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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虛構者的道德

　　周曉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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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認為，寫散文必須如實匯報，虛構是被禁用的巫術。是否我們混淆了兩個詞：編造和虛構？我傾向於認為它們是兩個範疇的詞語。當一個寫作者為了追求眼淚效果，杜撰孤兒或殘疾身份，編造血淚斑斑的履曆，其實他還處在非常業餘的創作狀態。這種所謂紀實性質的散文，應該以小型報告文學的標準來評判。它利用的，是遊離於文字之外的東西。讀者對此類行徑的憤怒，多源於感情和智力沒有受到尊重，他們被愚弄了。文學意義的虛構不同，它並不關涉道德，而是與想象力密切相關-它從作者的內心深處汲取力量，這力量，足以摧毀或重建一個現實。

　　我不是在倡導唯心主義與虛無論，但我堅信，無論多麽貌似真實的寫作都隱藏著對現實的修改-也就是說，一旦落筆，必然伴隨著虛構。即使對於散文來說，虛構也絕非作家品德敗壞的表現，相反，是對寫作能力的確認、提升和褒揚。我甚至認為虛構是必需的才華，是成為作家的基礎準備。

　　虛構是文學最令人迷戀的品質，因為它展現可能性。否定虛構，隻承認寫實，有點像因讚美勞動而鄙夷魔術。現實主義的勞動當然值得歌頌，質樸、粗糙，生生不息，但我同樣喜歡魔術。它不建設生產，它不創造，但魔術是奇跡。所以，當遭遇到虛構的敘述圈套，我不憤慨，我願意跟從並體會……不可思議的極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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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讀者曾提醒或警告我：他判斷出我寫的某個事件或某段經曆必然出自虛構，並由此感到閱讀上的不適。我陷入懷疑，親朋好友都未必了解我的經曆和內心生活，這位讀者怎麽能自信地替我表態，什麽是我的親曆，什麽又不是？

　　我過去極其緊張於當眾發言，後來強力扭轉自己，矯枉過正後我今天在公共場合喋喋不休。我知道，膽怯猶在，我隨時會在話筒前被打回原形，變成突然的口吃患者。表麵八麵玲瓏，內心四麵楚歌-我依然不自由，依然受到來自往事的威脅。別人看我饒舌，再聽我自述如何害怕講話，不會覺得我是在分享秘密，他們認定此乃矯情之舉。哪一個是我，那個口若懸河的話癆，還是把麥克風當做即將引爆的手榴彈的那個心悸者？我說真話的時候，有時看起來更像虛構。

　　也許我把虛構當做自我保護的甲胄。我在文字裏曆險，邪念叢生，這種膽大妄為使我在生活中更恪守規則。寫作舒解了壓力，緩和了我對平凡生活的倦意。所以，虛構不會使我感受來自謊言的愧意，因為，更真的“我”匿身其間……寫作中，我更靠近自由選擇中的“我”，而不再是受製於命運，或某個粗心的神所安排的原初模樣。

　　和虛構帶來的創作快樂相比，為此遭受些許的道德指責，實在不值一提。

　　我是不是必須向讀者提供單調乏味的缺乏戲劇變化的日子才是誠懇？我是不是必須背誦讀者的眼睛所看的景象，而不是呈現我內心的隱秘圖案？坦率地說，我不願讀者像戶籍管理員一樣查清我的底細，即使出於關愛的目的也不行；我不認為專家-這些專業讀者有權像業餘警察一樣，拷問我的情史或心理犯罪史；我不認為自己必須像罪犯一樣如實交代情況。我寫下的文字不是審訊筆錄，非要把時間、地點和人物說清楚，必須絕對嚴絲合縫地貼合事實-我甚至認為這表麵的老實違背藝術尊嚴。

　　當然我理解，有人習慣把作家當疑犯並渴望他們如實招供，他們以為自己有權利坐上審判官的席位。可惜，即使法官也不能因為有人在夢裏行凶而把肇事者關進監獄。做夢就是一場短暫的虛構，很美妙，至少在那個領域，我們擁有無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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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懷有天生的戲劇化傾向，起承轉合中難免帶點嘩眾取寵。表演欲、自戀、饒舌、做作……像是伴隨虛構的副作用。為了修複傷口或實施報複，女性寫作者容易把自己刻畫為無辜而令人心碎的犧牲品，她們或者誇飾自己的果敢聰穎，擁有亞馬遜女戰士般讓人敬畏的勇氣。她們偽造原因及細節，以使大相徑庭的“現實”看起來結實。如果評論家們以此來嘲笑“虛構”，並不能激起我出於女性的反感。她們改寫曆史、以使它更貼近願望而非事實的方式，是出於性格上的軟弱和無視其他當事者的自私。這是人類共性的弱點，這逃避的習慣，這編造的愛好。“我”的書麵語形象易於被“我”的現實利益所收買，寫作者難以自控。

　　但遺憾的是，我並不具備和這些女作家匹敵的氣魄。留下氣味的線索，讓讀者逆風找到我匿居的巢穴-這對我來說，幾近恐嚇。如果說，我喜歡生活與寫作形成的投射關係，那麽兩者之間勢必經曆了非常劇烈的變形……如同手影，那雙溫暖我的手卻被比擬成吠月的狼形。我畏懼讀者從文字中認出過多的麵孔，我畏懼，陌生人僅僅通過一個特指就武斷地完成對位性還原。我能夠承認的僅僅是，我沒有達至徹底虛構的能力，文字源自我內心的真實-至於它們在履曆表意義上的可信度，我沒有解釋的義務，尤其是對於那些從未與我分擔過黑暗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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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的某篇文章因高度嫌疑的虛構性而被考據派質詢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時，他們並不是在探究文體，常常是在猜測我，實際的角色到底是編劇還是主角。我會詭辯：“如果天足是36號半的，我不會為36號鞋子削足適履，也不會蓄意讓腳腫脹起來以適應37號的尺碼。我的興趣在於自由行走，不在於如何被歸納。”

　　迫使作者做出文體決斷，似乎在小說與散文的兩者之間必居其一，如同你的性別非此即彼，不能介乎男女。當麵臨此境，我卻願意選擇僧侶角色，正因存在於隱約背景上的性別幾乎是可以忽略的，他們才得以更接近神跡。

　　出於對小說的敬意，以及對散文因熟悉而產生的依戀，我認為自己始終忠誠。的確，我試圖把戲劇結構、詩性語言、小說技巧和隨筆智慧融入實踐，但內在支撐和整合方式是散文的，或者說，我從未改變自己的散文本質。也許，我習慣在散文裏維護中性立場，既非絕對小說，又非絕對散文，像雌雄同體一樣令人迷惑。如果說我是個既禽且獸的蝙蝠也無妨，我會震動神經質般顫抖的翅膀，繼續黑暗之旅。

　　我很清楚自己的實踐方式所受到的鼓勵和招致的反感，並泰然處之。虛構，是散文伊甸園裏的智慧樹，傳說中吃了它的果實會死。當事實證明它並不危及生命之後，我們又被告知，應該在絕對的審判官麵前感到羞恥……不，還是放我到有罪的歡樂裏吧，我願在受懲中體會著它的魅力。

　　選自《文藝報》201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