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三十五章 閱江樓清談

　　唐翼明

　　說誠信

　　信是個會意字，從人從言，為人傳言即是信。今天大家常說的書信、信使、信息都還保留了這個意思，這是信的基本義，也是原始義。為人傳言必須信實，否則便失去了傳言的意義，於是信就引申出誠實、可靠的意思。今天講信用、誠信、守信就都是這層意思，這是信的引申義。誠字是一個形聲字，從言成聲。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個會意字，成言為誠，成者就也，就是說講好的話，可以實行的言才是誠，所以誠也就有了可信、實在的意思。《說文解字》誠信二字互訓，“信，誠也。”“誠，信也。”說明這兩個字的基本意義是相通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兩個字都從言，由此可見它們都跟說話有關。因為說話才有這話可靠不可靠的問題，才有所言與所指（用符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能指”和“所指”）是不是一回事的問題，所言跟所指一致才是信，才是誠，否則便不信不誠了。

　　所言跟所指一致，才能辦事，如果所言跟所指不一致，那就什麽都辦不成了。比方說，請你倒杯茶，你以為是搬個凳子，說三點鍾開會，你以為是四點鍾跳舞，那豈不就天下大亂了。所以孔夫子說為政（搞政治），第一件事就是要“正名”。所謂正名其實就是保持所言跟所指一致。他的學生子路說老師把正名擺在第一位未免太迂，被孔子罵了一句“野哉”，接著孔子發了一大篇議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年輕的時候不大讀得懂這段話，後來才明白孔夫子這段話說的實在是至理名言，一點都不迂。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言無所苟”，這就是信，這就是誠。反過來“名之不可言”（提出一個主張，卻說不出個所以然），“言之不可行”（說一堆不切實際的話，根本辦不到），“苟言”（隨便亂說，或說一些無用的話，言不由衷的話），這就是不信不誠，是為政的大忌。文革中政壇流行大話、空話、假話、套話，就是典型的“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苟言”，那結果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就是幾乎亡黨亡國。文革過去三十年了，但是“假、大、空、套”還沒有在中國絕跡，尤其是套話，時下還頗流行。

　　孔子還說過要搞好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是“足食”（讓人民吃飽），第二是“足兵”（有一支足夠保衛國家的軍隊），第三是“民信之”（讓老百姓信任政府）。他的學生子貢問老師，如果這三件事不得已的時候要去掉一件，先去掉什麽？孔夫子說：“足兵。”子貢又問剩下的兩件事如果不得已還要去掉一件，那麽先去掉什麽？孔夫子說“足食。”而“民信”是無論如何不可以去掉的，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年輕時讀這段話也不大理解孔夫子為什麽把誠信看得這麽重要，現在也明白了孔夫子說的的確是至理明言，跟前麵的正名是一個意思。

　　請想一想一張鈔票為什麽可以買到一堆東西？這是因為它有整個的政府係統（軍隊、法律、警察、監獄等等）在後麵保證它的“信用”，一旦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能維持保證“信用”的功能，那麽一張鈔票就不過是一張印刷精美的紙而已。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之前發生的“金圓券”事件就是一個不太久的例子，上午發的薪水下午就貶值一半，到最後一麻袋的鈔票就不過是一麻袋的廢紙，這樣的政府還能不垮台嗎？

　　誠信不但是為政的第一要著，也是為人的第一要著。孔子的弟子曾參每天要反省自己幾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個不講信用的人，說話不算數的人，甚至說假話的人，是沒有人願意跟他交朋友的。跟一個人打交道，卻老是要提防上當受騙，這不是太累了嗎？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不講誠信，大家都所言非所指，這不是太恐怖了嗎？嚴格地講，人和人之間如果缺乏基本的誠信就一天也過不下去，不能交朋友，不能做生意，也不能辦任何事情。明明是鹿，卻說是馬；明明說是治病的藥，卻是一堆無用的糖丸；明明說是營養的牛奶，卻有致命的三聚氰胺。論文可以請人捉刀，學位可以用錢買，明星可以包裝，連院士據說都可以集體打造，那麽還剩下什麽東西是貨真價實的呢？什麽東西是可信的呢？如果什麽都不可信，那麽這社會還如何正常運轉呢？所以孔子感歎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讀泥，軏讀月，均指車杠與車衡銜接的銷子。）

　　我們不敢說今天的社會已經誠信蕩然，但說誠信匱乏、令人憂心總不算過甚其辭吧。誰為之？孰令致之？我以為首當其責的是為政者，是身居高位的人。隻用“陽謀”二字就可以令天下讀書人喪膽，高明則高明矣，無奈“誠信”二字也就跟著被逐出我們的字典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陂陀從跡以至，非能驟潰。”（章太炎語）今日之事，其由來漸矣。嗚呼，哀哉！

　　也談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了。近二十年來國內有一股陳寅恪熱，關於陳寅恪的書出了很多，關於陳寅恪的會開了很多，關於陳寅恪的話題更是談了很多，學術界無不推崇陳寅恪是一位大學者，真正的學者。但是說實在的，對於陳先生的學問，我們其實知道得並不多（當然史學界專門研究陳先生的例外）。陳先生曾經下過大功夫研究過的十幾種已死和半死的外國文字，大概也沒有什麽人去接著研究。人們之所以推崇陳先生，包括我在內，其實隻是欣賞他所標舉的十個煌煌大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這就很夠了。

　　中國人喪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很久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舊時代，一切言行都要“征聖”、“宗經”，當然談不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不久前（三十年前吧），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思想要統一，行動要聽指揮，要甘當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要甘當一顆螺絲釘，擰在哪裏就在哪裏起作用-在這樣的時代，奢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付出挨棍子、戴帽子、坐牢、殺頭的代價的。人畢竟是血肉之軀，一頓“陽謀”，就把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打斷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被中國知識分子忘記了。隻有一個呆呆的陳寅恪（當然也還有幾個呆子，像張誌新之類）堅持到死。而今天中國知識界重新發現陳寅恪，其實隻是在零零星星星地、一點一滴地、依依稀稀地回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而已，就好像一個植物人蘇醒過來，慢慢恢複記憶，這當然是令人高興的。

　　但高興之餘我總免不了感到一絲悲哀，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應該是一個“人”（非木石、非牛馬、非奴才）所應當具備的基本特征嗎？尤其是現代人，如果連這十個字都沒有，還能叫做一個文明人嗎？魯迅感歎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奴性很重的民族，他說中國曆史上隻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求為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話很沉痛，大抵上也是事實，但不應該忘記中國人也向來有不甘心當奴才的，孔子就是第一個。從前有些人攻擊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給君王做奴隸，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君君臣臣是一種雙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樣子，臣要有臣的樣子，並不是單方麵要求臣怎樣怎樣。所以孟子後來發揮了孔子的思想，說紂隻是一個匹夫，而不是一個君王，因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樣子。孔子其實是一個真正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更發揮孔子的思想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這樣嗎？至於以後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這樣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

　　我以為一個現代人，不論職業為何，學問大小，身份高低，隻要自認是一個文明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最起碼的標準。令人悲哀的是，在咱們中國，這樣起碼的標準竟然沒有多少人具備，竟然要一講再講，竟然還有人不敢理直氣壯地講，竟然還有人似懂非懂，不大明了它的意思。有人理論上不反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一實踐起來，便糊塗了。有人遭到一點打擊，遇到一點挫折，這十個字就不見了。有人在金錢麵前，有人在長官麵前，有人在配偶麵前，這十個字也不見了，而且還心安理得，認為理所當然。

　　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麽低的要求，又是多麽高的要求；是多麽應該辦到的事，又是多麽難辦到的事。人們發現，他們心底多麽佩服和羨慕那些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但他們也知道自己很難做到，富貴不淫，難；貧賤不移，難；威武不屈，更難。連河東獅吼都足以讓人不敢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嗚呼，“獨立”、“自由”說起來容易，行起來何其難哉！

　　所以我們要談陳寅恪。陳寅恪寄托了我們的希望，而談陳寅恪可以掩蓋我們的膽怯；陳寅恪是我們的偶像，談陳寅恪是我們夜半行路時給自己壯膽的口哨。

　　糊口一生實可悲

　　一年一度的高考（我年輕時叫“統考”，台灣則叫“聯考”）眼看就要到來了，每天閱報總有一些和高考有關的消息和報道，很多學生和家長也常常征詢我的意見，到底報考什麽係好？讀什麽畢業後最好找工作？當了幾十年的教書匠，這些問題是常常被問到的，我的答案都是一條：你（或是你孩子）喜歡什麽就報什麽。換來的常常是沉默或懷疑的目光和不滿足的表情，顯然，我的回答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其實我何嚐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麽，但是我實在沒法蒙昧了自己的理智，去迎合他們的意圖。

　　我在台灣教大一國文時，曾經有一個會計係的學生，國文成績非常優秀，每次上我的課她都早早來到教室，坐在前排，極有興味地聽我講課，課間總是替我擦黑板、倒茶添水。我沒法不注意到這個漂亮、聰慧的女孩，有一天忍不住問她：“你喜歡會計嗎？”她說：“不喜歡。”我說：“那你為什麽要讀會計係呢？”她說：“我姐姐是會計係的，爸爸、媽媽、姐姐都讓我讀會計係，說畢業後好找工作，收入穩定。”我說：“你讀大學就是為了找份穩定的職業嗎？如果你不喜歡會計，而這一輩子都要當會計，你不會覺得後悔嗎？”她默然，眼光裏有很困惑、很無奈的表情。期末有一天上課，她突然蹦蹦跳跳地跑過來，滿臉洋溢著歡快的色彩，說：“老師，我請你吃糖。”我很奇怪，問她有什麽喜事，她說：“我申請轉係成功，下學期就進中文係了，老師，你不替我高興嗎？”我說：“當然高興。”然後我請她吃了中飯。她跟我講到很多她的家事和小時候的故事，以及自己的理想。這個孩子轉到中文係後一直很快樂，表現很出色，畢業後又考進研究所，讀完碩士又讀博士，得到學位後在一家大學任教，現在已經是正教授了。她一直和我保持聯係，常常說的一句話是：“老師，我真感謝你，不然我這一輩子都在糊口。”

　　其實糊口沒有什麽不對，糊口是人生的第一要義。魯迅說，人生第一是求生存，第二是求溫飽，第三是求發展。這是至理名言，但也卑之無甚高論。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Maslow）所說的人生的五層需求無非也就是同樣的意思，不過是分得更細罷了。人若不能生存且溫飽，其他的發展就談不上了。所以細民百姓九成以上一生都在為生存和溫飽奮鬥，本是人生常態。今天的大學早已淪為職業訓練所，普世皆然，中國尤甚，因為今天的大學教育已經普及到平民百姓，不再是少數精英分子的專利，那麽讀大學為了找職業，找職業為了糊口，也就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深怪。

　　但是人生的境界如果僅僅達到溫飽的層次而無所發展，總不免令人有點悲哀。我之所謂“發展”，並非指要幹一番偉大的、轟轟烈烈的事業（如果能那樣當然更好），我所理解的“發展”，就是實現自我，把上天所賦予你的才能和潛力充分地施展開來，然後在這施展中找到人生的意義與快樂。如果違背自己的天賦與愛好，僅僅為了溫飽而一輩子從事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這樣的人生恐怕沒有歡樂可言，至少沒有高層次的、精神上的滿足。在現代社會，讀書-求職-謀溫飽，是一線相連，所以考大學就想到找工作，本也沒有什麽可怪的，我隻是要提醒所有的學生跟家長，讀書謀職，都要與自己天賦相合，然後從生存到溫飽這一條線，才能延伸到發展，才有可能得到人生真正的快樂與滿足。否則，這一條線就隻到溫飽為止，發展與快樂就談不上了。哪怕你升到CEO的位置，拿到很高的薪水，情形還是一樣。我有一個年輕朋友原來在大學任教，後來去美國留學，拿到比較文學的博士學位，終於在一家電腦公司做事，薪水大概還不錯。不久前他回國探親，我就老實不客氣地對他說：“你就打算這樣一輩子糊口下去嗎？”他默然。

　　實現自我，並從實現自我中得到滿足與快樂，這才是令人滿意的人生。如果隻是糊口，不管這口糊得多麽好，即使有高位高薪、豪宅豪車，在我看來，還是不足取。陶淵明為什麽辭去彭澤令？那薪水應該還可以吧，不是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嗎？但他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嚐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誌。”（《歸去來兮辭》序）如果是“口腹自役”（亦即糊口）而違背自己的“質性”和“平生之誌”，就是當縣長也不幹啊！

　　想想錢到底有多值錢

　　像我們這種與共和國大致同齡的人，至今為止的生命都可以分成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兩個大段。如果要總結這兩段，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現在流行的篩選關鍵詞。想來想去，我想前三十年的關鍵詞最少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示，那就是“革命”、“運動”，後三十年也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示，那就是“建設”、“掙錢”。現在在這八個字中專挑一個“錢”字來講，因為這個字目前最熱火，可以說沒有一個中國人不關心它。當然，對錢的關心自古皆然，但誰也不能否認於今為烈，即使說舉國上下向錢看齊也不為過。富商巨賈、貪官汙吏不必說了，連清高如大學校長也連連落馬，因經濟案件而被捕，這恐怕是自漢武帝立太學以來都沒有出現過的盛況。

　　今日民間有一句流行語說：“錢不是萬能，沒錢卻是萬萬不能。”這話說得實在精辟，即使起古聖先賢於地下，也莫能讚一詞。但如果要再三挑剔的話，也許可以補充一句，就是：在今天許多中國人的心目當中，錢根本就是萬能的。其實關於錢的萬能，一千七百年前的晉朝就有一個魯褒，作了一篇《錢神論》，已經說得很透徹了，且引幾句最精辟的來看看：

　　“錢）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諺雲：‘錢無耳，可暗使。’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

　　我們如果留心一下報紙的社會新聞版，就會感到這些話簡直就像是今天什麽人故意用古文寫的。如果你沒事幹，不妨搜集一些報上的故事來為此文做注腳，包管你每一句話都可以找到極其貼切、極其精彩的例證。

　　那麽錢真是萬能的嗎？魯褒其實是不相信的，我也不相信。

　　那些相信錢能買到一切的人，卻忘記了滿足生命基本需要的東西，大都是不要錢買的。李白說：“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蘇軾說：“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其實還有李白與蘇軾都沒有說到的更重要的東西，例如陽光與空氣，也都是不要錢的。現在想想，如果這些東西也要錢，該怎麽算？如果陽光要錢，多少錢可以照一分鍾？如果空氣要錢，多少錢可以吸一口？如果明月與清風要錢，要多少錢？你讀過《基度山恩仇記》嗎？小說快結束的時候，基度山伯爵把那個邪惡的銀行家鄧格拉斯關在山洞裏，幾天不給飯吃，最後鄧格拉斯自願用10萬法郎換一頓飯。如果現在讓你憋氣三分鍾，又如果你富如比爾蓋茨，你願不願意花十億美元換一口空氣？這樣想想你就知道，如果陽光空氣清風朗月都要用錢買，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其實比一個乞丐並沒有富裕多少。零點零一秒，對於爭奪世界百米賽冠軍的人來講，意義無比重大，但對於一個普通人，請問有何意義？花畢生的代價，甚至犧牲道德、廉恥、愛情、正義，去換取一堆鈔票，從某一個角度看，也就不過是爭那零點零一秒罷了。總是有人會爭的，但犯不著全世界的人都去參加百米賽。

　　在武漢吃一頓早點，買一個麵窩，一盤豆皮，還加一杯豆漿，不超過五元錢。但如果在五星級飯店呢，一頓早餐就要一百塊。如果到迪拜的帆船旅館去吃，那就不知道要多少錢了，說不定得五百元吧，我也沒吃過。可我不吃也想象得到，在迪拜吃一頓早餐，跟在武漢街頭吃一頓早餐，對一個人的意義是有一點差別的，但如果說這個差別達到一百倍，恐怕沒人會相信。買一個普通的女式提包，大概一兩百塊錢就夠了，但如果買一個LV的提包，卻要幾萬塊。那個LV的包包，真比普通提包好幾百倍嗎？如果你的錢很多很多，多得數不過來，當然不妨每隔幾周去迪拜吃一頓早餐，三不五時地換一個新款的LV提包。但如果要你打一年的工去迪拜吃一頓早餐，打五年的工去買一個時髦的LV包包，你覺得值得嗎？打工太辛苦，時間又花得太長，有什麽好辦法呢？於是就偷，就搶，就騙，就貪汙，就直接或間接地謀財害命，就把自己變成野獸和畜生，或變成囚犯與槍下鬼，值得嗎？

　　我不是說錢不好，不重要，有錢當然好，但是，把錢看得無所不能，以為錢可以買到一切，不擇手段地去搞錢，卻是犯不著，也是沒有意義的。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簡單的物質生活中，仍然有許多快樂，窮人沒有必要去玩富人的遊戲。放下上帝賜給你的陽光和空氣不享受，或享受而不知；放下造物者無盡藏的清風與明月不享受，或享受而不知，卻用你最寶貴的生命和情感，甚至用“不義”的手段，去跟富人們爭那零點零一秒，有必要嗎？可惜這樣簡單的道理偏偏是大多數人都不曾想過的，或者覺得不值得去想，就好像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所有的人都視為當然，根本不去想一樣。隻有牛頓那個傻瓜才會去想這種無聊的問題。

　　但是，這個世界需要牛頓嗎？

　　我看還是需要的。

　　選自《芙蓉》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