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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柏林沒有牆了

　　王小妮

　　柏林那道令人恐懼的牆沒了，這早已經不是新聞，誰都知道的。有關柏林牆的這頁曆史和任何大事情一樣，斷然無情地被時間翻過去。

　　我和徐敬亞去德國是2001年夏秋，離那歐洲變動的年代已經不止十年。我們主要住在德國南部，遠離柏林，開始也沒有特別地想到柏林牆。提示了我的是一場小型演出，不是在劇場，選在一個半弧形的長廊裏。在周末的晚上，演出帶實驗性，新聞記者多得幾乎和觀眾對半。劇情大致是兩對男女糾葛在一起的感情衝突。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麽，隻是眼花繚亂地看到這個男的跑過去安慰那個女的，這個女人在追逐抱怨那個男的，鏗鏘的德語。最後，地上灑落一片被撕碎的紅玫瑰花瓣。劇中人痛苦地呼喊，而我隻是夾在觀眾中看熱鬧。唯一能直接觸動我的，是由一部幻燈機打在長廊最深處牆壁上的影像，它始終作為全劇的貫穿背景，不斷地重複著柏林牆的倒塌：狂喜的人爬上勃蘭登堡門，人的身體拳頭，大鐵錘，撬棍，起重機，七零八落中的激昂。整場演出，隻有這個我看得懂。

　　共產黨宣言裏怎麽說的，憑《國際歌》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兄弟？我又看到了驚心動魄的柏林牆。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我們離開南部沿西側向德國的北方走。那一天我們坐火車從北部著名的中世紀小城呂貝克轉向東，很快發覺窗外的景色不一樣了，土地不再大片地油綠，德國也出現了雜草出現了雜木叢林，斷斷續續還有荒蕪的地塊，久不住人的老房子，黑成如燒焦的木炭。幾乎每一個火車站都能見到廢棄了的庫房，玻璃破碎，滿麵灰塵，站台上有簡易的硬塑箱，不同於其他城市的鋁合金垃圾箱。很少行人的小鎮上，道路破敗，偶爾見到老人騎那種舊款的自行車，有人居住的窗口並不像典型的德國人家，擺滿特別豔麗特別茂盛的花，也有些花，疏疏懶懶的，不知道是養得不用心，還是品種不同。

　　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還能看到它的痕跡？

　　這一切反而使我感到熟悉和親切，濕潤泥土深處特有的腥香的風味，讓我想到中國遼闊又疏於管理的北方原野。就在那幾天，德國北部空曠天空上出現了排成“人”字的大雁群，這是我30年來第一次再見到大雁飛過頭頂。

　　當時，我們雖然隨身帶了一本相當厚相當詳細的德國地圖，但是它是新版地圖，沒有東西兩個德國的概念，我們隻能推測：這一定是到了東德。後來回到家裏才知道，剛過呂貝克就進入了原東德地區。

　　我們先向東又北上，到了德國最東北角的旅遊地呂根島。呂根，德國人的發音更接近黑根，我們在斯圖加特認識的芭比女士就生於那兒，她聽說我們去了她家鄉的反應是先是興奮，然後不斷搖頭，我們自以為理解了她搖頭中的複雜含意。

　　上島前，在叫施特拉爾鬆德的小城換車，有一小時多的空餘時間，我們跑去想看看它的市中心。在車站附近見到幾個行色匆匆的人，然後就不斷穿過空巷，兩側幾乎都是空置無人的房屋，大約十分之一有住人的痕跡。有些空屋玻璃上貼著大幅出賣廣告，有些院子中間的荒草生長得氣勢非凡，許多牆壁門窗都有破損，剝落了的外牆，露出朽的木料。一路上沒見一個人，我們開始懷疑走錯了路。很快就看到了城中心廣場，有棵大樹，有間灰暗又極簡樸的教堂，三個老年人默默坐在樹下喝咖啡，空曠的廣場特別聚攏聲音，被我們驚動的老人緩緩轉頭緩緩返回原有的姿勢。我看到的施特拉爾鬆德簡直是一座死城。

　　後來，我問過留學生：人呢？

　　回答是：都跑到別的地方了。

　　為什麽？

　　因為別的地方有工作。

　　由呂根島去柏林，車窗外的景致大約相同，雜亂的樹林更濃密，遮住了並不明朗的日光。這是個周末，車上的人略多，坐在我們對麵的是一對五十歲左右的男女，一直望窗外的景色，很少交談，即使見到他們交談，也聽不到交談的聲響。穿著講究的女人並不掩飾表情，她總是臉側向窗外歎氣，而那男人，表情凝重。

　　來柏林前我們已經在南部德國的阿爾卑斯丘陵地帶住了一小段時間，進了柏林立刻感到不和諧。它是我見到的最不像德國的德國城市。它肮髒、紛雜、喧嚷，好像是被現代大都市氣息給弄的。半廢墟的威廉紀念教堂下麵，常常有街頭搖滾樂隊逗留，常常聞到很大的公廁氣味。同時，從這個原屬西柏林的位置能感到這城市飽藏著某種不好判明的生氣。

　　在旅遊局取了中文柏林地圖，我們搜索這個大城市可以看的地方，我馬上看到“查理檢查站展覽館”，地圖上有注明：以柏林牆為展出主題。某區某街某號，每天9：22開館。

　　我們搭地鐵去查理檢查站展覽館，在站台的小書報亭前驚奇地發現一個太熟悉的麵孔，有人手裏拿著的毛澤東頭像，是一本期刊的封麵，我趕緊過去，擺放在櫥窗玻璃後麵顯眼位置還有完全相同的另一本。

　　那是我們向正前方向高處仰望了多少年的一張臉，他占據了整個封麵，和記憶中一樣紅光滿麵。我隻看到2001，9，這幾個我認識的數字，英文還是德文都來不及辨認，車已經來了。我們去看“牆”的那天，是9月4號，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將滿二十五周年。

　　查理檢查站展覽館分兩個部分。

　　設在街心的查理檢查站，是在道路中間平地而起的一座幾平方的簡易建築，現在看像間玩具屋似的，但是，這“玩具屋”前堆了接近一人高的沙袋。正對檢查站的地方，立有一個高大的標牌，兩側各有一個巨幅的全副武裝的軍人半身照片，胸前佩戴各式功勳章，一側是前蘇聯軍人，背麵的是美國軍人。兩個絕對端莊嚴肅的職業軍人各自麵向東西柏林，象征著他們曾經的職責。自1961年9月22日起，這裏是東西方“冷戰”的最前沿。真正的劍拔弩張之地。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自1945年後德國的強大占領者，在檢查站兩側部署坦克士兵，荷槍實彈日夜對峙。

　　曾經在西柏林一側，有美軍設立的標誌牌：“你已離開了美國管轄區。”

　　查理檢查站哨所在1990年6月22日被完全摧毀。十年後，2000年8月13日重建。據說它完全保持了原貌，包括塗成白色的小屋中所有擺設，包括衛生用品和電源管線的埋設。

　　這間孤立於街心的著名檢查站前遊人很多，想拍照要耐心等待。

　　展覽館的另一部分，是臨街的三層小樓。有德國青年學生這麽形容它：“在廢墟中，一個協會辦了個小小的博物館，回憶成功的和失敗的越牆逃亡行動。那是一個陰沉的地方，一個混合著各式各樣的啤酒瓶蓋、發黃的報紙碎片和上麵刊載著的悲劇的大雜燴。”

　　這是一家私人機構，像進入一個普通德國人的家，每個展室空間都不大，比起重視展覽館文化的德國國家機構它實在局促，但是，每個進入者都會驚歎：這裏集中了多麽沉重而不同一般的“大雜燴”。

　　柏林牆，我原以為我對它夠了解，老遠跑來看展覽，不過是重溫。進入柏林前的一路上，我已經驚訝於東德西德原來存在這麽明顯的差異。仔細看了牆展，才感覺人們對一件事情了解的局限是絕對的，大大小小的苦難和幸福，親曆者都沒可能完全體會，何況旁觀者，何況柏林牆這樣巨大的事件。這裏照樣可以引用列寧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可惜展覽館不允許拍照，展出的實物很多，有多部電視機在各個角落播出有關牆的影像資料。我們事先沒有預想到在這個不大的地方轉了幾乎一整天。徐敬亞去把每種逃亡過程的影片都看了。回到斯圖加特我們的住處，他居然根據記憶，把不同的逃亡細節全畫到紙上。

　　表麵上，整個展覽注重展示逃亡。這些逃亡可以細分為三個層麵：一通過地麵，二通過天空，三通過地下。

　　人啊，調動了他的一切潛能，全部聰明智慧和全部冒險衝動：

　　A。迎著哨兵子彈直接越牆衝關。

　　B。偽裝成行李，公然捆紮在汽車頂部蒙混過關。

　　C。把汽車發動機改裝到車後廂，在前箱裏藏人。

　　D。把孩子強塞進不可能引起懷疑的最小碼行李包內。

　　E。改造大型的電纜軸體，在它的軸芯裏藏人。

　　F。從四樓窗口把嬰兒拋向西柏林。

　　G。自製各種潛水機械潛過河。

　　H。利用滑輪從高處空降孩子。

　　I。自製熱氣球、飛行器、滑翔機。

　　J。日夜不息。幾年不息挖地下通道。一家人挖，幾家人聯手挖。

　　關於地下通道，是展覽的一大內容。展室裏有大量的黑白照片，還有小型電影不斷播放。東德人的地下通道超過了中國“地道戰”水平。他們不僅在地道裏接了電源，還使用水泵抽水，利用了機械與滑輪運土，等等。小電影中最動人的是人們當穿過了地下通道，從東德進入西德後相擁而泣的場麵。

　　逃亡者用過的實物，手電、鉗子、改裝汽車、舊降落傘、油燈、鐵鏟、各種自製機械，塞滿不大的空間，還有照片上被射殺者們的屍體、墓碑和血跡。

　　不逃亡不會死，但是有人毫不猶豫選擇了逃亡。

　　死或者活，在荷槍實彈下逃亡，活著的勝算並不大，但是他們寧願冒險。1961到1989的28年間，直接死於想越過柏林牆的有176人。

　　看了牆展，我感覺越過它，已經不是信念，在那28年裏，它逐漸成了人的本能。

　　人這種動物，究竟肯為自由付出多大代價？

　　一堵牆，曾經不可逾越的，一瞬間說倒就倒了。

　　展覽館樓上有通向室外的小陽台，我出去透風，恰好有一夥人在下麵的檢查站小屋前拍廣告。四個穿豔麗紫色緊身西裝的高大小夥子，臉都塗成銀灰色，提著大碼的黑皮包，飛一樣來回穿梭過白色的檢查站，他們的色彩跳極了，撞極了，反差大極了，視覺上也好看極了。虧他們能想到來這種地方拍廣告。

　　展覽館出口就有“牆”賣，最小塊的，比拇指指甲大一點點，要5.89馬克，差不多24元人民幣。有人懷疑它是不是真的，的確，任何一塊水泥碎塊塗抹幾道油彩都可以自稱柏林牆。兩塊大牆，高約50公分，寬20多公分，標價3600馬克，試了試相當重。

　　柏林牆的早期是鐵絲網，逐漸改造成為最後那道高四米、滿身塗鴉的水泥板，又荒誕地由最恐懼最不可逾越的鐵幕快速成為供人收藏的藝術品。從結果到結果，這之間的過程在今天看來似乎並不複雜。

　　1961年8月12日的傍晚，在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夏布利希的郊區別墅裏，建牆以“玫瑰行動”這樣優雅動聽的名字通告給了到場的東歐領導人。在這時候，還有六萬東柏林人每天過關去西柏林工作。此前的逃亡從1945年起，沒有過間斷。到1961年，有二百多萬東德人成了西德人。曾經有東德領導人同意給想離開的人發放通行證。他們“天真”地以為那些有產階級走了，留下來的將是堅定又可信賴的無產階級。僅僅1960年，就有15萬人通過81個哨所進入西德。

　　1961年8月12日夜裏，一百多噸鐵絲網運到“牆”下，經計算還缺少三百多噸，立即決定由羅馬尼亞緊急進口。淩晨一點，兩德邊界照明燈熄滅，運送鐵絲網的軍車到達，很快，81條通道關閉了68個。8月13日早上，太陽照樣升起，柏林人從東西兩側同時看到了“牆”。後來，它延伸封閉了整整106公裏。8月14日，勃蘭登堡門關閉。從此，柏林城中有192條大街被攔腰切斷。“牆”的出現使柏林市中心出現了40多公裏長、300米寬的空曠地帶。1989年1月，“牆”倒塌前十個月，當時的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說：這座牆在以後50年或者100年也會繼續存在。就在這同一年，它不僅倒了，還仿照破碎斑駁的“牆”，製成一個精致的微縮斷壁，作為統一自由德國的象征，給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做生日禮物。變化實在來得過於快了。

　　離開查理檢查站展覽館，我們沿著被保留下來的一小段柏林牆走，它已經不能隨意接近，有約兩米高的鐵網隔離開行人，大量無名藝術家的塗鴉都在那些興奮過度的日子裏被“自由向往”所破壞，我們看到的隻是一些被敲鑿成千瘡百孔的水泥拚板，有些地方已經鑿穿，暴露出彎曲的鋼筋，印象最深的一處，鑿出一個人形，正好夠一個成年人來來回回不斷穿越。徐敬亞總想最接近那堵牆，他想試試它有多高。我說四米，他還是不甘心，總想試試這堵牆所代表的四米。

　　一些旅遊車路過，卻不停車，隻是緩緩減速慢行，讓遊人欣賞它。

　　世界上有少數幾件東西，人們拿它沒辦法，隻能心服口服隻能五體投地，無論情感怎樣，必須承認它的純粹厲害，連後人也隻能感歎也別想質疑它。比如現在這個4月，美國軍人快速打擊薩達姆政權。人間並不多的厲害之一就有柏林牆。

　　看過了“牆”再去看柏林，總感到它是支離破碎的。牆沒了，空曠地帶還在，東半個城區有個別建築還裸露著斷壁，有人把牆消失以後出現的空地稱作“歐洲最大的工地”。坐車出勃蘭登堡門向東走，經過一個廣場，裏麵有一站一立的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像，那是中國遊客最愛照相的地方，再向東越走越寂靜蕭條，有許多中國人熟悉的蘇聯式水泥板樓。

　　在德國有人形容境內的土耳其人：當初，我們要的是勞動者，但是來的卻是“人”。

　　40年代後期，戰爭使德國的男人驟減，隻好允許土耳其人入境擔任最繁重肮髒的勞動，沒想到他們來了就不再回去，成家立業生兒育女，造成一些社會問題。而在“牆”一夜間倒塌之後，1600多萬東德人可以自由出入於封閉了四十四年的界限，雖然都是日耳曼民族，但是這是完全不對等的融合，工作職位社會福利都是有限的。曾經，一個冒死逃亡者落地西柏林，他受到的是英雄式的擁抱歡呼，這些鏡頭在“牆”展裏仍舊激動人心，但是現實已經改變。擺在德國人麵前的是緊跟著自由蜂擁而來的東德人，事情不是合二為一那麽簡單。

　　從牆的倒塌起，再沒有什麽東西讓所有德國人耿耿於懷，同仇敵愾。44年中形成的差異很難在短期內變成同心同德。有一個外國人說：這兒不再東西對峙，卻依然南轅北轍。它是個搞不到一起的曆史半成品。

　　1999年，德國公布的官方數字是：十年間對於原東德地區的撥款，每年100億馬克用於公路，100億馬克用於鐵路，100億馬克用於電話網絡。十年裏，東德地區的私營企業家由起初的一萬名增加到50萬名，汽車由390萬增加到700萬輛，電話由180萬部增加到800萬部。巨額開支使原西德人要付出更多的稅款。僅僅1998這一年，柏林市的文化預算就是十億美元，即使這種投入，在柏林街頭仍舊感覺它還有太多的事情沒做，千瘡百孔的地方隨處可見。何況有些東西即使是錢也難以改變。

　　離開柏林我們經過了德累斯頓，它的中心火車站廣場成了一片工地，正在拆除列寧紀念碑。易北河邊黑暗的宮殿都在等待維修，而萊比錫火車站附近的建築讓人想起中國1967年武鬥過後的狼藉。

　　東西兩邊的一部分人，沿襲著慣性，繼續吸著不同的香煙，喝不同的酒，看不同的電視節目，讀不同的報紙，那四米高“牆”還無形地隱隱存在。這哪裏是當初欣喜狂奔的人們可以預料的。

　　柏林牆倒得太倉促，來不及銷毀的東德安全部門卷宗遺落世間。有人形容這些曾經絕密的資料，暴露了人在專政製度下的屈辱、低賤、膽怯和卑微。誰會樂於和多年來潛在暗處對自己的生活窺視告密的人待在一起？直接死於牆的人以百計，而多年裏受到“牆”的蔭蔽恩惠者卻以幾十萬計，這些人的突然暴露顯現又帶來更深更長久的內心嫉恨與惴惴不安。

　　2001年的9月11日，我們還沒回國，從電話裏，從網上知道了紐約發生的事情。第二天起床，發現窗外飄著德國國旗、美國國旗、巴登符騰堡州州旗。

　　世貿中心廢墟的現場圖像我們是在街頭電視上見到的，它隻持續了幾分鍾，就有一個德國人跑過去按鍵換頻道，屏幕上出現股票一路向下的k線圖。後來我們注意到，德國公眾冷靜甚至有點木然，他們停在電視屏幕前多數在關心當日的股票即時行情。

　　9月14日，是全德國降半旗悼念日。下午，我們去斯圖加特市中心廣場，見到有人從窗口收卷巨幅旗幟，許多黑絲帶迎風飄拂。街頭藝人在地上用彩色粉筆畫聖嬰伸手向空中接一張降落中的一萬元紙幣。喝咖啡的人和往日一樣悠閑，一個年輕人靠在一家瑞士刀專賣店櫥窗下麵，用一隻小橫笛吹奏“卡薩布蘭集市”，讓人想起好萊塢的《畢業生》。

　　我始終沒有弄清，德國人是天生就這麽寧靜，還是經曆過了1945年、1989年讓他們更加沉思而寡言？

　　在德國最南端進入阿爾卑斯山區的小城菲森，去新天鵝堡的路上，我們坐一個老人趕的馬車。他的氈帽上別滿了各種各樣列寧或者鐮刀斧頭或者紅旗的紀念章，高頭大馬轉彎時我聽到他用俄語誇他的馬說：好！用的是俄語。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末我們全是要學俄語的。而在科隆大教堂前，兩個正表演一個緩慢協奏曲的藝人看到我和徐敬亞向他麵前的小盒子裏放了馬克，其中那個拉手風琴的年輕人突然快速又極熱情地轉向我們，幾乎是跳躍著奏起了《喀秋莎》，圍觀者隨著節奏鼓掌。難道東方人的麵孔就一定熱愛前蘇聯的歌曲？如果，這種判斷和對樂曲的投入全同演奏者自己有關，可是看他隻有二十幾歲，即使來自前蘇聯，來自原東德，那個旋律也隻能屬於他的父輩而絕不是他本人。

　　臨離開德國，我們在南部城市奧格斯堡遇到了雨。避雨時候看見一家花花綠綠的兒童玩具店隔壁是一間主題酒吧，門口張貼著大幅的切格瓦拉，那張著名的紅黑相間頭像。

　　有個德國朋友說：切，你們知道他嗎？現在他在德國很紅啊！

　　我們說知道，在中國他也很紅。

　　德國人有點驚奇地看我們。

　　切格瓦拉，這個為遊擊而生的家夥。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75年，他的傳記在中國以內部參考書形式出版，扉頁後麵就附著他的屍體在擔架上的照片。就是這個格瓦拉，用他的頭像製成的紀念品今天遍布歐洲。在馬克思出生地德國的特裏爾城，買各款格瓦拉的紀念品容易，馬克思的像卻品種單一而且少見。

　　一個19歲的中國學生剛到德國說：這裏的人真壯啊，任何一個德國女孩都能打趴一個中國壯漢。過了十天，他的說法變了：這裏的人太散漫了，一個中國女孩恐怕能戰勝他們一群男人。

　　柏林牆倒了，當初它隻是起強行阻隔作用，誰會想到一堵牆涉及的問題會有這麽複雜。造牆用時一夜，拆牆用時一天，而由“牆”帶來的“牆思維”、“牆空虛”、“牆依戀”卻將久久不散。

　　我記錄下來我所看見的，還有偶然了解到的和“牆”相關的事情。

　　今天想到它，我仍然能感到後怕。誰敢輕視那段曾經有過的“牆”，誰就犯下對生命對自由的無可補償的罪過。

　　選自《天涯》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