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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秋瑾：襟抱誰識？

　　耿立

　　一

　　2011年的第一天，人生第一次路過杭州，中間有四個鍾點的停頓，什麽都沒看過，什麽都是第一次。從嶽廟出來的沉重，暗合了靈隱的香煙。下午的陽光很好，沒有遊覽圖，隻是在西湖邊遊蕩，就忽然撞見了蘇小小的墓，就忽然撞見了秋瑾的墓。蘇小小距離秋瑾隻隔一座石橋，千年的蒼茫隻在這對望裏；就在辛亥百年到來的第一天，猝不及防，我和這高貴的靈魂撞見了，是冥冥中命運之掌的撥弄，還是文字是有靈性與生命的？

　　我知曉，作為一女子，秋瑾命運何其周折，不隻生前顛簸，毀譽無算，歿後也不得靈魂的安寧，忠骨一次次反複折騰，首被來來回回從紹興到杭州，從杭州到紹興，然後到湖南，最後落腳西湖，曾埋葬達十次之多。我看到一幀老照片，那上麵有英文的介紹：“攝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時值被不公正地殺害的女教師秋瑾的棺柩從山陰運往杭州，經過蘇堤第六橋。當時下午一點，靈柩下葬於西泠橋左側墓地。吳芝瑛料理此事。”

　　從這幅留有滄桑的黑白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四位腳夫抬著靈柩，與一前一後兩位男子肅立於西泠橋上。橋堍的桑樹葉盡落，嶙峋骨立，一片肅殺冬景。

　　不能不感慨這冬日裏溫熱的友情，有一句話：在冬日裏取暖的最好方式是友情的棉衣。作為秋瑾知己的吳芝瑛為死後的朋友踐諾，在鐵幕和羅網的罅隙中，把秋瑾歸骨於西泠。

　　一諾千金，曾在我們民族的血液裏晝夜喧嘩過，那是一種大義，在人們心目中然諾常存在於須眉男子間，而吳芝瑛、徐自華這樣的巾幗女子的作為更令後人心熱敬仰。曆史上重然諾的荊軻的標杆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我更看重的卻是被司馬遷不惜濃墨重彩，能在《史記》中占有一段的高漸離先生。

　　我想把秋瑾和吳芝瑛、徐自華的友情看成晚清的荊軻與高漸離，雖然時光的流逝早已模糊了《史記》裏荊軻、高漸離的形象，但那種為友情護持的血氣卻不會褪色。在危難的關頭，那紅塵的世間，友情仍會給墮落的人們以警醒，如一塊蒙塵的玉，在關鍵的節點閃出她們的驚豔的光澤。

　　荊軻是孤獨的，就如秋瑾。荊軻在戰國時代與文人交而口不能說書，與武士交而言不能論劍。那時的生存曾把他逼得性情怪僻，賭博嗜酒，隻有到市井的角落來尋找溫暖。於是荊軻就和流落市井的藝人高漸離終日唱和，相樂相泣。

　　圖窮匕首見，荊軻死掉了。剩下的高漸離更顯孤獨，他帶著到今天我們早已看不到的樂器-築，獨自靠近嬴政始皇帝。他被始皇帝認出是荊軻黨人，就殘忍地被剜去眼球，令其階下奏築以供朝廷逸樂。但誰知高漸離暗中在築中灌鉛，樂器充兵器，拚掉性命再一次實施生命的轟然的攻擊。

　　高漸離擊築而攢擊始皇帝的行動，早已和燕太子丹托付荊軻的事沒有了關聯。高漸離隻是為友情負責，在始皇帝麵前張揚的是一種義氣的高度與純度，一種對友情剖心的維護，一種不容絲毫玷汙友誼的大美。所謂的權勢所謂的武力所謂的鷹犬當道，即使你烈焰萬丈，即使我玉碎，即使我碎為齏粉也在所不辭的高貴。這是一種對政權的蔑視，是以一人之力，背靠友誼的出擊。這種曆史不多見的傳承，我們在秋瑾死後，又看到了我們民族不死的精魂，好像這精魂又回來了，這種蹈勵的激情多麽令人感動。所謂的民氣，所謂民族的脊椎，正是此之謂也。

　　《史記》裏司馬遷特意記載了高漸離以築送別荊軻時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雖然如今人們不再擊築，築聲也在曆史的深處縹緲難聞，但那種精魂卻在我們這片土地沉澱下來，一有合適的機緣，那友誼的築聲又如黃鍾大呂般飄蕩了。

　　今天的西湖早已不知“變徵”之聲的韻味，此時的西湖也少了風苦水寒。我想到，也是在光緒三十三丁未年的正月間，秋瑾與女友徐自華一起，在冬日的杭州，兩人登臨鳳凰山吊南宋故宮遺址，登高送目，正故國的冬日，那時的西湖肅殺，正如當時的國運。

　　在寒冷中挺風而立的才32歲的奇女子，如一枝寒冬的梅，橫斜在冬日，不是疏影黃昏，而是如瘦鐵的枝幹，在頑強對抗著孤冷。我知道秋瑾是喜愛梅花的，她筆下的“孤山林下三千樹，耐得寒霜是此枝”，抑或就是她的影寫，秋姿態，梅精神。《徐自華女士傳》中有這次憑吊的細節：

　　你是否希望死後也埋葬在西湖邊？徐問。

　　如果我死後真能埋骨於此，那可是福分太大了啊！秋答。

　　如你死在我前，我一定為你葬在這裏；但如果我先死，你也能為我葬在這裏嗎？徐又問。

　　這就得看我們誰先得到這個便宜了！秋再答。

　　還不到一年，當時一語成讖。但我以為這也許是對嶽飛的承諾，是一種對嶽飛的追隨。即使秋瑾想到在亂世隨時有必死的可能，她也許不會想到死亡來得如此匆匆，也許她當時和女友隻是隨口一說，因為頭顱是不可隨便輕擲的。況且，秋瑾說埋骨在嶽飛墓旁，伴著湖水何嚐不是一種福分。

　　二

　　先初，我接觸到秋瑾被捕時的文字，是說用槍激烈抵抗的，但後來知道血寫的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墨寫的秋瑾持槍拒捕的事實。所謂秋瑾指揮學生武裝英勇殺敵，擊斃清兵若幹人等，最後，因寡不敵眾被捕的成說隻是美麗的謊言。而秋瑾卻在某些戲劇、曲藝、電影乃至繪畫、連環畫中得到了更加誇大更加幻化淩空的描繪，變成了女神的模樣。曆史，多少人假汝之名加入自己的私貨，以瞞和騙來達到別樣的目的。有的人抽空，有的人閹割，有的人毀棄，曆史成了溺器，成了棍棒，所謂的曆史規律成了某些人合法性的鐵律。我知道徐錫麟被捕後，在他的行囊中抄檢到秋瑾於1902年深秋，在紹興泱猹湖上送徐錫麟去安慶，臨行寫的一首《金縷曲》，當時兩江總督端方就以此作為株連秋瑾的一個佐證。原詞是：

　　淒唱陽關疊，最傷心愁城風雨，禹陵柳色。正喜齋中酬酌事，同憑闌幹佇月，更訂了同心盟牒。笑從龍山聯袂處，問天涯共印幾多跡？幾時料，匆匆別。青衫灑漬凝紅血，算者番離情恨緒，重重堆積。月滿西樓誰解我？隻有簫聲咽噎；恐夢裏山河猶隔，事到無聊頻轉念，悔當初何苦與君識，萬種情，一支筆！

　　就是這首詞後來被人為地扭曲得不成樣子，詞中的語句如川劇變臉的油彩換來換去，坊間出現了幾多的版本，讓人不辨真假。甚至題目也換柞了《送季芝女兄赴粵》，把徐錫麟變成了女性，成了另外的人，“齋中”成“閨中”，“盟牒”成“蘭牒”了。這本是真情的告白，決絕和純粹，卻被某些人把這情愫看作是與革命不容相背的東西，好事者把徐錫麟和秋瑾說成是表兄妹，真是不知革命的目的是讓人活得好還是別的？我覺得正因為是愛得真，才使秋瑾在徐死難後下了決心要拚到底的。陶成章《浙案紀略》回憶，得知安慶事後，執報紙坐泣於內室的秋瑾“不食亦不語”，“有勸之走者，不問其為誰何，皆大詬之”。此後杭州女師同學勸其避難，秋瑾的最後回答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清軍到大通學堂前門時，學生仍勸秋瑾從後門乘船渡河，“瑾不應”，而是不走不避，決心殉難。其時以身相殉的秋瑾，一襲白衫，坐在樓上，靜等著那最後時刻的到來。

　　被捕後的秋瑾，被關在山陰監獄，紹興知府貴福要縣令李鍾嶽嚴刑拷問，希望獲得有用的一二線索。

　　第二天的午後，雨腳如麻，雖是夏日卻有種淒風苦雨的味道，雨落在青藤的胡同，雨落在人去樓空的大通學堂；雨落在鬧市軒亭口，雨落在烏篷船，雨落在岸旁的烏桕樹上。這一切都在雨中有了淒迷，有了不祥。

　　李鍾嶽是在花廳審訊秋瑾的，還破例為他心目中的英雄設座。這不是一般的審訊者和被審訊者，而是一種雨聲中的一個縣令和一個嫌犯的對談。李鍾嶽恪守著自己的良知和底線，沒有動刑，沒有逼供，隻是讓秋瑾自己寫供詞，秋瑾提筆僅寫一“秋”字，如指頂大。李鍾嶽令再寫，秋瑾沉思片時，你好像看到儲存在天際的雲和雨，越來越凝聚，越來越飽滿，突然一聲長嘯，那氤氳就躍下雲層，獨立紙上：

　　秋風秋雨愁煞人

　　而後，擲筆，驀然抬首，凝目花廳窗欞外簷滴下如瀑如麻的雨滴。是胸臆還是自然的雨水成就了這濃於墨的“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雖然這七字並非秋瑾自作，而是從詩人陶澹如《秋暮遣懷》中“秋雨秋風愁煞人，寒宵獨坐心如搗”借用的，但我以為這和秋瑾斯時斯地的心境相契。雖然她就死時正是農曆的六月初六，天氣溽熱，但秋風秋雨的豐饒的詩意卻讓她感到的是滿目的肅殺。在這個國度，無時無地不是秋的凋零，那“頤和園共宮前路，活剝民脂供彼身”，歌舞升平裏有百姓的血，那“若有不忍微言者，捉將菜市便施刑”是誌士的悲抑；“誌士殺了多多少，盡是同胞做漢魂”。一部近代史，在秋瑾的心裏是比南宋史更令人心寒的時段，大清時的秋風是風波亭的秋風複製，有過之而無不及，天地為之一寒的節氣更要的是人的氣節。我曾看到過秋瑾的一幅手跡，是秋瑾古軒口就義五天前，寄徐自華妹妹徐小淑的信，當時徐小淑拆開來，緘內別無他簡，隻是這絕命的筆墨：

　　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

　　日暮窮途，徒下新亭之淚；

　　殘山剩水，誰招誌士之魂？

　　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幹淨土；

　　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侖歌。

　　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

　　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

　　壯誌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

　　這絕命詞，猶如《楚辭》句式、七言四言雜言，血淚、悲憤、責任、故國交集，是詩非詩，是文非文，亦詩亦文，亦文亦詩，隨心所欲，縱意揮灑；日暮窮途……殘山剩水……無幹淨土；是那晚清，是那祖先的血地，但仍要“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那秋瑾的手跡另行最後的文字是-壯誌猶虛，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腸堪斷！

　　讀到這決絕的文字，我看到了一種了結，為這三千年的故國，若是自己的死能喚起那沉睡的土地和知識分子，這死是值得的。若是自己的死，使那些知識分子還是看客還是混在看客的群裏拚搶人血饅頭，那秋瑾的死真的是白死掉了。

　　秋瑾被下獄後，滿人貴福懷疑漢人李鍾嶽偏袒秋瑾，有替秋瑾開脫的嫌疑。就在得到浙江巡撫張曾揚同意“將秋瑾先行正法”的複電後，即刻召見李鍾嶽，令他執行。但李鍾嶽卻爭辯說：“供、證兩無，安能殺人？”貴福厲聲嗬斥：“此係撫憲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殺，在君；宥，亦在君。請好自為之，毋令後世誚君為德不卒也。”李鍾嶽知大局已定，隻得意興闌珊返回縣署，枯坐案頭，苦無兩全之策。

　　有史料說，“既而斬決秋女士，竭力阻拒，幾至衝突”。在秋瑾的事上，李鍾嶽恪守著良知的底線是盡力了，然而他隻是一小小的七品縣令，在轉蓬的官場中，七品縣令如同草芥，上司看待下屬就是家奴。清朝官場，最流行的自我稱呼，就是奴才。小民是官吏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清朝是愛新覺羅家族自己的財產，愛新覺羅之外皆奴才。李鍾嶽在官場，如不隨官場起舞，隻有淘下去。官場自有規則，人微就言輕，沒誰以你的是非為是非，你的建言隻是上司輕蔑的談資。

　　在秋瑾的事上，貴福本是存有私心，借刀於李，因其“雅不欲冒殺士之名”，故假手李氏，“以濟其惡”。明天就是六月初六了，到了子時，李鍾嶽提審秋瑾。這時的李鍾嶽的內心，如蟲子在齧咬，他感到了無力，感到有點對不起秋瑾，他向秋瑾慚愧地說：“事已至此，餘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諒之也。”

　　說完，李鍾嶽的內心如翻騰的湖海，“淚隨聲墮”，壓抑的啜泣聲隨著老淚縱橫青衫，旁邊的吏役也都“相顧惻然”，使原本的清朝爪牙機器轉換成了對清朝政治倒行逆施的唾棄，對扼殺人性的不平與控訴。死就死耳，徐錫麟不遠，隱約可見那些早死誌士的背影，“同憑闌幹佇月，更訂了同心盟牒”。秋瑾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她向李鍾嶽提出了三件要求：（一）準許寫家書訣別；（二）不要梟首；（三）不要剝去衣服。李鍾嶽答應了二、三兩個要求。在那個黑暗的年代，殺人要砍頭，如果是女子，還要剝去衣服，似乎都成了習慣。秋瑾並不畏懼死亡，但她不堪受辱，一是國家的恥辱，再就是不要在被殺之後把軀體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讓她難以忍受的是一堆擁擠的看客肮髒的眼睛。

　　時間到了，有兵士欲拽秋瑾前行，秋瑾怒目而斥：“吾固能行，何掖為？”及至軒亭口，秋瑾立定，對劊子手淡然一笑：“且住，容我一望，有無親友來別我？”乃張目四顧，複閉目曰：“可矣。”遂就義。在不遠處，李鍾嶽監斬，當刀起下落，李鍾嶽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的情緒，在肩輿中痛哭以歸，路人為之泣下。

　　當秋瑾係獄，親屬恐遭株連，逃避進深山。當秋瑾軒亭而殉，秋家就無人收屍，而遺骨由紹興同善局草草成殮，槁葬紹興府城臥龍山西北麓。

　　秋瑾的屍骨不得入土為安，作為胞兄，秋譽章心懷不安：“聶政乃有姐，秋瑾獨無兄。”時間流逝，兩月過去，江浙一帶的輿論對秋瑾案嘩聲四起，清朝政府對秋案的勢頭也有點低落。這時秋譽章就秘密雇人，在1907年10月，將秋瑾遺體挖出放入棺木遷往紹興常禧門外嚴家潭丙舍暫放。可是不久，殯舍主人得知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譽章遷走。

　　此時的秋譽章隻好將棺木移至附近一荒地，以草苫蓋其上掩遮日曬雨淋。秋瑾秋瑾，那時隻有野草能認出你的極致的美烈性的美，也隻有野草才陪伴你極致的美烈性的美麽？

　　我不知道魯迅先生當時在哪裏。他是熟知古軒亭口的，那時先生是在日本吧？同是紹興的子弟，他一定胸裏堵噎如塊壘。先生沒有歸國，但先生也有血薦軒轅的衝勸。魯迅的《鑄劍》，寫了一個怪異的複仇的形象“眉間尺”，還有黑衣人。在魯迅的描寫中，眉間尺和那個突然出現的黑衣戰友斷頸舍身，在滾滾的沸水中追咬著仇敵的頭，直至自己的頭和敵人的頭在烹煮之中都變成了白骨骷髏，無法辨認，同歸於盡……我有個隱約的判斷，魯迅複仇的心理可能起源於秋瑾的被殺，也許，在文字裏，魯迅償還一種債務，為不能回國的虧欠。

　　秋瑾死後三日，李鍾嶽即被撤職。鍾嶽誌在救人，但力有不逮，對此心懷耿耿，終至衷懷糾結、纏繞盤桓，遂乘家人不備之際，自縊於旁舍，享年55歲。一個老年的小小縣令，為秋瑾死在自己的手下而感到重負，然後背負著沉重的重壓，最終仆倒了。

　　三

　　在1992年2月，我知道柏林牆倒塌兩年後，東德守牆的衛兵因格亨裏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牆轟然倒塌前，27歲的他曾射殺了一位企圖翻牆而過的20歲青年克裏斯格夫洛伊。從1960年到1990年的短短三十年間，隻有空氣飛鳥可以穿越的“隔離人民的牆”的柏林牆下，先後有300位東德欲越牆逃亡者被無情的子彈射殺，成為牆下的冤魂。

　　僅僅是為執行上峰的命令麽？亨裏奇的律師辯稱這些衛兵的天職就是服從，罪當不在衛兵個人。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在一種人性的高度斷然反駁：“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是啊，李鍾嶽也是活在體製內的清朝的官員，但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他沒有把體製的命令上司的命令當作作惡的借口。李鍾嶽知道自己放在首位的是一個人，然後才是清朝的縣令。雖然李鍾嶽背負體製的重壓，但李鍾嶽也有自己的選擇，以自殺來抗擊惡政，來說明良知的正當性。李鍾嶽死了，他的牌位曾被人們放到秋瑾的紀念堂配享，就是人們和曆史對他的最好認可和公允的評價。李鍾嶽也是“抬高一厘米”的人，在麵對惡政時不忘抵抗與自救，是“人類良知的一刹那”，這一厘米是高於人頂的一厘米，是長在體製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見證人類良知的一厘米。

　　你問，李鍾嶽比晚清的那些官吏多出些什麽？我說，隻多出一厘米！

　　而對於秋瑾來說，秋瑾比晚清的知識分子多出了些什麽？我說，她比女人多出了男人氣，比男人多出了英雄氣。我知道對當求仁得仁的機會到來的時候，秋瑾不能不死，無論對革命黨，無論對清朝，秋瑾必須死。我想到了魯迅先生，其實在烏篷船唉乃的紹興，在有師爺傳統的紹興，秋瑾的家和魯迅、徐錫麟的家隻是隔了幾條胡同，幾條水，物理的距離很近，又有著留日的背景且重疊，也可稱作同學的。但秋瑾和魯迅的性格卻是兩樣，一是赤裸的火的赤焰，一是冰裹著的冰與火的赤焰。魯迅對戰士和革命家的名號一向是警惕的，1927年，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熱血的青年開歡迎會。魯迅卻兜頭潑了冷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魯迅的思想深處，對一些空頭的名號是警惕的，無論空頭的文學家革命家，還是所謂的戰士。這和秋瑾不同，“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也許是魯迅看到過過多的死和血，看到過過多的瞞和騙，魯迅的心是悲涼的，他看出是革命黨內部對勇於犧牲者的熱烈掌聲將秋瑾送上烈士的刑台，秋姑娘是被同誌捧殺的，死是秋姑娘的必然。在秋瑾死去的12年後，魯迅的《藥》，再次以人血饅頭讓人記起秋瑾，但革命者的血，卻被愚弱者當成了醫治癆病的稀奇藥引，這是怎樣一種無盡的哀涼：誌士們軀體裏沸湧的血，被一大群鐵屋子裏懵懂的人鴨子一樣引頸覬覦。若是命運玩笑，革命者忽地不死，那群愚昧的看客的表情究竟何如？他們也許會化成豺虎，群撲上前，撕噬誌士的喉嚨，渴飲那鮮血嗎……

　　在魯迅冷眼下，他看透了天上的深淵，他看透了承諾黃金國的虛妄，他知道狂熱的背後，是不盡的蒼涼。當許廣平去遊行的時候，魯迅也是極不讚成、不鼓勵作無謂的犧牲的。但是另一方麵，人們都是沉默的羔羊，無疑也會使劊子手的猖狂張目和放縱。

　　也是魯迅說過：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但陳天華雖然選擇了熱血的蹈海，讓這古老的土地上綻開了血之花，但陳天華的遺書卻是出奇的冷靜，也許冷靜的血就接通了魯迅最內在的心理；有大誌的人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激情不一定就是過激，不一定就是蠻力。

　　1905年12月8日，陳天華囚抗議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蹈海自殺。翌日，留學生們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之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秋瑾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這個細節，原先是為一些人所避諱的，當我在日本學者永田圭介《秋瑾-競雄女俠傳》讀到這個細節時，我也是吃驚異常。

　　1905年是秋瑾在日本留學的第二年，當時魯迅已經在日本呆了兩年。在這個時間裏魯迅也經受了幻燈片的刺激，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頭，旁邊的看客也是中國人，魯迅的心是隱痛的。也就是在此時，留日學生遇到了一件大事，日本政府與清朝政府勾結，為限製留學生反清政治活動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應該注意，取締一語在日語中主要意為“管束、管理”）。規則一公布立刻在留學生中卷起了洪波巨瀾。當時的秋瑾再也坐不住了，熱血沸騰，櫻花的國度再也不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此時的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發表社論，更是烈火烹油，嘲笑中國人“放縱卑劣，團結薄弱”。

　　一向自尊的陳天華感到自尊的傷害已經到了臨界點，他決計以性命反駁蔑視，於是選擇投海自殺。

　　陳天華在《絕命書》中說，中國受列強之侮，因為中國自身有滅亡之理。某者之滅，乃自己欲滅。隻是中國之滅亡若最少需時十年的話，則與其死於十年之後，不如死於今日。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學以養實力，則國家興隆亦未可知，中國不滅亦未可知。

　　弱國是沒尊嚴的，弱國的子民是沒有尊嚴的。讀到陳天華憤而投海的史實，我總是悲憤難抑。他的死，也許喚取了警醒，也許隻是水中蕩起的漣漪，最後歸於虛無。陳天華死了，活著的還在爭吵。去和留，拯救與逍遙，麵對著糾纏如麻的留日同學，秋瑾忽地抽出了短刀，以刀擊案，怒喝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說出那句“吃我一刀！”的話。也許，你可能想象曾纏足的秋瑾暴烈起來，猶如持刀挾持人質的恐怖分子。但秋瑾拔刀的目的和最大的正義恰是消弭恐怖，革命最大的正義就是讓弱小者免於恐怖而前行的。

　　瘦小的魯迅，顯然是不入秋瑾的襟抱的，雖然越東自古是慷慨悲歌臥薪嚐膽之地，也許她覺得魯迅們身上多的是陰柔或者是柔韌，少的是爆發是血氣的蒸騰。在晚清的年代裏，秋瑾身上的男子氣概是超於一般女性的，阿倫特曾說“紅色羅莎”盧森堡身上散發著一種“男子氣概”（manliness），在曆史的進程中是空前絕後的。但我想阿倫特不知道秋瑾，如果她知道秋瑾，會改變自己的看法的。我想僅有男子氣概也可能隻是粗野的強蠻的專橫的。盧森堡說：“我這個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象的還要柔弱。”正由於有了柔弱的人性作底子，有人道主義作質地，革命的刀與火才是可為人間所接受的。其實秋瑾身上何嚐沒有柔弱，正因為她不忍看到故國那些弱小者的涕淚而走向了俠義，走向了拯救，走向了血與火。

　　法國詩人雨果有一首讚頌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詩人米雪爾的詩，題目是《比男人偉大》。麵對秋瑾這樣的有奇行的女性，我們除了沿用詩人雨果的話，還能有什麽更確切的詞語去描寫秋瑾麽？“比男人偉大！”秋瑾自己也說“英雄也有雌”！我知道在1903年的中秋節，丈夫叫秋瑾準備晚宴要請客吃飯，誰知他自己卻在晚宴前被人拉走去吃酒了。中秋之夜，秋瑾獨自一人麵對一桌酒菜，天上一輪明月，隻有對影三人，於是，她換上男裝，帶一個仆人，毅然到一個戲園去看戲。這是秋瑾第一次著男裝。待看罷戲回家，時間已過午夜，正巧丈夫也剛剛吃完酒回來。當他得知秋瑾身著男裝去戲園看戲，不禁勃然大怒，竟然動手打了秋瑾。秋瑾自小學過武，真要動起手來，王廷鈞怕不是對手。

　　拳腳侮辱所謂的家法和夫權已使這位比男人偉大的女子忍無可忍，如娜拉一樣走出家門。於是在朋友吳芝瑛紗帽胡同的宅地裏，就誕生了和嶽武穆相媲美的《滿江紅》詞：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麵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不因人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在這平平仄仄的文字裏，我們看到了秋瑾的雄強和反抗與不平，隻因你是女性，所以你格外不幸。秋瑾在致大哥秋譽章信中幾次提到自己在夫家的位置和境遇，“直奴仆不如”，尊嚴無論男性，平等無論男女，或者說人性這是秋瑾內心的支撐，她看到了遭受了來自各方麵慘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但她采取了抵抗，對傳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的抵抗。無論傳統的夫權還是清朝的統治，她在信中有“以國士待我，以國士報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報之”之辭。麵對著奴役，縱然是夫妻間，秋瑾也是采取了不苟且，俗語說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雖然是口上的常談，但內在的精神還在熠熠閃光。傳統，縱然是千年，隻要是虛偽和不道德，隻要是不把人當作人，縱然是父母夫妻和兒女帶來的，也要單劍奮力一擊。我相信每個人的腔子裏都有一股子沸騰的血，特別是處於奴役和懷才未有彰顯的時候。而這時，如果能遇到一真心以國士待你的人，你滿腔子的血就會湧頂而出。

　　敏感如魯迅先生，白眼和侮辱未必少於陳天華和秋瑾，但魯迅並沒有拔劍起舞，熱血相向，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更加荊棘和坎坷的路途，但這個路途難免有看客的尷尬折磨著他、提示著他。

　　我想魯迅先生後來的文字是洗刷自己作為看客而苟活的心理的，是秋瑾的死，是徐錫麟的悲壯，這些鄰家同學的血釀成了魯迅心底的苦澀文字的苦澀，也釀成了後來他的“為了忘卻的紀念”，那樣金石質地的文字。

　　魯迅是選擇了留下來，在留下來的人中，有秋瑾的同學王時澤。秋瑾在私下，曾和王時澤就歸與留進行過交流，那是在秋瑾歸國行前，對“歸否？”一問。王的回答是：“甲午之恥未雪，又訂辛醜和約。我們來到這裏，原為忍辱學……不必憤激於一時。”

　　秋瑾不再說話，幾天後即束裝就道，歸國而去。

　　歸國後的秋瑾擬了一封《致王時澤書》，以文字和理性表明了自己的立身處和誌向。信文雖不長，卻見毅然和斷然，大英雄做即做矣，何須纏綿？

　　吾與君誌相若也，而今則君與予異，何始同而終相背乎？雖然，其異也，適其所以同也。蓋君之誌則在於忍辱以成其學，而吾則義不受辱以貽我祖國之羞；然諸君誠能忍辱以成其學者，則辱也甚暫，而不辱其常也。吾素負氣，不能如君等所為，然吾甚望諸君之毋忘國恥也。吾歸國之後，亦當盡力籌劃，以期光複舊物，與君等相見於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餘生，則吾誌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複之事，不可一日緩，而男子之死於謀光複者，則自唐才常之後，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願與諸君交勉之。

　　走，有走的依據，秋瑾的信坦直地傾瀉出自己走的理由，歸的目的，大義在肩，她不能不走。再就是作為女子的一份尊榮，她要維護一個女子的尊嚴。

　　其實我看重的是信中的這兩句話：君我之異，雖表麵為負氣，內裏卻有大義存焉，一己的長遠之學業與一國的眼前之榮辱。秋瑾無法作長遠的利益之選，她的熱血無法潑灑到窗明幾淨的學問裏去，她必須和這些學問中人劃下一道鴻溝，一道楚河漢界，一邊是井水，一邊是河水；不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的這句話，如果對比正月間與徐自華在西湖邊的對答，已經是一決絕一輕鬆。此時的秋瑾已經曆了許多血和死，9月吳樾彈炸五大臣血殉燕市，11月陳天華的高歌蹈海。我們讀到的是秋瑾救世的熱腸“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裏度春風”？

　　此時的秋瑾正如一把寶劍或者是一把短刀，十年磨成的一劍，還未曾試過如霜的鋒芒呢。這劍與刀開始躍躍欲試地鳴叫，在牆壁在匣中也在秋瑾的靴筒裏，但這刀從靴筒裏抽出了，出鞘的刀怎能回返？秋瑾的這一幕，也是魯迅目睹的一幕，刀插講台上。我想也許正是此景此情在十年後的發酵，才有了魯迅的《鑄劍》裏的熱血的文字。那不是冷冰的文字，是叫人熱血沸騰的血和號叫，是秋瑾遙遠的回響。

　　秋瑾被砍頭梟首的血，也濺到了李鍾嶽的良知裏，讓我們還原賦閑的李鍾嶽，他整日整夜地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句話，獨自一人，有時就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展出來“注視默誦”，這時隨默誦而下的是縱橫溝壑的老淚。這樣的場景一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秋瑾的血成了威壓，李鍾嶽在良心的自責下，覺得秋瑾死在自己的任內，是自己的恥辱，最後他的投繯解脫離秋瑾被害尚不到百天。“身後蕭條，幾不能棺殮”。

　　一個縣官，其清也如此，其窮也如此，似水似冰。環視當時的中國，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有人格底線的縣令，是個有恥感的縣令。他的投繯，一是愧對秋瑾，再是對清朝之絕望使然。作為一個山東人，李鍾嶽是受孔孟濡染較深的，從骨髓到肌膚，他有自己的恥辱感和人格底線，死就死了，不願受辱，但他卻贏得了曆史的榮耀。

　　對比李鍾嶽，那些在晚清官場奔競，沒有底線是非，以皇家的是非為是非的人，卻被釘在恥辱柱上。

　　殺害秋瑾、為大清王朝撲滅星火的功臣張曾揚，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晉爵，反而無法在浙江巡撫的現職安身；改任江蘇，也被當地紳民拒斥。遷就民意的清廷萬般無奈，隻好再發上諭，將張氏轉調山西。其離杭起程時，自知民間結怨已深，恐有風潮，故乘火車赴埠。及由八旗會館至清泰門外車站，有軍隊擁護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

　　秋瑾被殺後，當時的輿論界是有道德感、是非感的，他們並沒有因為找一替罪狼而放水，而是對張曾揚、貴福們進行口誅筆伐的追討，不依不饒將二人永遠塗抹在曆史的汗青上。我想到以色列人，也沒有簡單地把所有的屠猶罪行放在希特勒一人身上，而是對所有證據確鑿的納粹凶犯一個也不放過，哪怕隻是一個下級官兵也窮追不舍。

　　我想到了張誌新和林昭，那些手上沾滿這些女性鮮血的人，有幾個懷著自責而自殺？

　　秋瑾的死和血，烙痛了一些有良知的人，她激怒了這民族久已蟄伏的良知，一個女人的死使一個民族的男子蒙羞，秋瑾給麻木以驚醒，給踉蹌以力氣，給無情以熱血，給鐵石以惻隱；為冥作光，為旱作潤，為良知作憤慨。

　　四

　　秋瑾死後，榮辱的變換，使我們不能不懷疑某些所謂的正義和良知，懷疑秋瑾何辜，被折騰再三，所謂的死者為大的民間的高義，卻被當作了腐朽，烈士的血和曆史一樣在某些人的眼裏再沒有了敬畏，曆史成了戲弄和戲法，烈士的血漸漸凝固成了虛無。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秋瑾死後受辱的是她的屍骨多次被掘出，被輾轉，在晚清的末年有過，在“文革”時也有過。秋瑾第一次被清廷從西湖逼遷，與秋瑾墓“文革”被毀，本質上有什麽區別麽？抬高一厘米，把槍抬高一厘米，但皇權顯然還是為人倫、人性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或者說百年前專製的嚴酷中顯然還容許有某種程度的彈性，秋瑾才能得以全屍全服棺殮並得以屢遷。但“文革”的荒唐呢？

　　在2011年元旦的下午，陽光下徘徊秋瑾墓，愴然而起的是青山有幸，此土何辜？一抔屍骨竟三次被權勢逼離西湖，1908年遭清廷嚴令平毀，1964年被借口“美化人民的西湖”而遷，第三次是在劫難逃的“史無前例”了。秋瑾死後她屍骨所受的屈辱，何曾少於生前？

　　第一次歸骨西湖的秋瑾，有鄉紳為之棺殮，有兄長為之護靈，有閨中密友風雪渡江踐約移靈西泠。其實最動我心者，莫過是風雪渡江的場景。

　　風雪渡江，那是怎樣的場景？在晚清進入黃昏的冬天，雪意酣暢，整個錢塘江靜靜地臥在蒼茫的天穹下，大雪在覆蓋，隱蔽，或者是為秋女士天地一白地盡哀麽？冒著百裏齊奏的白雪哀樂，作為友人的徐自華，是在尋找和護持著什麽呢？這是一種祭奠？還是一種朝拜？

　　那浙東的山水和灰瓦白牆的民居，那蓑衣和烏篷船，在雪下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這在平日是一種水墨的寫意，但秋瑾的棺木和船頭的徐自華予人的卻是滄桑，是冷凝，是冰中的溫慰。白了風帽，白了船頭，天地一白啊，那時的曆史肯定是為這般的舉動疑惑非常，風雪渡江，風雪茫茫？大道默默，蒼穹不語！

　　大道默默，蒼穹不語而風雪渡江，也許是上蒼的安排，老天為歸骨西湖的秋瑾安排雪的梵音。雖然它是那麽茫茫蒼蒼蘊蓄著大的沉默，這沉默正是一種終極的為秋女士獨絕的無言之美吧。

　　蒼茫的江上，一葉扁舟，一具棺木，有自己的友人相護相持，在風雪的西子湖頭有嶽武穆在等待。雖然我知道那蘇小小不會穿越曆史在雪中迎出，用纖細的手拂去秋女士肩胛額際的雪片，但她會感佩風雪渡江的高於頂的友誼。

　　風雪渡江，一種道義在肩的精神在流貫。多年以後，已經成年的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仍記得他僅12歲時徐自華冬日來越中的情景，那是風雪彌望的冬日，“一主一婢，間關西度，勾留三日，一舸赴杭”。

　　辛亥百年後的元日晚上，和友人從杭州乘火車穿行紹興，那時的紹興早已是燈火隱隱，看不見秋瑾被砍頭的古軒亭口，也看不到魯迅的舊園，火車的鏗鏘越過了錢塘。現在也仍是冬日，我感到一種風雪渡江的蒼茫。

　　選自《北京文學》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