、樂安進攻寧都、廣昌，襲擊中央革命根據地腹部。紅一方麵軍參戰兵力約7萬人，這時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指揮下，決心乘敵展開部署之際，由黎川北上衝破敵之計劃，5日在南城北黃獅渡一戰殲滅周士達一個旅，8日紅軍右縱隊在金溪以西滸灣擊潰兩個師，左縱隊在黃獅渡再殲一個旅。紅五軍團副軍團長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在作戰中犧牲。
陳誠部“進剿”軍首戰失敗，引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擔憂。1月21日，熊式輝派彭醇士為省政府代表，赴南京請蔣介石來贛坐鎮指揮“圍剿”。29日，蔣介石到達南昌，次日對江西省黨部訓話，指出此次“剿匪”之成敗關係中國的整個前途和存亡，“剿匪”的經驗和要點是硬幹、實幹、快幹和提倡實踐禮義廉恥，要求江西所有人尤其是負黨務、政治、軍事責任的人，“共同一致來努力剿赤”。31日，蔣主持召開有熊式輝、陳誠、孫連仲、賀國光、羅卓英、吳奇偉等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研究部署進攻行動。2月6日，蔣介石決定自兼閩粵贛邊區“剿匪”總司令，7日在南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以熊式輝為參謀長，錢大鈞為辦公廳主任，並羅致贛籍名流要人入幕與事，增調駐宜昌的蔣鼎文第二軍來贛作戰。
2月上旬，陳誠麵對紅軍攻擊南豐、打其增援的作戰計劃和對南豐的進攻，下令5個師分三路增援南豐，尋找紅軍決戰，其中尤以第一縱隊3個師進展迅速。紅軍總部則決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決敵五十二師次及五十九師，逐次由左向右打擊由宜黃來援之部隊，即繼續消滅蕭乾的十一師”。27日，五十二、五十九師分為左右兩路，進至宜黃黃陂地區。五十二師首先在登仙橋、大龍坪、蛟湖一帶山地遭到紅軍伏擊，五十九師進至霍源、西源一帶時，也被紅軍分割包圍，激戰到28日，五十二師全師覆滅，師長李明重傷被俘，旋即不治；五十九師大部被殲，上任不足兩個月的師長陳時驥及旅長方靖等被俘，僅一個團逃脫。一戰即失兩個精銳主力師，為國民黨軍在江西作戰以來所未有，這也是紅軍首次實行大兵團伏擊戰取得的重大勝利，在紅軍戰史上被稱為黃陂大捷。
兩師被殲，打亂了陳誠的部署。陳誠遂將3個縱隊縮編為2個縱隊，將分進合擊戰略改變為兩縱隊重疊作中間突破，吳奇偉縱隊在前、羅卓英縱隊在後，以占領廣昌、取得政治影響為目標，梯次輪番向東南搜索前進。紅軍總部作出殲滅羅縱隊以打破“圍剿”的計劃，3月21日晨，以絕對優勢兵力伏擊遠離吳縱隊及後續部隊、孤軍進入草台岡、徐莊地區的羅縱隊第十一師。該師是蔣介石嫡係部隊中戰鬥力最強的“王牌”師，也是陳誠的起家部隊，故而戰鬥異常激烈，雙方接戰不久即進入白刃戰。激戰到下午，十一師大部被殲，師長蕭乾、參謀長和三十一旅旅長負傷，獨立旅旅長陣亡，團營長死傷多名，連排長傷亡殆盡，全師僅餘2000餘人。跟隨前進的五十九師殘部一個團及增援的第九師一個團亦被殲滅。紅軍繳獲極豐，戰後打掃戰場達一星期，才撿盡戰利品。
敗訊經熊式輝密報蔣介石：“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師之損失。最近一月以來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師之挫敗，計師長死傷四員、旅長六員、團長十六員，步槍損失當以萬計，前次損失尚不在內。”4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失敗將領進行懲處：陳誠以“驕矜自擅，不遵意圖”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第五軍軍長羅卓英以“指揮失當，決心不堅”革職留任；第十一師師長蕭乾以“驕矜疏忽”記大過一次。羅卓英也自認“在今日已成黨國之大罪人”。
由於“中路軍受重大損失，以致士氣疲憊，鮮有成果”，南昌行營察覺部隊已無力繼續尋找紅軍作戰，遂令各部轉取守勢，固守樂安、宜黃、南豐、南城和撫州各堅城，第四次“圍剿”於3月下旬結束。對贛東北、湘贛和湘鄂贛的“圍剿”，也在此前後相繼被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