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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關愛

　　王小妮

　　黃菊的故事

　　2008年上課記寫過“黃菊的故事”。

　　2011年聖誕節剛過，她想來串門，說再不來說說話就怕很難見老師了。哦，她大四了。黃菊坐在沙發上，和三年前相比，沉穩端莊舒展多了。我確信不隻是一堂接一堂上課讓她變化。

　　隔了三年，知道了2008年深秋她忽然離校回家的原因，也知道那個晚上慌慌張張給我打電話的是班上一遼寧同學。黃菊的高考誌願填報的就是“戲劇影視專業”，身邊沒人說得清戲劇影視學的是什麽，她以為學這個將來能當新聞記者。從家鄉陝西漢中來海南也是她平生第一次坐火車。詩歌課上說到海子15歲考上北京大學第一次坐火車，課後很多學生都對我說，如果不是這麽遠來上大學，根本沒機會坐火車，甚至沒機會見到火車，不學習去亂逛，那不成了盲流？

　　黃菊進大學讀了兩個月，發現學的東西不是她想要的，茫然又失望，決定回去複讀重考。並沒和人多商量，自作主張離校，上了回漢中的火車。回到鄉下的家，又陷入新的更大的失落，她決定返校。黃菊離校出走，在家裏停留一星期，又回來了。說明她既隨性，也是個很有主見的人。多少人迷迷糊糊混過大學四年，而她始終想掌握自己的命運。

　　說到父親的艱難，他靠經營小水果攤，供出她和哥哥兩個大學生。現在哥哥已經在蘇州就業，而她也就要找工作了。我無意問一句：你媽媽做幫手嗎？媽媽兩個字一說出來，她就流眼淚了。母親在她九歲時候去世，她說當時太小了，不知道失去母親意味著什麽。而她從九歲開始就成了那個農村家庭事實上的“主婦”。哦，我想到她大一時候交上來的紙條，她喜歡的電影是《背起爸爸去上學》。

　　一個九歲的小姑娘，對她的爸爸和上初中的哥哥宣布，從今以後，在這個家裏誰也不許歎氣。“才那麽大，我就懂這個了。”她說。

　　現在，每到她父親生日，她都會打電話陪他閑聊一個多小時。掛斷電話，趕緊提醒她哥哥給父親打電話，順便叮囑該怎樣怎樣哄老人家。

　　她說：父親五十多了，我告訴他，現在你就負責愛護好身體，我一找到工作就接你進城享福。

　　隔了一會，她又說：我從小就沒得到過愛，可現在就要付出愛了。

　　黃菊在大學裏的前三個暑假都沒有回家，分別去了深圳、杭州和西安打工。她正計劃著2012年的寒假也不回家，去雲南轉轉，邊打工邊旅遊。說到在一個陌生城市找一份工作，她的口氣很自信：找個工作不難。

　　去深圳那次，她隱瞞了大學生身份，應聘去一家生產電插線板的工廠做了一個月，認識了很多流水線上的女工，年紀都比她還小，人都很好很單純。剛進廠前幾天，手生，完成不了任務量，很多女孩圍過來幫手。工廠加班多，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十點，她認為並不太累。她發現有個小姑娘的工資條上每月都比別人多發二百塊。她問為什麽，小姑娘很平靜地說自己的工種有汙染，可能損害健康。才加二百塊，就做接觸有毒物質的工作，她說。

　　在插線板廠做到就快開學了，黃菊結束了“潛伏”，或者她真有做記者的天賦。

　　像去年的同學晏恒瑤一樣，黃菊也跟我說她家鄉的美：真是可以蓋別墅啊，現在的人家新起房子，都是學城裏人做出獨自的廚房和衛生間。

　　我和她都說，一定要保住鄉村的房子和土地，那才是她的根。

　　幾天後，有和黃菊同班的同學聽說黃菊來過我家，有點認真地說：黃菊是我們班上最沉默的人，她能對你說，一定是信任你。

　　愛同類

　　很久都沒法兒忘掉黃菊的話：從小就沒得到過愛，可現在就要付出愛了。

　　中國鄉村留守兒童的官方數字是5800萬，這其中能夠靠懸梁刺股考上大學的當然是少數。而根據2012年4月16日《南方都市報》文章的統計：城市子女考入重點大學的機會是農村子女的3.1倍，在一般本科學校的錄取率也是農村子女的1.4倍。越是聲望地位高的大學，農村子女越難進。我每天麵對的學生中，留守兒童的比例相對高，從2010年起，我避免在學生中搞數據調查，這涉及他們的自尊。有些人在作業裏很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感受。

　　下麵是五段作業摘抄：

　　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便外出打工了，因此我的童年是輾轉於親戚家度過的，說實話，寄人籬下的感覺並不怎麽好受……

　　我出生在非常貧困的家庭，姐妹多，所以從小便被送到離家千餘裏遠的四川，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六歲的時候，媽媽把我接回了家，當時心裏除了對外公外婆的思念，便是對“家”的恐懼了……

　　如果我沒有贍養爸爸的義務隻要養活我自己就夠了，我寧願做一個農民，或不經意之間，發現我養的豬是雙眼皮，多神奇啊。

　　希望爸爸過得好一點，現在他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家，一想我就很難過，我還希望以後我可以掙到錢，給他買一堆衣服……神啊，我想做一個高大的男人！（女生）

　　一個人的成長，除了生理的體格發育成熟外，也包括心靈人格發展成熟，能夠不怕別人的打擊批判，能夠自我肯定，人格獨立，自主無私，不求回報地愛別人，這樣堅強的成長力量從何而來？我們身體成長的力量由物質資源提供而來，心靈的成長力量則由感情資源得來，我們需要充分地被愛後，長大才能夠有力量去愛別人……這社會太過冷漠，太過殘酷，太令人傷感，這社會需要反省，“仁者”存在，卻不“愛人”。

　　留守鄉村孩子們讀書的12年，比城裏孩子多了另一種殘酷，很少被父母愛。小動物本該由他們的上一代孕育並緊緊相隨學習生存的基本技能和倫理，他們該被“拉扯大”，而不是獨自長大，這甚至超越了道義責任，限度低到不過是遵循動物本能，每個生命都該享用這份關愛後才逐漸獨立，成為一個成熟的新生命。而今天很多學生的童年記憶裏，對父母的印象缺失，勉強把他們帶大的是隔代的老人。當黃雀母子間嘴對嘴的哺育之情沒有了，他們的幼時記憶裏掠過的多是陰影。

　　為生計為養家為孩子讀書，農民工奔忙和委曲於城市，反又把自身的苦痛壓力都轉換成了對子女的付出，渴望他們“高考登科”而得到足夠多的回饋補償，起碼能給自己長久的艱辛付出挽回些顏麵。有的同學假期見到日夜想念的父母，總要被追問成績，聽說有的大學把成績單寄給大學生的家長，要求他們簽上字再寄回學校。顯然，這是中國的小學校的管理辦法。

　　得不到來自父母的愛，留給他們更多的隻剩下自己愛自己和兄弟姐妹間的愛。有個剛畢業的同學告訴我，她給去年考上大學的妹妹寫了一封“萬言書”，總結自己的大學四年，告訴妹妹該怎樣讀大學。

　　2012年春天，已經畢業了的鄧伯超說起小他五歲的妹妹，父母都不在身邊，眼看著妹妹長大，上了五年級，他這個哥哥去書店買了一堆《生理知識》給她，告訴她好好看。鄧伯超說，沒辦法啊，父母太遠了，這些事誰管？後來聽說妹妹的學校開了生理課，他趕緊囑咐妹妹，別的課都可以不聽，這個課才是最有用的。當時鄧伯超17歲，妹妹12歲。

　　本該由母親們完成的事情，現在都缺失了，這自稱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以往有過這樣的“兄妹教育史”嗎？

　　聽說，我的學生中有個女生不喜歡圖書館，大家都認為她太古怪。見到好些人全都圍著一張桌子坐，人和人那麽麵對麵，她就難受。她問，人為什麽要去圖書館？大家都覺得一個大學生連圖書館都不去，真是不求上進。但是，這個小女生的故事被大家知道的其實隻是冰山一角，人們不一定有耐心去聽故事的全部：她是被家境貧困的養父母帶大，從小到大，養母總想阻止她這個女孩讀書，而她一再努力隻為爭得讀書的機會。成長的經曆讓她一直怕人，人多會讓她不安和焦慮。

　　熊培雲在《一個村莊裏的中國》中說到了“家教”，家教的重要當然盡人皆知，可是它在今天的鄉村，幾乎失去了全部可操作性，變成了空洞過時的一個古詞匯。怎樣有禮怎樣修身怎樣仁愛，包括怎樣有坐相有站相都失去了講述人和講述的意義。

　　有個成語叫“視同己出”，新生命出自自己很重要。古人很懂，今人似乎不在乎了。長久地使得親生的骨肉分離，讓他們之間的關係成了出資人和回報者，維係基本感情的部分被抽離掉。空的家，空的鄉村，情感和約束全都缺失，怎麽能憑空讓人生出做人行事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就是吃飽穿暖，當它也受到挑戰的時候，是否底線可以再下調，是否這下調空間是無限的，一個正常平靜安寧的社會是不是能夠持久地接受和容忍這樣不斷調低底線地去運行。

　　舊鏈條斷了，突然衝到麵前的是信息爆炸的時代，眼前是無奇不有的電腦和老邁的奶奶，當然電腦正確，奶奶落伍。老人們不會告訴孫輩使用穀歌搜索，那她就徹底過時了，她的所有嘮叨都是束縛都喪失了說服力。盧小平的奶奶告訴他，看老師不能空著手，但他爸爸可能沒機會對他說什麽，他爸爸遠在他鄉，沒可能告知到這些舊禮數，他爸爸也許正被城市攪動得心煩意亂，隻念記著盧小平盡快畢業盡快賺錢。情感的維係就快斷得一幹二淨，雙方各有委屈，各有理由，城裏孩子被溺愛，鄉下孩子被離棄，高考和就業雙重壓力無比殘酷地壓在頭頂，有些孩子孤獨，自私，暴戾，都是被壓抑的正常反應。

　　城市的孩子同樣好不了多少，一個學生在作業裏說：

　　……很抱歉我把煩惱帶給你，我現在隻是想找個地兒吐吐不快，也不是說我母親不好，但從小她就嚴格要求我，小學數學考98分，差兩分滿分，她都叫我跪20分鍾搓衣板，一沒考好，就罵我，給我臉色看。其他方麵對我挺好的，我感覺成了她的工具。她養我長大，把我當成她的炫耀工具。現在就是她一味要求我做我不喜歡的事，讓我考公務員，不尊重我的想法，我和她一溝通，就又諷刺又鬧，說白養我，說我不知道社會怎麽怎麽地……從不支持我和她不同的觀點，我經常覺得家裏不溫馨，但我還是愛我母親的，她這樣下去，我怕我會恨她。但如果我恨她，我可能會後悔……母親隻有一個……

　　而從農村借住在城市學校的學生這麽說：

　　我高三跟一幫城市孩子在一起學習，不管學習還是生活，都不如他們，自己就像一個土裏土氣的家夥，盡管努力，實在也學得吃力，就是學不好。想想我的求學之路，我覺得我是被壓製得有點抑鬱的。

　　一個年輕人怎樣自然地獲得正麵的仁慈的善的力量，並依此在今天的現實獲得自我拯救，是真正的大問題。

　　選自《南方周末》201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