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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笑談大先生

　　--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講演

　　陳丹青

　　今天在魯迅博物館講話，心裏緊張--老先生就住在隔壁，到一半，他要是走進來怎麽辦？其實，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會走進來，因為我知道，我們根本休想見到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被過度談論了。其實在今天的社會尺度中，魯迅是最不該被談論的人。按照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魯迅的性格、主見，不管哪個朝代，恐怕都是“壞公民”。好在今天對魯迅感興趣的年輕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國專門研究魯迅，吃魯迅飯的專家，據說仍有兩萬人。所以要想比較認真地談論魯迅，先得穿越兩萬多專家的幾萬萬文字，這段文字路線實在太長了。每次我讀到這類文章，總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丟了一樣。可是翻開魯迅先生隨便哪本小冊子，一讀下去，就看見老先生坐在那裏抽煙，和我麵對麵！

　　我不是魯迅研究者，沒有專門談論的資格。今天孫館長孫鬱先生給我大麵子，叫到這裏來，怎麽辦呢，自己想個話題講？想不出來，就算有什麽意思要來講，一到魯迅家，就嚇得不敢講；講魯迅先生？那麽多人已經說過他了，還有什麽可講？

　　所以你在魯迅博物館不談魯迅、談魯迅，我覺得都不恭敬，都為難。

　　我知道自己是屬於在“魯迅”這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種十分私人的關係才好開口談魯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麽私人關係呢？說是讀者，魯迅讀者太多了；說是喜歡他，喜歡魯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讀者，都有人喜歡，那不是談論魯迅的理由。最後我隻能說，魯迅是我幾十年來不斷想念的一個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這是有區別的。譬如魯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魯迅，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想念他--我們會想念一位親人、戀人、老朋友，可是幾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認識的人，出於什麽理由？是怎樣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偉大的畫家、音樂家、作家。在這些人中間，不知為什麽，魯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為頂頂熟悉的一位，並不完全因為他的文學，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我曾經假想自己跟這個人要好極了，所以我常會嫉妒那些真的和魯迅認識的人，同時又討厭他們，因為他們的回憶文字很少描述關於魯迅的細節，或者描述得一點都不好--除了極稀罕的幾篇，譬如蕭紅女士的回憶。

　　可是你看魯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範愛農、韋素園、柔石、劉半農等等，就比別人回憶魯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讀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我立刻變成他本人，開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範愛農》，我不曉得讀過多少遍，每次讀，都會討厭這個家夥，然後漸漸喜愛他，然後讀到他死掉--屍體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著”--心裏難過起來。

　　我們這代人喜歡魯迅，其實是大有問題的。我小學畢業，“文革”開始，市麵上能夠出售、準許閱讀的書，隻有毛澤東選集和魯迅的書。從五十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被弄成一塊大牌坊。這是另一個大話題，今天不說。反正我後來讀到王朔同誌批評魯迅的文章，讀到不少撩撥魯迅的文字，我猜，他們討厭的大概是那塊牌坊。其實，民國年間魯迅先生還沒變牌坊，住在弄堂裏，“渾身痱子，一聲不響”，也有許多人討厭他。我就問自己：為什麽我這樣子喜歡魯迅呢？今天我來試著以一種私人的方式，談論魯迅先生。

　　第一，我喜歡看他的照片，他的樣子，我以為魯迅先生長得真好看。

　　“文革”中間我弄到一本日記本，裏麵每隔幾頁就印著一位中國“五四”以來大作家的照片，當然是按照五十年代官方欽定的順序排列：“魯、郭、茅，巴、老、曹”之類。我記得最後還有趙樹理的照片--平心而論，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樣，各有各的性情與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適之、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的照片，也公開發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點，尤其胡適同誌，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們新時期新文學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這樣的臉譜嗎？

　　可是我看來看去，看來看去，還是魯迅先生樣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裏，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發布了陳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褚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麵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鬥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幹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麵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麽？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歎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我看見什麽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一個人模樣給弄成那樣子，還不如長得醜陋，猶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點最後的尊嚴。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藝家，倒也罷了，現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麵相，還居然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那樣的會議，魯迅會去嗎？

　　這時我回頭看看魯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長得不一樣。這張臉非常不買賬，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裏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麽表情，就那麽對著鏡頭，意思是說：怎麽樣！我就是這樣！

　　所以魯迅先生的模樣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學，配他的脾氣，配他的命運，配他的地位與聲名。我們說起五四新文學，都承認他是頭一塊大牌子，可他要是長得不像我們見到的這副樣子，你能想象麽？

　　魯迅的時代，中國的文藝差不多銜接著西方十八九世紀。人家西方十八九世紀文學史，法國人擺得出司湯達、巴爾紮克的好樣子，英國人擺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樣子，德國人擺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樣子，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者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好樣子，二十世紀的印度還有個泰戈爾，也是好樣子--現代中國呢，謝天謝地，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後，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丟我們的臉--大家想想看，上麵提到的中國文學家，除了魯迅先生，哪一張臉擺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鬥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曆史性？

　　而且魯迅先生非得那麽矮小，那麽瘦弱，穿件長衫，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站在那裏。他要是長得跟蕭伯納一般高大，跟巴爾紮克那麽壯碩，便是致命的錯誤。可他要是也留著於右任張群那樣的長胡子，或者像吳稚暉沈君儒那樣光腦袋，古風倒是有古風，畢竟有舊族遺老的氣息，不像他。他長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國”，又其實非常摩登……“五四”中國相較於大清國，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當年頂摩登的人物：胡適之、徐誌摩、邵洵美……魯迅先生的模樣既非洋派，也不老派，他長得是正好像魯迅他自己。

　　我記得七十年代《參考消息》報道聯合國秘書長見周恩來，歎其風貌，說是在你麵前，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這話不管是真心還是辭令，確是說出一種真實。西洋人因為西洋的強大，固然在模樣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見優異的中國人，那種骨子裏的儒雅凝練，脫略虛空，那種被彼得盧齊準確形容為“高貴的消極”的氣質，實在是西方人所不及，這也好比中國畫的墨色，可以將西洋的七彩給比下去；你將魯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樣擺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氣逼人，然而一點不囂張。

　　多少年來，魯迅這張臉是一簡約的符號、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於被觀看、被引用、被銘記。這張臉給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畫成漫畫、宣傳畫，或以隨便什麽精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現在隨便什麽媒介、場合、時代，均屬獨一無二，都有他那股風神在，經得起變形、經得起看。延安時期粗糙的魯迅木刻肖像，老先生出殯時遊行隊伍捧扶的大肖像，文革時期被百般誇張的魯迅像，都並不像他，然而魯迅的形質與神采總能穿透筆墨的歪曲，撲麵而來，宣稱這是他自己的容顏，不曾遺失，不曾貶損，不曾消淡。他的容顏在他隕滅後繼續活在無數圖像中，以至這些圖像竟能以被任意引用的方式，繼續捍衛他那張臉。

　　不是隨便哪張臉能夠蘊藉著這種如“命運”般難以左右的圖像效應。你試將其他五四名流的臉拿去作圖像任意弄弄看，就顯得平凡、突兀、不配，即便魯迅兩位兄弟的麵相都與大哥相像--早年的作人還曾蓄過和魯迅一模一樣的八字須--然而畢竟弱幾分，有如斑痕淺跡，是會被韶光與媒介淘洗隱沒，模糊不清的。

　　有人會說，這是因為曆史已經給了魯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樣被印刷媒體引用太多了，早經先入為主成為後世公眾的視覺符號。是的，很可能是的，但這形象效應是互為因果的：時代凝視這形象，因這形象足以換取時代的凝視，這乃是一種大神秘，儼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樣上--托爾斯泰那部大胡須，是應該寫寫《戰爭與和平》，魯迅那筆小胡子，是應該寫寫《阿Q正傳》；當托爾斯泰借耶穌的話對沙皇說：“你悔改吧！”這句話與托爾斯泰的模樣很般配；當魯迅隨口給西洋文人看相，說是“妥斯托耶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高爾基簡直像個流氓”，這些話與魯迅的模樣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爾斯泰和魯迅這樣子說法，驕傲得很呢！他們都曉得自己偉大，曉得自己長得有樣子。那年蕭伯納在上海見魯迅，即稱讚他好樣子，據說老先生應聲答道：早年的樣子還要好。這不是魯迅會講話，是他看得起蕭伯納，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這不是以貌取人麽？是的，在最高意義上，一個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說法隻是我對老先生的一廂情願，並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見不必征得同意，自己說說而已。

　　我喜歡魯迅的第二個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學論，就人物論，他是百年來中國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這個詞，說來太輕佻，是現在小青年的口頭禪，形容魯迅先生，對不對呢？我想來想去，魯迅說不定會同意這個詞。這個詞用來指魯迅，什麽意思呢？我試著說下去，看看能不能說出意思來。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來，崇拜魯迅的人說他是位鬥士、勇士、先驅、導師、革命家，說他是憤怒激烈、疾惡如仇，是“沒有半點媚骨的人”；厭惡魯迅的人則說他心胸狹窄、不知寬容，是睚眥必報、有失溫柔敦厚的人。總之，綜合正反兩麵的印象與評價，都肯定魯迅是個很凶、很嚴厲、不通人情的人。

　　魯迅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魯迅研究”總算比較地平實看待他，將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語境”中去，不再像過去那樣，給他塗上厚厚的意識形態塗料。那麽，仔細看來，在他先後、周圍，可稱鬥士、先驅、導師、革命家的人，實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鬥袁世凱，魯迅就很欣賞；創建民國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計其數；梁啟超鼓吹共和、孫中山訂立三民主義、陳獨秀創建共產黨，蔡元培首倡學術自由、胡適宣揚民主理念、梁漱溟親力鄉村建設……這些人物不論成敗，在中國近代史都稱得起先驅和導師，他們的事功，可以說均在魯迅之上。

　　當年中間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楊杏佛、李公仆和聞一多，更別說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與共產黨人，則要論膽量，論行動力，論獻身的大勇，論犧牲的壯烈，更在魯迅之上。即便右翼陣營，或以今天的說法，在民國“體製”內敢於和最高當局持續爭鬥，不假辭色的人，就有廖仲愷、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長串名單。據說傅斯年單獨扳倒了民國年間兩任財政部長，他與蔣介石同桌吃飯，總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讓，居然以自己的腦袋來要挾，總裁也拿他無奈何--這種事，魯迅先生一件沒幹過，也不會去幹，我們就從來沒聽說魯迅和哪位民國高幹吃過飯。

　　或者說，魯迅先生畢竟不是政治家，而是個文人、作家、思想家--這說法也對也不對。民國是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書生問政，書生幹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的本職就是教授。魯迅和民國許多文人一樣，一輩子叫喊國事天下事，可是你說他熱衷政治，他既不入國共兩黨，也不做官；你說他是個文人，他卻私下和當時的亂黨交接甚密，還入過左聯。就拿他常被通緝這件事來說，將魯迅和政治家比較，也不算怎樣不恰當。

　　要說鬥士，我們先得假定魯迅鬥爭的對象，並不一定就是錯的，魯迅也並不全是對的，如此，則當年和魯迅鬥過較量過的大小“匹夫”，數也數不過來，他們也是“鬥士”，也凶得很呀。我看過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叫做《魯迅：最被誣蔑的人》，全是報告人家怎樣對魯迅咒罵批判吐口水。然而這本書的觀點仍設定魯迅的“政治上正確”。要知道，魯迅存活的年代是一個知識分子能夠公然互為論敵的言論空間，在魯迅與所有論敵的腦袋上，並沒有懸著一個龐大的，唯一的，裁斷所有言論是非的“政治上正確”。是的，那年代充滿拘捕與暗殺，魯迅曾經哀鳴：“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然而老先生要是願意，無妨多活三十年，看看他的論敵或學生怎樣親手將他雙臂扭到背後，押進批鬥場，再把他腦袋摁到地上去--這副景象，是魯迅的論敵與學生們的真經曆呀。

　　長期以來，我們不是總在猜測魯迅先生要是活在今天會怎樣麽？阿彌陀佛，還是將魯迅放回他詛咒的時代吧。在他的時代，他可以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抽煙，成天價尋思怎樣做一個胡塞爾所謂的“壞公民”。據說，白色恐怖時期魯迅曾經認真向革命者打聽嚴刑拷打究竟怎樣滋味，可見他預備吃苦頭。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去楊杏佛追悼會出門不帶鑰匙，打算橫豎死了算了。然而他到底從未挨過打，挨過整，沒在班房裏蹲過一天。我們老是渲染他怎樣避難、逃亡，哪曉得那正是魯迅的奢侈與風流……魯迅屬蛇，蛇最會逃，逃在租界裏。

　　總之，魯迅的時代，英雄豪傑愛國誌士，多了去了，隻不過五十多年來，許多民國人被我們貶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遺忘了……在我們幾代人接受的教育中，萬惡的“舊社會”與“解放前”，除了偉大的共產黨人，好像隻有魯迅一個人在那裏左右開弓跟黑暗勢力鬥。魯迅一再說，他隻有一支筆，可是我們偏要給他背後插許多軍旗，像個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獨角戲的老武生……

　　現在我這樣子單挑個所謂“好玩”的說法來講魯迅，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不管它。我不可能因此貶低魯迅，不可能抹殺喜歡魯迅或討厭魯迅的人對他的種種評價。我不過是在眾人的話語縫隙中，撿我自己的心得，描一幅“好玩”的魯迅圖像看一看。

　　什麽叫做“好玩”？“好玩”有什麽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麽關係？為什麽我要來強調魯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私人的心得，所謂“好玩”一詞能夠超越意義、是非，超越各種大字眼，去除層層疊疊油垢般的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直接感知那個人--當我從少年時代閱讀魯迅，我就不斷不斷發笑，成年後，我知道這發笑有無數秘密的理由，但說不出來，而且幸虧說不出來--這樣一種閱讀的快樂，在現代中國的作家中，讀來讀去，讀來讀去，隻有魯迅能夠給予我，我確信，他這樣一句一句寫下去，明知道有人會發笑。

　　隨便舉個微不足道的例子吧。在《看蕭與看蕭的人們》中，記錄內山完造那邊通知魯迅說，蕭伯納到了上海了，正在孫夫人即宋慶齡家裏吃飯，問他願不願意去見見。魯迅於是寫道：

　　有這樣的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吧。

　　什麽意思呢？沒什麽意思，但又有一層需要說，卻不好說，說不好就很不好玩的意思。什麽意思呢--魯迅知道蕭是大人物，魯迅知道自己也是大人物。不去見，或趕緊去見；看得很重，或存心看輕，都不恰當、不大方，都沒必要。而其實魯迅是想要見見的，又其實“特意搜尋著要去見一見的意思，倒也沒有”，好，現在人家來了，邀請也來了，那麽：

　　有這樣的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吧。

　　這意思很深，也很淺，很率性，也很得體，老先生當時那麽想了一想，事後這麽寫了一筆，很輕，很隨意，用了點心思，又看不出怎樣用心思，然而有這麽一筆在--後來便寫他去了，居然坐在那裏看蕭和眾人吃飯，看蕭怎樣不熟練地使筷子夾菜，還有許多令人發噱發笑的細節--這就是我所謂的好玩，很不起眼兩句話，年輕時讀到，不注意，中年後讀到，我心裏笑起來。

　　太多了。在魯迅先生的所有文句中，布滿這類不起眼的好玩，輕輕地，或者放縱地，故意的，或不是故意的，隨時想到，隨時好玩，隨手寫下來。因他是通體的、徹頭徹尾的好玩，所以他知道自己好玩，不放過一行文字在那裏獨自“玩”。所以除了“好玩”，魯迅先生另一個偶爾被提到的處境就是很寂寞，他好玩了一生一世，結果大家把他看成個很凶、很苦，一天到晚發脾氣的人。這一層，魯迅真是很失敗，他害了好多讀者，也被讀者所害。

　　我常會想起胡蘭成。他是個徹底的失敗者、流亡者，因此成為一個旁觀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魯迅的年代是個小輩，沒有五四同人對魯迅的種種情結與偏頗，也沒有國共兩黨在評價魯迅、看待魯迅時那種政治意圖或黨派意氣，所以他點評魯迅，我以為倒是最中肯，他說，魯迅先生經常在文字裏裝得“呆頭呆腦”，其實很“刁”，照他看來，魯迅真正的可愛處，是他的“迭宕自喜”。

　　“迭宕自喜”什麽意思呢？也不好說，這句話我們早就遺忘了，我隻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譯成“好玩”。然而“迭宕自喜”也罷，“好玩”也罷，都屬於點到為止的說法，領會者自去領會，不領會，或不願領會的，便說了也白說。我今天要來強說魯迅的“好玩”，先已經不好玩，怎麽辦呢，既是已經在這裏裝成講演的樣子，隻好繼續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們先從魯迅的性格說起。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內部文件，是當年中宣部關於拍攝電影《魯迅傳》邀請好些文化人做的談話錄，其中一部分是文藝高官，都和老先生打過交道。我看了有兩點感慨，一是魯迅死了，怎樣塑造他，修改他，全給捏在官家手裏；什麽要重點寫，什麽不能寫，誰必須出場，誰的名字不必點，等等等等。這可見得我們知道的魯迅，是硬生生給一小群人塗改捏造出來的。第二個感觸就比較好玩了：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魯迅先生並不是一天到晚板麵孔，而是非常詼諧、幽默、隨便、喜歡開玩笑，千萬不能給他描繪得硬邦邦。夏衍，是魯迅先生討厭責罵的四條漢子之一，他也說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親舅舅即是當年和魯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見世麵上把魯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裏對他外甥說，哎呀魯迅不是那個樣子的。他說，譬如魯迅跑來看唐弢，興致好時，一進門就輕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轉到桌子前，一P股坐在桌麵上，手裏端支煙，嬉笑言談。唐弢還說，那時的打筆仗，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一本正經火氣大，不過是一群文人你也講講，我也講講，夜裏寫了罵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罵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說起，照樣談笑。前麵說到夏衍，我本以為魯迅根本不與他玩，結果據夏衍說法，他們時常一起吃飯談天，熟得很。

　　除了魯迅深惡痛絕的幾位論敵，他與多數朋友的關係絕不是那樣子黑白分明。胡適算是魯迅的“宿敵”，可是你看魯迅給胡適早年的信，雖敬而遠之，不作熟膩之態，也時常夾些輕微隨意的文人式的調笑。他與鄭振鐸有好多信不厭其煩商量怎樣印箋譜、怎樣印得它精良考究之類（這些信件往來正是魯迅大歎時代黑暗，也正是柔石與瞿秋白被害的三十年代初，當我在魯迅博物館親見那些精致透頂的箋譜，我就想，這精致與閑心，不也是那黑暗時代的注腳麽），可是我看夏衍回憶，就說“他有一個時候見了鄭振鐸就罵他，說在《小說月報》上照片弄錯，翻譯弄錯，他講兩個富家女婿，一是指邵洵美，一是指鄭。但有件事上兩人又有同感，印箋譜，搞版本，非常要好”。

　　這樣看來，魯迅與所謂“論敵”的關係，半數是“熟人”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不熟不識的人，又怎樣看待魯迅呢？我的一位師尊認識某位當年與魯迅打過筆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談起他年輕時為文撩撥魯迅，魯迅回應幾句，那老先生到晚年還得意洋洋說：“好哉，我就給魯迅先生一槍刺下馬來……”說罷，哈哈大笑。

　　這樣子聽下來，不但魯迅好玩，而且民國時期的文人、社會、氣氛，都蠻好玩，蠻開心，並不全是凶險，全是暗殺，並不成天價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文人之間的“死掐”，有也是有的，譬如周作人的得意門生廢名迷戀佛學，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論道，有天兩人高聲辯論，忽然就不出聲扭打到一處，結果是廢名怒衝衝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別的學問去……我們今天的文人們，有為了學問而辯論到至於扭打起來的麽？沒有，都客氣得很--總之不好玩。

　　我們的曆史教育、曆史記憶--假如我們果然有曆史教育的話--都是嚴重失實、缺乏質感的。曆史的某一麵被誇張變形，另一麵卻是給藏起來，總是不在場的。我們要還原魯迅，先得盡可能還原曆史的情境。我說“盡可能”，因為我們的“曆史”常是哈哈鏡，變了形的。我們要學會在“變形”中去找那可能準確的“形”。

　　在回憶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較地能夠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麵。譬如章衣萍太太回憶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魯迅玩，瞧見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於是隔著馬路喊，魯迅沒聽見，待眾人攆到他家門口，對他說喊了你好幾聲呢！於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幾聲，問他為什麽連聲回應，魯迅笑說，你不是叫我好幾聲麽，我就還給你呀……接著進屋吃栗子，周建人關照要揀小的吃，味道好，魯迅應聲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這才明白他又在開玩笑，因她丈夫是個小個子。

　　這樣子看下來，魯迅是簡直隨時隨地對身邊人、身邊事開玩笑，照江南話說，他是個極喜歡講“戲話”的人，連送本書給年輕朋友也要順便開玩笑。那年他送書給剛結婚的川島，就在封麵上題詞道：

　　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呀，請你從愛人的懷抱中匯出一隻手來，接受這枯燥乏味的《中國文學史略》。

　　那種親昵、仁厚、淘氣與得意！一個智力與感受力過剩的人，大概才會這樣隨時隨地講“戲話”。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見什麽真的憤怒的事，他醒著的每一刻，都在尋求這種自己製造的快感。

　　但我們並非沒有機會遇見類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這樣可愛的無名的智者。在嚴重變形的民國人物中，想必也有不少詼諧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謂的“好玩”是一種活潑而罕見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麽詞語定義它，它絕不隻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內在的力量遠遠大於我們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終於敗給丘吉爾，因為希特勒一點不懂得“好玩”；蔣介石敗給毛澤東，因為蔣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進退，他總是放鬆的，遊戲的，豁達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運的龐大的餘地、豐富的側麵、寬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嚴肅，一旦憤怒激烈，一旦發起威來，不懂得好玩的對手，可就遭殃了。

　　我們再回頭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們--康有為算得雄辯滔滔，可是不好玩；陳獨秀算得鮮明鋒利，可是不好玩；胡適算得開明紳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風流蓋世，他好玩嗎？好笑倒是有一點，茅盾則一點好玩的基因也沒有；鬱達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歸淡，總還缺一點調皮與好玩--他雖也論到心裏的所謂“流氓鬼”即文筆偶爾的“不正經”--可是論開闔，比他哥哥的縱橫交錯有真氣，到底窄了好幾圈，雖這說法不免有偏愛之嫌。最可喜是林語堂，他當年亂世提倡英國式的幽默，給魯迅好生罵了好幾回--順便說一句，魯迅批判林語堂，可就臉色端正，將自己的“好玩”暫時收起來--可是我們看不出林語堂平時真好玩，他或許幽默的吧，畢竟是種種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養，與魯迅天性裏骨子裏的大好玩，哪裏比得過。

　　這樣子比下來，我們就可以從魯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尋開心，進入他的文章與思想。

　　然而魯迅先生的文章與思想，已經被長期困在一種詮釋模式裏，我來插一腳，又是不好玩。倒是胡蘭成接著說，後來那些研究魯迅的人“斤斤計較”，一天到晚根據魯迅的著作“核對”魯迅的思想，這“核對”一句，我以為說得中肯極了。

　　依我看，曆來推崇魯迅那些批判性、戰鬥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來，多數是魯迅先生隻當好玩寫寫的，以中國的說法，叫做“遊戲文章”，以後現代的說法，就叫做“寫作的愉悅”--所謂“遊戲”，所謂“愉悅”，直白的說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魯迅書寫的種種事物，反禮教、解剖國民性、鼓吹白話、反對強權等等，前麵說了，當時也有許多人在寫，激烈深刻，不在魯迅之下，時或猶有過之。然而九十多年過去，我們今天翻出來看看，“五四”眾人的批判文章總歸及不過魯迅，不在主張和道理，而在魯迅懂得寫作的愉悅，懂得詞語調度的快感，懂得文章的遊戲性，寫文章不見遊戲性，觀點便隻是觀點，深不到哪裏去的。

　　可是我們看他的文字，通常隻看到犀利與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為老先生不流露，這不流露，也是一種得意，一種“玩”的姿態，就像他講笑話，自己不笑的。

　　我們單是看魯迅各種集子的題目，就不過是撿別人的譏嘲，拿來耍著玩，什麽《而已集》啊、《三閑集》啊，《準風月談》啊、《南腔北調集》啊，還有那未曾結集的《五講三噓集》，真是順手玩玩，一派遊戲態度，結果字麵、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讀，譬如《論他媽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馬上支日記》等等等等，數也數不過來。想必老先生一起這題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來。

　　曆來我們的稱引魯迅，尤其是編在中小學語文課本裏摁著孩子死命念的篇幅--臨了還逼著學生硬寫什麽“主題思想”之類--總是揀那幾篇沉痛激憤之作，許多絕妙的遊戲文章，向來不稱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簡直提前預告了江青的浮現與禍害。另有不少爽快的雜文，譬如《花邊文學》中的《京派與海派》、《南人與北人》，當時的文人紛紛談論，言不及義，此後迄今，也還沒人比得過，查對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寫；《南腔北調集》另有兩篇隨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兒童》，擱在今天看，意思也還精辟醒豁，也寫在同一天--老人家顯然半夜裏寫得興起，實在得意，煙抽得一塌糊塗，索性再寫一篇。

　　魯迅下筆，實在是講快感的，他自己說他作文是被“擠”出，並非“文思泉湧”，我隻信一半，因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戲話”，幾分認真，幾分調笑，順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學家。而他所謂“匕首”之類，並不真要見血，不過刺著好玩，態度又常是溫厚的。譬如《論他媽的》，語氣把握得好極了，我們讀著，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國民性的某一端，可讀到結尾，魯迅筆鋒一轉，忽而這麽寫道：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著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嚐嚐看！”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吃。媽的你吃去吧！”則簡直已經醇化為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寫到這裏，一定得意極了。

　　中國散文這樣子到末尾一筆宕開，宕得這麽懇切，又這麽漂亮，真是還看魯迅。大家不要小看這結尾：它不單是為文章的層次與收筆，我以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曉得體貼，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推到極端，弄得像在發高燒。一個憤怒的人同時很睿智，一個批判者同時心裏在發笑，他的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學。

　　有這樣渾身好玩的態度，魯迅寫文章便可盡管誚刻，然後套個好玩的題目，自己笑笑--他曉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別人高，曉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還要高--這樣的站得高，看得開，所以他好玩得起，遊戲得起。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實古今中外，沒幾個人可以做到的。

　　文章的張力，是人格的張力，寫作的維度，是人格的維度--激憤，同時好玩；深刻，然而精通遊戲；挑釁，卻隨時自嘲，批判，忽而話又說回來……魯迅作文，就是這樣的在玩自己人格的維度與張力。他的語氣和風調，哪裏隻是峻急鋒利這一路，他會忽兒淳厚沉鬱，如他的回憶文字；忽兒辛辣頑皮，如中年以後的雜文；忽兒平實鄭重，如涉學問或翻譯；忽兒蒼老精辟，如《故事新編》，忽兒溫潤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種異常絕望虛空的況味，幾乎隱在他各時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題記、後記，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糅雜在一起，難分難解。

　　魯迅所寫的序與跋，獨步古今，那種好法，真是品性畢露。譬如《集外集》序言的結尾：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卻並不後悔，甚而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真存在。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於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發白。

　　這一段，適可看做他的天性的自白。我看魯迅作文，便可以同時是李逵、張順、張翼德、黃漢升……

　　許多意見以為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沒有文學價值。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後來越是潑辣無忌、妙筆生花，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文章，《古文觀止》也不見相似而相應的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也會驚異讚賞，因他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開闊而雜異；與西人比，要論好玩，則喬叟、塞萬提斯、蒙田、伏爾泰，似乎都能找見魯迅人格的影子。當然，魯迅直接的影響來自尼采，憑他對世界與學問的直覺，他也如尼采一樣，早就是“偉大的反係統論者”，隻是尼采的德國性格太認真，也缺魯迅的好玩，結果發瘋，雖然這發瘋也叫人起敬意。

　　將魯迅與今人比，又是一大話題。譬如《花邊文學》幾乎每篇都是遊戲文章的妙品，今日報紙上的專欄文章，休想請來這樣的筆杆子。魯迅晚期雜文，尤其是“且介亭”係列，早就半自覺傾心於桑塔格形容巴特的所謂“寫作本身”--當魯迅悶在上海獨自玩耍時，本雅明、薩特、巴特、德裏達等等，都還是小青年或高中生。當生於光緒年間的魯迅自認是唯物主義初學者時，當馬克思主義在當年中國成為最時髦的思想時尚時，他憑自己的筆力與洞察力，單獨一人，大膽地、自說自話地，異常敏銳而前衛地，觸及了二戰以後現代寫作的種種問題與方式。他完全不是靠訊息獲知並實踐這類新的文學觀念，而是憑借自己內在的天性，即我所謂的“好玩”--玩弄文學，玩弄時代，玩弄他自己。

　　再借桑塔格對巴特的描述--所謂“修辭策略”、所謂“散文與反散文的實踐”、所謂“寫作變成了衝動與製約的記錄”、所謂“思想的藝術變成一種公開的表演”、所謂“讓散文公開宣稱自己是小說”、所謂“短文的複合體”與“跨範疇的寫作”，這些後現代寫作特質不論能不能夠、或有沒有必要挪去比照魯迅，然而在魯迅晚期雜文中，早已無所不在。

　　而魯迅大氣，根本不在乎這類花招，不給出說法，隻管自己玩。即便他得知後來種種西洋理論新說法，他仍然會做他自己--他活在一個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為最正確的時代，但是今天看來，他的許多見解和預測比馬克思主義者更真實、更深刻、更高明，因他更懂得中國與中國人--他早就說過：什麽主義進了中國的醬缸，就會變；他早就警告我們：未來中國不知要出多大的災禍，中國將會變成無邊的沙漠--他要是活在今天這個籠統被稱作後現代文化的時期，他也仍然清楚自己相信什麽，懷疑什麽，他會是後現代“文化研究”極度清醒的認識者與批判者。誠如巴特論及紀德的說法，魯迅“博覽群書，並沒有因此改變自己”。

　　是的，我時常欽佩後現代文本，我們已經沒有思想家了，隻好借借別人的思想。但以我的偏見，這些皺眉思索的“後現代”才子們似乎還欠幾分魯迅似的“好玩”，亦且人世的閱曆與洞見，及不過魯迅--我們中國幸虧有過一個魯迅，幸虧魯迅好玩。為什麽呢，因為魯迅先生還有另一層迷人的底色，就是他一早便有提醒我們的話。他說，他內心從來是絕望的、黑暗的、有毒的。

　　他說的是實話。

　　好玩，然而絕望，絕望，然而好玩，這是一對稀有的、高貴的、不可或缺的品質。由於魯迅其他深厚的品質--正直、剛烈、近於婦人之仁的同情心--他曾經一再欣然上當：上進化論的當、上革命的當、上年輕人的當、上左翼的當，許多聰明的、右翼的正人君子因此而攻擊他、貶損他，可是魯迅都能跳脫，都能隨即看破而道破，因為他內心克製不住地敏感到黑暗與虛空，因為他克製不住的好玩。

　　這就是魯迅為什麽遠遠高於他的五四同誌們，為什麽至今沒有人能夠掩蓋他，企及他，超越他。

　　然而魯迅這種罕見的特質，說來並不見容於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在我們任意誇張而援引的那位魯迅身上，偏偏被排除了“絕望”與“好玩”這兩樣特質--這特質，倒反是現代西方人能會意，如老牌左翼思想家格蘭姆西也說過“智慧上的悲觀主義”這樣的話，曾經“左傾”的魯迅聽見了，或可引為同調吧。連我們眼中開心而淺薄的美國文化，也有紐約大導演伍迪愛倫無遮無攔的話：“你這樣地悲觀絕望，這樣的看破一切，你唯一的反應就是放聲大笑。”這話說得對不對呢--其實，在魯迅詛咒的古語中，早就有一個詞專門形容這種因絕望而發出的笑，隻是我們已經忘了、不用了，這個詞，叫做“痛咥”。

　　魯迅的話題，說不完的。我關於魯迅先生的兩點私人意見--他好看、他好玩--就勉強說到這裏。有朋友會問：魯迅怎麽算好看呢？怎能用好玩來談論魯迅呢？這是難以反駁的問題，這也是因此吸引我的問題。這問題的可能的答案之一，恐怕因為我們這個世代、這個世代的中國文學，越來越不好看，也不好玩了。

　　當然，這也是我的私人意見，無法征得大家同意的。我的話說完了。

　　選自《2005年中國隨筆年選》，

　　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