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是在1968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文革高峰。各國傳老舍已經去世,瑞典就派駐華大使去尋訪老舍下落,又發動其他國家進行聯合調查,中國官方當時對此沒有答複(老舍死於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麵斷定老舍已經去世。由於諾貝爾獎一般不頒給已故之人,所以評選委員會最終決定在剩下的4個人中重新進行評選,條件之一,最好是一個亞洲人。結果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文革把一切都化為烏有!”這是老舍的兒子舒乙說的話。
且不去考究這件事情的真偽,老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功績和地位是無須質疑的。代表作有《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我這一輩子》《龍須溝》。他是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範”。他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巷戰中。繈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國聯軍的意大利軍人劫掠,還是嬰兒的老舍因為一個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於難。1918年老舍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1924年夏,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教員,並從事文學創作。1930年3月,老舍回到祖國。同年7月,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3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繼續旅居美國,寫完《四世同堂》。1949年10月13日,老舍啟程回國,途經日本、菲律賓等地,於12月9日抵達天津。後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務。雖然他的足跡走向國內外,但他的作品卻始終有民族的根。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家。作為一位大作家,他把曆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風俗習慣,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種人的喜怒哀樂、微妙心態都結合濃縮在一起,有聲有色,生動活潑,自成一個完整豐滿、“京味”十足的世界。這是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出的特殊貢獻。
我原本隻知道老舍寫長篇小說和話劇有名,沒看過老舍的散文,想不到他的散文也是驚人之筆。《又是一年芳草綠》開頭寫:“悲觀有一樣好處,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了一些。這個可也就是我的壞處,它不起勁,不積極。您看我挺愛笑不是?因為我悲觀……”作者在文章開篇運用中國古代散文常見的“立片言而居要”的文眼式構思,以“悲觀”經緯全篇,圍繞“悲觀”來具體談自己的誌向、事業和做人原則。語言含京味,詼諧幽默顯哲理,全無生澀做作之感,洋溢盎然的生活情趣。寫內心、寫真我,我總覺得這是好散文的要素,挖掘的越深,就越有個性。老舍解剖自己是敢於下刀子的,通篇是“我”,隔不了一二句就是“我”,我是、我想、我愛,我不願、我沒有、我究竟,我不希望、我老覺得、我隻能說……沒有一點氣魄、一股勇氣、一種胸襟,是做不到這樣坦蕩地亮出自我的。作者貌似寫“悲觀”,實際是在寫自己的一種順其自然、不為外物所累的人生態度,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追求,格調是高昂的,充滿樂觀。
老舍原名叫舒慶春,上學後,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棄;予,我。表示“舍棄自我”。後在“舍予”前麵添“老”字,而後麵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這個“老”並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他一生創作了800萬字的作品,且不少傳世精品力作。他舍得花心血,舍得下工夫,是真正的受人尊敬的“舍我”作家。可你舍得自己寶貴的生命,去自殺,就太不應該了。因為你自己說過:“生命是不容易得來的,也不能輕易地舍掉。”如你挺過那場劫難,那又會給中國文學、中國戲劇留下多少寶貴財富啊,你老人家舍得離開你的讀者、你的觀眾、你的講台?
其實,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像老舍這樣的中國純正文人,秉承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觀念:士可殺,不可辱。和中國古代文人屈原、王國維,和同時代的文人鄧拓、吳晗、傅雷一樣,采取了舍身求真理、求清白、求骨氣的極致行動,十分壯烈。何況是發生在“文革”那樣極端瘋狂的年代,作為“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隻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吳晗語)是很難挺過來的。設身處地,換了我,作為一個小文人,也是難挺得過去。從這一點上說,徹底否定“文革”,不讓這場曆史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是多麽需要人們時時刻刻的警鍾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