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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看批判電影去

　　陳思和

　　去年11月份，上海市作家協會舉辦了作家吳強百年誕辰紀念會。我寫了一篇發言稿，原是想談談長篇小說《紅日》對我的影響，但仔細一想，我最初接觸的《紅日》不是長篇小說，而是湯曉丹導演的電影，在“文革”時期當作批判電影來放映的。於是，我在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我最初知道吳強的名字和《紅日》這部作品，不是在一個充滿激情的時代，而是在那個恥辱年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大約十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個時期，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上海突然流行所謂的放映‘批判電影’，雖然名為‘內部放映’、‘供批判用’，因為放映的都是1949年以後拍攝的最優秀的電影，由此就引起了轟動。被指定的幾家電影院門口都擠滿了換票子、等退票的人。我在那個時期有幸看了許多電影，記憶中就有《武訓傳》、《清宮秘史》、《早春二月》、《林家鋪子》、《舞台姐妹》、《不夜城》、《阿詩瑪》、《北國江南》、《逆風千裏》、《革命家庭》、《兵臨城下》、《怒潮》、《燎原》以及《紅日》等等，這些電影深深迷住了我，它們是現成的教科書，集中展示了中國當代作家之優秀、導演之才華、演員之魅力。在那個荒謬的時代，它們用荒謬的形式，向我這個無知少年啟蒙了中國文學和電影藝術，使我慢慢地知道了，當代中國文壇不是一片荒蕪地，而是有這麽多光芒四射的名字，其中就有作家吳強，導演湯曉丹，演員舒適、張伐、董霖、康泰、楊在葆等等，由此認識了《紅日》的價值。”

　　這段話雖說是為了紀念《紅日》而起，但盤旋在我心頭已經有了好幾年的時間。在十年前我寫紀念作家柯靈的文章時也起了類似的念頭，關於電影《不夜城》，我也是在“文革”中看批判電影才知道的，因而記住了柯靈的名字。“文革”本來是以毀滅文化為宗旨的，它掃蕩了一切有價值的文學瑰寶，糞土當年萬戶侯。但有意思的是，我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人，是在那個沒有課堂教育的年代裏接受教育，在毀滅文化的環境裏接受文化，一切都來自稀奇古怪的逆向途徑。看批判電影就是其中的一條途徑，“文革”中許多文化傳統都是在被批判的逆流裏傳播開來的。

　　我在“文革”開始那年不過十二歲，之前文藝界已經被一次次政治運動整肅得百花凋零，沒有太多的精神營養資源。我的父母都是新文藝的愛好者，但當時家庭經濟條件很一般，很少有文化生活方麵的消費開支，我父親每次回上海探親，必定會買流行的戲票，與母親一起去看。看戲回來意猶未盡，繪聲繪色地渲染戲劇內容和表演的精彩之處，弄得我們全家雖然沒有看過卻像是一飽眼福似的。母親也知道家裏的經濟條件有限，但她還是盡可能地想方設法，讓我們接受一些文藝熏陶。母親在一個局級機關裏工作，隻是一個普通的電話總機接線員，當時電視機還是稀罕之物，機關會議室裏有一台，母親每看到晚上電視裏播放好的電影節目和戲劇節目，就打電話回來，通知外祖父帶領我們過去看。記憶中好像都是臨時決定的，外祖父去傳呼電話房接了電話回來，全家雀躍，於是外祖母匆忙準備晚飯，外祖父眼巴巴地等著我們放學回家，全家匆匆吃了幾口飯，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從虹口走路、乘電車、再走路，穿越幾條馬路，就到了南京路慈淑大樓母親的單位。外祖父總是拖著我的手，我再牽著妹妹的手，後麵還有外祖母，有時候還跟著舅舅，像是一字長蛇陣，綠燈一閃，外祖父就要大聲吆喝：快快，搶紅燈啊！意思是要搶在紅燈閃亮前過了馬路。多年以後我上大學讀葉紹鈞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讀到潘先生帶著全家牽手逃難的情景時，眼前還會漂浮外祖父穿著長衫指揮全家搶著過馬路的身影。

　　就這樣我在“文革”前從電視機裏似懂非懂地看過不少傳統戲曲和話劇，京劇看得最多，滑稽戲其次，再往後就是電影了。外祖父不喜歡看紹興戲和其他地方戲曲，但因為外祖母是寧波人，凡有甬劇的時候也總是去看的，因此我記得在電視裏看過大型傳統甬劇《半把剪刀》、《田螺姑娘》和現代甬劇《薑喜喜》。那時候小學裏也會安排學生集體去看一些電影，但大多數電影對於小學生來說未必能看得明白，唯一看得懂的就是打仗的場麵，所以在男生的語言裏，一部電影“好不好”的意思就是“打不打”，打仗激烈的才是好電影，故事內容並不關心。在我的記憶裏，對“文革”前電影的印象大都是“文革”中看批判電影以後才有的，或者是在“文革”結束後重播時看了才有印象。不過有兩部電影，“文革”後沒有重播也不大有人提起，倒是在我童年時代看過而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是淮劇拍成的電影《女審》，另一部是根據山東地方戲改編的《孫安動本》，都是我母親陪我去看的，借助母親的邊看邊講解，我至今還留下了清楚的印象。

　　《女審》是淮劇名演員筱文豔主演，是傳統戲曲秦香蓮的翻案戲。秦香蓮在劇中不再是一個哭哭啼啼的受氣包角色，而是成為一個武藝高強、功勳彪炳的女將軍，最後凱旋回朝，親手殺了駙馬陳世美，用不著清官包公來代勞；《孫安動本》則是地地道道的清官戲，有點像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孫安為了上書彈劾當朝奸相，竟把一家性命全搭上了，抬了棺材綁了妻女上朝奏本。《女審》宣揚女權和複仇，還算趕得上時代潮流，而《孫安動本》宣揚清官剛正不阿，“文革”中肯定會受到批判，但有沒有被公開放映我已經毫無印象。我對這兩部電影之所以記得那樣清楚，因為是母親帶我去電影院的緣故，其他與小朋友集體組織去看的電影，我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關於“文革”中的回憶總是充滿悖論。“文革”是從批判文藝黑線開刀的，江青由此找到了篡奪高層權力的突破口。在“文革”前夕，電影《早春二月》、《林家鋪子》、《北國江南》等已經受到公開批判。“文革”一爆發，幾乎所有的電影都被封存審查，電影院裏隻能反複放映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到了1967年3月，為了扳倒劉少奇，電影問題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1948年拍攝的香港電影《清宮秘史》，在50年代初被毛澤東指責為“賣國主義”電影，而據說，劉少奇稱讚過它是“愛國主義”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在《紅旗》雜誌上公開發表文章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由此帶出了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公開批判，而這兩個稱呼是專用於劉少奇的，劉少奇從此就被官方公開批判了。到了那年5月，借著紀念毛澤東的《講話》發表25周年，官方重新公布了毛澤東在1950-1960年代期間陸續發出的關於文學藝術的五個批示，這次是集中在一起重新發布，像集束手榴彈一樣，公開了中共黨內思想領域的長期爭論和路線鬥爭。這五個批示裏就有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我想，大約是為了配合黨內的重大鬥爭，才從上到下公開放映這批“批判電影”，起先是局限於《清宮秘史》、《武訓傳》等少數幾部（還包括劉少奇王光美訪問印尼、緬甸等紀錄片），以後就一發而不可收，大約列入了幾十部1950年代以後拍攝的電影，作為“毒草電影”公開放映批判了。

　　但我說的“幾十部”是不可靠的印象。當時上海電影界具體放映了多少部“批判電影”，似乎沒有人做過統計，同時，北京和其他大城市裏是否也公開放映過類似的“批判電影”，也沒有資料提供。我隻是在憑自己所看過的，或者所聽過的批判電影而言。“文革”中被批判過的電影和在“文革”中公開放映的“批判電影”是兩回事，但是到底為什麽選了這批電影放映而不是另一批電影，標準是什麽？似乎沒有人作過交代。1967年是“文革”中最混亂的年頭，文藝界被風掃殘雲似的掃了一遍，隻留得白茫茫一片真幹淨。但就在那樣的時候，各家電影院裏突然放映這麽一大批的“批判電影”，能給上海市民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帶來何等的欣喜！不過，我說的各家電影院大約也是有限製的，我經常去看電影的是延安中路上的滬光電影院和西藏中路上的和平電影院，其他還有什麽電影院在放映，我就不清楚了。當然不是公開賣票，票子大約是按照各家單位有組織地發下來的，但我想，連我母親這樣一個普通機關的電話接線員（也不是什麽造反隊）都能夠拿到票子，可見也不是太緊俏的東西。不過這一來電影院門口熱鬧起來，換票子、倒賣票子、賣高價的“打樁模子”（當時稱呼“黃牛”）到處都是，這些人常常手裏捏著一把票子，向路人兜售，與後來立在馬路上倒賣香煙、外匯券和走私手表差不多。

　　民間日常生活與高層激烈的路線鬥爭永遠是隔膜的，官方公開播放這一類批判電影有什麽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不得而知，但是老百姓卻在剛剛經曆一場恐怖的災難不久，又在電影裏欣賞到他們喜歡的演員的精湛表演。我還清楚記得，當《清宮秘史》放映的時候，我母親、舅舅、外祖父和我都分別去觀看，回家來津津有味地回味著周旋的金嗓子（飾珍妃），又說舒適（飾光緒）如何風流倜儻，他們對影片中演員一個一個品頭論足，好像在談論他們熟悉的朋友一樣。至於這個電影為什麽是大毒草，為什麽批判，沒有人去關心。我當時看了電影後，最深的印象是一場義和團暴動的鏡頭，光膀子的大師兄帶領一群人鬼不分的烏合之眾，口裏念著“天靈靈地靈靈……”殺向東交民巷，讓我想起紅衛兵運動的狂躁和混亂，我對於群眾暴力的惡劣印象，大約是從這部電影聯想到街頭的武鬥，在心底裏紮下了根子。

　　看了電影《武訓傳》又是別一番滋味。《武訓傳》的主角是趙丹扮演，從武訓的青年時代一直演到老人，不僅時間跨度大難度也大，而且扮演的角色沒法讓人喜歡。一個人高馬大的山東漢子，整天在街上乞討，還裝瘋賣傻，頭上梳著一根小辮子，手裏拿著撥浪鼓，唱著順口溜，還攢了錢去辦義學，給窮苦人子弟免費讀書，別人不願意讀書，他就長跪不起。影片裏武訓念著一句乞討詞：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鼓勵大家來虐待他毆打他，然後掏錢給他。這樣的形象，在流行狂熱革命造反的年代裏拿出來放映很難博得同情。趙丹在“文革”前被上海影迷視為第一影帝，政治地位也越來越高，他原來擅長主演都市的流浪漢小人物，從《十字街頭》到《烏鴉與麻雀》，真是活靈活現，堪稱東方卓別林。但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的銀幕形象發生改變，越來越多的是演古今曆史上英雄人物，如林則徐、李時珍、聶耳、許雲峰等等，仿佛是角色象征了他地位的重要性。而拍攝於1950年前後的《武訓傳》正是他的角色從小人物向大人物轉換的中介，武訓既是一個乞丐（流浪漢小人物），又是一個曆史上的名人，要在卑賤人身上演出偉大人物的性格，這是一個要求很高的標杆。很多年以後，我在奧斯卡獲獎影片《甘地傳》裏主角的扮演者身上突然發現了這種聖徒般的素質，平凡中見偉大，讓人感動不已。趙丹當時沒有能表現出這一點。武訓的形象是朝醜角化傾斜，很難引起觀眾的感動。我這麽說當然不是讚同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的政治批判，但是《武訓傳》不好看，也是當時很多看了電影的觀眾的直接反應。但是對於趙丹，人們依然喜歡，“文革”一開始紅衛兵揪鬥牛鬼蛇神的風暴乍起，坊間就流傳了很多關於趙丹機智抵抗拒批鬥會的傳言，這回能在一部老電影裏看到趙丹的形象，還是很滿足的，於是議論也特別多。我對趙丹的第一個印象來自《武訓傳》，當時的感受就是他演得很吃力，有點勉為其難的樣子。影片裏的其他老演員--如張翼、吳茵、周伯勳、黃宗英等等，也都是在這部影片中初次見麵、獲得第一印象的。到了“文革”結束後，趙丹高調複出，觀眾對他寄予了很大期望，他自己也抱著要大幹一番的姿態，那時媒體不斷傳出趙丹一會兒演周恩來，一會兒演聞一多、魯迅等角色的新聞，演的都是大人物和英雄，隻是總不見落實，讓影迷很失望。過了不久，趙丹死了，留下了“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遺言，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看來他晚年的處境並沒有想象的順利。我當時想，一個大藝術家扮演的角色，未必就一定是出將入相的大人物，如果趙丹當時主動演一些小人物，也許人們就能夠順利看到他晚年的精湛表演了。

　　就是這樣，隨著一部一部“批判電影”的放映，在我的眼前漸漸展露出一個與粗暴的現實世界完全對立的、澄明而豐富的電影藝術世界，也漸漸地接觸到現代文學的信息，如《早春二月》的作者是柔石、《林家鋪子》的作者是茅盾、《不夜城》作者是柯靈，等等，一個個神秘的名字開始印入我的腦際。通過電影我對文學產生極大的興趣，開始去尋找這類文學作品去閱讀，開始感受到中國現代文學所蘊含的豐富的藝術力量，自覺地成為一個文學的愛好者。

　　當時也偶然會放映一些不批判的電影，比如毛澤東沒完沒了地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時瘋狂場麵的鏡頭，不過更讓人有興趣的是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後突然公映了前蘇聯的兩個片子：《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風靡一時，大約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很少沒有被吸引過，據說有的人如醉如癡地反複看了十來遍，為的是影片裏有一組幾分鍾的《天鵝湖》芭蕾的鏡頭，讓人神往。我那時感興趣的是電影裏出現了蘇聯領袖的鏡頭，列寧講話時神經質地來回晃動，兩個大拇指插在西裝背心的肩袖裏，又瀟灑又滑稽，很容易模仿。而斯大林的形象則要拘束得多，頭發梳得一絲不苟，不苟言笑，總是莫名其妙地默默站在列寧的身後，有點像當時林彪總是站在毛的身後。還有捷爾任斯基的凶狠眼睛，斯維爾德洛夫的夾鼻眼鏡，都讓無知少年感到興奮。影片裏還有反麵人物，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被演成參與謀殺列寧的壞蛋，列寧被刺後，他還假惺惺地攤著兩手說：小人暴動真可怕！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沒有露麵，但有一次在戰爭中搞破壞，斯大林果斷地寫了一個指示：我們不理睬他。這些細節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栩栩如生。不過後來，這些紅色經典都出了問題，當曆史真相大白，人們知道了布哈林是如何被斯大林殘酷鎮壓，托洛茨基又是如何被暗殺在墨西哥，而斯大林又是如何迫害布爾什維克的一批元老，自己竊取了蘇維埃的最高領導權……當這些曆史奇案一件一件被揭露，當我讀了布哈林遺孀寫的《血淚難忘》以及有關托洛茨基的革命傳記以後，再回想起當年看電影時的莫名興奮，不僅覺得受騙上當，而且真實地感到了吃過幾隻死蒼蠅，十幾年以後還想嘔吐的生理反應。

　　選自《隨筆》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