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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不以勝敗論陳炯明

　　胡文輝

　　這是為陳炯明翻案的文章。

　　陳的舊案，其實輪不到、也不必等我來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魯）的《陳炯明傳》（香港文藝書屋1978年版），已大體寫出陳炯明的本來麵目；陳定炎（陳炯明之子）與高宗魯合著的《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見解上有力地重新樹立起陳炯明的正麵形象。大陸段雲章、倪俊明和沈曉敏編輯的《陳炯明集》、《孫文與陳炯明史事編年》、《曆有爭議的陳炯明》，也已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翻陳炯明的案，可以說是一件既簡單又複雜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純學術層麵，是簡單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層麵，卻是複雜的。因為重評陳炯明，無法繞開孫中山，對陳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對孫多否定一分。而長期以來，在國民黨的正統史學中，孫中山是“國父”，是革命開山，反孫即反黨，叛黨即叛國（當年聲討陳的傳記就名為《陳炯明叛國史》）；另一方麵，大陸的現代史編纂，也遙奉早期國民黨的政治法統，既要唱衰“背叛革命”的蔣介石，又要繼續力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因此，在黨化史學盛行的時候，在孫中山政治神話的籠罩下，陳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長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殺，就被定型為“總理叛徒”，就難以被曆史宣告無罪。

　　正是出於這一背景，《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就不僅是一份陳炯明的辯護詞，同時也是一份孫中山的起訴書。閱讀此書，最可見孫、陳政治毀譽的形成，最可見政治勢力對曆史編寫的扭曲，也最可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句話的精辟。考慮到一般讀者難得見到此書，故以下略述我的讀後感，並以此表達我對這位近代嶺南誌士的敬意。

　　1922年陳炯明與孫中山決裂，並有所謂“炮轟總統府”事件，是民國史上的大關節，促使孫中山此後轉向聯蘇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變了20世紀中國的政治走向。大體說來，孫、陳之爭起於政見的衝突，在北方隔岸觀火的胡適當時即明白指出：“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於是有八年聯安福部的政策，於是有十一年聯張作霖的政策。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賴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這一周》之十）

　　孫、陳之間，孰是孰非？陳的意圖，是立足於“聯省自治”，再進而通過和平製憲，“仿照美國聯邦製度，成立中華合眾國”（據《曆有爭議的陳炯明》，484頁）；這與孫的“武力統一”，並模仿蘇俄政治和軍事製度的做法，正成強烈的對照。至少，陳的路線代表了20年代中國政治的另一種選擇，代表了現代史上一條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這裏不擬細論。至於他們交惡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隻想交代陳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幾個片斷：

　　1920年陳在閩南時，列寧密使波特波夫曾訪問他，表示蘇俄可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給粵軍使用，陳以為革命不應依賴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193-194頁）。當時蘇聯更屬意的合作對象是陳炯明，假使他積極爭取，還輪得到孫中山嗎？而國民黨後來正是依賴蘇聯的軍援，才得以擊潰陳炯明部，並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孫中山聯絡西南軍閥，沿西江而下進攻陳炯明主政的廣州。其時廣州方麵財源枯竭，軍心動搖，前方將領多要求開禁弛賭，以賭稅維係經濟（《史事編年》，715-716頁），而陳斷然表示：“粵軍可倒，賭不可開！”（陳演生編著、黃居素增訂《陳競存先生年譜》）假如陳不執意堅持他一貫的禁賭政策，其部屬又何至於窮極嘩變，至為外敵所乘呢？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方麵欲聯絡中國各係勢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與陳商談多次，陳以歸還東北為先決條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麵，一切均可商談，歸還東三省亦不成問題！”陳要求日方出具書麵文件，終以日方不能應諾而作罷。以後影佐以個人身份贈與支票八萬元，陳麵辭不獲，事後就在支票上畫叉勾銷，命手下送還影佐（康白石《陳炯明傳》，99頁）。如果他稍假以辭色，就算不能借日本之力東山再起，臨終前也不至於生計潦倒啊。

　　由此可見，陳的舊屬稱他“寧犧牲其憑借軍事力量，而不背其對民眾夙昔之諾言，雖顧目的，更擇手段”（陳演生《陳競存先生年譜編後語》），亦不盡是阿私之言吧。

　　我們且再對照孫中山的行事：

　　為了扳倒袁世凱，孫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幫助中國革新，“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約十一條，其退讓程度尤甚於袁世凱政府簽字的二十一條！

　　為了籌集北伐軍費，孫1921年與美商喬治香克簽訂合同：香克在美為孫政府發行公債一億金元（約合當時中國幣二億元），而未來由香克所組織開發的中國工業，生產純利的1/3、購買材料款項的25%皆歸其所有。這實際上將使香克壟斷中國的商務讓予權。

　　還是為了北伐，孫1922年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簽約：日方供給新式長槍二萬枝、子彈500萬發及野炮若幹，並資助500萬日元，而贏得海南島及廣東沿海島嶼的開發權，以及廈門以南的捕權。

　　孫與日、美之間的這些密約，因故都未實現（以上參《大翻案》，293-294頁、389-401頁），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犧牲一國利益以謀求一黨利益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他後來轉向聯俄，不過是同一種手腕的應用而已。至於孫1922年下令艦隊炮轟廣州城區，1924年火燒西關血洗商團，更是現代史上以民為敵的空前暴行（參《大翻案》，377-389頁）。

　　跟孫中山相比，陳炯明太拘泥原則；跟陳炯明相比，孫中山太不擇手段。對於孫的這一點，吳佩孚曾有言：“餘信政治之要諦在於道德，而孫先生似認為政治為一種技術。”孫去世後，梁啟超有更清晰的批評：“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借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孫文之價值》）然而孫之所以一朝得誌，就在於他能不擇手段；陳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於他太講原則吧。

　　在此，還要另外補說一點：當時堅持不與外國勢力合作的實力派軍閥，並不僅陳炯明一人。

　　吳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得勝，勢力盛極一時，蘇聯特使越飛在南下會見孫中山以前，實際上更希望跟吳合作，但為吳所拒絕；吳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兵敗，日本領事勸他拋棄舊主曹錕，與段祺瑞修好，吳卻表示：“關於個人一時之成敗，本不在念中，此為我不能擅背曹而結段之原因，故寧為玉碎不為望瓦全也。”等到他為國民黨所敗，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專程拜訪他，願提供一百萬元、十萬步槍、兩千機關槍及五百鋼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過去我曾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止百萬，可見成敗並非槍炮與金錢。我如願引外援借外債，何必待到今日！中國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了。”（參李潔《茫茫煙蔓尋何處--吳佩孚遺址考》；郭世佑、鄧文初《民族主義的裂變--以孫中山與蘇俄關係為中心的分析》）這些話，何堪使孫中山聞之！可知吳與陳皆始勝終敗，而且皆敗於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實與他們恪守原則大有幹係。

　　郭鬆齡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張作霖，日本方麵事前曾與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條件是滿足日本在南滿的特權，但為郭斷然拒絕。結果，正由於日軍介入，郭功虧一簣，而張作霖才得以挽狂瀾於既倒（參何柱國《郭鬆齡反奉失敗原因之我見》）。

　　即使是憑借日本勢力起家的張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線。據說在他統治東北時期，大事不糊塗，與日人虛與委蛇，始終未締結損害國家主權的正式協議；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東北，但他決意離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車站（參沈雲龍《有關張作霖的史料》）。

　　吳、郭、張諸人所行，可算陳炯明的翻版。何以舊軍閥尚能遵守相當的政治原則，而革命黨反而在手段上肆無忌憚呢？我想，孫中山那樣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標更遠大、理想更崇高，自以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於投機，乃至為陳炯明所不肯為，賣袁世凱所不敢賣。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負者，其不擇手段的勇氣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此之謂歟！

　　陳炯明並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吳佩孚一樣是秀才出身，又就讀新式的廣東法政學堂，以最優等生畢業，比之吳佩孚更多了新知識的洗禮。他後來以文人治軍，仍有其獨立思想，此其所以終不能盲從孫總統也。

　　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素來敬重陳炯明，孫、陳分裂後，他寫了一封萬言長信給陳，舉孫、陳、汪（精衛）為當世黨人三大領袖，希望陳與孫能和好如初。陳複函有謂：“…共和建國，主權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間接不能為組織國家之分子，則主權不能行使。由小數黠者久假不歸，雖百年以往，無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車可鑒……”這不僅說中了孫中山的要害，說中了國民黨的要害，不也說中了百年以來的曆史嗎？

　　稍後他徹底失勢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國統一芻議》，係統提出其建國方略，雖已無濟於實際，但仍不失為光明正大之論。他批評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夫既曰國民，不應為一黨之包辦，不應仰蘇俄之接濟，尤不應受第三國際之指揮。否則冒國民之名，行黨人私通外國之實，民國雖可欺，決不為之負責。”這既是指責當時的國民黨，也是指責過去的孫中山。針對一黨專製則說：“夫一黨專政，實與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驚蘇俄專政之成功，則曆史帝王之專政，何嚐非絕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則革君主而為民主，日以民權強聒吾民者，殊為多事也。”這是說，如因為新專製有效率就效法新專製，那又何必推翻同樣有效率的舊專製呢！又說：“即以革命黨論，亦無一黨獨尊之必要。蓋革命目的，原非排斥異己，獨霸一時。如有異黨之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動不為本黨之破壞者，何妨並行而不悖。若必以狹隘之態度處之，一若版權所有，不準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廣；且誰為真贗，尚待條件證明。”以壟斷版權比擬國民黨的一黨獨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又批評黨化教育：“中國向無宗教束縛，方幸為歐美所不及，國民黨何故違背真理，以一黨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傳，尚為未足；並此教育獨立之機關，亦必入寇而摧殘之，是亦何為者！”以上這些批判，正與胡適為首的“新月派”對國民黨獨裁的批評遙相呼應，而且，在寫作時間上還比胡適為早呢。

　　此外，他指出“目前大患，惟外力之壓迫與赤寇之煽禍”，也是切中時局關鍵的；並認為“將來國民政府之命運，不結束於內部之爭奪，必結束於赤寇之蔓延”，也可謂有其遠見吧。

　　陳炯明1933年病逝於香港，各方哀挽無數，其中有這樣兩副挽聯：“好權不好利，好儉不好奢，叔世才難，如公有幾；叛情不叛理，叛黨不叛國，謗滿天下，名亦隨之。”“天下事豈有定乎，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大丈夫當如是耳，孫不能屈，袁不能降。”所謂“叛情不叛理，叛黨不叛國”，所謂“大丈夫當如是耳，孫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為最能見其人的意氣和光彩。

　　總體而言，陳炯明在政治上終歸於失敗，但不失為榮譽的失敗。他以革命功臣而終成國民黨的叛徒，恰可比19世紀日本西鄉隆盛，以維新元勳，而終成明治政府的亂黨。當時為逆為寇，然倏忽百年，塵埃漸落，功罪重論，他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失敗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灣陳文茜的訪談，題為《隻問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進黨早期的領袖許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後來的民進黨已喪失了理想精神，“這個年代，已經太缺少不計自己利害、不論自己位子，隻問曆史的人。”其實，不計利害，隻問是非，不計地位，隻問曆史，這樣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時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於近世，陳炯明庶幾近之乎？

　　如果說，孫中山是一位不擇手段的成功者，那麽陳炯明就是一位堅持原則的失敗者。也許，堅持原則者總是容易輸給不擇手段者，道德主義者總是容易輸給功利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總是容易輸給機會主義者。在政治世界中，也跟經濟世界一樣，往往也是劣幣驅逐良幣的。陳炯明輸給孫中山，就正如趙二虎輸給龐青雲一樣啊。

　　陳炯明讀法政學堂時，因為嚴譯《天演論》的影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流行一時，故他取字“競存”，正與胡適名“適”字“適之”的用意不約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義終究不合時宜一樣，陳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讓他立足於弱肉強食的政治世界。胡適不“適”，競存不“存”，這是現代中國的悲劇；但在那個泥沙俱下、群魔亂舞的時代，也是無可避免的悲劇吧。

　　選自《南方都市報》200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