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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閱讀吳宓

　　葉兆言

　　一

　　說來好笑，閱讀吳宓，留心有關文字，成了近年來很當真的一件事情。起因隻是他生於一八九四年，這是個特殊年份，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抗拉開序幕。也正是這一年，孫中山給李鴻章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他的改良主義思想，遭到拒絕後，從此投身革命，堅定不移，直到死在北洋軍閥時期的北京。很長時期，抗日和革命成了兩個重要主題，研究中國，不論思考曆史，還是評論文學，都無法回避。我習慣找出幾位出生於這一年的人，把他們當成解剖近現代中國的標本。我的祖父也出生在這一年，這是很好的參照係數，它提供了一個橫向的比較機會。閱讀吳宓，我總是忍不住想，和他同年的祖父此時正在幹什麽？麵對同樣的問題，祖父會有什麽不同的想法？在厚厚的十本《吳宓日記》中，提到祖父隻有一處，時間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九日，一次宴會上偶然相遇：

　　遂偕赴華西大學內李珩、羅玉君夫婦邀家宴。座客樺外，有葉紹鈞及謝冰瑩女士。席散，同步歸。

　　葉紹鈞名字下麵，有小字自注：“聖陶。蘇州人。今為開明書店總編輯。與宓同年生。留須。溫和沉默。”這是典型的吳雨僧風格，記賬本一樣老老實實，一本正經。再看祖父的日記，略為詳細一些：

　　五時半，至李曉舫家，晤吳雨僧、李哲生、陳國華、謝冰瑩。雨僧與餘同歲，身長挺立，言談頗豪爽，近在燕大講《紅樓夢》，借以發抒其對文化與人生之見解，頗別致。主人治饌頗精，而不設酒，餘以酒人，覺其勿習。八時散，複至月樵所，方宴頡剛夫婦，尚有他客六七人，墨先在。餘乃飲酒十餘杯。十時歸。

　　兩則日記很客氣，一層意思沒有明說，都覺得對方不是原來的設想。他們屬於兩個不同陣營，道不同，則不相為謀，既對立，更隔膜。陣營不同，誤解便不可避免。這次偶然相遇，消除了一定誤解，又增加新的錯誤認識。如果繼續交往，他們或許可以成為朋友，但是溝通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吳宓不知道對方溫和沉默，是因為沒有酒，祖父覺得對方豪爽，卻根本就是個假象。

　　二

　　吳宓不是一個豪爽的人，而且毫無幽默感，他的成名與挨罵有關。說起新文學史，談到新舊之爭，忘不了魯迅的妙文《估“學衡”》。《學衡》是一個笑柄，一幫自恃很高的書呆子，剛從國外回來，覺得喝過洋墨水，對“西化”更有發言權，於是匆匆上陣，想一招致敵於死命，事實卻證明根本不是對手，剛一出招，就被新文學陣營打得鼻青臉腫。不妨想象一下當時的新文學陣營如何強大，陳獨秀和李大釗，魯迅兄弟，胡適及其弟子羅家倫和顧頡剛，茅盾為理論主筆的文學研究會，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學燈》，這些高人聯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學衡》的人淹死。當時同屬於新文學陣營的創造社，還沒有出手參戰，這一派的好戰，善於胡攪蠻纏，作為《學衡》總編輯的吳宓心裏不會不明白。

　　事隔多年，重新回顧這場文化論戰，心平氣和地說，雙方都該罵，而且細究罵人的內容，雙方都有些道理。《學衡》站在舊文化陣營一邊，僅此一點頑固，即使在今日，仍然該罵，該痛罵，而“五四”前後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方向大致正確，但是存在很多問題，也應該指出來。我曾和祖父談過讀當年的《小說月報》。眾所周知，《小說月報》改刊是新文學史上的大事，比較新舊兩派小說，也就是閱讀茅盾主編前後的《小說月報》。就其小說質量而言，被看好的五四時期新小說，並不比舊小說強。新小說在一開始很不好看，魯迅或許是個例外，像他那樣優秀的太少。新小說的拙劣有目共睹，後人評價高，更多的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事實上，作為當時的重要作者，祖父也承認新派的小說，沒有舊小說寫得好。換句話說，新小說隻能證明自己寫得對，卻不能證明自己寫得好，達到了多高的境界。

　　認真閱讀當時的小說，不難得到這樣的印象，新小說氣勢洶洶，其實嫩得不像東西。就像剛學走路的小孩，盡管前景良好，未來一片光明，真實的現狀卻不敢恭維。新小說佶屈聱牙，不能卒讀。魯迅寫得好，是因為舊小說也寫得好，發表在改刊之前的《小說月報》的文言小說《懷舊》，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這似乎也反證了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的觀點，所謂“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學衡》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麵反動旗幟，一片喊新聲中，《學衡》的聲音顯得很可笑。多年以後，吳宓自訂年譜，痛悔當年的倉促上陣，尤其對第一期《學衡》的低質量感到痛心。作為創刊號，推出的一些“作品”讓人無法恭維，魯迅對其進行了辛辣的嘲諷，輕而易舉挑出一大把錯誤。《學衡》批評新派不足，看出了對方毛病是對的，可是他們也是漏洞百出。正如吳宓自己承認的那樣，“實甚陋劣，不足為全中國文士、詩人以及學子之模範者也”。吳宓把過錯推到了一個叫邵祖平的人身上，他寫道：

　　魯迅先生此言，實甚公允。《學衡》第一期“文苑”專門登邵祖平（時年十九）之古文、詩、詞，斯乃胡先驌之過。而邵祖平乃以此記恨魯迅先生，至有1951年冬，在重慶詆毀魯迅先生之事，禍累幾及於宓，亦可謂不智之甚者矣。

　　這其實是為同人打掩護，想蒙混過關，魯迅先生矛頭直指梅光迪，直指胡先驌和柳詒徵，這些都是《學衡》的核心人物，想賴也賴不了。吳宓先生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他們那幾個人中間，除了柳詒徵，其他幾位的舊學並不怎麽樣。《學衡》同人對舊的東西更感興趣，在魯迅看來，這幫人漏洞百出，隻是假古董。他們守舊保守，但是在傳統的舊學上，並不比新派人物強。一些文章把吳宓說成是舊學大師，這不確切，是過譽之詞。辦《學衡》的時候，吳宓是剛從國外回來的文學青年，舊學根底和大十多歲的魯迅不能比，和大三四歲的陳寅恪和胡適，也無法匹敵。就其性格而言，吳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根本不擅長做死學問，對於舊文化的鑽研，他和新派的胡適、顧頡剛之間的差距，隨著時間發展，也隻能是越來越大。

　　人們閱讀的興奮點，往往停留在新與舊上，以新舊為個人取舍標準，結果是新派看新，老派看舊，各取所需，老死不相往來。然而新未必好，舊也未必壞，關鍵要看貨色，意氣用事結果反而成不了事。“何必遠溯乾嘉盛，說起同光已惘然”，這是陳寅恪父親散原老先生的詩句，形容“五四”前後文壇正合適。這一時期無論舊派新派，藝術成就都有嚴重的問題，人們重新回顧，各打五十大板並不為過。有一點必須指出，新代表出路，代表前途，已被事實所證明，事至今日，做學問重犯前人的老毛病，再妄談複古，不僅“不智”，而且可笑。

　　三

　　吳宓是研究外國文學的，喜歡拿中外作品相比較，因此獲得了中國比較文學鼻祖的盛譽，這又是一種站不住腳的誇大其詞。比較文學的說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實上不比較沒辦法談文學，而中外比較了一下，就和國外後來風行一時的“比較文學”流派有了血緣關係，顯然一廂情願。比較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這表揚對吳宓來說，隻能隔靴搔癢，他的野心並不在於謀一個開山之祖的稱號。我想吳宓把自己擱在舊派陣營中，內心深處一定很矛盾。綜觀他一生，似乎更適合成為新派陣營中的一員。這是個很尷尬的定位，他是《學衡》總編輯，而這頭銜恰恰也是自封的。《學衡》諸人策劃雜誌時，為了“脫盡俗務”，本來不準備設總編輯，吳宓隻是眾人推舉的集稿員。他自說自話在雜誌上印上了總編輯頭銜，為此，《學衡》諸者不以為然，曾諷刺挖苦過他，但是“宓不顧，亦不自申辯”。

　　編輯《學衡》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得罪整個新文學陣營不算，內部也經常有摩擦。吳宓自封為《學衡》的總編輯，一方麵說“亦不自申辯”，另一方麵又拚命解釋：

　　至於宓之為《學衡》雜誌總編輯確由自上尊號。蓋先有其功，後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來大有作為之人，無分其地位、方向為曹、為劉、為孫（以三國為喻），莫不是自上尊號。蓋非自上尊號不可。正如聰明多才之女子，自謀婚姻，自己求得幸福，雖在臨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從俗尚。然非自己出力營謀，亦不能取得“Mrs。So＆So”（某某夫人）之尊號。個人實際如此，可無疑也。

　　好一個“毅然自取得之”，一番自白，吳宓之“迂”躍然紙上。這種辯護越辯越黑，虧他能想得出。吳宓和《學衡》同人的關係並不融洽，讀《吳宓日記》，可以發現很多不愉快的記錄。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吳宓和邵祖平商量，將他的詩稿推後一期發表，邵於是大怒，勒令吳宓必須在這期發表。吳宓以別人無權幹涉自己編務為由拒不答應，邵“拍案大聲叱詈，聲聞數室”，吳宓無可奈何，隻能“予忍之，無言而出”。臨了還是他做讓步，在諸人眼裏，他隻是一位自封的總編輯。吳宓一肚子委屈，唯一出氣的辦法，是把這些事都寫進日記。他很看重自己的日記，而且自信以後將成為曆史的見證，因此，措辭十分講究，尤其在褒貶人物的時候。

　　予平日辦理《學衡》雜務，異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心中焦急。處此尤無人能知而肯為設法幫助（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為幫助）。邵君為社中最無用而最不熱心之人。而獨喜弄性氣，與予一再為難。予未嚐不能善處同人，使各各滿意。然如是則《學衡》之材料庸劣，聲名減損。予忠於《學衡》，固不當如是徇私而害公。蓋予視《學衡》，非《學衡》最初社員十一二人之私物，乃天下中國之公器；非一私人組織，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雜誌。故悉力經營，晝作夜思。於內則慎選材料，精細校讎。於外則物色賢俊，增加社員。無非求其改良上進而已。使不然者，《學衡》中盡登邵君所作一類詩文，則《學衡》不過與上海、北京墮落文人所辦之小報等耳。中國今日又何貴多此一雜誌？予亦何必犧牲學業時力以從事於此哉？

　　予記此段，非有憾於邵君。特自敘其平日之感情與辦事之方針耳。

　　吳宓在日記和自編年譜中，不止一次寫到對《學衡》同仁的不滿，他說梅光迪“好為高論，而完全缺乏實行工作之能力與習慣”。為自己的妥協讓步，把不滿意的稿件編入《學衡》感到痛心，“宓本擬擯棄不登者，今特編入，以圖棄塞篇幅而已”。吳宓對如何辦《學衡》，有一套完整的想法，這想法過於理想，因此實施起來，非常困難。傳說錢鍾書曾說過吳宓先生太“呆”，這一說法已得到楊絳先生的堅決否認，認為是好事者附會，然而這種附會，多少是說出了一點真相，那就是吳宓確實有點呆。

　　呆人常自作聰明，吳宓自編年譜中，大言不慚承認《學衡》雜誌總編輯一職，是“毅然自取得之”，又在年譜的前幾頁，明白地說自己應聘東南大學，是因為：“擬由我等編輯雜誌（月出一期）名曰《學衡》，而由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此雜誌之總編輯，尤非宓歸來擔任不可。”在日記中，吳宓屢屢自我表揚，言過其實，這種流露正是“呆”之所在，隻是不可惡，反而有些可愛。一九二四年七月，吳宓去上海拜見中華書局大老板陸費逵，明明是懇求對方開恩繼續辦《學衡》，但是日記上隻說他“痛陳《學衡》之聲名、實在之價值，及將來前途之遠大”，對方“意頗活動，謂與局中同人細商後再緩複”。畢竟是從美國回來，吳宓深知宣傳的重要，而宣傳就是說大話。自從建立民國，中國人不論文武，都明白洋人支持的重要。當軍閥，不依靠日本，就是借助英美，文化人也不能避開此俗例。《學衡》創刊之後，吳宓不僅增入英文目錄，而且不忘將刊物寄往國外的知名圖書館，贈送西方名牌大學的漢學家。在吳宓擬定的贈刊名單中，可以看到諸如“巴黎大學東方學院”，“牛津大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歐風盛行的年代裏，《學衡》如果有來自西方漢學家的支持，對新派人士無疑將是最有力的打擊。

　　《學衡》並不像吹噓的那麽出色，這一點吳宓心裏很明白，也很無奈。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一本能實現心中理想的刊物。前幾年，吳宓成了出土文物，著實熱了一陣，有關的書甚至成了暢銷書，他也因此和陳寅恪一樣，罩上了通今博古的光環，有人甚至趁機為《學衡》翻案。以學術成就論，吳宓比不上陳寅恪和胡適，也比不上他的學生錢鍾書。吳宓的失算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硬為，像編《學衡》這樣的雜務，陳寅恪錢鍾書絕對不會去幹，一個真做學問的人，沒那麽多時間和精力耽誤。吳宓的舊學根底較弱，剛回國那陣，他跟著胡先驌和邵祖平學寫過江西詩派風格的舊詩。老實說，不僅新派看不上，舊派同仁也不把他放在眼裏，所謂“敵笑親譏無一可”。梅光迪就對外人說過《學衡》越辦越壞，原因當然是吳宓不行。吳宓不擅長訓詁音韻，也不屑於做考據一類的文字，《學衡》發表談甲骨文的文章，引起外國學者的注意，很認真地寫信來請教。這讓吳宓感到很惱火，因為他理想中的《學衡》，應該是“有關國事與時局”，應該擔負維護中國文化優秀傳統之大任，而不是舊派學人的自留地，整日來幾首小詩幾篇遊記，玩點考證索引，大談文章義法。舊的沼澤地裏折騰不出新名堂，玩物喪誌是吳宓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學衡》給讀者留下太深的陳舊印象，真發表了有觀點的好文章，實際上也沒什麽人願意讀。

　　四

　　一百年前，一個美國學者預測未來的發展，認定中國會發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傳統很可能被毀滅，孔子的偶像將不複存在。這個憂心忡忡的美國佬就是吳宓的恩師白壁德，他的焦慮傳染給了他的學生，結果吳宓的一生，都取保守姿態，以維護中國文化傳統為己任。除了保守，吳宓信奉好好主義，對人類的一切文化遺產，都敬若神明。他畫了一個簡圖，把蘇格拉底、耶穌猶太、佛陀印度以及中國孔子，概括為人類文化的精華。世界的文明大廈靠這四根柱子支撐，缺了任何一根都可能傾斜，基於這樣的觀點，吳宓打算寫出一本關於人生哲學的書。這本書沒有寫出來，也不可能完成，因為基本的觀點並非吳宓獨創，他誌大才疏，充其量隻是一個好學生，一生都在宣傳老師的觀點。

　　吳宓出過一本詩集，自視很高，給學生上課，常以自己詩歌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個優秀詩人，中國舊詩太偉大，出人頭地十分困難。吳宓的弟子鄭朝宗先生曾說吳宓的詩，“限於天賦，造詣並不甚高”，但是他的詩集長短都收，優劣並存，還配有插圖，加上注，更像一部有韻自傳，拜倫《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就是這種風格。吳宓一生並不滿足於詩人稱號，他更大的理想是當一名小說家，寫一本能和《紅樓夢》媲美的小說《新舊因緣》。在吳宓日記中，常提到某人某事可入《新舊因緣》，毛彥文和朱君毅分手，把自己的一大摞情書奉送給了吳宓，供他日後寫小說參考。可惜這部小說壓根兒沒動過筆，他總是說要寫，或許計劃太龐大，結果也就是說說而已。

　　吳宓一生，為女人耗費了太多心血，無論瀟灑的新派作家，還是風流的舊派文人，在花心方麵都無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強烈追求異性的愛，和死心塌地地維護舊道德一樣，這種過分的衝動，很容易給人造成誤解。況且，保守和浪漫本來就尖銳對立，很難想象兩者會如此有機地結合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一九二一年八月，留學歸來的吳宓沒休息兩天，便匆匆趕往杭州見陳心一。自訂年譜中，他對這次見麵，作了一番極具戲劇性的描述。到了陳家，稍坐，從未謀麵的陳心一被引出來相見，大家默默相對，“至多十五分鍾以後”，毛彥文來了，“神采飛揚，態度活潑”，說要去北京上學，正好路過，沒想到遇上了他。吳宓在年譜中，故意淡化了陳心一，說那天她“無多言語”，主要是毛彥文在說話。下午四點鍾，毛告辭，吳宓緊接著也告辭，當天就返回上海。十三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結婚。

　　這是一部愛情小說的開始，兩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時出場。陳心一和毛彥文是吳宓生命中，有著極其重要地位的女人，陳為吳宓生了三個女兒，毛則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知道吳宓身世的人，讀到這段文字，肯定會有所感歎。不過，這文字做了手腳，事實是，吳宓當天並沒有離開杭州，而是留了下來，一待就是三天。根據吳宓日記的記載，他五日回國抵達上海，找了一家旅館住下，次日回家看父母，八日去了杭州。日記中和陳心一的見麵是這麽寫的：

　　最後心一出，與宓一見如故，一若久已識麵者然。宓殊欣慰。坐談久之……四時許，嶽丈命心一至西湖遊覽。並肩坐小艇中，蕩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適。

　　在“一見如故”和“殊欣慰”下麵，吳宓都加點表示注重。第二天，兩人一起遊了西湖，乘小艇，湖中一日，涉曆名勝地方多處，吃茶數次，又在壺春樓午飯，並且“一切均由心一作東”。

　　是日之遊，較昨日之遊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

　　吳宓日記中，此三日無一字談到毛彥文。根據他的風格，如此重要之事不會不記，因此毛在吳宓自編年譜中的出現，很可能是杜撰。吳宓一生中，最喜歡和別人訴說與毛彥文的愛情故事，說多了，難免加工，臨了，自己也會被加工的東西所蒙蔽。吳宓一生都在唱愛情高調，稍不仔細，就會上他的當。以今天的觀點看，吳宓當年的婚姻態度很有問題，既迫不及待，又敷衍了事。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在美國留學的吳宓，因為看見玻璃櫥窗上的裸體美人招牌，和陳寅恪等一起“共論西洋風俗之壞”，談到“巴黎之裸體美人戲園”，第一次聽說“密室之中，雲雨之事，任人觀覽。至於男與男交，女與女交，人與犬交，窮形盡相”。這番議論，當然帶著批判，然而內心深處對異性的渴望，也躍然紙上。當天的日記中，經過批判，吳宓筆鋒一轉，振振有詞地寫道：

　　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無所宣泄，則必泛濫潰決。如以不婚為教，則其結果，普通人趨於逾閑蕩檢，肆無忌憚。即高明之人，亦流於乖僻鬱愁，abnormal perversion……

　　宓更掬誠以告我國中之少年男女，曰公等而欲完貞德而求樂生也，則毋采邪說，及時婚嫁，用情於正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離婚斷不可為訓。自由結婚，本無此物，而不婚與遲婚，欺人行事，斫誌廉恥，更不可慕名強效。

　　日記中的洋文是“性反常行為”，吳宓雖然是外國文學教授，日記中的洋文並不多見。他不可能像鬱達夫那樣直露地表達性的苦悶，愛情這兩個字，也暫時想不到。有朋友寄照片來，托他在留學生中尋找佳婿，他竟然自薦，嚇得對方連聲說不，覺得他“思想甚多謬誤，望速自檢查身心”。這個細節說明了身在異鄉的吳宓魂不守舍。這種心情下，也是留美的陳心一弟弟為其姐擇婿找到他時，他顯得有些心急，好友一番“回國後，可恣意選擇對象”的勸阻也顧不上，毫不猶豫答應下來。成為愛情至上主義者是後來的事情，此時的吳宓對婚姻聽天由命。一方麵，他慎重地轉托友人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彥文在國內打聽陳心一的情況，毛和陳是同校同學，當時並非知友，毛很認真地探聽了消息，對陳進行一番考察，然後通過未婚夫向吳宓匯報，大致意思是人還不錯，交朋友可以，貿然訂婚則沒有這種必要。另一方麵，吳宓又很草率地決定先訂婚，好友陳寅恪的觀點似乎影響了他的婚姻態度，陳寅恪覺得一個男人，學問不如人，這是很可恥的，大丈夫娶妻不如人，又有什麽難為情。

　　既然如此，不就是找個老婆，何苦頂真。吳宓評價自己，小事聰明，大事糊塗。結婚七年以後，吳宓忽發奇想，開始大談愛情，他決定和陳心一離婚，開始了對毛彥文的漫長追逐。毛是他朋友的未婚妻，是妻子的同學兼好友，吳宓和陳心一結婚以後，毛是他家的常客。朱君毅和毛彥文後來鬧翻了，死活不肯和毛成為夫妻，給毛造成了很大痛苦。吳宓最初作為中間人，往返於兩人之間，本來隻是救火，臨了，卻引火焚身，把自己燒得半死。吳宓是在一種很尷尬的狀態下離婚的。陳心一不能接受娥皇女英的暗示，這種大小老婆的如意算盤，也不可能為毛彥文所接受。在一開始，毛隻是一位被動的第三者，吳宓鄭重其事地表達了愛意，毛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絕。在男女問題上，吳宓始終自以為是，改不了一廂情願的老毛病。他的離婚和結婚一樣草率，也許內心深處真的是不太愛陳心一，他感到委屈，不是自己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而是這種拆散之後，毛彥文仍然不肯老老實實就範。吳宓對毛的追逐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場偉大的愛情馬拉鬆，中間包含了太多的故事，這些故事全是寫小說的好材料。

　　五

　　吳宓給人留下了一個嚴謹的學者印象，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印象很可能成為一種定評。三十年代初，吳宓去歐洲進修，臨行前，同人為他餞行，朱自清喝得大醉，席間就嘔吐不止，吳宓於是感歎，覺得自己為人太拘謹，喝酒從不敢過分，頗羨慕別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我所以提到朱先生，是因為朱也是有定評的嚴謹學人，如果就此推斷吳宓為人更古板嚴肅，毫無浪漫情調，則大錯特錯。事實上，吳宓是一個地道的“好色之徒”，他的不安分，陳寅恪看得最透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舊道德所“拘係”，感情不得發舒，積久而瀕於破裂，因此“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

　　吳宓和陳心離婚，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學衡》同人一致譴責，其父怒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吳宓的尷尬在於，老派的娶妾，新派的離婚，偏偏他不新也不舊。像吳宓這麽浪漫的人，注定不應該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縛，“猶如揭蓋以出汽”，和陳心一離婚以後，吳宓有過無數次婚姻機會，他不斷地向別人求愛，別人也做好準備和他結婚，僅僅和毛彥文就起碼有兩次機會，然而關鍵時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吳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彥文，這是事實，毛真準備嫁給他，他又猶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誤了，這也是事實。

　　既想和毛成為夫妻，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吳宓成為一個十分矛盾的人。矛盾是人之常情，但是矛盾尖銳到吳宓這樣的，實在少見。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回憶吳宓先生》，因為是多人的紀念集，提到吳宓和毛彥文的情事，大多采取吳為了毛離婚，毛失約另嫁，吳於是終身不娶。這一說法是把吳宓的愛情故事，描繪成一場偉大的柏拉圖之戀，真相卻和事實相去甚遠。吳宓一生最喜歡和別人談他和毛的情事，吳宓日記中，屢屢提到和誰誰誰“說彥”，粗粗估計，不會少於一百次。任何一個與吳宓打過交道的人，隻要樂意聽，吳宓就會講述不同版本的故事。這些故事是他博得女人好感的有效武器，女人生來就容易被愛情故事所打動。

　　吳宓的柏拉圖之戀在一開始就自欺欺人，離婚前有娥皇女英之戲語，離婚後，他索性撕下臉來，死纏著毛嫁給他。吳宓的胡攪蠻纏還是有效的，因為骨子裏，女人總喜歡被愛，尤其喜歡吳宓那種全力以赴的愛，而且女人的愛是希望有婚姻作保障。事實是，吳宓並不是隻愛毛一個人，離婚不久，他就同時愛上了另外一個人，在日記中不斷地比較她們的優劣，為究竟娶誰而心猿意馬。在後來的歲月中，吳宓成了大觀園裏的賈寶玉，除了毛彥文，馬不停蹄地愛別的女人，其中有結過婚的，有離了婚的，有美國人，有法國人，真所謂見一個愛一個，年齡差距也越拉越大，從幾歲到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甚至幾十歲。

　　對異性如饑似渴，對婚姻膽戰心驚，吳宓變得讓人難以捉摸。一九三一年一月，吳宓拜訪了艾略特，與其大談白壁德，然後一起散步，去大都會飯店午餐。是誰付鈔尚待考證，吳宓隻隨手記下來兩件事，艾的女秘書很漂亮，艾為他介紹了多名英法文化名人，這些文化名人成為日後講學的重要資本。到歐洲的時間很短，但是在西風的勁吹下，他迅速歐化。首先是對毛彥文的態度開始強硬，他拍電報去美國，讓毛放棄學業，迅速趕到歐洲結婚，否則從此拉倒。他動輒就向毛發出最後通牒，甚至十分惡毒地稱毛為“Dog in the manger”（占著馬槽的狗），這俗語正好與一句中文對應，所謂占著茅坑不拉屎。此時的吳宓充滿了單身貴族的瀟灑，一頭一臉大丈夫何患無妻的氣概。除了和毛彥文糾纏，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和一位在法留學的美國女人H打得火熱。

　　毛彥文終於讓步，決定來歐洲和他結婚，但是吳宓搭起了架子，說來歐洲可以，婚事則不急著先定下來。毛真是十分狼狽，原來是吳死皮賴臉地纏她，現在她鬆口了，對方又變了卦。吳宓總說毛彥文負了他，事實真相遠不是這麽回事。毛臨了厚著臉皮來到歐洲，吳宓已完全一副賴婚的架勢，毛哭著說他們“出發點即錯誤”的時候，他竟然很冷靜地說：“人事常受時間空間之限製，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毛大老遠地來了，吳宓竟然拋下她去別處旅遊，毛此時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心氣再高，對吳宓這種吃了碗裏又看鍋裏的行為，也隻能悲痛欲絕。

　　是晚彥談次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前此知人不明，用情夫地耳！

　　如果隻是這一次負毛彥文，或許還有情可諒，事實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吳宓和毛彥文的愛情故事充滿戲劇性，拒婚以後，吳宓度過了一段少有的輕鬆時光，或許回國在即，他抓緊時間在歐洲旅遊，很快又愛上了一位德國女郎：

　　餘一見即愛之，遂與交談（英語）……總之，兩小時之中，宓愛Neuber女士愈篤，幾不忍離。

　　水壺的蓋子被打開了，吳宓的心野了一陣，終於又收回來。如果繼續在歐洲待下去，他真可能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浪蕩子。回國之前，吳宓和毛彥文的關係又有新的進展，兩人達成了諒解，再次情意綿綿。有一天，吳宓覺得對方不理解自己的心情，便以小剪刀自刺其額，“彥大驚，急以巾浸冷水來洗，且以牙粉塞傷口”。兩人商定，四個月後，在青島結婚，屆時如果別有所愛，或寧願獨身，那就取消婚禮。結果大家都知道，不是冤家不聚頭，吳宓此後對毛，一直是既糾纏，又每逢真要結婚就臨陣脫逃。他總是不斷地愛別的女人，一年內要愛上好幾位，而且把愛的種種感受，寫進日記，說給別人聽，甚至說給毛彥文聽。

　　從歐洲歸來的兩年裏，毛彥文一直在等吳宓娶她，但是吳宓花心不改。一九三三年八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又是兩頭落空，毛覺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調，說她準備做老姑娘，盡力教書積錢，領個小女孩，“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天真的吳宓並未察覺出這番話中的潛台詞，他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

　　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熊希嶺，一位比她爹還大的老頭，此人做過民國的總理。吳宓沒想到會有這步棋，毛的嫁人，讓他覺得自己有一種遭遺棄的感覺，同時也很內疚，認定毛是賭氣，自暴自棄，不得已而嫁人。很長時間裏，吳宓都沒辦法確定自己應該扮演什麽樣的角色，是負情郎，還是被負情的癡心漢，兩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麽說，毛是他一生最鍾愛的女人，隻有真正失去了，才能感到珍貴，她結婚以後，特別是三年後熊希齡病故，吳宓一直糾纏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時也真心懺悔。吳宓和毛彥文的愛情故事，是三十年代小報上津津樂道的話題，很多文化名人卷入到這事件中，譬如陳寅恪和胡小石，都為吳宓做過直接或間接的牽線活動。

　　六

　　閱讀吳宓，各種各樣的文字見得越多，越覺難以描述。吳宓更像是一個小說中的人物，一生都在努力演好某個角色。他曾比較過賈寶玉和唐吉訶德的共同點，說他們在追求愛情和渴慕遊俠時，都極見瘋傻，除此之外，議論和思想，皆純正並且合情入理。此評價也是解讀吳宓最好的鑰匙，否則，他很容易被誤解為一個好色的老流氓，一個冥頑不化的老厭物。

　　吳宓日記中隨處可見女人的形象，有時候是一長串名單，他總是沒完沒了地分析她們和自己結合的可能性。譬如有一天的日記，就赫然寫道：敬精神上最相契合，絢生活上頗能照顧，錚機會最多，憲初是社交美人。這些人吳宓都愛，但是他又更愛一個叫K的女人，理由是愛K猶如愛彥，而K天真活潑又似薇。上麵提到的這些人，都比吳宓小十幾歲甚至二十多歲，譬如憲初就是熟人黎錦熙先生的女兒。吳宓日記中，見到“一見就愛”和“甚驚其美”一類老不正經的字眼不足為奇。有人為吳宓的友人介紹一位年輕美麗而有巨額財產的寡婦，友人大怒，認為是侮辱，吳宓聽了“深切悲歎”，覺得友人太傻，說自己若不是因為還愛著毛彥文，一定毫不猶豫地“往而求之矣”。

　　難怪李健吾會寫三幕劇《新學究》諷刺挖苦，而沈從文則寫文章開出一劑救人藥方，勸他趕快結婚，讓情欲的發泄有個正當渠道。很多人眼裏，吳宓實在不像話，成天追女學生，請女學生吃飯，約女學生散步，給女學生寫情書，為人師表弄成這副腔調，有傷風化，成何體統。為討好女學生，吳宓不惜幫著作弊，替女學生做槍手翻譯文章，然後利用自己的關係將其發表出來。在法國巴黎，在陪都重慶，吳宓都曾因為看見別人老夫少妻，感到既羨慕又妒忌。二三十年代，這種現象並不罕見，談到魯迅與許廣平的婚姻時，他酸溜溜地說：

　　許廣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幹而細心之女子，善窺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既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雲雲。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吳宓一生都在追求女子的愛，他隨處用情，自稱以“釋迦耶穌之心，行孔子亞裏士多德之事”。《紅樓夢》是他最鍾愛的作品，這位當代賈寶玉很認真地出過一個考題，試問“寶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沒有發生過關係”，答案自然是否定。吳宓追求愛情，有一種宗教的熱忱，“發乎情，止乎禮”。根據日記記載，他似乎真是好色而不淫，始終坐懷不亂。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在隆隆的炮聲中，為是否該追一名女學生，吳宓很認真地虔卜於《易經》，閉目翻書，以手指定，結果得到“不能退，不能遂”幾個字，大叫“嗚呼，宓苦矣”。一個星期以後，隨著戰事一天天激烈，亡國壓迫下的吳宓開始真心懺悔：

　　宓本為踔厲奮發、慷慨勤勉之人。自一九二八年以來，以婚姻戀愛之失敗，生活性欲之不滿足，以致身心破毀，性行墮廢。故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誌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

　　四年之後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吳宓又有一段差不多的檢討：

　　宓近年讀書作文，毫無成績，怠惰過日。複為性欲壓迫，幾不能一日安靜。

　　一篇取名為《吳宓先生，一位紳士和傻子》的英文文章，當年曾有過廣泛的影響。吳宓對這篇文章很不滿意，然而用“紳士和傻子”來形容，不能不說是個極好的概括。吳宓為女人耗去了太多的心血，在追求女學生遭到拒絕時，吳宓總是痛苦地自問自責，或是逮住了別人共同研究，分析女方的拒絕，是林黛玉拒寶玉，還是鳳姐拒賈瑞，如果前者，愛情是好事美差，自當有此磨難，如果後者，便太讓他傷心，因為賈瑞之追求鳳姐，隻是出於欲的驅使，和寶玉的那種愛相差千萬裏。

　　無論對女人之愛的執著，還是對中國文化堅定的保守，吳宓的做法都駭人聽聞。對愛情，對中國的舊文化，他都太瘋傻，都太不合時宜。在二十世紀，反對新文化運動，恰如唐吉訶德和風車搏鬥，意味著投入到一場必輸的戰鬥中，他無怨無悔，負隅頑抗，堅決不投降。吳宓堅持舊文化的天真理想，或許並不全錯，看出了新文化運動的種種毛病，可能也是對的，但是代表這個世紀的學術水平，他的成就並不算太大。恰恰相反，對於國故的整理，倒是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功勞更大，他們所作的努力，更卓有成效。從新文學陣營中，可以找出許多研究舊學比吳宓更努力、更有成果的專家學者。聞一多研究楚辭，能夠幾個月不下樓，論做死學問，吳宓坐冷板凳的功夫，遠不能與之相比。以研究的目的看，聞一多鑽研舊學，是為了宣判舊學的死刑，顧頡剛的疑古學說也是如此，這種治學方法吳宓絕對不能接受，以舊對舊，保守的吳宓遠不是旗鼓相當的對手。吳宓五十歲的時候，白話文運動不僅大獲全勝，而且深入人心，在一次聚會上，“宓以積鬱，言頗憤疾”，竟然說“欲盡殺一切謀改革漢文之人”。

　　吳宓就是吳宓，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時至今日，翻案說他是自由主義戰士，甚至說反對新文化運動也是對的，硬替他套上光環，顯然沒有必要。吳宓的保守固執和對女人的用情泛濫，客觀上限製了他的個人成就，這一點毋庸諱言。吳宓不是什麽大師，用不著神話，即使是作為外國文學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的。今天突然覺得吳宓非常有學問，很重要的一個心理基礎，是現在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學問。吳宓的意義，在於他的堅定不移，在於他的執著追求。他有一顆花崗岩一般頑固的腦袋，二十世紀的總趨勢，是適者生存，是一變再變又變，占大便宜的往往是那些善變的知識分子。善變不是什麽壞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頑固自有頑固的可愛之處，換句話說，活生生的吳宓，在個人事業和愛情上，都有其獨特的東西，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壞，就可以草率評價。

　　選自《收獲》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