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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好一趟六合拳

　　劉心武

　　我1986年4月，離開北京市文聯，到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雜誌，先擔任常務副主編，後擔任主編。上任後，我給不少作家寫信約稿。所約請賜稿的作家老、中、青都有，他們幾乎都很快給我複信。其中山西省老作家馬烽的回信如下：

　　劉心武同誌：

　　信悉。祝賀你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對一個作家來說，創作上不可能不受影響，但為了整個文學事業，總得有些人做出一點犧牲，感謝你的犧牲精神。

　　我現在是秋後的螞蚱，蹦不起來了。心有餘而力不足。創作上不會有多大出息了。如果今後碰運氣能寫出篇把值得寄給《人民文學》的短篇來，當寄出求教。

　　西戎、孫謙同誌處已告知。

　　敬禮！

　　馬烽

　　4月25日

　　隨著回信，也有一些作家寄來了稿子，我都交囑編輯要認真閱讀、安排刊發。

　　我從一個普通的寫作者，一下子成為這樣一家刊物的負責人，自知必須兢兢業業。為了使編輯部的同仁熟悉我，同時我也熟悉他們，以便精誠合作，上任前我挨家拜訪。有的家裏已安裝電話，約定時間去自然兩下裏都方便，有的家裏那時尚無電話，隻好臨時敲門試試。絕大多數同仁都對我熱情接待，交談甚歡。也遇到冷淡的。雜誌社一位司機佟玉坤，住三元橋附近的一棟樓裏，他家無電話，我去敲門，門裏明明有動靜，卻半天不開門。想是我去的時間不合適，自知冒昧，便欲抽身，單元門卻忽然大開，一個雄壯的身影逆光橫在門框裏，問我道：“你找誰？”我說出他的名字，他又問：“你是誰？”我說出我的名字，想來他是知道我即將上任，卻又問：“你來幹什麽？”我說：“來看看你，以後我們要一起工作，希望能彼此熟悉起來。”他這才把我讓進屋裏。原來他在屋裏正自製一扇防盜的鐵門，尚未完工。

　　經過一段磨合，我跟編輯部的同仁大體上都熟悉了，感覺那時候編輯部是團結的，彼此相處是愉快的。那年秋天編輯部在山東辦業餘作者講習班，借用濟南郊區仲宮的一個部隊招待所，我是開班後過幾天一個人去的，下了火車卻無人來接，急中生智，找到《大眾日報》社副刊部，自報姓名身份，蒙他們幫助，派車送往了仲宮，原來是負責接我的編輯部人士記錯了火車班次，我笑責他幾句，也就撂開。晚飯後散步，我偶然遇到佟玉坤在小樹林邊練拳，才知他習武術，於是攀談起來。漸漸的，佟玉坤不再對我冷淡，後來他接替老楊師傅開車接送我上下班及參加各種活動，我們更熱絡起來。

　　我給馬烽寫約稿信，馬烽給我禮節性回複，這跟佟玉坤有什麽關係？

　　馬烽應該始終不清楚佟玉坤，佟玉坤後來卻必定清楚馬烽。

　　但是，還是要再說說佟玉坤的事兒。他出身貧寒，父親病了十幾年終於去世，母親由他贍養。他三十多歲還沒娶上媳婦。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在服裝廠當熨衣工的劉秀蘭，他告訴我，“對”了幾次“象”後，雙方感覺都行，一次再見麵，他就拿出一隻花多時積蓄買的上海牌手表，那時候市價大概在六十元左右，送給劉秀蘭作為定親禮，劉秀蘭有句話讓他心裏暖和了許久：“我嫁你為的不是東西，是你這個人。”佟玉坤給我講述那情景時胸脯起伏明顯，但我心裏暗想，這種情景話語不知已在多少文藝作品中出現過，已成俗套，除了當事人，有誰還能為之動容呢？劉秀蘭一家也是城市貧民，她下鄉“插隊”幾年以後，“四人幫”倒台，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掀起了“返城熱潮”，劉秀蘭所在的村子裏的其他“知青”全都辦妥手續返城了，她卻被生生卡住，陷於絕望，熬了很久才終於允許辦手續回到城裏，待業不算久，分配到服裝廠當工人。劉秀蘭把自己的情況道出後，問佟玉坤：“我這麽個人，你要麽？”佟玉坤第一次摟住了一個女人，對她說：“你要我，我要你。”

　　婚後一年多他們生下一個女兒。我到雜誌社時他的女兒已經快上小學了。佟玉坤本希望生個兒子。單位裏有人跟我反映，說他拒絕領獨生子女證，說明他對計劃生育政策有抵觸情緒，我笑一笑不作指示。我到他家做客，覺得他老母親身體硬朗，妻子劉秀蘭大方勤快，女兒活潑可愛，是個美滿的家庭。他管女兒叫“兒子”，“子”以重濁音噴出，我幾次想提醒他，將女兒當兒子來養，不利其成長期中的性別身份認同，今後或許會派生出麻煩，但是，那畢竟是他自家的事情，也就始終沒有就此插嘴。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其實都有卑微的一麵，就是必定鑲嵌在一個時期的大的社會政治經濟格局中，無論趁勢而興，還是遇潮而退，概莫能免。那時許多國有的和集體所有製的企業開始改組、合資，對於一般工人來說，其實就是倒閉、裁撤。一天佟玉坤跟我說，劉秀蘭他們那服裝廠瀕臨倒閉，再說她年紀大了再提拎不動大熨鬥，上班的距離也太遠，現在咱們雜誌社所在的文聯大樓正缺電梯工，能不能把劉秀蘭調來開電梯呢？我聽了覺得是件予人方便的事兒，何樂而不為？就做主將劉秀蘭調來，作為勤雜工，編製在雜誌社，工作則是參與文聯大樓電梯班工作，那時她心情舒暢，每當在一樓接納登梯的人士，總樂嗬嗬地招呼：“您好！”

　　後來，我剛從常務副主編轉成主編，就發生了“舌苔事件”。這事件，當事者迷，旁觀者清，還有待今後的文學史達人來揭櫫分析。事發後一些文學界人士對我避而遠之，想來也合情合理，趨利避害，我亦有之。但是佟玉坤突然宣布，他要在他家搞個“派對”-他學過一陣英語，竟將此詞付諸實踐-我是主客，誰想參與，各隨其便。那晚去了好幾位年輕的同仁，佟玉坤讓劉秀蘭準備了豐富的冷熱菜肴，他自己購來整箱啤酒，還有多瓶白酒，大家在他家那間大屋裏痛飲狂聊，他的母親、妻女隻好集中到隔壁小屋裏呆著。那晚大家都喝醉了，我醉得最厲害，以至於幾位淩晨才爬起來的編輯踉蹌道別後，還動彈不得，直到天光大亮，才從迷離恍惚中返回現實世界。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在那屋子一角，掛著一個金質獎牌，被窗外射進的陽光激迸出耀眼的金線，我問：“那是什麽？”佟玉坤告訴我，那是他1981年請假到太原參加全國武術錦標賽，以六合拳贏得第一名的斬獲。我原來隻知道他是個業餘武術愛好者，沒想到他是正兒八經的全國武術冠軍。後來他把其打小拜師習武的經曆細講給我聽，他拜的可是六合拳的掌門人張國森師傅啊。

　　佟玉坤針對“舌苔事件”跟我說：“就是把你撤了，開除了，也別擔心，有我哩，我有一碗飯，半碗就是你的。”我真的很感動。戲曲舞台上的那種講義氣的壯士，活脫脫就在現實生活中我的眼前。

　　但是“舌苔事件”並沒有導致我的撤職。那年秋天我被通知恢複原職，並獲準到美國訪問近兩個月。從美國回來的那天，佟玉坤開車到天竺機場接我，還有另兩位雜誌社同仁，大家都很高興。但是車子開在返城的路上時，忽然發出異響，佟玉坤忙將車停靠路邊，一檢查，原來是一隻車輪的中心罩脫落飛走，夜色蒼茫中，無法深入路邊草叢中尋覓了。知道並非大事故後，我笑笑說：“介於石，不終日，貞吉。”那時候我開始讀《易》，才知道蔣介石的名字來源於《易》，而且又在北京恭王府花園，在小山的條石上看到這句卦詞，可見晚清的恭親王奕的自我感覺，也是常被夾在兩塊石頭裏，好在到頭來這種“夾板之苦”還是被消解掉，因此還算幸運兒。

　　那時佟玉坤開的那輛小轎車是早期的日本豐田原裝車，那種車型現在似乎絕跡了，它的後視鏡不在窗邊而在車身前燈上方，它的四個軲轆輪胎裏麵的那部分全有密封的裝飾性圓罩，實際上那種樣式在我乘坐時期已經非常古典，幾天後佟玉坤來對我說：“到處配不到軲轆罩，現在四個軲轆缺一個罩，從旁看去破相。”我說：“那就把其餘三個軲轆罩也卸下來，不就全一樣，順眼了嗎？”他卻憂心忡忡地說：“怕不是好兆頭。我擔心你還有一劫。”我責怪他：“你又來了。我最煩你迷信。”佟玉坤信風水，信八字，信天象示警，當然更信氣功，信隔山推牛之類的法力。人各有信，其奈他何。

　　我的下一劫難未到，佟玉坤自己的劫難來了。劉秀蘭病了。在我因“舌苔事件”被停職檢查期間，她開電梯的工作被中止了，後來可能打掃過一段樓道衛生，再後來就在家病休，隻領取很少的基本工資，我因自己煩惱甚多很長時間沒有關注過劉秀蘭，直到從美國回來，車軲轆罩子飛掉一個，又過了若幹天，才聽佟玉坤說，劉秀蘭情況不妙。

　　後來，中國作家協會改組。馬烽從山西來履新，任黨組書記。

　　那天馬烽和黨組副書記瑪拉沁夫約我去作協機關談話，內容是免去我的雜誌主編職務。

　　佟玉坤那天和往常一樣，為我開車。我照例坐在副駕駛座上，對他說：“這是你最後一次給我開車了。”他很生氣地回答：“為什麽？就不許我自己買輛車，開給你坐？”千不該萬不該那骨節眼上我脫口而出一句深深傷害了他的話：“你買得起？”他臉色鐵青。

　　那天很大的辦公室裏，隻有馬烽和馬拉二人等著我。馬烽宣布免去我《人民文學》主編的職務，馬拉緊張地注視著我，以應對我“跳”。

　　我卻淡淡地說：“這主編原本就不是我自己謀求的，是中國作家協會把我從北京市文聯調過來的，其間我幾次推辭過。現在免掉我職務，換上你們認為合適的人選，很好。”

　　我不但沒“跳”，還欣然接受，一定出乎他們的意料。我感覺馬烽的表情是如釋重負，而馬拉有些愕然。

　　他們本來可能預計要談比較長的時間，沒想到兩句話我就自動棄權了。

　　這時候馬烽就說：“你也不是都搞自由化嘛，你也給我寫過約稿信嘛！”他一定也就想起，他給我回過信，如本文開頭所引。

　　印象裏，馬烽是個淳樸的人，他其實並不適宜搞政治。而那時的作協改組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他是被“拉郎配”，給強安到那個敏感位置上的。我在二馬無話可說的時候，也不便抽身就走，於是沒話找話地說：“也許，柯岩來當主編吧，她合適。”按說不該接我這個話茬，尤其不應該跟我這樣的“戴罪之身”泄露他們那派之間的歧見，馬烽竟很憨厚地跟我說：“如果讓柯岩來當，那也用不著把你換掉了。”這話事後讓我琢磨了好久。果然，沒多久馬烽就“不堪重任”，抱病回山西休養，那幾年中國作協實際上的“一把手”就成了瑪拉沁夫，馬烽於2004年病逝於山西太原，享年82歲，是位因參與創建“山藥蛋”文學流派而在中國新文學發展進程中留下明顯痕跡的作家。

　　等候在辦公室外麵的佟玉坤沒想到，大約二十分鍾不到，我就談完話出來了。我坐到車裏副駕駛座上，他說：“沒聽到裏頭出高聲啊。”我說：“為什麽要嚷？我心平氣和地下台了，現在你送我回家。”他說：“你現在就回家？便宜的你！”他開車駛出作協的那個院子，朝我意想不到的方向駛去。

　　車子駛到故宮東華門外的筒子河邊。佟玉坤對我說：“我要練一套六合拳給你看。把1981年在太原得金牌的那個套路，又精雕細刻了一番，保你喜歡。”我跟他一起下了車。筒子河邊，微風拂動綠柳，燕子在紫禁城牆堞間呢喃飛舞，當時河邊車少人稀，佟玉坤立定，深呼吸，先做了幾下準備動作，然後告訴我：“五秒後開始。”五秒也不知怎麽過去的，綠柳下，他忽然化作一隻蒼鷹，展翅旋轉，翻飛騰躍，忽緩忽疾，剛柔相繼，一氣嗬成，戛然而止，完成了一套六合拳。他收勢立定，我也不知鼓掌，也忘了喝彩，隻癡癡地望著他，心裏的感動，無法形容，哎，不形容也罷！

　　不久新主編到任了。實行聘任製。有的編輯和職工，因這樣那樣的原因，沒被聘任，可以自己另找單位，也可以隻領基本工資不用上班。有人給我打電話知會情況，說想不通為什麽某某不聘？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發表意見，而且表示連這樣的消息以後也不必告知我。我準備過好自己“掛起來”的賦閑生活。

　　然而還是有人給我打來電話，說還是要告訴你一個新聞。就是在編輯部的會議上，與會的都是被聘下的，佟玉坤卻提出來，雖然聘他，他卻不受聘，寧願回家呆著，隻領取基本工資。他妻子劉秀蘭那時候就在家隻領取基本工資，他再隻領基本工資，那時候他們兩個人的基本工資加起來大約八百多元，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怎麽過？打電話的人對我說：“佟師傅還不是為了你！”怎麽是為了我？放下電話，我坐著思忖半天。義氣這個講究，早成社會絕響了，就是相關的戲曲劇目，也絕少在台上出現了。但是佟玉坤顯然是為了我而拒絕給新主編開車。這何必呢？

　　我去佟玉坤家。他家裝著那扇四年前我見他正製作的防盜門。其實那年頭定做防盜門已經形成風氣，也沒有多貴，但為勤儉度日，他能自己解決問題就絕不“浪費”。他開門迎進我，我發現他正在屋裏桌上攤開米袋，晾曬整袋大米，他說買整袋的可以比零買省好幾塊錢，我說你放久了必生米蟲，何必呢？他就說隻剔出極少的黑色蟲子去，那些白色的肉蟲沒關係，都是高蛋白，吃了一樣有營養。我還沒問他不應聘的事，他先開了口：“聽說我不應聘啦？別那麽想。跟你沒關係。跟誰當主編也沒關係。”聊了一陣，留我吃飯，那時劉秀蘭在醫院住院治療，他說他能炒出比劉秀蘭更可口的菜，我說：“我可不願意吃肉蟲。”他說：“好。咱們再別一個桌子吃飯！”我說：“偏還要一個桌上吃飯！我今天請你外頭吃！”拉著他就走，他光著膀子，忙抻過圓領衫往身上套，我去那邊屋跟他母親說：“玉坤跟我出去喝酒吃飯，他帶菜帶飯回來，那時候孩子也下學了，你們一起吃！”我和佟玉坤在他家附近一家飯莊，點了一大桌菜，喝酒暢談，我們的交情，更上一層樓。

　　我賦閑期間寫了不少小說，長篇小說《風過耳》裏，我以佟玉坤為原型，塑造出一個仲哥的形象。

　　佟玉坤雖然不承認他是為了我而拒絕新主編聘用的，我心裏卻總覺得是我陷他家於清貧，他又決不接受我的現金資助，怎麽辦呢？恰好一位美籍華人，在北京任一家美國大企業的總裁，他也是位作家，我們有機緣結識，我就問他那裏缺不缺司機，他說正好有一個司機的職位，我就推薦佟玉坤去。麵試後，雙方都滿意，於是佟玉坤就有了份新工作，而原來雜誌社的基本工資和醫療等待遇還都繼續享受。那家美企跟他正式簽約，月薪2000元，加班還有補助，這在二十年前是很不錯的了，從此佟玉坤經濟上不那麽拮據了，但他的消費習慣仍是那麽古樸。有人知道了我給佟玉坤另謀工作的事情後，猜測道：“佟師傅不知怎麽感謝劉心武呢！”但從那時到他六十多歲與美企不再續約，雖然我們常見麵，他從未跟我道過一聲謝，我實在也不需要他道謝。

　　大約十二三年前，一天佟玉坤忽然打電話讓我去他家，說有事情要跟我說。我去了，他告訴我，作協又在分房子，他已經申請了，將遷到城東南勁鬆附近的新樓去，答應分給他的雖然還是兩居室，麵積大了許多，也有了像樣的廳。我聽了對他說：“應該搬過去。不過，以後我就再不能到你家了。你是知道我的，你說你是倔脾氣，其實我有時候比你還倔。那樓裏住了若幹我不願照臉的人。我不喜歡的人，和不喜歡我的人，最好永遠不要照麵。”他默然。

　　佟玉坤從三元橋遷走後，我們的聯係頻率銳減。有時候我從三元橋那裏經過，望見他曾住過的那棟樓，絲絲縷縷的感傷就旋起於心頭。

　　2001年，有個法國來的小夥子，想學武術，我就介紹佟玉坤教他。但我隻是把他們雙方約到勁鬆那邊的餐館認識，然後他們約時間在附近綠地進行教和學，也避免進入佟玉坤住的那棟樓。那法國小夥子現在是柏林歐盟機構的雇員，提起佟師傅來，仍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口氣。

　　又過了幾年，一晚佟師傅來電話告訴我：“劉秀蘭去世了。”我聽到這消息好久不能平靜。我不記得接聽電話時是怎麽安慰佟玉坤的。

　　盡管來往聯係越來越淡，心裏頭，我是一直懷念佟玉坤的。2009年，遇上雜誌社的一位老員工，我順便問起佟玉坤，她說：“你怎麽不知道？他去世了！”原來是在那年單位的例行體檢時，醫生發現他肛門裏長了個東西，來回檢查的結論是直腸癌，住院切除後，化療，放療，先脫光頭發，再整個人脫形，由此不治而亡。

　　佟玉坤的母親在遷出三元橋前已經去世。他的女兒有三十上下了吧，我祝福她能享有安全、健康、快樂的生活。

　　沒曾想從郊區朋友送回的紙箱子裏，搜檢出一封曾任中國作協最高領導的馬烽的來信，卻使我回想起關於中國作協一位最基層的司機的種種往事。

　　那年，佟玉坤在故宮筒子河邊單為我打的那趟六合拳，多麽精彩啊！值得以文字記錄下來，不是嗎？

　　選自《散文選刊》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