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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另類的百年回憶

　　毛誌成

　　小序

　　我已七十餘歲，本文居然以“百年回憶”為題，有人會認為我寫的事注定是荒誕不經的。但是我再次聲明：我寫的事是百分之百真實的，無半點虛構之意。因為在我五六歲稍稍懂事的時候，就親身接觸了當時三十歲以上直至六七十歲、七八十歲的人，以及他們講的往事或實際做過的事，加在一起足足百年有餘。

　　我的回憶為什麽是另類的？因為許多人寫的回憶錄，有的太正統、太模式化，曾被太多的人寫過或讀過，故而我隻能選取那些被種種“正式”書籍或文章都從未收納過的人和事來憶一下。

　　一

　　那是六十多年前，即我五六歲的時候，就常常追隨著一個六旬老漢聽他講“戰事”。他原是北洋軍閥混戰時的一個雖然普通但又特殊的兵卒，因為他是專業性的“罵陣兵”。他不參加實際打仗，隻管罵陣。

　　軍閥相互打仗，甲方的兵卒和乙方的兵卒彼此之間並無仇恨，打起仗來也就打不起精神兒，這時就需要專管罵陣的兵去把對方罵得生氣發火，然後便動刀、動槍、動炮地開打。

　　罵陣兵雖是文盲，但必須“口才”好。當然使用的都是野話、葷話、穢話，例如罵道：“媽的，瞧你們那個熊樣！一看就知道不是你爹你媽吃飽喝足日出來的！說不定是你爹得了楊梅大瘡（性病）、你媽得了癆病胡亂把你睡出來的！要有本事，打呀！衝呀！殺呀！”

　　對方的罵陣兵也是這樣罵，而且一個比一個罵得難聽。雙方都被惹急了，於是就開打，結果往往“戰死”的無數。

　　那時我就問這位老漢：“打仗一定要死人，兵打仗的時候不怕死嗎？”

　　他回答說：“打仗打瘋了的時候，沒人怕死，而且當成樂子呢！頭一條原因是：用刀、用槍、用炮打死了對麵的人，跟下棋、打牌一樣，贏了就樂！第二條原因是打仗的時候夥食最好，有酒有肉。我本人就更特殊了，別看平時我就是個兵，與別的兵一樣，但罵陣之前我吃的是小灶，跟官差不多！”

　　我問他：“你還想打仗麽？”他歎了一口氣說：“沒這福氣嘍！若是還有這福氣，誰不願幹？”

　　當年對這樣的事我不懂，隻是當成笑話聽。後來我長大之後，識人漸多也識兵（國民黨兵）漸多，待我發現他們也將打仗當成一種癮時，我便悟出了這樣的道理：幾千年來中國人打（殺）中國人何以成為一種樂趣和習慣？愚昧所致也。

　　二

　　人根本不懂人生的真正價值時，他們追求的是什麽？這也是有例為證的。

　　我的一個遠房叔叔，大約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時，他十九歲被本地的“雜牌軍”（由土匪變成的“國軍”）抓了兵。一開始，他作為一個農民當然是害怕的，四下裏逃躲，但還是被抓去了。他的父親是一位既忠厚又有本領（業餘當過獸醫）的農民，賣掉了十幾畝地帶著錢去見那位“師長”（當年的匪首）。鑒於這位農民與“師長”都是本鄉人，甚而還繞著彎地“沾親”。那位“師長”收了錢之後，便同意放他的兒子回鄉務農。

　　但是我這位遠房叔叔硬是不願回家了。他對其父冷冷地說：“你回去吧，我反正不會回家再去當莊稼人了！現在我出門上街的時候人人都怕我，過去當農民隻能天天怕別人！當農民等於一輩子白活！”

　　後來其父隻好另想一個主意：為他娶個媳婦，而且選的那位姑娘是一方美女。但是我這位遠房叔叔新婚幾天之後，聽到他父親又讓他下地幹活，便逃回了兵營。

　　兩年以後，這夥子“國軍”被解放軍打垮了，我那位遠房叔叔被改編為解放軍。打了幾次仗之後，他入了黨。解放之後的三四年，他以“副排級”幹部的名義複員了，回到了老家當村長、生產隊長（兼支部書記），在村民中大逞威風。天天倒背著手在村裏閑逛，串門隻是為了喝酒。在村民處於饑餓年代的時候，他家裏每當半夜時煙囪中都在冒煙，肉味、酒味傳遍四鄰。連他的老父也由於饑餓難忍，拎著斧子闖進他家。我的這位遠房叔叔最後被其父嚇跑了。

　　“文革”時，他偏偏又很“冤枉”地當了“走資派”，被“造反派”連打帶罵，成了殘疾人，不久還真的死了。

　　我反複思考他的一生，但很難做出準確的評價，隻能泛泛地解釋為“人性所致”。

　　三

　　解放後“土改”時，北京地區的“土改”已經成為“和平土改”，不像當年搞的“流血土改”、“殘酷鬥爭”，如《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寫的那樣。

　　當然，地主的土地、浮財是應當分的。但將某個地主的其他財產（包括牲畜、房屋、家具、衣物、現金，等等）進行分配時，一位應當享有分配權的年老農民卻斷然拒絕說：“把他（指那個地主）當成地主看待，這沒錯！但別忘了，論輩分他是我的同姓侄子！我一個當長輩的，從侄子的手裏奪東西，我丟不起這個臉！”

　　說他的思想意識是愚昧的，是落後的，是封建的，這都有道理，但從“做人”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給他一點敬意似也應當。

　　四

　　我出生的華北某小村莊，其落後性、閉塞性近於古代。男人還大都留著清朝式的辮子，隻有極少的人去過京城。因此也隻有極少的人聽到過“共產黨”、“毛主席”這樣的名詞。直到解放前夕、解放之初（尚未土改時），農民仍過的是與古代無大區別的日子。村裏連正式的小學校都沒有，隻有舊式的村塾（此前稱之為“學館”），先生教的課本也無非是孔孟式的讀物。

　　解放了，一開始聽到過“革命”、“毛主席”等名詞的人仍不多，而且大都是從極少數進過城的人的嘴上傳來的。

　　這時，來了一個外鄉人，三十餘歲。他無非是京城的無業遊民，有一點說評書的“本領”。來到村裏之後，便見人就向鄉民大喊：“你們太土氣了！太蠢笨了！今天我是來給你們當師父的，我要教你們懂得什麽叫革命！我要講講我跟毛主席的交情！講完了之後，村公所要給我備飯備酒！”

　　孤陋寡聞的鄉民也就都聚到他身邊。他講些什麽呢？請聽：“要論革命，我可是大行家。你們都不認識毛主席，我可認識！當年我跟毛主席搞過桃園三結義，有八拜之交。我稱毛主席為大哥，鬧革命的那些年我跟毛大哥吃飯時用過一個碗，睡覺時同枕過一塊石頭。要說毛大哥的本事，真是太大了！他手使兩把飛叉，飛簷走壁更是不在話下！”

　　鄉民自然相信，不知道此人的話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一連多日，他不僅成了名人，而且不乏崇拜者。

　　後來他到別的農村去騙了，下落不明。但是六十多年前的孤陋山村，某些愚民的覺悟也不過如此。

　　五

　　1950年，我十歲，村裏開辦了正式的小學校。由於此前我在村塾中讀過古書，能認能寫（當然是用毛筆去寫）較多的字，也向村塾先生學會了珠算，故而一進入小學就跳到了四年級。從古舊式的村塾進入了新式的小學校（村民稱之為“洋學堂”），簡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校長、教師大都是“北京和平解放”後被安置工作的傅作義軍隊中的下級文職官員，或他們的太太。校長原是前國民黨軍隊的上校軍需官，教師中也有當年的翻譯官。至於他們的太太，最低的學曆也在中學畢業以上。

　　他們來了，我們除了懂得“國文”、“算術”之外，也懂得了什麽叫正規的體育、音樂、美術，農村孩子第一次看到了籃球、風琴。雖然女老師一邊彈風琴、一邊教我們唱《何日君再來》之類的歌，但古老的農村總算是有了新的活氣。

　　實話說來，這些老師雖然當年曾是“反動軍官”，但對新社會、新生活的熱愛是發自內心的，而且多才多藝。村裏的第一個戲班，主要演員都是小學校的教師或大齡學生。演《白毛女》《農民淚》《打倒美帝紙老虎》《小女婿》《劉巧兒》時，這些老師無論是飾演正麵角色還是反麵角色，都十分賣力。“肅反運動”開始後，我們的校長雖然要被抓走（後來判刑很輕），但他還是請求讓他把這出戲演完。他當時飾演的是《劉巧兒》中的大壞蛋王壽昌。

　　另如，許多新名詞如“革命到底”、“團結友愛”、“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都是他們從報紙上讀到又傳播給學生和村民的。至於他們若幹年後的命運，當然大多是悲慘的。

　　六

　　我十二歲走出小村，到五十裏外的縣城中學讀書。那時，同學中的年長者竟有近二十歲的已婚者和生子者。他們上學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有一天能進入城市，找工作，掙錢養家。

　　我的這些年長男同學，由於都是農民兒子，所以具有農民式的“精明”。有的連補衣、修鞋（當然是布鞋）的手藝都很巧。夜裏，我們十幾個人睡在一個很大的土炕上。睡前，這些已婚同學最大的興趣之一，就是互相大講有關男女之類的“葷事”。我必須承認，他們講得既“生動”又“精彩”。可惜，他們的功課都較差，無論怎樣刻苦努力也還是提高不了學習成績。包括一見作文就頭疼，寫出的文章大都文理不通，錯字連篇；連簡單的代數題、幾何題都常常懵懂不解。其實那樣的基礎知識，老師稍稍一講我這個十二歲的人就立刻明白了，而且覺得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快樂。

　　我崇敬的老師之中，有一位貴婦人式的三旬女教師，衣服一日三換，連手絹都一日幾換。但她對我這個十二歲的學生很有感情。某次夜裏我尿了床，被同學發現之後遭到了斥罵。這位女老師得知以後，竟然為我拆洗了被子，並將被子裏的濕棉絮放到僻靜處曬幹，事後又將被子縫好。

　　但是這位女老師的丈夫當年卻被迫到了台灣，好久之後幾經曲折將一封信寄到大陸，但是這封信，被公安部門查獲了。於是有一天，這位女老師被帶到公安局，第二天又將這女老師關到學校角落的一間空房裏，並讓幾個年長學生看守。這幾個同學中，固然有沉默者或出言溫和者，但也不乏大板其臉而且厲聲嗬斥者，並且直呼老師之名。我的心情鬱悶、痛苦極了。

　　大約十幾日後，這位女老師又被允許上課了，但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溫厚之臉，變冷變呆了。大約是1980年，我已經四十歲了。已經六十多歲的那位女老師，丈夫從台灣回來了。夫妻團聚，自然很高興，特意寫信要我參加她的家宴。談及當年我上學時的往事時，她除了笑著提到我的尿床之事以外，對其他的學生和其他的事都默然無語。

　　七

　　1956年，我16歲，到北京讀文科類的大專（那時叫“高等專科學校”）。這些同學的學習成績都較差，成績好的學生都考入其他的有名學校去了。我是由於家貧而隻貪圖那樣的“公費學校”，才考入該校的。好在該校有個規模不小的圖書館，藏書有幾萬冊，這便成了我樂於“潛遊”的海洋。別的男女同學，最大的業餘興趣無非有三：一、跳舞；二、談戀愛；三、當“積極分子”，爭取入團入黨。

　　業餘時間我除了到圖書館閱讀古今中外名著之外，就是到我很崇敬的一位曆史老師家中拜訪、受教。他的談話，我最深的印象有這麽幾條：一、他認為農民起義的頭領中缺乏將才，更無帥才；二、他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曆史上很蠢的運動，他認為《水滸》中的108個男女好漢大多是匪，證據之一就是梁山沒有任何的正當經濟來源，也無正常的稅收製度；三、他認為中國沒有基於大工業生產而形成的真正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因此真懂馬列主義的人太少太少了。

　　他的這些話當時我聽不太懂，但又覺得有一定道理。

　　後來我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寫的《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和列寧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我除了佩服得五體投地之外，對當時我目睹的社會現象也漸漸產生了反感。然而在我與很多老師、同學談話中引用馬、恩、列的語句時，人們對我大都愕然、生疑，常常認為我“思想問題太嚴重了，連出氣兒都帶有反動味”！

　　就這樣，第二年我的那位曆史老師理所當然地成了“右派”，我也受到了全係性的批判。

　　八

　　大約是1969年的事，某天要槍斃幾個刑事犯罪分子，刑場設在北京盧溝橋畔永定河的幹涸河床上。但事先並未聲明槍斃的隻是刑事犯，拉來的犯人足有十餘個，他們也不知道這僅僅是“陪綁”（而不是真的被殺），但那陣勢誰不恐懼？這些人，無非是被“文革”認為態度極不老實的“走資派”和其他的“反革命”。

　　來到刑場時，很多犯人都嚇得站不住了。這時，不僅站得很直而且跳著腳大罵警察的，隻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她確實殺了人，不過殺的是她的繼父，此人在村裏當了個小頭目之後不僅虐待這姑娘母女二人，而且對鄉鄰也逞凶逞威。這姑娘殺了繼父，帶有一定的自衛性質，因此隻判了四年徒刑，但這些情況都沒有向那位姑娘說清，因之她誤以為真的要被槍斃。但是她非但毫無恐懼，而且止不住地對警察破口大罵：“混蛋警察！我操你們姥姥！你們瞎眼！不分好壞！姑奶奶我不怕！快開槍呀！還磨蹭什麽！”

　　待到槍聲響起時，真正被槍斃的四個人無疑倒了下去，但那些隻是“陪綁”的人也都暈倒了。隻有這個姑娘，仍然站得很直，仍然破口大罵。

　　她今年已經五十八九歲了。三十年前就成了一方富婆，此中一定有不尋常之處。

　　九

　　1975年，陰謀家康生死了，葬禮的規格與國葬差不多。當時人人低頭默哀，不少人還裝作痛哭態，我怎麽也哭不起來。這時，我的一位女同事輕輕地用腳踢我的腿，小聲說：“快哭！快哭！這是政治問題！”她本人也哭得淚流滿麵。

　　我也隻好裝作大聲哭泣，其實是幹號。老實說，被江青恭稱為“康老”的那個人，任何一個有良知、有理智的知識分子都懂得他是個奸詐之人。

　　到了1978年，這位“康老”被黨中央定為“陰謀家”。我再次見了我的那位女同事時，提到了當年的事，她說：“當時不哭行嗎？別忘了我是黨員！假如我不哭，怎能算是忠於組織？”

　　她和我的個人關係很好，強迫我去哭康生也出於善意。但中國人連哭和笑也要服從“組織決定”，這可真是世界罕見、中國特有的特殊國情。

　　十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調到大學任教，也漸漸熬成了教授。於是，我也就認識了成堆成堆的教授。我確實見過真有學問、真有功力的真教授，與他們相比，我隻是個小學生，而且不是既苦讀又精讀的學生。真正的教授，為了查尋一個資料、一句話甚而一個字的出處，不惜用上幾天幾夜，還從漢語書籍、外語書籍中對此進行核對。我本人既無這樣的廣博知識，也沒有這樣的精神，有時連“二把刀”的水平都達不到。

　　但大大遜於我的教授也實在不少。他們雖無讓我由衷仰視的學識，但卻喜歡四下張揚。某日，在一次什麽學術研討會之後，以我十分膚淺的知識都能指出某人用錯的字、詞、句，而且是偷偷的。沒想到此人隻是當時紅了臉，並作了很無力的辯解，而沒過多日卻於我不在場的會議上對我大加挖苦。這樣的事，是後來別的朋友向我轉述的。也正因為這樣的事，在人們稱我為教授時，我疑心有諷刺意味。

　　十一

　　似我這樣的“純文人”（又不是什麽“大師”、“泰鬥”），在三四尺之內直接而麵對麵地見到特大號官員的可能是沒有的，至多隻是在什麽會議上我坐在台下靜觀靜聽。但中下級官員，與我同坐在小會議室或酒桌上的次數卻很多。

　　幸好我有一雙絕對屬於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我又絕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例如某高級官員在台上進行口頭發言（而不是依照秘書寫的稿子去念）時，神態是溫厚的、謙恭的，出言是樸素的，時時還使用不少民間式的“家常話”，不故意賣弄那些刻意式的博古通今、引經據典之類，我就格外敬重。

　　尤其是他在講話時不僅謙虛，而且直言不諱地講出他做錯的事，並為此陣陣臉紅，我就格外仰視。

　　完全相反的例子也有，這就不去說了。我向來認為：聽不懂或不會講民間話、家常話的上層人物（包括官員或學者、名人），尤其是臉上從來沒有湧出過羞愧式紅暈的人，絕不會讓人由衷感覺到他可愛，也不會從心眼兒裏認為他有真知真能。

　　十二

　　似我這樣的七旬之人，曾經參加的和經常參加的追悼會實在太多了！不必諱言：我為死者掉下幾滴（哪怕一滴）真實之淚的事固然有之，但無論如何強擠也擠不出一滴淚的時候也不少。我對前者之所以動了真情，與那些堂皇的悼詞都無關，隻因為死者生前給我留下的是鮮活的、具體的尤其是既樸素又真誠的形象（包括名人和平民），而不是虛假的名位符號。例外也是有的，如某些無德、缺德的人死了，參加追悼會時一聽哀樂、一睹遺像，我也會落淚。因為我想的是：他（她）本來可以活得像個好人，但卻永遠無法重新再活一次了，悲哀。

　　十三

　　人都是要死的，因此人進入老年之後免不了常常憶起許多與死亡有關的事，而那種回憶又常常是頗有樂趣的事。這是因為人的生死都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和無序性。在2009年《北京文學》第11期上，我曾發表了一文《我憶起的非常之死》，其中至少涉及了我親睹的十二人的非正常死亡。實際上，遠遠不夠！莊子死前為自己寫了一則訃聯：“夫子生兮，時也；夫子逝兮，適也。”意思是人的生死大都帶有無序意味，因此不必對他人的不幸之死有慶幸之感。聽到別人之死而自己格外慶幸，甚而幸災樂禍，其實此人離死尤近。

　　我有一位與我熟識之人，十年前我患病住院。我的不少朋友來探望我時，大都說些強化我樂觀心態的話，並舉出多年前患病而今天十分健康的人為例來寬慰我。唯獨我上麵說的這個人，探望我時問了我的病情之後，頗有慶幸之意地說：“患的是這種病呀，你完蛋了！完蛋了！我們是朋友，因此我不瞞你，做好精神準備吧！”

　　偏偏他於第四天患“暴症”死了。當然，我聞訊後也哀痛不起來。

　　十四

　　就在十幾日前的一個初夜，確實有一個持刀歹徒闖到我麵前，喝令我把錢放下。我一見他、一聞其聲，發現他是個頗有稚氣的十六七歲男孩。他翻了我的衣袋、褲袋之後，發現我沒有錢（其實他沒翻盡）悻悻欲走。我對他說：“論輩分，我是你爺爺。你要是甜甜地叫我一聲爺爺，我就會像疼愛孫子那樣，賞給你一筆意外之財。”

　　他雖然很不情願，但是為了錢，還是無可奈何地叫了我一聲爺爺。我從衣服中極為隱蔽的暗兜裏拿出了僅有的二百元錢，一邊說：“好孫子，要學好呀！”他愣了愣神兒，沒有接我的錢，轉身猛跑了。

　　當然，這種辦法絕不會常常奏效，不可亂用。

　　十五

　　我故鄉的一位九旬老漢，年輕時是一方的精明人。但他畢竟當了一輩子農民，年老之後雖然子孫甚眾，但隨著年紀漸老，子孫們的孝順也就越來越淡，甚而常施冷臉。他唯一的資本就是身體尚健，但不像城裏職工有固定工資，子孫（也大都是農民）對他生活尚能負擔。

　　有一次他到鎮上走了一趟，回來之後提了一個大包袱放在屋裏，並將包袱半解開來。發現他十來歲的重孫女有事要進他的屋子，他便故意躲了出去。

　　不幾日，他子孫中便傳出了驚人的消息：老漢屋中存了一大筆錢，足有上千萬元。可惜又鎖在櫃子裏了，別人都沒有鑰匙。

　　於是，子孫們的孝敬就格外殷勤起來，都爭著要求老漢到自己家去住，並百般伺候。老漢也照辦了，並一再強調：“誰把我伺候好了，我的產業就分給他。”於是，這老漢便真正當起了很有威風的老太爺。他的子孫們也就相信這老漢藏下了很多的錢，可能是買彩票中了大獎，也可能是得了其他的外財。因為老漢一輩子都是能人，別人很難猜透。

　　老漢死了，葬禮也辦得很風光。

　　等到子孫們將老漢的櫃子打開時，發現那一大堆錢隻是冥幣，上麵的字是：“天堂銀行印製”。

　　十六

　　本文最後，我要為我的一位老友寫一篇悼詞。

　　我的這位一生之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株白楊樹。從我幾歲時記事起，至今六十餘年從來沒忘記它。每次回鄉，都要去見見它，摸摸它，或在它身邊偎一偎。這是因為：

　　六十多年前我五六歲時，到村外馬路邊玩耍，累了坐下來時，見一個車夫停了車、卸了馬，因為他發現路邊有一小片格外翠綠的青草，是馬的最佳飼料。就在這匹馬低下頭去啃吃那片青草時，我發現草叢中有一株半尺高的白楊嫩苗。正當馬將嘴伸向這株白楊嫩苗時，我將馬頭推了一下，示意它到幾步之外的草地上去吃草，馬也照辦了。

　　後來車夫要趕路，將馬駕上車轅，走了。這株白楊嫩苗，也就獲了救。

　　這株白楊一年年長高，我對它的感情也就日增。後來我無論是上中學、上大專，還是參加工作當了教師，每到假期我回鄉探親時，都不忘去看望那株因我而活下來的白楊。見它由數尺高而長到一丈高、兩丈高時，隻有我才能產生而別人不會產生的特殊感情。

　　“文革”十年，我失去了自由，因之我也就沒有可能去親近那株白楊。十年後我才回鄉探親，第一件事就是看望那株白楊樹。它已經長成直徑一尺有餘、身高數丈的喬木了。樹身上雖有棒痕、刀痕、槍痕，但它仍然昂首挺立。見了我，它枝搖葉曳，隨風且舞且歌、且呼且敘。我不禁落淚，而落淚的原因也隻有天知、我知。待我已是六旬有餘之人，見到它的時候，它已是直徑數尺、身高六七丈的巨人式大樹了。幾裏外的人隻要抬頭一看，無不視為蔚然壯觀。

　　但是就在不久前，為了修路或建樓，這株與我在感情上依偎六十餘年的白楊樹被砍伐了，連樹根都被刨掉了。

　　當然，大歎一聲“天呀！”的人，也隻有我。

　　選自《歲月》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