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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懺悔與反悔

　　石灣

　　上世紀60年代初，即我還在讀大學時，劉白羽、秦牧、楊朔就已被譽為當代散文“三傑”。盡管在“三傑”中我偏愛楊朔，但對劉白羽也還是懷有一種敬慕之情。不過，那時候他在我的心目中隻是一個名作家，而不是一名大權在握的高官。很有意味的是，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文化部係統工作，由於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白羽在“文革”開始之初就挨批鬥去了。待我下放到團泊窪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在我們連食堂掌勺的師傅，竟然就是以前專給劉白羽開小灶的一位名廚。他的烹飪技藝確實了得，雖那時豬肉是定量供應，但他烹製的燒茄子、奶油白菜等拿手好菜總令我們讚不絕口，甚至戲稱是在艱苦的年代享受到了“高幹待遇”。然而，我對劉白羽的為官生涯真正有所了解，是1980年春到中國作家協會所屬的《新觀察》雜誌社工作之後。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新觀察》雜誌社屬於重災區。1980年《新觀察》複刊時，三位領導，即主編、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當年都被錯劃為右派。我所在的文藝作品組，組長也曾是右派。還有流落到蘇州的龔之方、《羊城晚報》的蕭荻等《新觀察》的右派老編輯，來京公幹時也常回編輯部聚會。每聽他們回首往事，尤其是“肅反”和“反右”運動，對劉白羽當年整人的狠勁兒無不耿耿於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4年底，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期間，其時我已隨編輯部主任調離《新觀察》，到作家出版社創辦《中國作家》，在京西賓館的電梯裏，她竟與劉白羽“狹路相逢”。因1977年劉白羽調回部隊，當了好些年的總政文化部部長，每有軍旅作家進電梯，必先向他行軍禮，然後致以“首長好”之類的熱情問候，氣氛親切之極。唯有她冷眼旁觀，仿佛與劉白羽素不相識，其場麵甚是尷尬。下了電梯，我問她：“劉白羽不認識你嗎？”她回答：“他當年是作協‘肅反’領導小組組長，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就是那時定的案，我是丁玲的秘書，他怎麽能不認識我？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右派，我已到《新觀察》當編輯，仍受丁玲的牽連，也被打成了右派。這樣整人的左派，至今不認錯，我才不屑於搭理他呢！”

　　像她那樣，因受丁玲的牽連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還有建國初她在文學講習所（所長丁玲）深造時的一批同學，其中包括後來以《小兵張嘎》聞名於世的徐光耀。2000年第1期的《長城》雜誌，以頭條位置發表了徐光耀此後榮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的紀實散文《昨夜西風凋碧樹--記一段頭朝下腳朝上的曆史》。在這部作品中，徐光耀以一個過來人的平常心，冷靜回顧了自己這棵在黨和人民培育下，於文學創作園地嶄露頭角的“碧樹”如何遭劫、被1957年的反右狂風一夜間橫掃枝葉，進而“頭朝下、腳朝上”，淪為右派、“修正主義分子”的痛苦曆程。作品以翔實的資料再現往昔，對當年那段曆史的詭異與荒誕進行了反芻，筆觸真摯而大氣，既沒斤斤計較地去抱怨什麽，也沒尖刻狹隘地去仇視什麽。但無可違避地涉及了包括劉白羽在內的一些著名作家在極“左”潮流肆虐中的負麵表現。

　　《昨夜西風凋碧樹》完稿於1999年7月11日，在《長城》采用前，曾遭兩家刊物的婉拒。出人意料的是，一經《長城》刊發，《炎黃春秋》《新文學史料》《新華文摘》等十餘家刊物爭相轉載。更令徐光耀意想不到的是，當年整他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劉白羽竟然被他的文章所打動，於2001年3月29日給他寫來一封情致深切的“悔過信”：“友人傳了一冊《長城》給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風凋碧樹》讀完，字字血淚，正義之言鞭撻著我的心靈，你在那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誌，我羞慚，我慟心，我無顏求你原諒，但我要說出我永恒的遺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時代，我對你不禮貌的行動，我隻有在遠處向你深深地謝罪、謝罪……”

　　劉白羽的懺悔，把徐光耀深深感動了。2001年4月3日，他即給劉白羽回信說：“…您對待自己仍然過分了，過錯是有的，談不到‘罪孽’，也無須‘謝罪’。以往的種種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間的恩怨造成，那是一個時代、一種體製所造就的錯誤，個人可以承擔某些責任，但不能承擔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責任。個人是承擔不起的。您我都有對黨的無可懷疑的忠心，我們都是盡力按照上麵來的精神行事的，悲劇是這種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調換了位置，我整起您來也會毫不手軟的。所以，從個人說，最大的教訓是迷信……”

　　2001年第4期《長城》，以“關於《昨夜西風凋碧樹》的通信”為題，全文發表了這兩封信，編者在按語中這樣寫道：“老作家徐光耀的長文《昨夜西風凋碧樹》在本刊2000年第1期發表後，影響是深遠的，作者先後接到80多位熱心讀者的來函來電，其餘波一直延續到一年後的今天。下麵發表的是著名老作家劉白羽同誌最近的一封來信和光耀同誌的複信，新世紀之交兩位老作家的炙人之語，擲地有聲，發人深思，相信會在《長城》的回音壁上留下久久的回響。”隨後，又是數十家報刊轉載了這兩封信，使眾多讀者，尤其是文學界的人士，也包括筆者在內，像徐光耀一樣深受感動和震撼，一下子對劉白羽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認識”，糾正了“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把他當作為“一位有黨性的高尚長者”而“更加敬重”。

　　然而，僅僅過了一年，我就對這段轟動一時的“劫後傳書泯恩怨”的文壇佳話產生了疑惑。那時，我還在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的崗位上，接到了上奉交辦的任務：為劉白羽出版一部新的散文集。這部名為《天籟集》的文稿，收錄了他晚年的二三十篇短文及幾封書信，僅10萬字，加上《附錄》中陸正偉、王中才等記者、作家采寫他的7篇文章，約14萬字。那時他已年過八旬，因此，他在代序《晚霞談文錄》中說，這“也有可能是我最後一個散文集了”。於是，為增加書的厚度，我和責編商定，將《天籟集》全部做成精裝本，並請我社的美編室主任來擔任裝幀設計，盡可能把這位作協老領導的“最後一本散文集”出好。未料，我在終審書稿時，發現在《致徐光耀信》後，附了一篇黎辛的《致黃秋耘信》。首先，我覺得既然收錄了寫於2001年3月29日的《致徐光耀信》，就應該附上徐光耀2001年4月3日給他的複信。其次，從體例來看，如果一定要收錄黎辛的《致黃秋耘信》，也應該將此文移至《附錄》，而不能緊隨《致徐光耀信》其後。當我認真讀完黎辛的《致黃秋耘信》，立即明白了劉白羽的用意，即他對兩年前向徐光耀所作的懺悔，竟然有了反悔之意。

　　黎辛的《致黃秋耘信》，寫於1998年8月4日，長達12000字。1998年第4期《新文學史料》是在《來稿、來信照登》欄裏刊發這封信的，目錄上連這封信的標題都沒有列出。《新文學史料》在編者按中說，“本刊今年一、二期刊登了《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作者黃偉經）一文後，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這期，我們從標題到正文一字未動地編發了當事人的來稿、來信。讀者如能撇開雙方文字上的感情因素，當會更全麵、準確地了解當年中國作協反右派鬥爭的情況。”反右運動時，黎辛是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兼秘書，黃秋耘則是《文藝學習》編輯部副主任。黎辛致信黃秋耘，其核心內容是指黃秋耘在《訪談錄》所說“主要是劉白羽領導作協的反右派鬥爭，甚至可以說獨斷專行一切”與事實不符，認為“劉白羽是領導作協整風與反右的三把手”。但他承認：“1955年荃麟病休，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劉白羽是主要執行人。”荃麟即時任黨組書記的邵荃麟，劉白羽時任作協黨組副書記，而中宣部分管作協整風、反右的是副部長周揚。由此，黎辛認為，周揚是領導作協整風和反右的一把手，劃不劃誰是右派，是由周揚說了算：“周揚由於陸定一的支持，在反右派鬥爭中的發言權與決策權是超乎尋常的大的。”

　　據筆者所知，被黎辛當作領導作協整風與反右的二把手的邵荃麟，他作為作協黨組書記，1957年5月間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藝界的作家們開座談會，傳達中央精神，鼓勵他們鳴放。結果浙江參加座談會的人士，很快幾乎全部被劃右，著名的如宋雲彬、黃源、陳學昭等。反右運動開始後，邵荃麟被認為是去浙江煽風點火，檢舉材料送至北京。因此，邵荃麟雖參加領導了作協的反右派鬥爭，但他是一個屬於“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人物。1964年，毛主席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傳達後，作協重點批判邵荃麟，認為他的“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這時他不再被保護，1957年去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來。有人就徑直說邵荃麟是“漏網右派”。我想，這也許就是黃秋耘及我在《新觀察》的老同事們認定1957年作協的反右運動是劉白羽主持的緣由。有關這方麵的文字記載，除劉白羽當時發表的《讓我們一道來掃除烏雲》《論文學上的右派寒流》《美麗羽毛下的醜惡靈魂》《秦兆陽的破產》等火藥味十足的反右文章而外，郭小川也曾在1969年所寫的《我的書麵檢查》中說：“在討論秦兆陽為右派分子時，我一言不發，隻等著劉白羽開口提出不劃……對於秦兆陽劃右派問題，我一直是動搖的；對李清泉，我更覺得可以不劃，我的理由是作協劃的右派已經夠多了。實際上我看不清他們的右派實質，在思想上和他們有共同之處。劉白羽堅持要劃，我才同意了。”（陳徒手著《人有病 天知否》第17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提及那段轟動一時的“劫後傳書泯恩怨”的文壇佳話，把劉白羽的《致徐光耀信》說成是他“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並“對他這種真誠、坦率、博大的襟懷表示欽佩”。其中，隻有鄧友梅的一篇，令我讀出了別樣的滋味兒。

　　黎辛的《致黃秋耘信》，作為一家之言，對於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當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此文早於《昨夜西風凋碧樹》兩年在《新文學史料》上刊出，且文中隻字未提徐光耀，由此在我看來，將其作為劉白羽《致徐光耀信》的附件收入《天籟集》顯然是不妥的。於是，在審稿單上明確表示了我的意見：撤下黎辛的《致黃秋耘信》，建議換上徐光耀的《致劉白羽信》。責任編輯是總編室主任楊德華，他雖很理解我的終審意見，但麵有難色地說：“白羽同誌若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願撤下黎辛的《致黃秋耘信》，那咋辦呢？”我說：“如果不撤下黎辛的《致黃秋耘信》，出書後可能會挑起新的矛盾，影響到文學界的團結。反正不撤的話，我就不簽發這部書稿。”

　　作家出版社是隸屬中國作協的一個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實行企業管理，每本書的盈虧與責任編輯的年終獎金直接掛鉤。因此，像《天籟集》這樣的任務書，隻能由總編室主任親自當責編。而劉白羽雖在1982年就已離休，但1990年又重出江湖，被任命為《人民文學》主編，在中國作協仍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楊德華擔心，萬一劉白羽堅持要將黎辛的《致黃秋耘信》收入《天籟集》，並去向中國作協領導打招呼的話，那該怎麽辦？我說，那就好辦了，若有哪位領導同意白羽同誌的意見，有書麵批示，作家出版社執行就是了，到時可換一個終審者簽發書稿，反正我不承擔責任。楊德華看我態度很堅決，就隻得硬著頭皮說：“那還是我先和白羽同誌溝通一下吧。”我對他說：“與白羽同誌溝通，不是先得同他秘書聯係嗎？你不如讓他秘書來一趟，與我們先交換一下意見再說。”後來，楊德華直接把《天籟集》的審稿單給白羽同誌的秘書看了，秘書向白羽同誌如實作了回報，然後回話說：“既然要撤下黎辛的《致黃秋耘信》，那就連我的《致徐光耀信》也一並撤下吧！”就這樣，《天籟集》作為劉白羽此生最後一個散文集，由我簽發，於2002年12月出版。遺憾的是，在這部散文集中，找不到他晚年著作中最大的一個亮點：《致徐光耀信》。

　　劉白羽同誌於2005年8月19日逝世，享年89歲。2006年3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總政藝術局所編的《白羽同誌英名永存--劉白羽紀念文集》。該文集末尾，附有兩份《劉白羽同誌遺物捐贈清單》，在第一份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遺物清單中，有他《天籟集》的大部分散文手稿和多封他與作家來往的書信手稿或複印件。但其中沒有他與徐光耀關於《昨夜西風凋碧樹》的相互通信。然而，在這部近56萬字的紀念文集中，仍有許多篇懷念文章，提及那段轟動一時的“劫後傳書泯恩怨”的文壇佳話，把劉白羽的《致徐光耀信》說成是他“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並“對他這種真誠、坦率、博大的襟懷表示欽佩”。其中，隻有鄧友梅的一篇，令我讀出了別樣的滋味兒-

　　……我到石家莊去參加光耀作品討論會時，一見麵光耀就拿出一封信來給我看，我見落款是“劉白羽”，心裏撲通一聲，忙問光耀：“你把《昨夜西風凋碧樹》寄給劉白羽同誌了？”他說：沒有，我寫了他當年對我粗暴的情節，再主動寄給他看，不像是跟老人挑釁嗎！我不會這樣做。不知他從哪裏聽到了這書出版的消息，自己找到去讀的。

　　我把信從頭讀起。不讀則已，讀完大為震驚。我沒想到近九十歲的老前輩，在讀了指責他的文字後，不僅沒有氣惱，而且竟以發自肺腑的心聲，寫來一封信向晚輩“謝罪”，對他當年的一些言行深為懺悔自責。當我帶著淚水看到“謝罪”這兩個字時，同時也看到了寫這兩字的人的人格高尚的光環。

　　光耀見我感動，他說：“我也很感動。可也有人認為這些話未必發自真心。”我激動地說：就是假的也難能可貴！不是有很多人從前做過錯事，至今仍裝正經，連假認錯也不肯嗎……

　　當年劉白羽向徐光耀究竟是真謝罪還是假認錯？如今我把《天籟集》出版前的這段小插曲披露出來，對文學史家及讀者諸君作出自己的判斷或有所益的吧！

　　選自《長城》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