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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一枝筆使一切浪跡成為可能

　　姚雪雪

　　當筆尖離開紙麵時，是什麽狀態？是奮筆疾書後思維停頓遲疑的一個片刻。我習慣筆尖向上，讓筆的根部植於桌麵。等思維貫穿後再反轉過來書寫。像記憶中的片斷，在反複無常的輪回後，重新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九江市南湖支路17號，網上與我的名字相關的詞條中這個地址反複出現，五年過去了，它們不曾在屏幕上相互失散，或許再過五年、十年以及無數個未來的日子，它還會與我的名字固守在一起。

　　九江日報報業大樓矗立在這個位置。

　　另一個地址的符號是八樓，大樓在剛造起來時，電梯還來不及開通使用，我從一樓走到八樓時經常氣喘籲籲。廣告部在三樓，我從廣告部調至八樓《周末世界》編輯部時，主編笑逐顏開一肚子壞水地說他一直想要我加盟，不過擔心我弱不禁風，沒有力氣走上八樓。

　　二十一歲參加工作進入九江日報時我是一個很瘦的人，大樓做起來拍宣傳畫時，攝影記者到辦公室找我幫忙做一下模特，就是在大樓前走兩步讓樓有人氣。那天我穿著並不適宜的衣服，毫無準備地拍了宣傳冊上的照片。照片上人細小得快無法辨認，但樓很高，它的裙樓兩層，樓身瘦長筆直地衝向雲天，那是一杆筆尖向上的造型。

　　從我家去到南湖支路17號步行約二十分鍾的路程，其中一大半的路程是繞著南湖往前走。中途經過九江賓館。這段路是整個城市最秀美的精華所在，南湖公園連接在路的另一端，沿湖修建的城市壁畫、木條棧道在公園山體的邊緣向前伸延。這條路春天和夏天都極盡繁花和濃蔭的嫵媚。湖在眼前風生水動，碧波蕩漾，我沿著湖不緊不慢往前走，時間掌控在自己手中，我隻對交稿時間和版麵簽付印的時間負責。

　　湖邊沿路植種了幾十年的茂盛的法國梧桐，新修出的湖邊栽了些柳樹，幾年時間就長得綠蔭低垂。有一年春天，在九江賓館前筆直的路上（路又新修了一遍）忽然發現路兩邊種了兩排柳樹苗，回到編輯部很鬱悶地對同事說，柳樹是村姑的氣質，適合種在泥土的池塘邊，種在花崗岩的人行道上總覺兩不相宜。話說過兩天，忽然那些樹都拔起來了，全部種上了桃花。

　　桃花是我喜歡的花，春寒料峭，春暖繁華，粉紅的顏色入眼沁心。桃花適合做這個城市的市花，本土詩人陶淵明的名篇《桃花源記》產於此。不過還有另一種花能與之PK，在南湖邊上，圍出了一角，種上了密密的荷花，荷花碩大，荷葉田田。周敦頤的《愛蓮說》也出自九江。我離開這個城市到南昌工作後，九江果然評出了市花，後者勝出。兩者相比皆為精華，我個人更偏愛桃花一些，桃花不如荷花那般挺直豐腴、迎風招搖。我喜歡桃花在時令的敏感中細小地簇簇盛開，它凋零時悲憫的人生情懷，永遠讓我徒生出對一年中最美好的暮春時節的期待。不過桃花肯定不適宜用作行道樹，讓那些粉嫩的脆弱去抵抗人來車往的喧嘩，就像是逼良為娼。

　　九江賓館坐擁南湖的腹地和中心，麵前是一覽無餘盛大寬闊的湖。這裏是政治首腦出入的中心，中央首長來了皆下榻於此，我的許多重要采訪都在這裏進行。聽過九江人自大地說，把交通路口一封這裏就像中南海。這條賓館前的路上，在桃花栽上兩天後，也拔了起來，我總算鬆了一口氣，也充滿了疑惑，這條路到底準備種什麽樹呢，是否應該是銀杏、廣玉蘭之類？

　　我在這條路上來去了多少年嗬！十年的四季，花開花落，從二十歲到三十多歲，人一生中最美的十年，我去往的城市我重新生活的地方再也找不到這麽美的一段路程。我曾千百回低語徘徊在這條路上，青春無敵地在心中裝著這樣的句子：我是目光，也是景色。

　　從湖邊的綠樹和金光中走過，走上九江日報八樓《周末世界》編輯部，把穿著鬆糕鞋的腳輕鬆地伸到辦公桌的底下，和曾經最親密的女友開始海闊天空地神聊。大智若愚的丁伯剛，在一旁時刻加入我們的話題。趙主編手捧茶杯從隔壁房間進來了，誰不和我們一起聊天，是顯然的孤單。我們緊密地圍坐著，那些和諧、機智，充滿情誼的時光像分享晚餐的桌麵。某一天，我們發現湖邊又在做什麽修理，我們希望湖的幽靜不被打擾，反對一切對湖的大動幹戈。聊著聊著，編輯部一致認為有必要發一篇文章反對一下。那陣勢大有指點江山的意味，因為筆和陣地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路途是記憶的線索，我進出的九江日報的大樓，我很遠就能看到它的身姿。象征筆尖的屋頂鮮紅奪目。

　　我經常在報社大廳裏遇到孫老師。但凡有中央領導來九江視察，必定是孫老師出馬，他拍的照片一絲不苟滴水不漏，讓人踏實放心。我在九江日報所有文字稿配圖通常都是找孫老師合作。從戰地記者轉業到地方，孫老師身上完全沒有一點戰地的殺氣。他待人謙和得會讓人忐忑不安，他一見麵就會由衷地誇讚你，你心裏當時肯定是十分舒服和有些得意。而且孫老師每次見麵都這般地稱讚你，久而久之，真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奇才。不過後來才發覺，孫老師對別人也是如此這般稱讚，他毫不吝嗇把他的讚美送給別人，而且由衷地真誠。這讓我對他的稱讚終究有些泄氣。

　　1997年我接手九江日報久負盛名的《花徑》副刊，當時的主編餘老師滿懷悵惘之情把這塊陣地交給了我。餘老師因為調離九江日報而離開《花徑》副刊。我懷著惶恐的心雙手捧著這塊聖地。我們的老總編微笑著說，有一塊自留地種菜多好嗬！

　　我接手《花徑》的第一期總覺得應該做些什麽，或者應該有一個類似儀式感的交接方式。於是我約請餘老師寫了一篇千字文，以使餘老師十幾年耕耘花徑的輝煌歲月能對讀者有所交代和了結。那篇文篇發在我入主《花徑》第一期的頭條，裏麵至今記憶猶新的一句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稿子發了，總編並不滿意，是因為對作者的不滿意，我也忽然明白了其中的玄機。回味出原來我隻是餘老師筆下“流水的兵”，兵的概念中的一種是一往無前，死不足惜。

　　對文字的編排和翻整，我天生有著十足的興趣。一個人過於專注做一件事時，反而容易疏忽其他。我終於犯了一次大錯。報紙出來時，這個錯赫然就在眼前。一篇李耕老師的短文《米芾第一山》，標題字錯了，“米芾”變成了“米蒂”，而且內文中同一個字一溜錯到底。從內心我是一個過於追求完美的人，做事還算認真仔細，但也有一疏忽造成大錯的時候。打字員一開始文字輸入時就從頭到尾打錯了這個字，而我看稿時完全無防備，注意力都集中在文章內容的本身。我羞愧不已，如鯁在喉。更大的不安在後麵。第二天上班時，我的桌子上放了一封展開的信，上麵是老總請我閱讀的批示。一旁的同事努努嘴說，剛剛劉總上來了，放了一封信在你桌上。

　　一封讀者來信，用了幾千字的篇幅論證一個問題，米芾的芾字為什麽會錯？疑惑一：大作家李耕老師學貫中西，顯然筆下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疑惑二：編輯姚雪雪自己從事寫作，頗有文學素養，應該也不會犯這樣的錯。疑惑三：為什麽還是出了這樣的錯？

　　劉總再沒有對我說過有關這個錯誤的任何一句話。他的沉默和庇護比任何的言語都使我更愧疚，更使我把錯誤牢記於心。我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給李耕伯伯寫了一封道歉信，李耕伯伯回信很慈愛地原諒了我。第二件事，若幹年後，我編了一本《文化名人廬山暢想》的書，我把《米芾第一山》收錄其中，親手改正了這個錯誤。至此心裏才算平複。那以後，我在工作上再沒有什麽大的失誤，我很認真。僅僅因為這一件事，我對劉總永遠心存敬重和感恩，他居然沒有批評我。

　　其實報紙上文字出差錯是常有的事，隻是看你出在什麽地方。報社新來了社長，新社長到任不久報社晚班轉新華社的稿子，誰都沒留意的重大錯誤潛伏在文章其中，第二天飄散著油墨味的報紙無可救藥地顯示：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出了錯。重大處分從市委常委會下來，從上插到底。可憐的新社長，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還沒站穩腳就一個趔趄摔得鼻青臉腫、灰頭灰臉。

　　報社是這個城市多種力量爭奪的陣地，是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報紙的版麵安排常常成了矛盾的引爆點，作為放大鏡和顯微鏡式的舞台，這裏上演的戲有著十二分的精彩，看熱鬧的資源取之不盡。報社記者傳播核心內幕、小道消息有十足的權威。一個貌似的旁觀者。那些日子，人們意猶未盡地說，有鬥爭是件好事情，可以促使鬥爭的雙方彼此力量的迅速積聚和增長。動蕩、裂變、更新、重組。報社那以後換了一任又一任短命的領導。

　　清晨的露珠是誰灑下的淚呢？彎彎的新月又是誰的笑臉？其實我們每個人都不明白，哪條路通向自己最終的目的地，隻是大多數人並不在意自己的極地，也無法確定行走的路。遠方是大而無形的願望，眼前是習慣巢穴的羽毛。故土從來都是疑問者與世界之間的牽連者。伏臥在故鄉的玻璃罩下，呼吸越來越成為一種隔膜。仿佛必須叫喊，使玻璃碎裂，才能最終觸摸透過玻璃罩所能看到的外麵。砰然的破裂中，我被玻璃劃出血痕時，才想起羽毛曾經瑣碎的溫柔。經過爛漫與灼熱、蕭索與皚皚，承載了我十年歲月的九江日報，我離開它，以筆尖的方式開啟流浪。而生活的本身變得多麽孱弱嗬。

　　“我的眼睛不斷擴大，像兩個水圈，已覆蓋了我的額頭，已遮住了我的半身，很快便將大得同我一樣。甚至比我更大，遠遠地超過我：在它們中間，我隻是一個小小的黑點。為了避免孤獨，我要許多東西進入眼睛的圈內；月亮、太陽、森林和大海，我將和它們一起繼續看這個世界”（索雷斯庫）。裝滿了我十年全部的九江日報，諳熟使我不需要用眼睛來承載它，它像一個冬眠的蟲子，隨時有可能醒來，每次都以猛然咬得人痛的方式在我心裏複活。

　　我進報社時就在總編室跟隨市領導采訪的老主任，退休了返聘在報社考評辦上班。他的兒子開著車子裝著他出門，在江邊的長江大橋下，車災發生在一瞬間，老主任血肉模糊中撞飛了一邊胳膊一邊腿。兒子無大礙，在醫院抱著父親瘋一般血淚橫流。

　　不久以後，一件更悲痛的事發生了。另一位副總編H老總的兒子出事了。H老總已經退休，他管人事，當年我在他手上進的報社。他那時挺羅嗦，總說些不得人心的話，比如報社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等等。我開始對他有些天然的不喜歡。其實後來我發現每次報差旅費時，H老總還算大方幹脆。慢慢發現，其實老總編還是很慈祥，毛病隻是婆婆媽媽一些。H老總的兒子比我小兩歲，同我一批進的報社。那時覺得比自己小的男人都像一個拖著鼻涕泡長不大的男孩。小H工作很上進，工作幾年後對人情世故儼然很熟練，而且在我身後把“姐姐”兩個字也叫得很親熱。我離開報社時，小H在報社廣告部幹得有模有樣。廣告部常年要陪客人吃喝。某一天，小H喝多了一些，他開著自己的捷達車，把客人送到江邊上船。熱情的他，下了車，執意要把客人送上船，就在這送的途中，一失足成千古，他從躉船的橋上掉了下去。人們隻聽到撲通一聲，轉身發現人沒了，再打手機，已沒有任何的聲音。小H不會遊泳，唯一留下的證據隻有停在江邊的那輛車。

　　一個活蹦亂跳的大小夥子突然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這個消息傳到當時剛到南昌工作的我耳朵時，極富殺傷力，讓我心裏直哆嗦。我整理了一些兒童書，寄給小H那個隻有兩歲還不諳世事的可憐孩子。我後來回九江，在路上與H老總不期而遇，他本來就尖的臉瘦得不成樣子，頭發白了許多。我握緊他的手，說不出什麽話，難過得幾乎要哭出聲來。

　　緊接著還有不幸，我的朋友Z，我離開九江日報時他已提拔為副總編。他十七歲的兒子，突發高燒，送到本地醫院後轉到上海，診斷為血液病，生命從盛開時到突然的凋零，前後隻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三個月是一個讓人不能接受的時間。他在上海送兒子治病時，我還同他通著電話，不久就聽到噩耗。人生的變故讓人惶恐不已。聽到消息那天，我握著手機，始終不敢同他打電話，也不敢去安慰他。

　　剛到南昌的那些日子，密集的傷痛總是不停地得以求證，強化和呼應。從熟知啟程，走向未知，一切感官都清醒了，每一個瞬間都是經曆，每一種陌生感都耗費精力。收獲經驗，經曆痛苦，我們無法擺脫內心的衝突，是因為既回望舊地又在不停地出走。歸來時，創傷成為見識，故土已是永遠的異地。拂開血淚的消息和記憶中的不快，等到所有的都慢慢安穩下來，隻有春天的湖在我心裏無限擴展，覆蓋一切成為故鄉全部的美好。

　　我的根在舊地難以自拔，我的枝葉和花果卻在別處盛開。遠離對流浪來說已成為不可避免，一枝筆使一切浪跡成為可能。

　　選自《散文》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