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秋蝶飛的黃葉裏,反觀一下生命之舞的高蹈。舞台上,有他有你也有我。
新教師上崗,校長出了一道考題:良師、朋友、榜樣、父母,幾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詞,怎樣才能和諧、完美地融於一體呢?校長對新教師說:“不要急於回答,給你一年的思考時間。”青年教師感到為難,請教於我。麵對這個問題,我油然想起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姓占,名永偉,從教三十餘年。我第一次聽他的課是慕名而去的。記得他當時講魯迅先生的《藥》。整節課隻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字和三個標點符號:“藥。”。他精神抖擻走上講台,微笑著對同學們說:“今天我們應該研究哪一篇課文了?”大家說《藥》,於是他在黑板中間寫了一個秀麗的“藥”字。接著發動全班同學討論,找出小說的線索和主要內容。大家肯定是“藥”,他點點頭表示讚同,在“藥”字後麵畫上一個句號。討論繼續深入,越來越熱烈,焦點集中在烈士的血是不是“藥”?拯救中華民族的“藥”到底何在?這時,他拿起暗藍色粉筆,在句號後麵添上個問號,並讓大家找出魯迅先生的觀點。爭鳴、論證,問題終於明朗。魯迅認為夏瑜的悲劇在於沒有被人們理解,包括其母親在內的理解。結論是革命必須喚起民眾,這就是魯迅的觀點。占老師笑了,他用熱烈的紅色,在問號後麵重重地畫上一個感歎號,而且聲情並茂,指出《藥》是魯迅先生批判辛亥革命的三大小說之一,並聯係當前一些人的不覺悟,對社會進步造成危害的事實,慷慨陳辭,同學們的心靈被震撼了。我打心眼裏佩服他的才華,不久,我也就成了他班裏的一名新生。
文藝作品常常把才華橫溢的人描繪成不近人情的人。做了占老師的學生,又是高興又是擔憂;占老師可有人情味?我悄悄地觀望著。我發現,占老師喜歡默默地做事,話說得不多,有事了,找學生說話,總是說:“我跟你研究個事。”或者說:“同學們,我跟大家共同研究個問題。”老師讓學生背課文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他總是說:“這篇課文好長啊,我們研究研究,看看怎麽背,能不能背。”他這麽一說:同學們偏來勁了,總是齊聲說:“能!”結果是再長的課文人人都按時背了。師生之間親密無間,我們成了忘年交。幾個調皮生在背後還稱占老師為“咱們的老哥”呢。
“咱們的老哥”也真夠朋友,處處給我們當“排頭兵”。在教室後麵,擺了一張課桌,人稱“編外學生座位”,早晚自修他就坐在這張課桌椅上,從開學第一天到期末最後一天,從不缺席,除非開會。夏天,天氣悶熱,他一邊看書、備課,一邊不時地搖著一把發黃的葵扇;冬天,天寒地凍,他披著一件軍大衣,坐在位上一動不動,鑽研教材,批改作業。那件軍大衣是一個當軍區司令員的學生送的。那年冬天,天氣特別冷。司令員看望老師,見老師坐在教室裏與學生一起自修,司令員很激動:“占老師,您老真是三十年一貫製啊,三十年前是這樣,三十年後還是這樣!年歲不饒人,您可得保重身體啊!”說著,脫下大衣,親手給老師披上。現在,占老師披著軍大衣,早晚自修和學生坐在一起,已經成了我們學校一道特殊的風景!
我轉入占老師班裏不久,發生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期中考試,我在語文考試中作弊,當場被監考老師逮住,全班同學十分氣憤,說我毀了班級榮譽。班委會決定讓我公開檢討;檢討不深刻,清除出班。期中考試結束的當天下午,班長召開班會,就要我當眾檢查。我想我完了。我沮喪地坐在位置上,等待一場無情的暴風雨劈頭蓋腦地壓下來。不知什麽時候,占老師來到教室。隻聽他平靜地對大家說:“這件事得研究研究。”
平日裏,占老師的話誰不聽?然而,這一次占老師卻壓不住陣腳。同學們鬧著喊著:“還研究什麽?作弊、破壞班級榮譽是明擺著的。檢討!檢討!”
“同學們,別激動,對待同學要慎重。影響很壞是明擺著的,可誰知道他是壞心辦壞事,還是好心辦壞事呢?要研究!”
經占老師的勸說,同學們的強硬態度有點變軟,但仍然堅持要我寫一份檢查。占老師說:“假如他認識到自己錯了,寫一份檢查是好的;沒有認識到錯而要他寫檢查,這不是逼著同學說假話嗎?我看,還是讓他寫一份說明好,大家研究研究。”又把目光轉向我,說:“你有意見嗎?心裏如果有委屈,就跟同學們說一說吧。”
我的淚珠撲簌簌地滾落下來。說實在的,我是怕語文成績差,拖班級後腿,這才作弊的。作弊時心裏多害怕啊,哆哆嗦嗦地剛伸入抽屜翻詞典,就叫監考老師抓住了。我後悔,可有什麽用呢?想不到占老師這麽寬容、這麽體諒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吾師啊!
自此,我更加崇拜占老師。學好語文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一需要。慶幸的是,六年後我也成了一名語文老師,而且不久前獲得了曾憲梓教師獎。我想,我應該感謝占老師,是他用自己的言行,教會我做一名好教師。
我用了三天時間,給新教師講占老師的故事。新教師沉入深思,而且慢慢地理出一條思路。他終於懂了,作為一名教師,既要做學生的良師,又要做學生的朋友,既要以身作則以榜樣引導學生,又要像父母一樣處處給他們深沉的愛!他對校長說:“我明白了,你的問題是不能用言語回答的,必須用行動回答,一年後,請校長批閱我用行動寫出的答卷!”校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