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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另一個“聖雄”甘地

　　林 達

　　我想自己和大多數人一樣，最早知道甘地時，一定是個有定語的名字--“聖雄”甘地，還有“非暴力之父”的聲名。後來我發現，大多數人對聖雄甘地其實耳熟但並不能“詳”。許多人宣揚了甘地很久，可能並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體是些什麽主張，也不清楚在印度獨立的曆史上，它究竟發揮過怎樣的作用。

　　印度到迪拜的飛機上，播放著新電影《我的父親甘地》。雖然這不是精心製作的大片，可它是貨真價實的“印度電影”，通過講述甘地大兒子失敗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的另一麵：在家裏的專製，剝奪孩子上學的機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極大困擾。雖然這無損聖雄光環，可對印度來說並不尋常。

　　曾經困擾我的是，在印度的非暴力運動中看到了暴力。這讓我想更多地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麽？甘地本人怎樣界定這個概念？它怎樣將印度引向獨立，又引出什麽後果？從印度回來我又讀了一遍甘地自傳，查閱不同的甘地傳記，還有一些印度曆史。

　　甘地的人生從“糟糕”開始

　　甘地自小是個極敏感和自卑的孩子，青少年時期的學業事業都不順利，打擊特別大的是進大學後第一年就讀不下去，隻好輟學。同時，他卻有著三代小邦國總理所形成的家族壓力和自我期許。一個長輩告訴他，時代不同了，他已不可能按照過去的模式子承父業，假如他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須接受現代教育。甘地因此在1887年離家去英國。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師資格，卻似乎不是盡量擴展自己的知識。當時英國考律師非常容易，但規定必須上課3年。甘地也就在英國住了3年，他花了很多時間和興趣在素食協會活動和對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順利取得律師資格，卻並沒有大學畢業。

　　英國律師製度的特點是：取得執照易，在法庭站得住腳、贏得顧客卻很難。它的淘汰環節是在後麵的開業執業階段。甘地取得執照後歸心如箭，馬上啟程回國。3年過去了，他拿著執照卻發現自己讀書不多，實際上並不具備執業的知識和能力，再加上個性羞怯，簡直困難重重。他一開始試著在孟買開業，遇到並不難的小案子，卻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後他在孟買的律師生涯徹底失敗，被迫回到故鄉。

　　甘地的哥哥雖然沒有成為小邦國總理，卻一度在家鄉地位顯赫。邦國雖小，印人自治的上層卻是一潭渾水。此時邦國已經有了英國人的政治聯絡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聯絡官那裏，說他涉嫌誤導政治上層。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國和此官員相識，就要甘地去說情。甘地明知不妥還是去了。這名官員對甘地哥哥的印象完全負麵，認為他是個政治陰謀家，阻止甘地繼續說下去並請他離開。甘地不肯走並且繼續往下說，該官員一怒之下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覺自己受了奇恥大辱，立即寫信表示要告對方。對方回信表示自己沒有做錯什麽。對自尊心極強的甘地來說，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處境。

　　甘地冷靜下來後細看家鄉，不僅政治糾葛複雜，而且要在當地開業，就難免要和那位官員抬頭不見低頭見。此時一個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財務糾紛需律師幫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紹得到了這個工作機會，就這樣出走南非。在南非，乘警因甘地是有色人種，不顧他擁有一等車廂車票，令他離開車廂。甘地拒絕後被拖下火車，行李也被扔下了車。曆史學家把這一事件看做“甘地開端”，是很有道理的……

　　從自傳可以看到，甘地拿著英國律師執照，卻不是一個具備西方律師氣質的人。他更像個僧侶或者信徒。他沒有皈依某個宗教，但印度教顯然是他的精神基礎。看甘地的講話和文章，常有長篇大論的感性表達，理性推理、邏輯敘述的部分卻弱得多。他注重精神探求，對於素食、禁食、禁醫藥、禁欲和其他禁忌等，有著非常專注的思考，常常反複推敲體驗、不斷檢討自省。在婦女地位極低、童婚製的印度，甘地夫人成了他的絕對順從者。甘地正當壯年時決定禁欲，妻子對他的決定大多言聽計從，包括在病危時不顧醫生警告離開醫院、禁醫藥和營養等等。甘地對學校有自己的看法，孩子想上學也不行。而這些決定的背後，在甘地看來有很深奧的宗教思考和精神。他是在履行信念，追求真理。

　　這些家庭中的問題看上去是“小事”，卻也折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個人的精神探求、宗教信仰是否應當局限在個人範圍內？若強加於人或者說以某種強勢向社會擴展推行，終有一些隱患在其中。

　　“非暴力”運動中有沒有暴力

　　甘地的非暴力理論要求人在遭遇暴力的時候，把熱情升溫轉化到幾近狂熱獻身的狀態，卻不轉為暴力。這連甘地本人都很難做到。他曾寫道：“沒有自我純潔，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則也必然是一種夢想……然而自我純潔的路程是艱難崎嶇的。一個人要達到完全的純潔，就必須絕對擺脫思想、辯論和行動中的感情；超越於愛、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達到這三方麵的純潔，雖然我在這方麵一直進行著不倦的努力。”所以，非暴力的潛在問題是明擺在那裏的：這就像做一個很難控製的易爆化學實驗一樣。你怎麽可能使得情緒被煽動、相互感染的龐大非理性群體都能“純潔”到位，在強烈的刺激下保持分寸，而不是突然被激怒--“老子不幹了”而轉為暴力？它當然和人的整體素質有關，和社會環境有關，和對方的反應有關。

　　甘地說：“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裏所說的文明並不是指在這種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於敵人也有一種內在的善意的胸懷。這應該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可當時的印度，恰是一個沒有西方理性傳統的國家，大眾教育水平極低，就是今天，還有一半印度人不會讀或者不會寫。

　　“非暴力”如此深入人心，是大家基於字麵理解，以為它絕對“沒有”暴力。其實事情不可能那麽簡單。作為政治手段的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假如不顧外部客觀條件、不分青紅皂白地盲目推行，出現暴力、悲劇結果是很正常的事情。雖然甘地一再指出：“我堅決認為，帶領人民進行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領導人，應當能夠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於他們的非暴力界限以內。”這也是典型的“甘地”特點，言論語錄大多是無懈可擊的“真理”，可與當時的現實很可能是脫節的。在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中，一樣引發暴力連連。

　　更何況，甘地的非暴力並不是“對方主動施暴，此方不暴力反抗”的所謂“消極非暴力”，而是要積極挑起對方的暴力。他認為：“正像一個人在暴力的訓練中要學習殺戮的藝術一樣，一個人在非暴力的訓練中也必須學習死亡的藝術。”

　　一個典型案例是著名的鹽稅抗爭。1930年5月21日，甘地的追隨者發動2500名誌願者以非暴力的方式（但是違法強行）進入鹽庫取鹽。麵對數量十倍於自己、卻一排排十分冷靜的民眾，幾百個警察竹棍腿腳齊下。精心訓練挑選的“敢死隊”一排排上去，頭破血流不還手，直到倒地不起。他們實踐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勇敢赴死”。血腥結果是事先料到的。後麵的醫療隊早就準備好包紮繃帶，等候在那裏，也事先通知了外國記者，這“苦難深重”是給政府看，也是給世界看，轉而又是對英國政府的壓力。這一非暴力行動的結果是警衛打傷320人，死亡兩人。（半年多前，我在印度大街上看到的警察依然是傳統裝備，一人一根粗竹棍。我親眼看見一個牛車上的印度人，不知犯了哪一條，交警上去就是一棍，街上車水牛龍，沒有人抗議。我目瞪口呆，路人熟視無睹。）

　　更多的情況是在非暴力運動中情緒激化或矛盾激化，造成雙方失控，之後形成惡性循環。例如，1921年的非暴力運動中，遊行民眾與警察發生衝突，混亂中警察開槍，大多曆史書稱並未有民眾死亡，但激怒的民眾把20名警察和一名更夫鎖入警察局，放火全部燒死。最後甘地被迫中止這次“非暴力”運動。

　　是否存在另一條道路

　　暴力發生在警察一方時，世界輿論的反應當然是強烈譴責暴力。可是回顧曆史，是否也可以引出一個問題：這樣的“非暴力”挑起可以預見必定要發生的“暴力”（不可預見者不算），是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鹽稅不合理，在政府稅收中的比例卻很低，是否可能通過另外的方式，例如“議會道路”、修正立法來解決。印度的自治推進幅度相當大，1935年英國人製定的《印度政府法》，使得參加普選的選民已達3500萬，其中包括600萬婦女和300萬“不可接觸者”，國大黨通過選舉獲得的議會議席高達70%。

　　這另一條道路是從製度本身切入，逐漸改善民生，進行政治改革、社會改善。印度一直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參政，在英國統治的區域爭取擴大自治權。他們很早就從立法切入，漸進改革。在甘地隻有3歲的1872年，梵社領頭，就促使政府頒布近代化的《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容許寡婦再婚以及種姓之間可以合法通婚。順便說說，雖然甘地不讚成對種姓之外“不可接觸者”的歧視，卻並不反對不同種姓不可通婚的製度。直至今日我看到的印度，種姓製度仍非常普遍。這不僅說明了印度的社會文化黏稠度--從立法到推行極為困難，更說明這個社會當時要進入現代社會，建立法治和民眾的法治觀念，是更重要的事情。

　　民族覺醒和殖民後退之間，必然有時間差，二者是不同步的。前者的推進，在暴力甚至戰爭以及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之外，也還存在一些其他道路。

　　印度另一個政治領袖真納，就讚成另一條思路。真納的氣質風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極好的教育，思維敏捷，是成功的律師，也是憲政主義者和立法人。在曆史變化中的英國殖民政府，麵對百年複雜局麵，法治狀態也有過多次反複。真納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穀時刻，憤而退出立法議會表示抗議。可他基本上是個法律人，始終反對甘地以群眾運動對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開批評甘地的群眾運動到哪裏，哪裏就開始混亂。他不讚成甘地經常以發動成萬成萬的民眾主動違法入獄的做法。他反對甘地的非暴力抵製，這些抵製包括拒絕納稅、拒絕服兵役、印度公務員全部退出公職、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製法庭、學生全部離開公立學校、焚燒洋貨和抵製英國紡織品等。在甘地的號召下，青年學生成為非暴力運動主力，紛紛退學，“殺向社會”，不但暴力衝突和死亡不斷，民眾連續挑戰法律、自動入獄，“以前被社會認為是不光彩的入獄，現在被看做是愛國主義的最高獎賞”。

　　作為國大黨創始人，真納認為甘地來了之後，改變了國大黨成立的初衷。在獨立前逐步擴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政府公務員、健全法製、發展現代教育，曾經是印度知識精英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號下，在製度建設和法治建設上倒行逆施，最終傷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長遠利益和民眾利益。例如，後來的印度女總理、當時還是小女孩的英甘地曾因此離開學校教育，由家裏聘請家庭教師讀書。可是，並非每個退學的印度孩子都能這樣做。

　　長期、持續不斷的非暴力群眾運動，目標是快速的根本變革。在印度當時的情況下，這是以支付正在行進中的法治和製度建設為代價的。印度民眾本來就薄弱的法治觀念也被毀壞殆盡。真納在給甘地的信中說：“你的方式已經在迄今為止你所接近的幾乎每個組織中，以及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國民眾都在鋌而走險，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徹底的無組織和無秩序，其後果如何，我焦慮地注視著。”

　　在甘地、真納不同態度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古代社會如何應對現代化、全球化的問題。究竟是積極應對“轉型”，還是堅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納入近代化軌道，是決定命運的選擇，也是甘地和真納們的分歧所在。問題在於：以印度當時的時間、條件、地點，究竟什麽是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從此一身土布“拖地”，也要求全國民眾回歸土布手搖紡車時代，燒盡價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國大黨人必須以每日親自紡紗若幹作為黨費交納。最後實在無法推行，不了了之。真納對這種勉強拖住曆史車輪的觀念和做法，不屑一顧。

　　已實行“非暴力”40多年，為何在獨立前夕充滿暴戾

　　甘地當時就風靡全球，其曆史背景是：包含英國在內，強國對殖民曆史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譴責。甘地大量的反暴力的哲人格言，展現的對民眾的號召力，一身“拖地”紡紗和東方式神秘，不斷入獄絕食的政治道德形象，使他成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在一個有著兩億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國，將類宗教追求轉化為和法治逆向的實現政治訴求的手段時，包藏著怎樣的隱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在實踐中出現種種問題，在理論上也走向極端，邏輯混亂，令人困擾。1936年8月，甘地曾接見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國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違背了非暴力主張。不久甘地接見世界基督教領袖，再次提到：“從非暴力主義者的立場來看，我必須說，以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來對付一個開化了的日本，還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樣手段來抵抗日本侵略，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假如中國人有我這樣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樣的最新毀滅手段。中國人可以告訴日本人，‘帶著你們的毀滅手段來吧，我們以兩億人給你，可是剩下的兩億人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假如中國人真的這樣做了，日本人就會變成中國人的奴隸。”

　　就在二戰局勢最緊張的關頭，甘地“積二十二年鬥爭經驗，動員所有的力量”，發動領導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非暴力運動。印度政府以總督名義發表了一個國務會議的決議：“國大黨正在從事某種非法活動的準備，甚至已發生暴力事件，破壞通訊和公共事業，煽動罷工，妨礙公務，阻礙政務，政府曾對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無效果。對此挑釁，政府被迫起而應對。”此時若“采納國大黨要求，印度會立即變成無政府狀態，使印度為人類自由之共同目標所作的努力，全部失敗”。隨後，甘地和他的秘書被逮捕軟禁，家屬可隨行照顧生活。7天後甘地秘書心髒病突發而死。他的死亡引發民眾猜忌，立即爆發全國性的流血暴動，攻打警局，暴亂中各地發生警察開槍事件，全國死亡超過900人。

　　二戰結束，英國人開始履行撤出的承諾。甘地帶領的一次次“非暴力運動”，因其轟轟烈烈，成為獨立進程最搶眼的標誌。其實，這是由各種複雜因素共同推動的曆史結果。有雙方無數政治家的努力，也有英國本身的驚人變化--英國對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質的改變。

　　甘地說過：“假定有一種人，決心不屈服於暴君的意誌，暴君就會感覺自己的恐怖手段無效了。如果有足夠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終有一天他會感覺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開會，決定它們都不再怕貓，大家跑進貓嘴，那時老鼠就都能活命了。”這是甘地一個極端的說法。實際上，英國的政治和製度也在進步。英國人撤出印度的計劃，其實很早就基本定下來。隻是具體怎麽做，需要雙方政治家反複協商。英國人曾經多次警告，他們過早撤離，可能會出現騷亂和動蕩的局麵，可是印度政治家們摩拳擦掌，恨不能馬上徹底接下這個國家。在外部壓力事實上已經撤出的時候，內部宗教衝突激化，印度已經像個火藥桶。

　　在英國人離開之前的宗教和政治衝突，是印度已經高度政治自治的結果。而甘地和國大黨都曾表現出對少數社群的忽略與不尊重……穆斯林政治精英在長時間裏，一直堅持要維持一個完整的印度，可終於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國。政治談判不成，從穆斯林聯盟號召“直接行動”的抗議開始，直至後來分治期間的暴民互相殘殺，印度淪為自相殘殺的殺戮場。在甘地領導印度獨立運動的40多年裏，雙方失控，導致警民總共將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國人撤離的一年之內，印人自相殘殺約達一百萬人。最後，甘地以他的“聖雄”聲望，絕食平息騷亂，創造了最後一個奇跡。我想，一年如此殺下來，也該罷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刺殺，如求仁得仁，給一個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業，畫下圓滿的句點。

　　此後，各國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勞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問：在一個非暴力的故鄉，在非暴力的理論和實踐盛行40多年後，英人撤離了，為什麽還會充滿如此的暴戾血腥之氣？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單方條件能夠決定的。挑戰一個有合理價值觀的政府會產生作用，對日本軍國政府、希特勒的納粹政府是無效的，更不要說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為一個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議不是個簡單的概念，號召者並不能因為“非暴力”三個字就占據一個永遠不錯的道德高位和自詡“政治正確”，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預見對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導致大量民眾流血犧牲的時候，領導者是應該有所顧忌的。非暴力抗議和民眾的素質也有關。今天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和法製健全的國家，民眾對政府某個做法不滿意，進行有時間限製、有條件限製的抗議表達，這是一種非暴力抗議方式。而在一個社會條件不成熟，民眾自控能力差、法治不健全的社會，要進行大規模、無休無止的、具有挑戰性、不達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運動，又是另外一回事。

　　發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曆史，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曆史存在。可是，事後如果我們沉醉於張揚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這段曆史及“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種很輕率的態度。後代政治家運用非暴力手段時，必須非常負責任地、謹慎地對待。

　　選自《同舟共進》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