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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再探北戴河

　　石英

　　從當今交通日趨便利的觀點看，北戴河離我所在的京城是相當近的。雖不能說是近在咫尺，但直達動車據信也不過是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從公眾皆知其名而言，好像也不過是近些年的事情。有平頭百姓、一般公職人員到高層領導，每年暑假，最盛行的是去北戴河消暑。當然，還有人所共知的是：上世紀偉人毛澤東那著名的詞篇《北戴河》更拉近了人們與此地感情上的距離。

　　然而，北戴河卻絕不同於一般的新景點。它有它自己非同尋常的曆史與文化；而且還可以說，它是中國近代以來沿海尤其是華北沿海地區的經濟社會、人文曆史、交通旅遊、對外交流等方麵罕有的鮮明特點。

　　我本人與北戴河也算是有緣的。我知道“北戴河”這個名字是在六十四年前的夏秋之間。說來很有意思，當時我的故鄉膠東解放區正進行土改“複查”運動，村裏的“貧農團”大搞分浮財，對地主富戶“掃地出門”，我家因屬中農，不分“果實”也未被觸及，但因我本人已參加了試建時期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乃積極分子，協助“貧農團”記賬。有一回，到一戶地主兼商業資本家戶內，見許多珍貴書籍散落就地，被眾人腳踏不已，心生憐惜。農會長知我愛讀書，便主動表示：“這些書沒人要，你喜歡的話就抱回去看吧。”我自然喜出望外，真的就選了一些“抱”回家去。其中最喜愛的當屬1934年版上海地輿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分省圖》和《世界分國圖》兩大冊，不僅為珂羅版精印，而且每幅地圖的文字說明竟長近一庹，須折疊幾折，可見內容之詳。在分省圖的河北省“城市”一欄的“秦皇島”之內有單立“北戴河”一小節。當時年少記憶力強，該段文字至今基本未忘，大致是：“為我國著名的風景遊覽避暑勝地，尤其是因其距開灤礦務局較近，每年暑伏季節，外國商貿豪富絡繹不絕，且建有若幹別墅在焉。而國內名士顯要等亦競相前來。故自清末至民初，此處海濱勝地名聲漸顯。”而喚我難忘的是，這段文字的最後，特別強調說：當時中國的避暑勝地之山為廬山、莫幹山、雞公山三處；而海濱勝地隻有北戴河一處。就連山東半島的青島也未列入這上佳的檔次。可見，“北戴河”在那個時代已被十分顯赫地列入權威性名錄。那麽，僅以個人的生命跨度而言，“北戴河”這個概念還不算是老資格嗎？當然，那時的我還隻能是充滿神秘想象地心向往之；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如願以償地真的來到了北戴河。

　　如果說三十年前初次結識北戴河還隻是感到新奇與興奮的話，那麽三十年最後一次謁見這個勝地對它了解得更多，更深層；乃至於透過它的水光雲影，更清晰地看到了它遙遠的過去。如果說，三十年前初來北戴河我還比較年輕，在激情澎湃之下寫了一篇抒情風格的詩情文字《北戴河聽濤》，那麽當我進入蒼勁而理性的年齡段，便有了更多的感悟，更深層的思考。在這裏，我第一次全景式地瀏覽了記錄北戴河過去年月的圖片和實物；領略了仿真的老式火車與華洋人像，還有重現北戴河遊覽這初興時的相關宣傳品與廣告畫，一幅騎馬的英國時尚女郎的風姿使今天的人們不難想象當時經營者的意向。至於我以前雖曾粗略看過今已經過整修係統展示出的英國、瑞士、意大利等國達官貴人的別墅洋樓，則更集中反映了當時的“洋人”們與北戴河親近、糾結的複雜關係。而使我最感興趣的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的一些著名人士在北戴河消夏、海泳等活動實況。這些人中有我比較熟知的戊戌變法領軍人物之一的梁啟超，參加過巴黎和會談判的外交家顧維鈞，曾任北洋政府的“代國務總理”、直至解放後還擔任過政協委員的朱啟鈐，以及京劇大師梅蘭芳偕其夫人福芝芳在淺海中的泳裝照……

　　這一切一切，都在訴說著它的深遠而多重的資曆，也無疑是它非凡身份的具體證明。這些，僅是我憑記憶寫下的片斷印象，並不想過於詳細鋪敘北戴河所發生的事件與相關名單，因為這些資料在北戴河的旅遊圖冊中應有盡有。而我更側重的是由幾番接觸到的北戴河尤其是它過去相關圖像，引發出的別種思考。

　　曆史事件與人物活動的真相是客觀存在也是不容篡改的。但不能否認，在不同時間不同的意識背景下可能會有相異甚至相反的評價。就以北戴河而言，當年我於本鄉解放區讀初中地理，在論及中國的旅遊避暑勝地北戴河、青島及幾處名山時是這樣說的：“它們往往是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所開發並供他們享用，許多地方都有蔣家集團等達官貴人與其外國主子的別墅洋房，而普通百姓是沒有資格享受，甚至是不得親近的。”雲雲。

　　這是不是實情呢？當然，這樣說是完全有理由的。事實上，如青島，首為德帝國主義者“租借”開發，繼而又為日、美帝國主義者所盤踞；又如廬山、雞公山、莫幹山等，其開發與九江、漢口洋人租界為在此就近尋找避暑之地有直接關係。而上述諸勝地確實都有蔣氏集團建有的別墅之類。在全國解放前的解放區，正是人民革命戰爭進行之時，為了推翻三座大山，理所當然地要盡情揭露它們的種種罪行，以使人民認清他們進行侵略與禍國的本質，至少以時代背景而言，這樣做既合於理又利於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義之舉。而隨著日月的轉換，在全國解放後，尤其是改革開放的年代，對此類問題從另一個側麵觀照自然就有了新的評價：一切名勝遺址均為國家和人民所有，對於今天人們認識往昔曆史文化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有些東西尚可為今人觀瞻、享用，豈不美哉？再加上無可否認的名人效應，凡屬名地勝跡的相關當事人幾乎都是非同平頭百姓的名流耆宿，這對於今天而言，無異於最具見證力的名片。而且最近還有更新的觀點：當日發現與開發某處勝地的人士，盡管可能是某些帝國主義買辦分子，但經營獲得某種成功，其結果也終歸有利於後世的我們，如此還不失為一種不小的貢獻呢。這些應認為是對同一事物從另一角度省察而得出的評價，也是很實際的可以理喻的思路。

　　其實不僅是上述景區和避暑勝地，擴展開來，即使一些古城鎮和其他古代遺址也有近似情況。大約在百年或幾十年前，我國有為數不少的古城古鎮保存的完好程度絕不遜於平遙和周莊；還有為數更多的古寺寶刹名人故址等依然在焉。而在後來或在戰火兵燹中被毀；或因作為封建迷信象征及保留反動人物遺址以彰其威而拆掉，等等。所有這些，有的是因形勢需要不得不如此，有的是由於當時的認識局限而人為所致。結果這些城鎮和珍貴遺址當然就沒有平遙、周莊等城鎮那麽幸運，也就不可能留供今天的人們作為旅遊文化和商業需要而獲重大效益。這一切的不平衡，觀念評價的殊異是很難被一一“追認”清楚，也不宜以今天的“明白”一味指責那時的“糊塗”，隻能說一句：不僅是人，城與地也有幸運者或與此相反。

　　但對此類問題，卻不能因此而虛無主義地認為“曆史問題就是一團亂麻，怎麽也理不清頭緒”，還是要根據具體情況，客觀、辯證、曆史地評價景區、旅遊勝地及其相關人物的功過。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由於政治、文化乃至經濟利害等因素，以不同側麵和角度加以評價當屬可以理解，同時卻應注意評價中的任意性。以前述中有關名人中之梁啟超為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區的曆史課本中的評價就不是那麽完美：“戊戌）政變發生後與康有為逃至日本，後來又成為保皇黨……”而現在則高度評價其《少年中國說》等文章及其他種種建樹，似乎以往對其的不利評價可以不再提及。另如前麵提到的顧維鈞，同樣在我讀過的上世紀四十年代解放區華東新華書店出版的《蔣黨真相》一書中指出其人：“精通英語，曾多次在國聯大會上作外交發言，但並未取得多少實際效果。總的來說，其人追隨蔣介石反動政府為其賣力。”而近年來在一些文章中，對顧美化多多，而不涉其餘。天津五大道原租界地有顧氏故居為特別保護級（作為曆史遺跡，還是必要的舉措）。應該說，不同的“側麵”，不同的“角度”，當然是應該有所講究的，卻不應隻根據現時需要，隻強調某“一側”，某“一麵”，甚而完全拋卻另一“側”，另一“角”，那弄到後來，反而可能使人更糊塗，極易使人得出這樣的認識：隻要到了“人物”級，不論正邪鮮汙，終歸都是風光的。可見曆史問題、文化現象不是根本理不出頭緒，須擔心的是想不想真的要理清；究竟持何態度，何種方法？關鍵還在這裏。

　　而北戴河總起來做得是比較好的：不回避，重事實，再現曆史，客觀展示，把握分寸。最終的目的是：透過表麵現象，進行縱深觀照，不能不考慮現實效益，卻又不應完全抽掉教化意義。

　　看來，對於已經存在的東西，包括很有價值的東西，也不能隨著時代的轉換與不同口味的需要而隨意打扮它，更不應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君以為如何？

　　選自《散文百家》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