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早
一篇演說引發的國民捐
清末,由北京的《京話日報》發起,北方地區出現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國民捐運動”。
這次運動是由《京話日報》的一位熱心讀者王子貞發起的。王子貞是一名基督教徒,在城內開了一家尚友照相館。北京第一家華資日報《京話日報》於1904年8月創辦之後,他就屢屢向報紙投稿,並出資成立了“尚友講報處”,免費張貼報紙供行人閱讀,並義務為不識字的市民“講報”。
王子貞的“講報”,並不是完全照報上的論說或新聞宣講,有時他也會發揮一下,講些個人的意見。據《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的姻侄梁漱溟說,王子貞在《京話日報》上看到過一些話,說庚子賠款為數太巨,莫如由全國四萬萬同胞一次湊齊還清。王子貞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就自己發揮了一下,寫成一篇“演說”,請《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閱正修改。彭翼仲幫他梳理了文字,以王、彭二人合稿的名義,發表在1905年9月2日的《京話日報》上。
這篇演說是用“京話”,也就是旗人的口頭語寫成的。講稿大意是說:庚子賠款言明四億五千萬兩,分年償付,一直要到光緒六十幾年才能還完,連利息一起,就是九億兩。這是中國百姓的沉重負擔。現在東亦加捐,西亦加捐,各項加捐,要皆為此。為了抽捐,設局所,派員役,薪水工飯開支而外,還不免若幹中飽,末後民間所出的恐怕一百億兩不止。民間負擔不了,難免抗捐。官說“土匪抗捐”,民說“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諷刺。何如全國是四億人齊心合力,趕快一次自動地湊出來,救國救民即以自救。
這篇演說首先告訴聽眾,償還庚子賠款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依靠朝廷:
諸位必說了,這是朝廷立的約,一定該朝廷還,可不與百姓相幹,你不想想,金鑾殿上,不能出金礦,大臣們不會點石成金,別再糊塗了,百姓闖的禍,還得百姓還。又一位也說了,我也沒有練過拳,為什麽該我還呢?自己問問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必不能說不是罷?既是中國人,就得還國債,什麽緣故呢?同國人叫做同胞,都是黃帝的子孫……你雖沒有當過拳匪,亦不能不算中國人,身上總背著二十多年的國債,不但閣下本身,連你的子孫,也都免不了……可憐中國人沒思想,向不知國與家的關係,若教他拿錢還國債,你猜怎麽著?那可算是白說了,大約比登天還難。
接著,演說者介紹了以“國民捐”償還賠款的方式:“中國不是有四萬萬國人麽?按著人頭兒一數,每人隻攤一兩來的銀子,現在要還國債,每人每均攤,幾天的工夫,就差不多了……諸位請想,吃喝穿戴,那樣不比從先貴一倍,就拿平人而論,一年的捐項,在暗裏抽收,就比明攤一兩銀子多了幾倍,何況到三十多年呢?”演說者表達的意思是,與其讓朝廷借還款名義征收苛捐雜稅,還不如由國民捐款,更符合底層民眾的利益。最後,演說者用法國和日本國民集資還款的事實來激勵聽眾:“四十年前,法國被德國打敗,法賠德國兵費十二萬萬元,不上三個月工夫,民間把款湊齊,立刻還清了國債,法國的婦女,都肯典衣裳賣首飾,一概充了公。日俄開仗,日本妓女,亦要幫助軍費。請看東西各國,民跟國絕不能分家,所以才這樣強盛……一樣的五官四肢,雖說跟不上法國人,還跟不上日本娼妓嗎?”
“第一等國民”的捐款運動
這篇稿子登出來後,不想馬上就有太醫院院判張仲元投函說自己首先捐銀二百兩,並催促速訂章程,早日實行。隨後捐款函件紛紛飛來,有個人,也有集體(如北京消防隊全體官兵),不出五天時間,認捐數字已達七百多兩。於是彭翼仲和王子貞就將此事認真地做了起來。捐款總經收處設在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銀行將收到的捐款即期生息,並聲明如國家將來不用,便本息一並發還。
《京話日報》每日辟出一定版麵,刊載各方認捐的姓名和金額,並在報頭大書“國民義務”四個字。由於認捐人數眾多,五十天後,《京話日報》幹脆另外加印附張,專登姓名金額,隨報附送。
“國民捐”啟動之後,達官貴人自捐和出麵提倡的例子很多,據梁漱溟後來記錄,如“以慶親王為首的五位軍機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內務府大臣世續下堂諭於內務府三旗來提倡;學部尚書榮慶獨捐一萬兩;吉林達將軍自捐一萬兩,還募集了四萬多元;廣東岑製台、河南陳撫台各捐一萬兩。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廟出頭號召全體僧徒開會認捐,而直隸(今河北省)同鄉京官則集合在鬆筠庵會商認捐及向全省勸捐事宜。如此之類,不必悉數”。
載於《京話日報》而屬於梁漱溟“不必悉數”的,還包括吏部下令“公費節餘一律歸入國民捐”,黑龍江省呼蘭府知府李鴻桂、木蘭縣知縣辛天成等都在當地熱心提倡國民捐,直隸省霸州知州錢亮臣來函,說:“本來怕官身子不便勸捐,又一想,我雖是官,我也是四萬萬國民中的一個人,就找出幾個熱心紳士,天天對他們講報上的演說,一個多月,村子報名上捐的,很是不少。”
中下層社會民眾踴躍報捐的例子就更多了。《京話日報》常常登出“寡婦認捐”、“乞丐勸捐”一類的新聞,幾乎每天都有。
荊州駐防中學堂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學生”,自己沒有錢,就去勸更夫、齋夫捐錢,談了好幾次,終於說服四名“下人”合捐了五百錢,這件事感動了中學堂的提調(校長),不僅也捐款五十塊銀元,還投稿表揚小學生的熱心;
玉成班開演新戲《惠興女士殉學》,每座加收五百文錢,報效國民捐,當日出演的“角兒”們,分別捐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市民來稿表揚說“梨園的人也漸漸明白事了”;
東直門內一位說書人海文泉,聽了講報,“情願白說半個月,所進錢全報效國民捐”,而且他不再說迷信的《濟公傳》,而是說“改良外國小說”,“借此開通民智,一舉兩得”;
濟南、奉天的教會都開始辦捐,隻是改名叫“平安捐”,並聲明不收外國人的錢財;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直隸涿州有三十一名在監囚犯投函認捐,而影響最遠的例子,是南洋群島華僑也集體簽名來信,願意為償還庚子賠款出一分力。
……
有市民投書《京話日報》,說“要再能集此巨款,把國債還清了,結個大團體,真可以震動全球,立時就能公認為第一等國民,飛升為第一等強國”。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不過,彭翼仲的兒女親家梁濟(梁漱溟父親)在一篇來稿中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之情:“你別當是京城的人開通了,不信服你這報的多著呢,你也別因為人不信服,就說激烈的話,還是好好的對付。”(《我也要捐點銀子》)
“不信服”的聲音
“不信服”是自上而下的,《京話日報》的訪員(記者)在一篇報道《以手代口》中,記下了他在北京茶館聽到的反對之聲:
“這就是上回洋報的主意,就有許多無頭蒙跟著起哄,沒貴沒賤,全給戶部銀行送錢,不管他們誰是誰非,哥哥我可決不上當!”
“據我看這國民捐呀,也不過冤小孩兒罷咧!”
一位半老的旗員(滿洲官員)說:“大家都要露露脖頸兒,我也得跟著隨喜,捐了二兩銀子……我本想多捐幾兩,聽說王爺中堂,也有少捐的,這事並不勒派,似乎我這四品窮官,二兩銀子,也不算少……”
正說著,走進一位老者,看他的形象是:上穿件石青氈子馬褂,還是珍珠毛的風毛,左手提籠,右手架鳥。他一走進來,就衝著剛才那位旗員說:“你有這二兩銀子,為什麽便宜鬼子呀?這回什麽國民捐,可是咱們都統的主意嗎?本是洋報出的壞,就是為著洋人,你我不是二毛子,真就給他們指使嗎?”
在另一篇報道《過耳傳言》中,訪員繪聲繪色地敘述了一家滿洲貴人內院傳出的談話。男主人先是說:“這都是給洋鬼子支使的,這種專專跟我們做官的反對,好幾百兩,好幾千兩,拿出來上捐,將來準有什麽保案嗎?這樣賠本兒的買賣,叫我上當可不行!”
夫人勸他說:“不論高低貴賤,人人爭著出頭報捐,咱們也當打算打算呀。”這句話激怒了老爺,他大聲地吼道:“誰敢叫我報效國民捐?我可比不了他們,我不是說書唱戲的,我不是賣菜賣煙的,我也比不起堂名兒妓女們,人家都是忠心赤膽,懂得做好人,我就剩這點子家產,掙的是百姓的錢,叫我捐給皇上家,那可不能,我連今年妙峰山的願心,都沒舍得去還,倒叫我報效洋鬼子嗎?”
對於這種公然反對國民捐的言論,連那家的包衣(家奴)都看不過眼,背地裏抱怨說:“怎麽不想想他自己呢?也做到二品大員,他們祖代傳留,不止吃了國家輩子啦,一個個高官厚祿,誰又對得過皇上家呀?”家奴們說,這種沒良心的想法,連他們這些“跟主兒的”都不如。
夫人拗不過老爺,隻好把自己的首飾折賣了四十多兩銀子,打發下人送到銀行裏去,還不敢報自己的名字,隻是為了“替兒孫積點兒陰德”。
另外的打擊來自西方人和中國的南方人。一份投稿說“我認識幾個外國朋友,每逢談起話來,他們就問道:國民捐辦得怎麽樣了?不容我回答,跟著他又說,貴國的國民,你想都明白了嗎?”對此投稿者隻能“苦笑搖頭”。而“江南朋友”說南邊都知道國民捐的事,“隻怕照著現在的辦法,還不行啵”。他們的理由是:“中國所欠外債,庚子那場大禍,可是沒有南方人的事,大眾跟著受冤枉罪……今天再叫人家傾家蕩產,拚出命來認捐,真正的罪魁禍首,反而逍遙事外,若照著憲法說,實在沒有這樣的道理罷。”《京話日報》的社論無奈地說:“日後人家真要來瓜分,絕不跟咱們分南北”,希望能喚起江南人的國族意識,努力認捐。
至於中下層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謠言”。《京話日報》上記載了許多類似這樣的話:
“聽別人告訴我,國民捐的事,就是叫大家認捐,戶部銀行,專管這檔子事,王公大臣,已經都認過捐,家家戶戶,都得按著人頭去報捐,將來挨戶嚴查,如有漏捐的,就要罰辦,我本沒有錢,聽見這個話,又不能不信,果真來查,到那時節,罰呀,辦呀,倒覺著麻煩了,趕緊湊了幾錢銀子,先給銀行裏送去了,隻當作破財啵……有好些人,都是那麽告訴我,不然我還不捐呢。”(《好大的謠言》)
而地方上確實出現了“抗捐”和“派捐”的不良現象。如河北永清縣有位“土聖人”,“素常把持公事,魚肉鄉裏”,他對鄉民們說:“你們要上外國捐嗎?真是糊塗極啦,本村修廟迎神許多的善事,全不肯捐,為什麽你們全捐在外國去呀?如果給外國捐一元,本村必須捐十倍才對!”嚇得大家都不敢認捐了。
安徽宣城縣知縣則對本縣提倡捐款的萬廩生說:“你是一個小民,捐了這們些個款項,我是一個知縣,又當怎麽樣?我沒有力量,不能夠跟著你學。”下令不許在縣內收捐。
反過來,據上海《新聞報》報道,河南永寧縣知縣史堃,借端勒派,專用壓力,還要從中取利,讓“國民捐”在當地的名聲極壞。而地方上的一般做法,據知情者講述,是“各村正副,跟董事人等,拿著國民義務傳單,沿門去問,不拘多少,隨意樂捐……不讀書的,不知國家,不過說是官長派捐,又經董事人等,登門來問,駁不開驗皮兒,勉強認捐,一轉身兒就埋怨道,國家可窮壞了,向民間借起錢來了”!以至於有人粘貼報單稱:“不是國民捐,直是要命單!”
捐款最熱烈的北京,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如“東安市場講報處,用荊條筐做成大悶葫蘆罐,巡警疑心借機斂財,不準擺放”,而阜城門外流氓聚賭,卻宣揚說賭局抽出“頭兒錢”,都交給王子貞上捐。
“熱血有餘,見解欠明”
可以想象,當《京話日報》那些熱心認捐、勸捐的讀者看到這些報道,他們的怒火會有多高。他們已經不肯像梁濟說的“還是好好的對付”。激於義憤,他們紛紛投書報館,提出了種種激烈的方法:
有人說,滿街賣的小唱本兒,是一個“禍根”,是講報處的“仇敵”,他抱怨說,全世界都沒有中國這樣的出版自由,希望工巡局能夠查禁這些唱本兒;
還有人認為“北京的茶館、煙館、酒鋪,是造謠言的總機關”,主張“可以由各局,傳諭茶館煙館酒鋪掌櫃,以後有喝茶的吸煙的喝酒的,最好按著鍾點辦,再不然就硬來,解完了渴,過完了癮,趕緊勸他走,如有不遵的,準其掌櫃報局”;不斷有人主張由政府出麵對捐款者和不捐者加以甄別,實行獎懲。有的說,要分出三等徽章,依據捐款金額分發捐款者;有人嫌徽章不夠顯眼:“把大大的國民二字,印在長方紙上,作為標記,左邊注明年月,右邊注明報捐數目,共分六等,紙張大小顏色等等不同”,發給捐款者。馬上有人反對這個提議,認為對“窮朋友”不公平,應當“印一個標記,無論貧富多寡,一律粘貼”,甚至“上捐時候,問明住址,大家另湊公議,按照妙峰山刷報子似的,鑼鼓喧鬧,硬給他貼在門上”。他們說,這樣一來,“認過捐的,大眾都以為體麵,不認捐的,自然就以為難看了,知道難看,就得掏腰包”。
報紙正麵的提倡言論中,也有讓今天的讀者覺得有些匪夷所思的說法。如《京話日報》某篇演說曾提出一個口號叫“一兩銀子捐國民,豈不強如中舉人”,演說者的意思是“認了捐,再領張收條回來,交給你們,各人拿回家去存著,就算捐了一個國民了,以後見著王爺、侯爺、大小官員,都自稱國民,就不稱小的了”,據報道,這篇演說的效果很好,“夥計們,也個個都願出錢,捐一個國民在腦袋上頂著,免得見了官再稱小的。”(《辛天知演說》)
前文提及的二三品旗員,公眾拿他們沒有辦法。但是北京城的商鋪,卻被看做是應該力勸的對象。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反對華工禁約抵製美貨”運動中,敢於售賣美貨的三家商鋪,在許多人的輪番勸說之下,不僅自己捐錢,還各出資四十塊銀元,捐贈“國民捐傳單”。
當捐款活動在大柵欄商業區舉行時,“有捐五十元的,有捐四十元的”,可是到了“張永聚”,鋪子隻寫了五元,這一下子,“可就把大家引壞了”,後麵的商鋪也跟著隻認五元、十元。這次連《京話日報》的訪員和編者都憤怒了,在報道中批評這家店“倒不如不捐”,認為這種沒有國家思想的店鋪“非叫他們拆讓不可”,如果要求少拆一尺,就要“罰銀一百兩”。他們希望官府能這樣做,好讓民眾“痛快痛快”,可是,這種“派捐”顯然有違國民捐“捐款自願,決不勒派”的初衷,也不能讓社會民眾真正了解“愛國”的意義。
有一位講報人盧菊莊,在演說“抵製美貨”時,叫了幾聲“同胞”,誰知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封信,上麵說,他不該將所有聽講報的人都叫做“同胞”,“必得認國民捐的人,才可稱他同胞呢!”盧菊莊說,他不讚同如此偏激的意見,“說話辦事,都要向光明正大的路上走,一入了尖巧一派,或是激烈一派,不但於事無益,一定要起風波,因著些微小事,必至貽誤大局。”《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在該文後批道:“道德之言,字字金玉,同誌君子,千萬留心。”
正好這時候,山東出了一個傭工李墨林,他自打知道國民捐的消息,就入了迷,千方百計要讓家裏人都認捐。他娘舅不情願,他就跑到娘舅家裏,拿著借來的報紙,“翻來覆去的念叨,念完了又講,講完了又勸”,氣得娘舅把他趕出去,要和他斷絕親戚關係。彭翼仲在這則報道下加了按語,道是:“這篇演說的意思,並不是替李墨林出氣,此人熱血有餘,見解欠明,沒學力的人,勉強求著開通,不但自己亂撞頭,還許把好事帶累壞。”彭翼仲的喟歎,呼應著梁濟的憂慮。啟蒙者們意識到,單純的愛國熱情,不一定能夠推動現代意識的普及、文明社會的創立。
聲勢浩大的國民捐運動,或許造就了許多熱心愛國、慷慨赴難的國民,但仍然無法讓他們成為具備民主平等、言論自由之類現代理性的公民。
國民捐運動持續了一年有餘,《京話日報》得罪了曾大力提倡國民捐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彭翼仲獲罪,流放新疆,《京話日報》關閉,這場運動也就自然停止了。隨後,大清銀行出麵宣布:發還捐款,各人憑收條到銀行具領。
選自《隨筆》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