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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閱讀長城-關於長城文化意義的思考

　　戴雲鵬

　　長城既是實物，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征，中國的先民們，用一個最具體實用的建築物介入曆史，在我們民族的古老心靈和集體記憶中完成了一次超越物理意義的精神建構。

　　長城在哪裏？它當然是在中國北方起伏的山巒間靜臥著，但也似乎已經蜿蜒進我們的頭腦。生活在北京，你時時能感覺到它的存在。在北三環、北四環一帶的多處交通標誌牌上，都可以不斷看到路向提示：八達嶺長城，居庸關長城，慕田峪長城，司馬台長城……對遊客們而言，這不過是旅遊線路標識，但對於以文化符號或國家民族象征物而將其沉澱於意識深處的思索者來說，它更多的是具有精神層麵的意義。

　　說實話，我已記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光顧過長城了，無論在環繞北京的燕山山脈，在東接渤海灣的秦皇島，還是在河西走廊的嘉峪關，我一次次攀爬長城、閱讀長城。作為曆史文化的特殊載體，長城會不時地告訴我一些悠久而隱秘的信息，並且，它的“過去”，仍包含有指向未來的因素。

　　中國的萬裏長城始於秦王朝。雖然之前緣於小國間割據的需要，已有局部的各種戰國“內長城”存在，但隻有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從總體戰略出發，將燕、趙、秦等北部諸國的“外長城”連接延續，形成橫亙遼闊國土的軍事防線雛形，長城和中國這一特殊的關聯才告確立，並且千年再未有大變。長城的文化意義有多種解讀，一種說法是：長城是消極防禦的產物，代表了一種自我閉鎖心態。這種多少帶有簡單比喻性質的理解曾一度甚囂塵上。

　　其實，我們隻要看一看長城出現的曆史時段就可以知道，雄心勃勃建築一道護國之“牆”的秦王朝，和在其基業上勵精圖治的漢王朝，其實是在曆史上完成了中華民族首次領土大整合、戰略大拓展任務的巔峰時代之一。那樣的輝煌，那樣的鑄造文明的機遇，在數千年曆史中並不多見；而那樣的開拓精神，那樣的製度、文化上的開創精神，絕不是一個“圍牆心態”可以解釋得了的。其後，在盛唐時期，伴隨一係列的邊疆戰爭，特別是對藩國割據勢力的征討，對形成我們多民族國家的遼闊版圖，其作用至關重要。秦漢及唐以降，盡管隨著中原王朝的治亂興衰，中國的地理邊疆仍時有消長變化，但到了清代的康雍乾時期，通過對西北和東南的戰略性拓展，進一步鞏固了自秦漢以來中國力量所及的大部分地方，實現有效管轄的領土麵積達到曆史最大，中華疆域版圖的基本格局得以確立至今。

　　舉凡上述千秋功業，是為了回到長城。長城，這個今天已完全喪失了實用價值的龐大建築，告訴我們的是民族曆史發展的艱辛和崎嶇，是超越個體、超越時空的民族精神。土地和家園，民生和社稷，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生存圖景、命運圖式，構成了我們不斷尋求意義和價值的衝動，引領著我們進化的步伐！長城，它體現出的也許是一種善-試圖在侵略與被侵略、戰爭與和平之間實現物理隔離。當我想到，曆史上有那麽一些決策者，想要修建一道牆，以阻斷劫掠，嗬護蒼生，庇佑子民，讓一個超級的大家庭免受侵擾竄犯，心中確會泛起一絲暖流。盡管在軍事上長城擋不住什麽真正的敵人，起不到多大的防禦作用，但我們不必詆毀它，不必因所謂“曆史觀”的反複修正而對它說三道四。譬如，不必因為帶有明顯意識形態霸權色彩的西方“普遍化”史觀，就否定它本來的“中國”意義，也不必因為要對抗霸權或凸顯民族性，又將其孤立談論，或將其神化，它永為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重要精神文化遺產之一。

　　長城在今天仍對我們有所啟示，我認為很重要的在於它是某種整體性、全局性思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廢分封、置郡縣，在中國曆史上建立首個中央集權製國家的，是秦王朝。正是這個王朝，在修築若幹馳道、統一了路製車軌的同時，也建造了長城這樣龐大的國防工程。與此相應的，當然還有在政治和軍事上的高度集中和統一。今天看，這其中就包含著整體思維、全局思維，亦即戰略思維、曆史思維。秦王朝雖然短命，而它的格局、它的氣象，卻不可小視，它在社會組織製度上的一些創新甚至一直延續至今。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秦漢、盛唐和清代康雍乾時期，是積極追求中華民族戰略利益拓展，並且實現了這樣的拓展的幾個重要時期。民族複興，國祚延綿，需要的正是超出慣常思維、超越時代局限的大想象和大創造。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強盛時期，中國的發展已經不隻關乎到中國自身的命運，也關乎到世界。我們需要新的戰略思維，以實現民族的發展利益。在修築長城的冷兵器時代，戰略拓展可能意味著疆土和地域的擴充，意味著民族間的征伐和臣服，但在今天的科技文明時代，全球化、信息化可以說已經完全改變和重塑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略空間。從金融戰爭到太空武器，從文化輸出到技術殖民，“戰略”在多個層麵上甚至讓傳統的國界失去了意義。今天的戰略利益，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就是人類的總體利益，在這樣的總體利益中，又包含著因發展程度和發展水平差異出現的諸多矛盾。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集團、國家間的利益嚴重糾葛衝突，往往會兵戎相見。麵對這複雜的曆史環境和現實因素，如何既實現自身、一國戰略利益的拓展，又不悖人類曆史發展的趨勢，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卓越的政治智慧。

　　毛澤東在《清平樂六盤山》一詞中有雲：“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這個“長城”是什麽？是中國人民擺脫近代以來被加諸的苦難曆史，實現民族獨立自主的夢想！擺脫被奴役、被侵略和被殖民的屈辱，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是民族生存發展中整體性、曆史性思維中的一大步，而這本身就是至關重要的戰略利益拓展。如何保證社會健康發展，實現國富民強，在當代世界格局中，發揮自己文明傳統中的獨特影響力，並最終把我們的立國初衷、我們對和諧世界的追求變成現實，則是更加宏偉的戰略任務。實現和維護這一戰略利益，對我們自身來說，意味著不斷的科技創新、製度創新和物質文化的極大豐富；對世界而言，意味著政治影響力的增強，文化價值觀的傳播，與其他民族、利益集團和政治體係間的共存。

　　記得去年隆冬時節，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來華訪問，曾見各大媒體刊登一幅他在長城上獨自遠眺的圖片。我不知道，這個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的領導人，到長城上想看什麽，又看到了什麽？他隻不過是要做一回概念意義上的“好漢”呢，還是試圖了解他匆忙光顧的這個國家？顯然，他觸及到的隻能是非常表麵的長城，是文物意義上的長城，他未必了解另外一個“長城”，那就是包含著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和平發展這一樸素願望的“長城”。因為他仍在根據美國自身、乃至他本人所在黨派自身的固有思想邏輯和利益需要而行事-回去後不久即不顧中方反對，高調會見達賴喇嘛，又批準向台灣出售數量巨大的軍火。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現實，就是我們今天生存發展的具體環境-當對內祈求民族和諧、國家安定的夢想和對外期冀和平發展空間的願望不被了解，甚至根本不會得到尊重時，我們就還是需要一個“長城”，以正義的方式表明心中的善。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在其《中國史敘論》中，曾經對中國的大曆史作過如下分期：“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自秦一統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自乾隆末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梁任公更多的是從民族國家形成、地區勢力影響，自然也是從我們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空間的角度來觀察曆史的。雖然在他發表自己看法的年代，因信息技術而導致全球一體化的世界圖景尚未出現，但他的基於中國本體的曆史意識我們仍有必要予以尊重：“世界之中國”的含意不一定是自大，但可以是自強。如此說來，“長城”其實又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社會理想工程的構想，我們仍會繼續擁有它，並且維護它、珍視它。

　　不到長城非好漢，中華民族的古老夢想仍將繼續。

　　選自《解放軍報》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