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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羅坎村

　　袁勁梅

　　正義是社會製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體係的最高美德。

　　正義是靈魂的需要和要求。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一 陪審團與我們羅坎

　　認識老邵的前一年，我親眼看見我的同事，哲學家布朗教授在辦公室裏被兩個警察帶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鎮法院傳喚他去當陪審員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當陪審員是法律責任，無理拒絕法院傳喚視為犯法，或罰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寫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結構》，寫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間煙火，把罰款的機會又給錯過了。突然間，兩個“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他認了半天，認出這兩個“存在”原來穿在警察的黑製服裏，隻好氣哼哼地伸出手，戴著銬子，跟著他們坐牢去了。

　　一年後，當我收到鎮法院傳喚我去當陪審員的通知時，我們全哲學係的人都誠惶誠恐，動不動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報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歡說廢話，他悶頭悶腦走進我的辦公室，要過我的傳喚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後，像對付一個仇敵一樣，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兩片薄嘴咬牙切齒：“不是活成野獸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種情形，既是野獸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學家。陪審團既不管野獸，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間是非，找人去就行，為什麽總是麻煩哲學家！”布朗教授這樣說的時候，自然是帶了情緒，於是就有其他同事過來插話：“還是先活成一個公民吧，戴博士還年輕，美國的監牢畢竟還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學家，我倒情願活成個詩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獸，我就讓脖子以下變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頭腦一定留給上帝，讓他隨便塞進來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許應該連頭也變成美女蛇，我的問題就是保留了頭。這樣的壞處是：讓男人受不了；好處是：在對待法律的問題上，我頭腦清醒。

　　這天，我一改開會遲到的壞毛病，提前三十分鍾到鎮法院報到。報到不是開庭，報到是讓被告選自己信得過的陪審員。那個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飼養員。

　　老邵叫邵誌州，英文名字叫戴維邵，黑而矮，一副倒黴相。額頭上有一些老實巴交的皺紋，圓臉圓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麽形狀，藏在變色的眼鏡片後麵，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臉上的膚色很般配。這樣的男人，讓人一看就愛不起來，不過，也恨不起來。老邵對我謹慎地一笑，嘴鼻之間皺起兩道括弧。我也對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個陪審團候選人中選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個陪審員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歲的兒子和他的代理人-鎮政府指派的免費律師。老邵沒請律師，自己給自己辯護。英語馬馬虎虎，能把話說清楚。

　　他的故事很簡單：兒子不讀書，玩電子遊戲玩昏了頭。他不過是管教兒子。他是單身父親，誰還能比他這個當爹的更疼兒子，更為兒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兒子的光盤，打了兒子一個耳光。可沒想到人高馬大的兒子跳起來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腳把他給狠揍了一頓。老邵不是兒子的對手，瞅著空兒打電話給警察報警。警察一來，二話沒說倒把老邵給抓起來了，說老邵犯了虐待兒童罪。他兒子打他，那叫“自衛還擊”。老邵說的時候委屈得不行，還提到他小時候老爹打他，把他從褲腰帶處吊起，掛在房梁上，掄拳頭揮棍子，想怎麽打就怎麽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順，越打越成材。他至今還感謝他老爹的那幾頓打，因為他逃學、偷鄰居家的雞蛋吃，沒那幾頓打，他邵誌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維邵。說到這裏，老邵要求法庭考慮到他家的文化傳統給予公正判決。

　　老邵兒子有律師，不用親情、關係、回憶、類比說事兒。人家用證據。證據一：老邵白紙黑字寫給兒子的三條選擇：一，每天寫一百個漢字，每個寫二十遍；二，到大太陽底下曬三個小時，曬到中暑為止；三，自己選一條皮帶，讓老爸打一百鞭子。按這條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兒子那時才八歲。讓一個八歲小孩在這三條道路上選一條走，選哪條都構成兒童虐待罪！證據二：老邵在家請客過春節，給兒子倒了杯酒，兒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麵抽香煙，老邵罵兒子沒規矩，舉起大湯勺打到兒子頭上。那時兒子十三歲，老邵逼兒子喝酒，犯法；用湯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興頭高，春節請客都錄了像，錄像帶就在律師手裏拿著！證據三：老邵和兒子最近的衝突也不盡如老邵所述。老邵從兒子身下翻身出來，不僅打電話報了警，而且直奔廚房，出來的時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兒子用手機拍錄下來。那照片上，老邵齜牙咧嘴，頭發豎立，眼鏡掛在一隻耳朵上，一手高舉菜刀，如同殺人犯一般。

　　老邵還有什麽可說？要法律幹什麽？不就是同情弱小保護弱小嗎？現在，“弱小”手裏全是被欺負的證據，法律還能不維護這個公正？

　　我們十二人陪審團中，有三人是中小學老師，四人是農民，一個理發師，兩個家庭婦女，一個超市經理，外加我。算我學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個。十二個人個個認真負責，有裁決權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過來掉過去地研究，又扮演現場打鬥情形：超市經理演老邵，理發師演兒子，其餘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時間。結果，算出：老邵有足夠時間先打電話報警，後又進廚房持刀，然後花了四分鍾以上時間，舉刀威脅兒子生命。在警察敲門時，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廚房案頭，接著，以受害者的姿態去開門讓警察進來。老邵的“兒童虐待罪”著實成立。據此，陪審團認為：老邵應該入監下牢三個月；兒子搬出單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兒子九百美元撫養費，至十八歲止。

　　就在陪審團表決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羅坎村的七個牌坊。我說我在羅坎村住到七歲，會認字了，那七個牌坊前都有說明，我小時候一遍一遍讀過很多次。那是七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為小妾，十九歲守寡、守節。養育丈夫與前麵諸位妻妾生的十三個子女，讓數個子女中舉做官成材。該小妾任務完成，三十六歲歸天。羅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貞節有誌。又，明清之際，有一九歲男孩，其父好賭，離家不歸，該男孩養母養弟，又數次出尋，將父找回。最後一次，其父跑到甘肅，該男孩又不遠萬裏將其父找回。其時，父親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種田，養活一家，將父親養老送終。羅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書生，家貧寒，好學，以沙為紙，以水為墨。得功名，中進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羅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績……

　　我說，當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個牌坊下，弄懂了一個詞兒：“宏偉巨大”。後來學了中國曆史，也想到那七個牌坊，覺得它們著實如社會棟梁。在一個不靠民法憲法活的大家庭裏，我們立幾個牌坊，像立地界一樣，祖宗們就地畫個圈，誰要跑出去，“倫理綱常”就兀凸支起來了，叫你老實坐下！中國社會幾千年原來就是這麽過下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規矩根據親情、等級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規，天下才能有秩序。誰都知道大聖人孔子吧，這是他老人家給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設立的價值標準：等級、孝悌、忠義，從家到天下。

　　戴維邵從中國一個叫邵坷莊的地方出來，那還不就是另一個羅坎村呀？他老家說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們考慮他的文化傳統，我們也許應該考慮他不過是在按另一套道德體係行事。雖是違反了美國法律，但說他要故意虐待兒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單身父親，對兒子還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這麽一說，陪審團的人都愣了一下。沒想到，原來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關係人也能活，還活了上千年。這故事有學問。陪審團責任重大，不能隻用自己魚缸裏的水去度量人家魚缸裏養出的魚。陪審團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於是，大家又對戴維邵的虐待動機進行了重新分析。最後，陪審團提交給法官的裁決是：老邵入監一周，兒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撫養費到十八歲。

　　陪審職責盡完，回到哲學係，就有同事笑盈盈地過來問我行使司法權的感受。我就說了案情、判案經過和羅坎村的七個牌坊。布朗教授也在這幾個充滿好奇心的哲學家之中。他在光腦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說：“在美國當人，自由與不自由中間的邊界是‘法律’。美國的法庭要的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公平，是邏輯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和親情在邊界上一撞，定撞出個二律背反，它倆的化學性質不相容。”

　　從這個話題開始，我的哲學家同事們擠在我的辦公室裏，轉而討論起“正義”問題來。有人隨手從我的書架上抽了一本羅爾斯的《正義論》，說羅爾斯認為，法律和社會製度不管多麽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義，就必須改良和廢除。有人立刻追問：正義不是菜刀，社會不是蘿卜，你怎麽切，怎麽改，才能確定社會走在正義的大路上？引用羅爾斯的人就進一步引用，說：有辦法。當社會的設計不僅為增進人們的利益，而且受公眾正義觀的有效規範時，這樣的社會就和諧有序。然後，大家又開始批評美國政府，這個政府真讓美國人感到羞恥，怎麽能把石油放到“正義”之上呢？於是，大家又計劃起帶領學生到喬治亞去參加反戰大遊行的事。公眾的利益，公眾得自己說出來……總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類曆史、當今世界聯係起來了。

　　後來，與我同在陪審團的一個中學曆史教師又打電話給我，說他對我說到的羅坎村的社會結構感興趣。那樣一個尊重親情倫理的社會，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對錯如何決定？會不會父親權力太大，兒子沒有權力？社會的公平問題怎麽處理？

　　我本來以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這個沒啥情節的案子丟了，寫我自己的詩，吃我自己的哲學飯。但周圍的人又發評論，又提問題，使我的思想繼續糾纏在“公正”、“正義”、“倫理綱常”這些問題上。覺得人活成什麽樣子大概是一種訓練，西方人從柏拉圖開始就把是非看得比親情重。古希臘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發其父殺了人；蘇格拉底拒絕學生幫他逃跑，選擇冤死在監獄而不違法越獄。我們的孔夫子卻教導學生：父親偷了人家的羊，要“子為父隱”，當孝子。換成現在的話，就是“靠關係”。不同情況不同對待，鄰居父親偷了我家的羊，叫“賊”；我家父親做賊，我就要保護，寧死不說。我們就是有大義滅親的典故，滅的也總是兒子。看來，“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麽都是有得有失，要麽壞了人際關係，要麽壞了原則。這麽想著，我就又把羅坎的舊事翻出來，嘮嘮叨叨地講給人家聽。那是我們經過的訓練。對我，是回憶童年。

　　要說在羅坎判案子，我小時候也見過幾次，不過沒有法庭，判案都在羅坎豬場。

　　羅坎村其實就是一個家，羅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羅業華”。他是羅坎子孫的曾曾曾……曾爺爺。與我無關，我姓戴，外來戶。豬場在羅家的“業華祠堂”後麵。“業華祠堂”門匾上有“孝悌出忠義”五個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著暗著一次次重新描過。以前羅家先人的牌位幾路列開，王侯將相森嚴林立。我在羅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裏麵，落滿塵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羅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從心髒伸出去的筋絡，把羅家後代的房屋一個個聯係起來。白牆依照裏麵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細瓦像密密的牙齒，在高高矮矮的屋頂上排開，家家戶戶咬在一起。人人都是親戚，唇齒相依，一榮俱榮。白牆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麵就是一塊塊綠油油的水稻田。這些水田是磁力場，羅坎村的農民像一群小鐵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過去，織布一樣在水田裏來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線一鬆，小鐵片縮回各自的白牆，讓炊煙從黑黑的煙囪裏飄出來，在一片黑瓦屋頂上又結成一家。羅坎周圍三麵是大羅山、二羅山和小羅山，農民軍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麵是清瀏河，活水長流。一代代羅家人都係在這塊土地上。清瀏河是唯一一條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們戴氏豬場屬村子的外圈，紅磚牆，一看就是外來戶。至於我們這個戴氏豬場怎麽會跑到羅坎村來的，我小時候想也沒想過。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做天經地義。羅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牆外麵就該是紅牆。直到後來，豬場撤了，豬都賣了，我也上小學了，這才知道，過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豬場是“下放”到羅坎村來的。豬場裏養豬的幾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張禮訓也不叫“張禮訓”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長在豬場，是趕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羅坎是有結構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統稱“家”，清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麵有一間小小的房子，叫“村部”，豬場叫“祠堂後”。“祠堂後”為羅坎人判過很多案子，隻是我太小，能記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羅清瀏的老爸犯下的。能記住，也是因為記住了羅清瀏。羅清瀏後腦勺拖一根小辮子，脖子上掛一個銀鎖片，把他爹媽給他指下的娃娃親撂在一邊，整天帶著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見過羅清瀏老爸和另一個男人鬥氣。兩個男人都揮著拳頭做出動武的架勢，於是，立刻有一大群鄰居從這家或那家的土門樓裏跑出來，嘴裏叫著：“回家，回家。”拉著這個，拖著那個，把他們往各自家裏推。那個男人狠一點，被推到自家門口，還繼續揮著拳頭。羅清瀏老爸弱一點，扭著頭，在眾人的肩頭上說：“明天走著瞧。”然後兩個人都凶神惡煞地叉著腰站在自家門裏，嘴巴張著喘粗氣。就在這時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鬥起氣來。因為，婆婆把她往門外推，要她出門，去罵羅清瀏老爸在拉屎時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於什麽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氣頭上，被他媽在耳邊嘀咕了兩句，回手就給了女人一個耳光。女人給逼急了，抱起兒子，一路哭著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長跟前一放，然後做出喝農藥的樣子，等著村長跳起來去搶下，孩子就嘰嘰哇哇在村部哭了個把小時。到了天晚，丈夫來尋，然後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見羅清瀏老爸拉著羅清瀏往豬場去，羅清瀏手裏捧著一小碟梅花糕。於是，那三口子也統統折回“祠堂後”，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樣子。村長就敲鍾，召集大家到豬場大院開會。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鬧事，都是要找外人評理的，豬場的能人沒一個姓羅，和誰也不沾親帶故，諸如這樣的小案子，他們常常幾句話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豬場的副業。

　　原來，羅坎有三個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對著路口，可以一邊拉屎一邊看風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親戚，兄弟姐妹都是從光P股一塊兒長大的，男女之事並不像城裏人那麽詭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兒造大，多半可以借題發揮。至於羅清瀏老爸有沒有捏人家媳婦的大腿，這樣的事其實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兒造大，就沒事。可那媳婦被丈夫逼著點了頭，而村長又決定凡有傷風敗俗的事都要嚴管，羅清瀏老爸就活該被重判，定為監督審查三個月。監督審查期間，停止羅清瀏老爸參加村委會的權利，還要貼一張告示，叫大家和他劃清界限。羅清瀏老爸倔頭倔腦說不服。茅房就是那麽造的，女人來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邊，不當心碰一下，怎麽就叫“捏大腿”？

　　這個“不服”把人們一下子難住了。整了羅清瀏老爸，這以後怎麽辦？總不能不讓女人上茅房吧？

　　於是，豬場的幾位老兄頭對頭，商量了一分鍾，就把案子裏最困難的問題給解決了。他們決定：從此以後把張禮訓訂閱過的舊報紙，在幾個茅坑牆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張報紙在手，沒人的時候趕蚊子，有女人走來遮著臉。從此是非不就沒了？

　　這個決策後來讓羅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幾個公共茅房拉屎，連手紙也不用帶。至於分放報紙的工作，當場就交給了小孩子羅清瀏。這個決定在村民大會上一宣布，擠在豬場院子裏的大人小孩都很興奮。

　　羅清瀏老爸被村民們監督了三個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報紙遮臉。弄得他走到哪兒都提著張報紙，一有人對他指指點點，他就把臉放在報紙後麵，悶頭悶腦在水田裏苦幹了三個月。到了第三個月末，大家覺得羅清瀏老爸可以刑滿釋放，回到羅坎大家庭來了。他已經用拚命勞動掙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羅清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來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說：在城裏給羅清瀏家找到了一門遠房親戚。羅清瀏老爸的腰就立馬硬起來，走到哪兒都趕上其他人高了。就連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來主動招呼他一塊兒下水稻田，還把牛借給他使。羅清瀏老爸也聰明，在關鍵時候把煙鬥遞過去了。於是，兩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樣，蹲在樹陰下呼嚕呼嚕地喝粥，還把自家醃的韭菜花往對方碗裏夾，互相吹捧說：你媳婦醃的比我媳婦醃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婦的大腿送過去給對方捏一把。

　　以後，不僅羅清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們豬場的常客。羅坎的結構也慢慢有了一點點小變化，當年，祭拜“業華祠堂”裏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於是，再多跑幾步，到豬場去，就成了羅坎人日子裏的新生事物。動不動就會有農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豬場來，找先生們評公道。這樣，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後”分了工：婆媳之間雞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糾紛就上豬場。豬場的那幾位老兄除了養豬，又有一點兒像陪審團裏的角色。他們說話不多。張禮訓說：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但是，他們若說了，羅坎人定信以為真。就是村長和村幹部也沒有對先生們出言不遜的。羅坎那個地方，規矩很大，我爸常說：知識分子有好新癖，喜歡自己整自己，結果，什麽都給你砸了。文化倒是農民在守著。

　　“祠堂後”在羅坎村不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靈氣，連豬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張禮訓的典故裏說：孫子能把吳王的三千美人訓練成士兵，我們怎麽不能？古人能做到，我們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們也要做到。倘若豬場五百頭豬成了五百個士兵，那《孫子兵法》都得重寫。

　　在我的記憶裏，“祠堂後”豬場紅牆上寫的標語是：“農業學大寨，科學養豬好”。現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學為體”，後一句是“西學為用”。為了這個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張禮訓都睡在豬場，我和我弟弟也睡在豬場。我爸是場長，豬場就是我的家。不臭。我們的豬講衛生，懂禮貌，一窩一圈，喂食在屋裏，拉屎到牆根的小洞口。清瀏河接過一條水管，豬場的家夥們先洗澡後洗豬。雖說養豬是體力勞動，文人的腦子閑不住，那麽多聰敏腦袋窩在這麽一個小山村裏，還不想著點子幹點兒流芳千古的事兒？大膽假設之後，就是小心求證。老戴、老耿、小耿管豬兒們的“條件反射”，張禮訓管它們的“思想教育”。也不知從什麽時候起，進我們豬場就跟進軍營一樣。豬兒亮燈吃飯，搖鈴拉屎，排隊散步，讓人都不忍心吃它們。豬的聰明我是從小就知道的。我養的小豬崽子是學齡前兒童，“軍營”裏的那一套還不會，但人家就已經會抱著奶瓶喝米湯了，粉紅的小鼻子頂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樣。

　　“祠堂後”豬場的奇跡，又讓羅坎的農民驚訝不已。羅坎的豬幾千年都是在屎坷子裏吃，屎坷子裏拉，啥時候成人啦？於是，豬場就成了一個充滿智慧的希望之星。羅坎人要是抱怨窮日子不好過，會說：“活得不如豬”，或者“還不如投胎到‘祠堂後’”。我長大以後，讀到伊壁鳩魯討論豬的幸福，腦袋裏理解的豬全是我們豬場的。它們是胖乎乎的富農，優哉遊哉地吃，優哉遊哉地睡，天塌下來不管，肉體上無痛苦，心靈上無煩惱，活上那樣一輩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們的錯，是它們的命。至於殺它們正義不正義，到死都不是它們想的問題。這樣的世界多容易，我們豬場那群成了人精的富農豬，是七十年代撒在羅坎的希望種子。

　　我記得在那樣一個貧窮卻到處長著“美夢”的時代，羅坎村還有一個大案子，發生在羅清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們豬場判下來的。

　　羅坎人都沾親帶故，一家婚喪嫁娶，一莊子人都能蜂擁來湊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該你出的時候，你也不能不出。從村長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過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錢就吃肉，沒錢就吃花生，吃什麽都叫吃酒席，永遠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裏玩得好好的，說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爺、叔爺、姑奶、姑父一圈叫下來，頭頂被人拍得生痛：這娃兒懂禮。

　　那天，羅清瀏跟我在七個牌坊那裏打賭：牛跑得快還是豬跑得快。羅清瀏十一歲，上小學。他剛從山上砍了一捆柴，說要砍一千斤，賣了交學費，讀書識字。我們倆坐在柴堆上，P股底下像有一堆漢字，後背還倚靠著那個貞節寡婦的牌坊，心裏很踏實，以為日子永遠都會這樣，再過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富裕。後來，羅清瀏被他老爸召回家去見人。

　　農民的酒席，豬場人一般不去，我爸說：“去一家，就要家家去。反不如誰家都不去公平。豬場本來也走不開。”結果，家家請客，過後都會使喚女人或小孩子送點食物來。那些梅花糕、麥芽糖、韭菜炒小藕、蓮子糯米粥是對豬場參政的報酬，對我，卻都是長久熱愛羅坎的理由。所以，那天羅清瀏被拉走後，我就一路采一些野花兒，跟在後邊往“祠堂後”走，等著他家酒席散了，羅清瀏能給我送點什麽吃的來，並沒想到羅家去湊熱鬧。我心裏是小孩子常有的那種無緣無故卻又清澈如水的快樂，從第一個牌坊走到第七個牌坊，似乎覺得有一種水稻一樣整齊的秩序，在羅坎的空氣裏，一排一排，密密地張開，綠色的。後來，我遠遠看見他們父子二人走進他家的白牆，突然又被人從院子裏推擠出來，接著，吃酒席的人蜂擁往外逃，嘴裏叫著：“豬吃人！”

　　原來，羅清瀏家五百斤的大種豬，突然從豬圈裏跳出來，發了瘋一樣向吃酒席的人撲來，撞翻了桌子，撞倒了村長的侄女侄孫，踩斷了侄女的一隻胳膊，撞掉了侄孫兩顆門牙。於是，不一會兒當事人和受害人都跟著村長到紅牆豬場來找幾個先生評理了。這種時候，作為豬場的小孩，我是很自豪的，覺得世界上的戰爭都能在豬場停止。

　　受害的那家人說羅清瀏的老爸想當村長，故意養出個豬八戒欺辱女人，吃人孩子。羅清瀏老爸說：“沒有的事。村上多少人家的豬都是這隻種豬的後代，若這隻豬會吃人，咱村子就是高老莊、白骨洞了。”

　　農民們或在豬場院子裏蹲著，或在牆根下蹲著，還有婦女倚著豬圈的半截紅牆一邊納鞋底一邊看熱鬧。豬場的幾個先生都坐在長木凳上。村長站著：“不要胡扯。清瀏爹你說清楚豬是咋瘋的，都喂了些什麽，弄得要吃人。”羅清瀏老爸說：“我家豬不吃人。它就是見不得掃帚。您那侄孫舉著掃帚在院裏走，豬就急了。”村民們就笑：“鬼話，還有豬見不得掃帚的事？那豬識家什啦？”村長說：“你家的豬傷了人，你不給個說法，大家夥兒放不過你。把你送進縣上局子裏，可就不是這麽說事的了。”羅清瀏老爸急了：“我說的都是實話。我學著豬場先生訓練它來著。沒訓練出真本事，就訓出了這個掃帚瘋。”

　　就在村民們笑得前仰後合的時候，老戴、老耿、小耿、張禮訓已經把案情搞清楚了。他們說：“條件反射。你訓練豬的時候用掃帚打它了吧？”

　　“不打怎麽訓？”

　　羅清瀏老爸如實招了。人家原來有了雄心，也想把自家的豬訓練成士兵。豬不去糞坑拉屎，用掃帚打，豬不等亮燈就吃食，用掃帚打。四年打下來，就把豬訓練成了“掃帚瘋”。

　　“科學是打出來的嗎？”村長語重心長地說，“若打能成事，不要豬場啦，辦成刑房得了。科學也是你這樣種田人碰的？”羅清瀏老爸嘟嘟囔囔地說：“孝子不都是打出來的？越打越孝順。”

　　結案。村民們給羅清瀏老爸兩個選擇：一是，殺了種豬設席，給全村人賠不是，豬頭給村長侄女；羅清瀏給村長侄女家撿三個月牛糞，跌打損傷一百天，至人家膀子好了為止。二是，把種豬賤賣給豬場，錢分三份，一份給村裏公積金，一份給斷了胳膊的女人，一份清瀏老爸自己留著；羅清瀏給村長侄女家割三個月的豬草，至人家膀子好了為止；至於侄孫的兩顆牙，就算了。奶牙，遲早要掉，村民也就不追究了。

　　羅清瀏老爸在兩個懲罰中選了後者。羅清瀏聽說他要給人家割三個月的豬草，腦袋後麵小辮子一甩，跳起來就說不公平。他爸的邪豬撞了人，他憑什麽要去割豬草。割豬草這活兒可不像到茅坑發放報紙那麽神氣，還累人。

　　村上的人說：“你和你爸還分家？”

　　羅清瀏小脾氣還挺大，站起來就要走。張禮訓一把拉住他，要做“思想工作”。才說了一句：“子為父隱，木蘭從軍，割股啖母，說的都是小孩子要替家長分憂。”被羅清瀏胳膊一甩，推了一個趔趄。

　　這下風聲急轉，大家都從羅清瀏家的豬轉過來說羅清瀏的不是。公平是一村人定的，不是你一個小孩子說了算的。結果，倒還真的成了棒打出孝子，羅清瀏的老爸當眾抄起掃帚就打羅清瀏，嘴裏罵著：“打死你這個小雜種，當奴才的命還敢翻天！”有人嘴裏說別打，也有人說要打，大部分人等著看熱鬧。一掃帚打下去，羅清瀏頭上腫起一個鴿子蛋。

　　我心裏非常同情羅清瀏。羅坎人打孩子都喜歡當眾打，從來不顧小孩子的感受。羅清瀏老爸明顯是要打給人看，下手還不算重，有真打的，能把小孩子的耳朵給割下一塊。我知道羅坎人有欺負弱小的毛病。以後，我仔細想過這個問題，覺得其實就連那些牌坊上說的事兒，也都是欺負弱小，沒有公正可言。憑啥人家十九歲守寡就得養一群兒子？憑啥九歲的兒子要養四十歲的老爸？明明是社會或成人的責任，卻都推到家庭或小孩子身上，難怪中國過去幾千年也不用養老院、托兒所。如果，社會福利問題各人自家解決，那社會公正自然也是各家自己的事。要那些民法憲法幹什麽？羅坎人自有自己的規矩，人和人之間的位置就是這些規矩排出來的。不然，誰養人，誰被養呢？

　　羅清瀏挨打那天，很是難堪。脖子擰著，小辮子也散了，黑乎乎的手背不住地在細長的眼睛上揉一下，眼皮一眨，就有一滴眼淚滾出來。他本來就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像一大一小兩顆黑豆。那天，大黑豆裏全是委屈，小黑豆裏全是仇恨。最後是我爸和兩耿跑過去拉住了羅清瀏老爸的胳膊，告訴他：“豬場不是打人的地方。要科學育人。”先生們發了話，大家都得了台階下。羅清瀏老爸的凶器停在空中，農民們也點頭稱是，說：“要能把人育得像豬場的豬那麽聽話就好了。”

　　結果，小小的羅清瀏還是被村長和村民們逼著寫了一份檢討書，貼在某一個關於當孝子的牌坊上，讓各處到“江湖”上趕集的人讀。在那幾個牌坊上，動不動就會貼上一些檢討書或者喜報。這是羅坎人的修身養性，羅坎人喜歡張揚自己教子有方和豐收喜訊。第二天，張禮訓自家的女婿因為不肯在把舊報紙送進茅房之前，按照嶽父的指示，把每一份報紙上的“張”字叉掉，引起爭執，也把張禮訓推了一個趔趄。同樣都是“趔趄”，公平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豬場的女婿幹了不敬之事，壞了羅坎的規矩，不處理，以後豬場就沒有威信，如何再開口裁判是非？於是，豬場幾位老兄和村長一商量，招呼村民來開會，一時呼聲上下，為張禮訓老先生撐腰。張老先生都不用開口，村民們就又逼著張家女婿寫了一份檢討書，一視同仁，貼在牌坊上。和羅清瀏的並排，風吹日曬，三個月才掉光。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羅坎是個有德性的村莊。

　　羅清瀏老爸的種豬後來真到了我們豬場。那豬看上去憨厚仁慈，全身是膘，和別的種豬沒區別。我爸說：它的種叫約克夏。若和蘇聯長白豬交配，能生很好的瘦肉豬。我爸還說：“你可以跟它玩，但千萬不能給它看掃帚。它給訓練壞了。”我七歲，農村野地裏長大，我爸剛走，我就對弟弟說：“怎麽樣，我們拿把掃帚試試看？”我弟弟三歲，我說什麽，他都說行。於是，我們兩個人扛著一把大掃帚，向約克夏的豬圈走去。離著還有五米遠，那豬突然上躥下跳，蹦出豬圈矮門，向我們衝過來。嚇得我們掉頭就跑，認定它要把我們吃了。我弟弟跑了三步，大嘴一張，坐在地上大哭等死。因為掃帚在我手裏，那頭約克夏認定我是定時炸彈，跟著我緊追不放。直到老耿小耿對我大叫：“扔了掃帚！”我才明白過來，扔下手裏的禍害，保下小命。

　　第二天，我對羅清瀏說：“你家的那頭豬真有掃帚瘋，吃人哩。”

　　羅清瀏說：“豬都沒打成奴才，人倒打成奴才了。羅坎的規矩就是大吃小。等我長大，再也不回這個羅坎村。我當科學家去。讓他們在這裏東家吃西家喝吧。我恨羅坎。”

　　羅坎的美和規矩，甚至羅坎的怪事兒都是曲徑通幽。不過，就算小孩子什麽都沒有，他還可以有希望長大。我們再看。

　　二 羅坎式結構的解體和各色世界人的出現

　　半年以後，陪審團和羅坎的故事都沒人再提了。所有的事情都會成為過去。過去沒有時間、沒有遠近，三十年的差距，半個地球的間隔，凡掉進過去的黑洞，都成了插在同一個黑花瓶裏的幹菊花。有心的時候看一眼，沒心的時候忽略不計。所以，那天我在一棵大橡樹底下碰見邵誌州戴維邵的時候，我們倆都沒提被告和陪審團的事。

　　邵誌州穿著實驗室的長白褂子，捧著一盒大蝦飯，坐在大樹下的長椅子上正準備吃。樹陰慷慨大方，小風呼呼，鋸齒形的橡樹葉子打打鬧鬧擠擠紮紮，在老邵的白褂子上淩亂遊動。老邵頭頂上的葉子、腳底下的樹陰都是活的。老邵的臉也活了，比在法庭時展開很多，還有一種躍躍欲試的神情。他看見我路過，就趕快合上飯盒，笑容滿麵地站起來，解嘲似的說：“又當單身漢啦，做點好的自己吃，不省了。”

　　於是，我也就停在樹陰下，跟他聊了幾句。也都是家常話。我問他老家邵坷莊在哪裏，父母身體可好；他問我老家在哪裏，有沒有小孩，叫什麽名字，上什麽學之類。然後他說他要發起成立一個同鄉會或者聯誼會什麽的。“一個人不成家，孤單。”老邵說，“找些老鄉來喝一杯，做幾個家鄉菜，寫幾筆書法，敘敘鄉情，唱一段黃梅戲。到時候，請你。”

　　我對“同鄉會”之類不感興趣，就和羅坎的那種來回吃酒席差不多。不過就是一大群走向世界卻依然閑著無事幹的老婆們，外加幾個聽老婆話的學者聚在一起互相抬舉，湊熱鬧，都是因為在自家的金魚缸裏過習慣了。美國錢要掙，中國關係要結，樣樣割舍不下，於是就想著切一小塊中國帶到美國來過。要這樣，不該叫“留學”，叫“建立殖民地”得了。為啥我們中國人走到一起就要紮圈子？一有圈子就難免有幫派親疏、背後說壞話，煩不煩？而且，在美國，圈子裏的人一鬧，還沒有一個“祠堂後”做仲裁，最後都是不歡而散。我對老邵說：“戴維，別以為我是你在法庭上看到的那個正經人兒，你要把我弄進你的同鄉會，你就是自己把一粒老鼠屎扔進了自己的粥裏。”老邵說：“哪能呢？不過是聊以自慰、自得其樂的事情，人總得活得有點情趣。”

　　他邵誌州戴維邵還真有本事，一個月後，不僅建立了同鄉會，召集著要過中秋節，還打電話告訴我，他找到了一個人，男的，這個人中秋之夜非要見我不可。老邵賣關子，就不告訴我這人是誰，叫我自己想。

　　我費勁想了一圈兒，實在想不出哪個舊情人能跟老邵沾上邊。

　　中秋快到了，老邵熱情洋溢，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打來，要我說定到他家去聚會。還說他這是要謝我。

　　那樣的聚會叫“羅坎模式的高級階段”：廚房裏，一群老婆圍著小桌子包韭菜餃子，說著張家夫妻買了新房子，李家兒子贏了鋼琴賽，王家嶽母摔斷了腿，趙家先生才找到新工作；客廳裏，幾個先生坐在沙發上談癌症（老邵在癌症實驗室嘛），談升遷，談中國變化真大，談油價上漲，一個個都很愛國。若碰巧有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來了，還會真不真假不假地說誰誰誰你該得諾貝爾化學獎。要是有人指出我來，說這裏還有個不搞癌症的，會寫詩，那下麵一句就是：好呀，還有諾貝爾文學獎等著呢。這種鬼話，隻有一個功能，就是把人羞愧至死。也就是我們中國人得個獎都目的明確：好做人上人。像我這種介於老婆和先生之間的文人，過日子憑興趣，且沒有宏偉目標，頭上還插根草標：離異。在這樣的聚會上隻能手足無措，上下遊走，東轉轉，西轉轉，在人家書架上抽本名人傳記翻翻，又拿起人家兒子的電動玩具開動一回，等著主人叫：吃。

　　我幹嗎要去？不去。所有結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歡。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要結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們羅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緊密，用得著到美國來？我對圈子裏的人事幫不上忙，對圈子裏的人也無所求。中秋之夜那個要見我的男人，可以給我買花呀，可以請我吃飯呀，跑人家家去幹什麽？還給人當一個籌碼逼著我也去應酬羅坎茶館裏的趙錢孫李。見他的鬼去。這種鬼鬼祟祟的男人絕不可能是我的舊情人。除了兩三個舊情人，我誰都不稀罕見。

　　於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個雞蛋，還拿了其中一個大的雙黃蛋在兒子眼前晃了一晃，對兒子說：“你媽吃恐龍蛋。”兒子八歲，不太好騙了，斜了我一眼，平靜地說：“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見過雙黃蛋，認定一黃為弟弟，一黃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團圓。隻是門口汽車喇叭一響，兒子從椅子上跳下來，拿起他的恐龍機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過周末去了，不跟我過什麽中秋節。我把腿蹺在矮桌子上，給女朋友打了兩個電話，罵了幾句經濟貪汙犯。過了一個隨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點半，邵誌州戴維邵突然來了。跟他一車來的還有那個對我情有獨鍾的鬼祟男人。那男人一冒頭，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貨上門。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給我貼上“中國製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來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幹什麽？沒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還真成了一族之長呢。”

　　老邵嬉笑著臉：“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從中國到美國來訪問一趟，總共十天，還抽出一個晚上來看你，夠情義啦。別怪我多事，我這也是情麵；咱們是黨校校友，就跟戰友差不多。下麵你們自己看著辦吧。兩小時後，我來接人。”臨走還沒分沒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離婚，離得是斯文掃地。他本來就是一張苦大仇深臉，老婆要跑要離婚，還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他一邊打一邊說：“現在不打，以後就打不到了。臨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規。”家規是什麽，我在羅坎就見過：誰弱小就吃誰。挨他一頓打，我還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現在，我前夫上前兩步，沒事人似的往我麵前一站，嘴裏說著：“鄉親鄉親，離家越遠越親。”我恨不得當時就變成母夜叉孫二娘，給他一叉子鏟出去。

　　洋人離了婚能當朋友，因為雙方平等，臉對臉說話，一方再厲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著不還。婚姻本來是契約關係，若鬧到動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頭上看著，陪審團給你做主。中國人就難做到了。我那結婚證就像賣身契，你要離，你就是沒良心，害人蟲，背信棄義，不懂婦道，壞了人家的名譽，斷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親戚朋友來勸你：三思而後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當人麵，怕讓雙方父母、祖父母傷心，折了他們的壽。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鬧，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沒人認識。隻有一次是在回羅坎時吵的。那次，我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以為離開十八年後，羅坎不會有人再認識我了。結果還是被兒時那個發誓不回羅坎的小朋友羅清瀏當街認了出來，讓我大跌麵子。

　　那次我們兩人回羅坎村，是因為我前夫要尋找一個帶職鍛煉的點兒，下去一年，回來好升官一級。兩家老人都勸我跟著去玩幾天，來他個“旅行彌合”，隻當出去玩一圈，便能統一觀點，統一標準，統一價值觀。沒想到才走到清瀏河邊的“江湖”，還沒見到那七個牌坊，我們就基礎倒塌，指鼻子上臉地幹了一場。起因是：我那個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揮手，從兜裏掏出一張證件，在羅坎村魚鋪子上一晃，說：“看清楚了，我是上邊來的！”賣魚的漢子正在和旁邊賣雞蛋的女人打情罵俏，頓時轉過臉來，從魚簍裏拎出一條大青魚，遞到我的鼻子底下，彎著腰，人矮了一截，齜著黃牙，笑成一盤向日葵：“活魚，活魚，剛抓上來的！”我轉身就走，當時就給我前夫起了個外號：石壕吏。

　　我前夫那張唬人的招牌不過是張工作證。在到羅坎村的路上，他已經先後甩出來兩次。不過是要帶職下放，搞得像個欽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後，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說清楚，為啥罵他“石壕吏”，然後我們就停在街心，從“石壕吏”吵到“非離不可”。最後他手一伸說：“東西拿來！”他指的是那條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鏈子”。我說：“我還你狗鏈子，你還我自由。”他說：“不識好歹的東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塊錢買的，24K金！”

　　羅清瀏就是在這個時候，從路邊看熱鬧的人群中走過來，把我拉到身後，說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來。“石壕吏”矛頭一轉，對羅清瀏吼：“你是什麽人？你是什麽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說起來是個比羅坎還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現在：自從跟他結婚以後，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嚇得不敢再來找我玩了，連我的女朋友也不敢來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現在：他不會平視說話，要麽仰著頭說奉承話，要麽眼睛朝下教訓人。這樣他就總是處在向上爬的過程中。那天羅清瀏戴著眼鏡，兩個眼睛一樣大了，且穿著軍裝，不像羅坎村當地的農民，“石壕吏”一時不能決定該如何對待他，吼過之後就停住了。而我因為被小朋友在一種醜陋的狀態下認出，很有點難為情。我們兩個人的戰爭告停。

　　在羅坎的三天裏，“石壕吏”對羅清瀏一直戒備著。還說我到羅坎，原來就是要見這個男人。羅清瀏當時剛結婚。後來，我們到羅家，羅清瀏的母親誤把我當做羅清瀏的新媳婦，“石壕吏”當堂就認定我七歲的時候和羅清瀏有過一劃子。

　　羅清瀏的母親在灶膛裏煮了冰糖雞蛋拿出來，叫我們吃吃吃。羅清瀏告訴他媽：他媳婦有采訪不能回來，而我是以前豬場先生家的丫頭。他媽大為放鬆，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脫下來。脫了四件之後，手腕上露出一個大手表。羅坎村的人富裕要擺在臉上，這樣沒人敢欺負。在九十年代初，羅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門城裏親戚實在多了。羅清瀏他媽說，媳婦是個軍官的女兒，不敢輕慢了人家，把家裏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這麽多毛衣燒火，實在太熱。

　　羅清瀏他媽這句話裏提到“軍官”，使“石壕吏”改變了對羅清瀏的看法。我說：“七歲的時候，我和羅清瀏一起看過豬交配。”他居然還有了一點笑臉。我知道他是裝笑，就跟羅坎村的婦女用毛衣來裝門麵一樣，想當官的文人都會用謙和的笑臉來裝門麵。笑也可以有好幾層，根據對方與他自己的相對位置決定給多給少。那回他像灑花粉一樣灑了一點笑，並同意和我們一起去“祠堂後”豬場看看。

　　羅清瀏他媽說：“你家豬場改成幼兒園了。娃娃們討個靈氣好考大學。”

　　把“祠堂後”變成幼兒園，是羅坎結構在新時代的重大變動。其意義比當年豬場參政還偉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雞、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牽著父母空了的水稻擔子，迎著金盞花一樣的落日走回家吃飯。清瀏河一灣陽光，金幣一樣閃，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來，轉來轉去離不開家鄉巴掌大的地方。現在，農民孩子也進幼兒園，羅坎人想著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盞花要長得像金元寶，金幣要能看又能用。他們能如此抬舉我們那個豬場，這在我意料之外。這是農民發財夢裏的天真浪漫。不管怎麽說，把孩子都送進豬場，這是“老家”對我幼年的一個肯定。我們豬場的傳奇應該是能夠流傳下去了。

　　往豬場去的路上，過去的石板路還是光溜溜地泛著水色，兩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牆根上謙恭地彎著須子，有小狗從我們腳邊哧溜穿過去，雞屎味兒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時從竹籬笆裏冒出來，有兩個人高馬大的男人嗷嗷叫著在街口互相揮著拳頭。羅坎的顏色、氣味和聲音都還在，隻是不見有一大群鄰居從各自的土門樓裏衝出來拉架。碰巧這兩個男人打到我身邊來，我便一把揪住一個大漢的後衣領把他往後拖，嘴裏叫道：“回家，回家。”羅清瀏便把那第二個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進兜裏，以拔手槍的姿勢，去拉他那張王牌。

　　羅坎的兩個男人並不戀戰，似乎就等著有人出來推他們回家。沒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戰事就以羅坎的傳統方式結束了。兩個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門樓裏喘著粗氣說：“明天走著瞧。”一個坐在自家門洞裏蒸梅花糕的老太太歎氣道：“人都走光了，不歸家了，拉架的人都沒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後”改成的幼兒園，我又擔心起羅坎判案子、斷是非的事情，不知哪個機構司掌公平問題了。我把這個問題向羅清瀏提出來。羅清瀏在軍校讀書多年，因為要出國留學才回家道別，腦袋裏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對羅坎的公平問題不怎麽上心。倒是鐵了心要在中國幹的“石壕吏”說了話，他說：“現在市場經濟了，又不要那麽多平均分配，公平問題都可以用經濟杠杆來解決。”

　　那時候，“經濟杠杆”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我腦袋裏想著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閃閃，被尖嘴猴腮的“市場”拿在手裏滴溜轉，把羅坎農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場，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鐵片，自由鳥一般在鄉村和城市之間巡視，哪個枝頭有金果子就落到哪裏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論推下去：既是四海為家了，“村部”、“祠堂後”本來也就可以廢了。誰家的豬要是再踩斷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經濟杠杆”上一稱，賠他幾個金果子就是了。用錢來計算是非，不像用禮數那麽麻煩，單位為“元”，清清楚楚。這也挺好，若用禮數，是非對錯都在前人的框子裏定，反倒說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隻有“錢”。

　　舊時司掌羅坎“公正”問題的機構廢了，但奇怪的是“業華祠堂”的香火卻前所未有地旺盛，門匾上“孝悌出忠義”五個金字剛重新描過，發出威儀莊重的亮光。進進出出的老人兒童，個個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們在外打工的親人發財致富。羅清瀏在路過羅家祠堂的時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說：“等有了兒子要帶回來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孫來，想必比菩薩還賣力。”

　　我說：“你小時候說離開羅坎再也不回來了。”羅清瀏就憨厚地笑：“這就要出國了，真不能回來了，想法倒變了。有些事兒身不由己。家總歸是家。”在對羅坎村的態度上，我從來沒有羅清瀏那種“一去不複還”的偏見。他是土生土長，卻沒有我這個外來人家鄉情結重，我永遠喜歡綠油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後幼兒園裏，兒童蹦蹦跳跳，過的還是我小時候的好日子，我真有點兒後悔：要是嫁給羅清瀏，也許能混到“羅業華”他老人家的恩蔭之下，也生幾個羅子羅孫。可惜我年幼無知，心大了一點，要找一個有文化且上進的，卻不知道文人上進就是入仕求官，結果錯嫁了“石壕吏”，明明學的是“流體力學”，整天想著的卻是“平衡權力學”，我看著都累。

　　就在這時，“石壕吏”拍著羅清瀏的肩，說：“你們羅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種風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後人。你們羅家能沾上羅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後代。”

　　當然，我們都是北京猿人的後代。嫁給誰都是英雄的子孫。

　　從那次去羅坎到現在，又有十來年了，收集往事的黑花瓶裏，又多了幾枝幹菊花。如今，前夫“石壕吏”新衣新褲跑到美國來看我，那是“朱買臣”來看“會稽愚婦”的架勢。他已經爬上了做家長的位置，把多少年前老婆鬧離婚丟失的麵子掙回來了。他肚子鼓得像個小地球，紅領帶在緊繃繃的前胸掛下來，狗舌頭一樣拖在肚臍眼下。頭發隻剩三條，風一吹，就飄到一邊，又被他抓回來，小心翼翼地放回頭頂，恰好完成“欲蓋彌彰”的任務。他向周圍打量了一圈，遞過來一張名片，說：“你這房子不錯，在美國當個教授也算是夠上中產階級了吧。”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就知道他其實是說：你不就一個房子麽，我這幾年官職有了，學術地位也有了，錢也有了，進退自如，比你在美國社會地位高。

　　從前人給皇帝當官，得精通道德文章，不必“博導”。現在，現代化了，當個縣級市的行政官，名片上還得寫上“博導，流體力學”。我說：“沒聽說你讀過博士呀。”他說，一九××年以前生的當“博導”不要博士學位。言下之意，你跑到美國白花六年才弄到一個博士，不如我在中國等著，日子一到，直接弄一個“博導”。用生日決定學術水平，這種標準很有中國特色。不知哪個官兒生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下了這條生死線。我忍不住要開玩笑，說：“原來你是趕上了‘黃金分割’。”

　　可惜跟“石壕吏”開不出玩笑來，他平時板著一張“衙門臉”，這輩子恐怕隻玩過一次幽默。在兒子過四歲生日的那天，他從中國給兒子寄來一張生日卡，上麵說：“你爸爸評上正研了！這是給你的生日禮物！”“石壕吏”從政多年，卻從來沒有和技術斷鉤，拿個正研究員再一心從政，腳跟硬，現在當官得有高學曆，這是他多年的計劃。他的幽默是想告訴我：計劃實現了。可咱那四歲的兒子，正日夜熱衷於恐龍，就像我當年熱衷於肥豬一樣瘋迷，見了一個新物種，立刻就要歸類。他搖搖擺擺走過來，舉著生日卡，要我給他爸回信，問問“正研”是“翼龍”還是“毛鬼龍”。

　　兩小時很長，我既想裝成文明人，大度有禮，又覺得你把一個人看得那麽透，還裝什麽裝？那些“當街大吵”早就讓我知道他和我骨子裏都不是文明人，是毛賊。我是羅坎村養出來的，他是朱家集養出來的，我們其實門當戶對，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樣在一個三腳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裏上千年。一個等級結一個瓜，為了當某個位置上的“瓜兒”，他得使勁往上爬，還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級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來。而我，作為一個“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當一片碩實肥大的綠葉，托著這個瓜，供著這個瓜，替他吹牛，大聲吆喝：“不甜不要錢。”還要別有用心地訪問其他“瓜妻”，手裏拿著東海魚油、西海除皺霜。我曾經問過他：既然有經濟杠杆了，你那麽想當官幹什麽？他說：“有的人有錢，能辦成事；我當官，沒錢也能辦成事。”這個回答很有一點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味道。要是我說：我是詩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那我就隻剩下一條路：掙斷瓜葛，揭竿而起，戰鬥到離婚為止。這是一種選擇：當傻瓜，還是當人？

　　現在，我們各得其所，本應無愛無恨，各走各的路，可我卻又在心裏狠狠地看不起他，而他卻躊躇滿誌，要向我證明他的成功。當我們對麵坐著的時候，我發現我那個收集往事的黑花瓶裏，與他有關的好事兒就沒插進來過一枝。就算談戀愛時有過幾枝好的，也都給我拔出來扔掉了。我們除了小孩子，沒什麽話可說。

　　“石壕吏”問：“兒子在幹什麽？人呢？”

　　“到小朋友家研究恐龍去了。”

　　“別盡讓他研究古代的東西，沒用。他得走向未來。”

　　“用不著你操心，未來早有了。人家的兒子叫‘南光’。”

　　“南-光？”

　　南光是某本《兒童食物指南》的作者，那本書封麵上有個胖臉娃娃，“南光”二字就寫在胖臉娃娃頭頂上。兒子早就指定那是他的兒子。我當時就肯定了。南光是我孫子。

　　“石壕吏”說：“我要和兒子談談話，叫他好好學習。”

　　我就撥了電話到兒子的小朋友家。兒子很文明，對他爸說：“您好。祝賀您又結婚了。”

　　“石壕吏”說：“你還學中文嗎？”

　　“我媽說我太難教，她以後教南光算了。”

　　“別跟我提南光，談別的。”“石壕吏”不耐煩咱們這個子虛烏有的孫子。

　　兒子就換了一個話題：“我媽說你的新太太像個汽油桶。”

　　這下，我暗暗叫苦，童言無忌。這話是我說的，我出於怨恨、蔑視和看笑話的醜惡心態說過這話。尖刻是我的毛病。“石壕吏”皺著眉頭：“嗯，她沒有你媽漂亮，不過比你媽年輕。”

　　兒子又說：“那您要當心，不要生個兒子太醜。”

　　“還行，他才生下來，還看不出美醜。”

　　“他叫什麽名字？”

　　“還沒取名字。”

　　“那就叫‘南2光2’吧。”

　　“什麽？這是啥名字？”“石壕吏”對兒子叫道。

　　我笑，還有點幸災樂禍。兒子是聰明兒子，他腦袋裏想什麽，我當然知道。兒子喜歡《星球大戰》裏的機器人。那個機器人腦袋半圓，銀色和藍色相間，叫“R2D2”。“南2光2”，翻譯得好，既創新，又科幻。可惜“石壕吏”是朱家集出來的，不懂在我離家出走後，過去的家庭結構就解體了。兒子既不是羅坎人，也不是朱家集人，人家是“新世界人”，前關心恐龍，後關心宇宙，科學得很。他爸那套“學而優則仕”，換成“新世界人”的語言，不過是“找工作”。他爸折騰了半天要當“人上人”，在“新世界人”的時代是“職業歧視”。

　　“石壕吏”和兒子沒話談，掛了電話，抱怨了兩句：兒子沒大沒小，一點規矩都不懂，真是跟誰像誰。意思是我把兒子帶上了邪路，將來恐怕混不到他的水平。此後，我們這兩個在鬧離婚的過程中，把對方所有老底都罵遍了的舊人，就臉對臉，無話可說了。幹等著那兩小時過完，他走人。

　　後來，“石壕吏”想到了一個我們兩人都感興趣的題目：羅坎。他說羅坎村沒了，三年前被市裏收去當民俗公園了。他邀功說：“羅坎民俗村的建設是我抓的。很有特點，你下次再回老家，就要買門票了。”

　　“那村裏人呢？豬場改的‘祠堂後’幼兒園呢？”我問。沒想到一個人的老家還能就這麽沒了。把一種生活方式存起來，展覽給人看，是為了讓它更值錢還是更不值錢？

　　“石壕吏”說：“從我們上次去過羅坎之後，沒多久，羅坎村就樣樣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來越空，留不住人。到現在，隻有那個沾了你家豬場風水的幼兒園還發達。青壯年一個個都進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羅坎，老年人在家給年輕人看孩子。”

　　看來“經濟杠杆”還真是條金箍棒，一點都不含情脈脈，一直打到農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種新的家庭結構，和我小時候見過的四堵白牆一家人，三頓飯一大家子圍在一張桌子吃的羅坎家庭不一樣了。羅坎的人不再像小鐵屑一樣被綠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廠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場，把農民從土地中拉出去，嫁給社會工業化。七個牌坊撐了上千年的羅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樣，說解體就解體了。最後，連“老家”頭上也貼上了商標，拿出來賣錢。真不知羅坎人東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數不清的禮數和修身養性的情趣在離開土地之後，都變成了什麽樣子。

　　“石壕吏”開始對我提羅坎出去闖生活的人，誰最出息，誰最壞。報了幾個名字我都不記得了。最出息的那位當了什麽“羅總”，最沒出息的當了“殺人犯”。“石壕吏”見我記不得這些人，就扳著指頭算，算了半天，算出來“羅總”是羅清瀏的表妹夫的堂兄，“殺人犯”是羅清瀏堂姐夫的表侄。這關係一算清楚，他問我：“這下你該記得了吧？”我說：“我記得羅清瀏後腦勺上有塊大疤，他叫我用黑蠟筆給他塗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時才塗上去。”

　　“石壕吏”說：“你從小就喜歡男人頭。”他話裏帶酸帶刺，我立刻回擊說：“可惜，挑多了，一頭也沒挑到。”我知道我很討人嫌，不會讓步。但“石壕吏”明顯過了吵架的年齡，有了一些領導對待群眾的風度，他隻是說：“十幾年前我們到羅坎，我幹了什麽壞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堅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羅坎恐怕已經給房地產公司拍賣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叫他“石壕吏”，他幹的那點兒事，最多也就是個拉大旗作虎皮，既談不上腐敗，又談不上貪汙，但我的容忍度從來比較狹隘。我說：“你拿了人民的權力，隻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敗了。”

　　“石壕吏”說：“跟你說白了，我還真不貪。想當官做事，都得我這樣活。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羅坎的村長，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計劃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賣土地，拿回扣。不像話。”

　　羅坎村長們在我記憶裏都是老農民的形象，一時間怎麽變成地主了？也許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裏，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僅能打人，還能變成蠅子，鑽入肚皮裏去，把欲望都給發酵起來。“七個牌坊”和“農業學大寨”的時代，沒這個發酵劑。農民是蜂巢裏的一隻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時的人理解的“個人”，是家庭結構裏的個人。每個個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結構裏的位置。他們長得都很像，舉止也相似。你放一個屁，我就知道你肚子裏要拉什麽屎。風調雨順之時，這些大哥大姐、幹爸幹媽就喜歡在屋簷底下鬧事罵街，屁大的一點事兒也能鬧出幫派情仇來。其實，那是因為大家心裏踏實。“家”是有的，怕什麽？你爸的豬傷了人，你就得去給人割豬草。你做，給你一碗“精神飯”吃，叫你孝順兒子；你不做，給你一掃帚“皮肉苦”，管著你滅了人欲。碰上為所欲為不聽管的，還可以槍斃。大家異口同聲，你隻好為別人活。

　　突然，資本成了鑽進茅草房的大象，擠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進得來，出不去。羅坎的農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飛，自由了。過去對付“人欲”的家法不靈了，手一鬆，樓房跟著錢流出來，商品跟著錢流出來，農民跟著錢流走了。不會在財富的洪流裏遊泳的，成了最受欺負的一群，會在財富裏遊泳的，拿到財富也不知道要財富的目的，一碰就成為最容易腐敗的一群。

　　話講到這裏的時候，老邵來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說：“我們談得很好，以後再談。趁你倆都在，托你們一件小事：我有個領導，是個老總，最近把兒子送到美國來讀書了，就在小戴的大學。能關照就關照一下，小孩子叫羅洋，會點武術。我叫他過兩天來拜見你們？”

　　老邵說：“沒問題，校友的囑托嘛。”

　　我說：“我不管，老邵願意老邵管。”

　　“石壕吏”說：“這個羅老總就是剛才跟你說到的羅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羅清瀏沾親。這羅洋就是羅總的兒子。你不看在我的麵子上，看在羅清瀏的麵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總該關照一下吧？”我說：“幸虧我沒嫁給羅清瀏，嫁一個就等於嫁了一縣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們朱家集離清了，這又冒出一縣城。”

　　“石壕吏”並不放棄：“這樣說吧，那小羅洋還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過幾天豬場幼兒園。”

　　到這時，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專門來看我的目的。離了婚，還指望我繼續給他當綠葉子。又扯出我的羅坎舊情，又給我找了個校友，又當著老邵的麵說，就是讓我不好拒絕。說起來不就是關照一個孩子嗎？其實，是他大蜘蛛吐網，離了婚也讓你逃不脫。他對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說：“你還是‘石壕吏’的風格呀，‘領導’就是你的爹娘。”

　　幾天後，羅洋來訪。這個羅洋人高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褲，耳朵上戴著耳塞，手裏拿著MP3唱機。屬於羅坎式結構解體過程中長大的新一代，在我們豬場幼兒園上到大班，被父母接進城。現在又到了美國，從衣著看，也像個新世界人。說起話來有一點羅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羅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來，也自稱和我是“校友”。我問他還記得多少“祠堂後”，他說記得牆上寫的口號是：“計劃生育，科學育人”。這個口號讓我感到親切，和咱那“科學養豬好”是親戚。

　　羅洋給我帶了一條圍巾做見麵禮，還送了我兒子一支筆。我也沒拿那圍巾當回事，天冷了就隨便扯來一戴。結果在校園裏碰見一個越南籍的女秘書，她拿著我的圍巾角讚不絕口，說，你有這麽好的圍巾呀！又說了一個什麽名牌，我還沒有介意，直到她說，這條圍巾要五百美元，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