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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蘇格拉底與商鞅

　　王龍

　　一邊是從容赴死的蘇格拉底，一邊是慌不擇路的商鞅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個傍晚，雅典城恢弘的落日下，在一座戒備森嚴的監獄中，一位年屆七旬的老人就要被處決了。按照法律規定，他將飲鴆而死。

　　一大清早，他的學生就來到了死牢，悲戚的臉上陰雲密布。而老人卻淡定自若，他早早打發走了哭哭啼啼的家人和親屬，和平常的一天開始授課一樣，從容地和學生們侃侃而談，似乎忘記了就要到來的處決。當夕陽把最後的一縷陽光灑在死牢的時候，獄卒端了一杯毒汁進來。老人沉思片刻，坦然地一飲而盡，平靜地說：

　　“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將死，他們活下來，是誰的選擇好，隻有神知道。”

　　一隻永不疲憊、能嗡嗡作響的馬虻銷聲匿跡了-這就是蘇格拉底。一個光輝的生命定格在70歲的年輪。而後人們對他的懷念和思考，注定將持續七百年，七千年直到永遠。

　　蘇格拉底死後的63年，在東方的秦國，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商鞅也走到了生命的末路。然而，在同樣麵臨生死抉擇的時刻，商鞅完全沒有蘇格拉底那份從容鎮定，而是充滿了恐懼和不甘。

　　二十多年來，商鞅以雷霆萬鈞之勢在秦國推動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革，使秦國從一個連珠後悔夢都沒有資格參加的“夷狄之邦”，一躍成為戰國七雄的領跑者。時移勢易，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王。太子駟的老師公子虔等乘機反攻報複，誣陷商鞅謀反。失去了秦孝公這個大後台，商鞅的末日到來了。

　　得到消息，商鞅大驚失色，慌不擇路地開始了逃亡生涯。他馬不停蹄地感到函穀關前，可天色已晚，關門已關閉，沒有哪家旅店膽敢收留他這樣沒有證件的逃亡者。而這正是他當年變法時所做的規定-店家要是收留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到法律的嚴懲。

　　商鞅還是想辦法逃到魏國。然而商鞅先前曾率領秦兵攻打過魏國，並設下卑鄙的誘降計生擒對方主帥公子卯，魏國對他恨之入骨，怎肯接納一個不共戴天的敵人？萬般無奈之下，走投無路的商鞅隻好返回秦國，做孤注一擲的困獸猶鬥。他回到自己的封邑，發動寥寥可數的隨從真正舉兵謀反，可被他的新法訓練的無比強大的秦國軍隊，不費吹灰之力就生擒了他，秦惠王把商鞅處以車裂的酷刑，並恨恨地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每個人隻為自己效忠，看誰在最後成功，染紅整個天空，成全了誰的夢。”（林夕歌詞《英雄》）在鮮血染紅的理想旗幟下，涇渭分明地書寫著蘇格拉底和商鞅截然相反的人生追求。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吾道一以貫之”，為此不惜獻出的生命；而對於商鞅來說，投身政治卻成為一個死不瞑目的人生悲劇。在人與製度之間，他們都是犧牲者，然而，犧牲的本質卻有天壤之別；蘇格拉底是主動犧牲，商鞅是被動殉葬；蘇格拉底是開啟民智的殉道者，商鞅是君主專製下的戰敗者；蘇格拉底為他熱愛的製度犧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最終被他自己創立的製度斷送了生命！

　　蘇格拉底有無數次逃生的機會，但他卻把自己送上了犧牲的祭壇。在離開法院的時刻，他大聲宣告：“我不是沒有盡力為自己辯護才被判罪，而是因為我沒有厚顏無恥地進行表演，沒有以取悅你們的方式向你們獻媚。”

　　最後一個晚上，蘇格拉底的一個學生克裏托悄悄進入牢房見到他，建議他越獄。因為不公正的判決是無須理會的，獄卒已經買通，逃亡路線已經安排好。他說：無論蘇格拉底逃到哪一個城邦，那裏的人們都會熱情歡迎他。

　　蘇格拉底又拒絕了。這位法庭上因為放肆激怒陪審團的被告人竟然認為必須尊重法庭的判決，哪怕這判決是不公正的。

　　整整一個晚上，克裏托和老人一直在激烈辯論。這場“惡法是否是法律，在他廢止之前是否必須遵守和得到執行”的辯論直到今天還在某些大學法學院的沙龍中進行，與兩千年前討論相似的是，誰也沒有辦法說服誰。

　　為了說服老人，克裏托甚至采用了激將法，他認為“拒絕挽救自己生命的行為有違美德，行為人應該感到羞恥，甚至是一種罪惡”。

　　蘇格拉底淡淡地說：“一個人被冤枉時也不應該做壞事，盡管大多人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舉動-做壞事、以怨抱怨、以傷害對方作為自衛的手段都是不正當的。”在他講明了應該遵守法律，不能逃亡的理由之後又補充說：“克裏托，親愛的朋友，我鄭重地告訴你，我仿佛是聽到了法律的話，就像我聽到了神的聲音一樣。他們的聲音在我的頭腦中回蕩，我不能不聽他們的。”（《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柏拉圖對話集》）

　　在最後的對話中，這位偉大的導師給他的學生上了最後一課。蘇格拉底決心選擇赴死，因為他始終堅信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因為在古希臘，法律被視作城邦安全的基礎，具有女神般的尊嚴。有良知的人首先是遵守法律的人，服從法律是公民的天職、責任，更是一種公民對於國家的義務，它的價值遠遠高於個人的生命。蘇格拉底覺得自己不能違背和國家之間的這種神聖契約，因此他毅然選擇死亡！

　　蘇格拉底要用最後一次行動來實踐對真理和正義的維護，來證明和詮釋善和美德的含義。相比於蘇格拉底用生命去換取信仰的虔誠，所謂法律在商鞅這樣的政治家眼中就太過虛無飄渺了。

　　在生命麵臨威脅的時刻，商鞅毅然決然放棄自己創造的製度而保全生命。法律也好製度也好，都是為己所用的手段，並不是什麽社會理想，因為在商鞅心中，法治的本質其實是人治。比如他再三強調法律具有普遍適用的平等性，刑法不分貴賤等級。但是當太子犯法時，他又找出各種理由為太子開脫，說：“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結果讓最多承擔一定連帶責任的公子虔、公孫賈承擔了全部責任，而真正的凶手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他在闡述“壹刑”時也說：“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這裏的界定就沒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內，二十對於卿相將軍以外的人才適用壹刑，難怪太子可以逍遙法外。

　　失去真理支撐的人生注定是蒼白的人生，沒有信念構築的理想也必然是貧血孱弱的理想。蘇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時代相距並不遙遠。他們如同兩隻撲火的飛蛾，又像勇敢逐日的誇父，都勇於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而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然而，麵臨最後生死關頭時，一個是端坐在監獄中巍然不動的蘇格拉底，一個則是函穀關前慌不擇路的商鞅。不同的人生終極抉擇，顯示出他們個人的價值取向、人格神韻方麵的迥異，其中隱含的精神文化內涵，給各自社會的政治製度鋪墊了完全異質的基石，對中西方日後漫長的發展曆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一位是不畏強權的鬥士，一位是君主門下的家奴蘇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時代，國家動蕩，秩序混亂，中西方社會都處於震顫嬗變的大轉型之中。在中國正式風雲迭起的戰國時期，原有的社會規範早已禮樂崩壞，各國變法如雨後春筍，雷霆震蕩；在希臘，奴隸民主製陷入危機，“創造自由的人沒有自由，有自由的人卻不創造自由”。

　　但這一時期，西方的平民階級處於已經頗為發達的私有製經濟之中，大多數公民都是一定生產資料的私有者；而戰國時的民眾則處於國有製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之中，絕大多數人民隻是國家共同體的附庸。要知道，財產私有權不僅是民眾個人的經濟權利，更是一種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是人們進行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諸社會活動的核心，是實現其他權利的物質前提，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財產權，那麽其他權利都將是空談，同時也使人們的權力意識極為淡漠。

　　正是不同的國情，決定了蘇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人生追求。蘇格拉底的名言是：“認識你自己”，在他一生的行動準則中，始終旋轉著一個追求“人”（公民）基本權利的精神內核，即追求每個公民平等的地位的社會理想。而商鞅終其一生都匍匐在專製君王的腳下，以君主的意誌為最高權威，他自己從無違忤，更不允許別人有絲毫的懷疑。他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座集中營，通過不斷放大刑法殘酷性，來維護專製統治，驅使人們走向一種普遍的精神奴隸狀態。同樣作為那個時代的精英，蘇格拉底和商鞅引領著各自的國家走向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

　　在歐洲文化史上，蘇格拉底一直被看作追求真理而死的聖人。蘇格拉底受雅典公民的尊重，不僅僅是因為他天才的哲學思想。在他身上，洋溢著一種強烈的作為普通公民的良心和責任感。為了實踐這種公民的責任，它既可當沉湎於玄思異想的哲人，又能當衝鋒陷陣的戰士，可謂文武兼備，內外兼修。和平時代，他就是雅典的良心，抨擊時弊，激濁揚清；戰爭來臨時他更是挺身國難，赴湯蹈火。

　　在雅典與斯巴達進行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他以四十多歲的年紀，參加了三次戰役。在戰場上，他英勇作戰，不畏強敵，兩次救戰友脫離險境。當軍隊被切斷供給時，蘇格拉底忍饑挨餓身先士卒；在嚴寒中，別的軍人大多都用毛毯裹著身體禦寒，而蘇格拉底仍舊穿著破舊單薄的衣服，赤著腳在冰麵上行走。一次失敗撤退時，蘇格拉底鎮靜地昂首闊步。“環顧四周”，使戰友的情緒得到穩定，順利撤回。統帥拉凱斯將軍也不由得盛讚蘇格拉底為了城邦榮譽表現得沉著堅毅，他說：“要是人們都像蘇格拉底那樣，我們的城邦的光榮就能得到維護，大潰敗也就不會發生了。”

　　同肉體的勇敢相比，蘇格拉底在政治上的責任心和正義感更令人欽佩，他就是秉承公民良心，無私無畏的反抗暴政，堅持真理。

　　蘇格拉底發誓要做隻馬虻，要刺醒雅典這匹沉睡的大馬，盡管對於一匹大馬來講，一隻小小的馬虻的力量是多麽的微不足道，但蘇格拉底毫不在意，他“常常出現在公共場所，他早晨總往哪裏去散步並進行體育鍛煉；當時場上人多起來的時候，總可以看到他在那裏；在別的地方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會在那裏；他常做演講，凡喜歡的人都可以自由的聽他”。蘇格拉底就是這樣的“苦口婆心”去喚醒人們的理性。他認為這樣的方式比直接參政能起更大的效果。

　　可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城，時世不同了，雅典處於一個複雜微妙的曆史階段。

　　公元前399年，也就是審判蘇格拉底的那一年，雅典城正麵臨空前的政治危機。在與斯巴達的戰爭中，雅典城麵臨強大戰爭機器所帶來的生存壓力。戰爭期間，郊區大量的難民逃入城中，劇增的人口給城市設施和公共衛生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導致瘟疫流行，這一切，都嚴重削弱了雅典城的實力。

　　曆時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使人們的精神世界處於極大的危機和混亂中。雅典政局動蕩，社會混亂，精神空虛，人性墮落，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的動搖。信口開河，背信棄義，利欲熏心，殘忍野蠻道德敗壞的現象，成為雅典戰後的主要弊病。飽經伯羅奔尼撒戰爭洗禮，雅典的民主似乎依然存在但是在空空的架子裏麵上演的常常是極其不民主的鬧劇。公民們隨煽動家唇舌起舞，獻祭的人們各懷鬼胎，建立在形式上的雅典民主製實質上早已風幹了。

　　時局的動蕩，社會的腐敗，使蘇格拉底痛心疾首。他像馬虻一樣四處飛翔，想蟄醒這匹昏睡中的純種馬。然而事與願違，已經病入膏肓，失去理智的雅典製度不敢承受輿論的尖銳刺激，力圖去製止一切所謂蠱惑人心的言論。一些為名譽地位考慮的執政者利用了這一製度的致命弱點。他們利用混亂的社會狀態迎合當時的社會惡俗，以翹舌如簧誤導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它們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使城邦的道德生活更加混亂。連與他交遊甚廣的朋友-被恩格斯稱為“戲劇之父”的的著名劇作家阿裏斯托芬，也在其喜劇《雲》裏將蘇格拉底刻畫成一個行為怪異，專門教授詭辯術的人。在該劇的結尾，“蘇格拉底”傷害的城邦公民憤怒的放火燒毀了蘇格拉德的“思想所”，“蘇格拉底”也葬身火海，殘酷血腥之氣令人驚訝！

　　生活在這樣一個道德沒落時代，蘇格拉底挺身而出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他把雅典的戰敗和衰落主要歸根於雅典人心靈的敗壞，認為雅典人對自身的智慧和民主製度充滿了無知的盲信，多數民眾形成的意誌成為政治生活的最高主宰。民主製度因無法約束公民群體中欲望的恣意和放縱，已淪為公民滿足私欲和野心的工具。蘇格拉底認為要拯救雅典，就要從拯救雅典人的心靈開始。他要求每一個公民在關注自己的人身和財產的同時，更要去關注美德。在這個可悲的時代，蘇格拉底就變成了可悲的堂吉訶德，他刺向墮落的雅典民主製的長矛，最終反彈回來飛向了自己。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他一生擁護的民主製判處死刑。這是雅典民主製度永遠無法洗刷的汙點。對於這個悲慘的結局，一位學者僅用簡單的一句話解釋：“因為蘇格拉底向雅典人傳授的知識太快了，超過了當時人們的理解能力。”在文學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大法官對再一次來到人間的耶穌說：為了政治，為了民眾我必須打壓你！蘇格拉底重複的正是這一悲劇。蘇格拉底死於自己的同胞-偉大的雅典公民之手。雅典人用自己的雙手扼殺了自己本應引以為傲的思想巨子。他們以自己的民主製度特有的五百人陪審團投票表決的方式，以過半約300票的結果宣布這位天才的死刑。

　　“多數人的暴政”雖然讓蘇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源於蘇格拉底並貫穿後來整個西方文明史的民主思想，對推動人類思想的進步和政治製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而反觀同一時期商鞅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他和蘇格拉底的精神距離何止以道裏計，簡直就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幾千年來，中國人對商鞅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態度，如郭沫若在其著名的《十批判書》中曾說“秦王政後來之所以能夠統一中國，是商鞅變法的後果”，並說商鞅是一位“重實際的政治家”；當今學者也大多稱讚商鞅“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但商鞅的壞名聲似乎也不分伯仲，後世將他歸為法家，長期被視為“異端”。在知識階層，甚至以談論商鞅為恥，宋代的蘇軾就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汙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

　　商鞅的治國之術堪稱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最殘酷和嚴厲的一種，是一種激進的國家主義實驗。一般來說，開啟民智、富國強兵才是變法的最終目的，可商鞅實行的卻是棍棒下的變法。他通過種種愚民措施以高壓手段達到尊君強兵的目的，商鞅不像後世的專製統治者那樣還需在“內法”的表麵披上“外儒”的偽裝，而是赤裸裸地指出要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就必須“使民貧”、“使民弱”，“使民不樂”，最終要使“國勝民”而不是“民勝國”。在經濟上，他認為“強國”與“富民”是對立的，他極端的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能力，而且隻能通過強製手段讓他們俯首帖耳。這位秦國的變法者一上任就循循善誘的給秦孝公上課說您作為一國之君，同樣也是凡夫俗子，並不是在德行、智慧、勇力方麵都比凡人高出許多倍的超人。老百姓盡管聰明而且人數眾多，但為什麽他們卻不敢和君主您作對呢？那是因為“權製斷於君則威”，隻要手操權柄，以“法”治國，老百姓就隻有聽天由命、賞罰由人的份了！

　　為了把每個老百姓都關進他設計的鐵籠，他設計最殘酷的“什伍連坐法”，規定：“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這就等於把“告奸”製度化，嚴密化。而這種製度是建立在裏保戶籍製度基礎上的。戶籍製度從商鞅開始，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了戶籍製，秦國的老百姓就都在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商鞅的思路是，隻要是人，就是壞的。他們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這些秘密對國家是危險的，國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須要有告密者，於是，商鞅把告密寫進法律，並特別提倡親人之間的“告奸”。

　　為了生存，每個百姓必須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探聽“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親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獎賞將是一個農夫十年勞動才賺來的錢，而且還有別的好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做妻子的告發了丈夫，那麽做妻子的財產可以不被沒收，隻沒收老公的財產。連夫妻之間的財產也公開計算，並用以鼓勵告密，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謂一大空前絕後的發明了。

　　在告密法實施不久後，秦國的民風就變得非常古怪了。父子見了麵，如果沒有什麽事情從來都不說話；婆婆和媳婦之間沒有共同語言，媳婦可以對婆婆大聲叫罵。所有人都像防賊似的防著自己身邊的人，包括親人。

　　為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必須采取單一的重刑手段，隻有當人被成功的單一化，都成為思想被完全“統一”的人後，單一的目標方能迅速實現。

　　商鞅認為國有“五害”，分別是儒家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者和勇士，在《農戰》一文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把這些人趕走，敵人不敢來，來了也會被打敗。去討伐別國，一定能戰勝，不去討伐，則一定能富足。”在他主政下，當時活躍於中原各國的那些遊俠、歌姬、說客、武士、儒生、商賈、刺客等社會上最活躍的人員，在秦國全都絕跡了，因為這些人是社會上的“五蠹”，必須鏟除！

　　當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相吻合的“異端邪說”被徹底否定和排斥之後，當人們的思想觀念被徹底地純潔化之後，真正的思想實際上也就隨之而消失了。剩下的隻是一幫簡單愚昧、貧窮安分、柔弱馴服的“人”，並最終被“國”和“政”“所勝”，即被專製政權徹底壓服和控製。

　　商鞅把全國變成一座戒備森嚴的“思想監獄”，而自己則成為手執鞭子嚴酷驅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這種變法思想的指導下，秦國全國上下成了一架運轉井然的機器，成為步伐整齊服飾一致的集中營。在這種高壓政策下，每個秦國人都變成了國家的工具，宛若後市出土的那些兵馬俑，人人麵無表情而無比強悍！

　　商鞅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形態。他的基本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下來，他的核心經濟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蘇軾曾經歎息說，對於商鞅主義，“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在秦以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裏，曆代統治者實施的窒息整個民族創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製，而秦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製度的創立又皆起於商鞅變法。所以，郭沫若說“秦漢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是由商鞅開的幕”確為不易之論。可惜的是，這是一個黑暗的舞台！

　　一位是引領人類的先哲，一位是專製愚民的鼻祖蘇格拉底和商鞅最根本的區別，恐怕還在於“智者”與“侍者”之區別。

　　蘇格拉底的一生致力於啟發民智。它具有豐富的教育實踐經驗並通過長期的教學實踐，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教學法，人們稱之為“蘇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則稱為“思想的助產術”。而商鞅作為一名政治家則終生致力於鞏固維護君主專製，為此不惜閉塞視聽，愚弄人民。“開智”的蘇格拉底與“侍王”的商鞅，一是人格的健全，一是精神的閹割；一個雖然死於“多數暴政”，但思想永遠傳承；一個盡管因“侍王”而富貴，卻終如晨雨朝露，身死名滅。

　　蘇格拉底說自己“像獵狗追逐食物一樣追逐真理”。為此，他疏忽了自己的職業，甚至忽視了自己的家庭。他一生沒有工作，從不為生計奔波，也根本不在意衣食住行，甚至連家人的生活也從不過問。他潑悍的妻子讚蒂普如同河東獅吼，無數回對他大發雷霆，可他依然不以為意，我行我素。

　　在蘇格拉底眼中，哲學就是最偉大的藝術，他畢其一生去思考人生的真諦。根據人們當時的記載，他沉思的方式顯得特別古怪而有趣，達到了如癡如狂、亦瘋亦癲的地步。他時常一個人離群索居，站在路上一動不動，一沉思就是幾個小時，不受任何事情影響，這種沉思有時會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說在山頂、家中、神廟，有時也會在和別人聊天時突然陷入沉思，如同老僧入定一般。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個問題，就在一個地點呆立不動，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他“才扯腳走開”。人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好奇的人甚至還搬出鋪席睡在露天裏，悄悄觀察他是否站著過夜。它獨特的“沉思方式”儼然成為那個時代最搶眼的“行為藝術”。

　　蘇格拉底是那個時代雅典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時評家、持不同政見者，被人們親切地稱為“雅典的良心”。他對周圍人們奉若神明的東西是持否定態度的，對傳統的習俗也不屑一顧。他頭發蓬亂，胡子拉碴，體型肥碩，身上的袍子總是又髒又破，還喜歡光著腳。可是雅典人並不反感他，許多人都願意和他聊上一陣，哪怕是被他調侃。蘇格拉底一生都沒有辦自己的學校，但廣場、廟宇、街頭、商店、作坊、體育館等，都是他施教的場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錢人、窮人，農民、手藝人、貴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對象。這個溫和而有著極大耐性的人，一生的願望就是將所有的人-無論是國王還是鞋匠都循循善誘於知識的殿堂之上。

　　蘇格拉底也特別樂意充當一個“口頭評論家的”角色，他總能在第一時間知道雅典發生的新鮮事，總能拿出一針見血的評論，特別是對那些以社會良心和民眾喉舌自詡的政客，他總能一樁樁一件件地剝去他們的偽裝和矯飾，讓街頭百姓聽得津津有味。因此蘇格拉底的敵人並不比他的朋友少。把那些自我標榜為雅典社會支柱人的思想騙術揭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成為他的一種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臘家喻戶曉。他在上午談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人便無人不曉了，有人為他編演了戲劇。他被捕入獄時，全希臘沒有一人不對他一生的大小瑣事了如指掌。

　　蘇格拉底是西方古典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因為他的出現，哲學變得和過去截然不同。他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對蘇格拉底來說，了解自己才是哲學的真正目的。他提出的“認識你自己”的主張，至今還鐫刻在德爾斐神廟的入口處。這句話和這座神廟本身，坐落在高高的城堡上，仿佛兩個曆經滄桑的老人，在天氣好的時候，出出來曬曬太陽，安詳、不言不語，卻讓見者無不心裏一震。

　　蘇格拉底和商鞅生活的時代不過相聚短短的幾十年，但人文精神的差別竟然如此之大。他們雖然一位側重於思想領域，一位投身於政治，但其迥然有別行為觀念背後，卻隱藏著東西方不同的思想萌芽。當蘇格拉底苦心孤詣奔波在開啟民智、慧度眾生的路上時，商鞅卻煞費心機地控製社會、愚國弱民；當蘇格拉底真心實意地引導人們獨立思考、爭取思想自由時，商鞅幹的卻是鉗製言論、製造“順民”的勾當。

　　在春秋戰國諸子中，商鞅和韓非子的愚民主張，是最為明確、最有係統的，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在《商君書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則易治也。”此語直截了當地道出他積極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諦所在。在他的觀念中，“民強國若，民弱國強”，“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則是使民“樸”，也就是愚民。他認為，人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誌；弱則有用，越誌則強”。隻有使廣大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而隻能老老實實地聽從統治階級的擺布。這樣國家就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會更加牢固。

　　商鞅變法中的愚民思想，具體有幾個方麵：一、去禮樂，尚法製。二、禁《詩》《書》，賤學問。三、廢好惡，去享樂。四、遺閑去智，按功行賞。

　　這其中最惡劣的就是第二條“禁《詩》《書》，賤學問”。商鞅認為《詩》、《書》對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擾亂蠱惑民心，破壞國家法令製度的推行。因此他將禮、樂、《詩》、《書》列於國家“六虱”之首，是“亡國之俗”。他認為一個國家如果好用《詩》，《書》，人們就會把精力放在學習《詩》、《書》上，最終必定會導致“上無使戰，必貧至削”的局麵；相反，如果不用《詩》、《書》，則“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發必富”。

　　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的“淫”是老百姓強大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說的“淫”，就是指人們好學問、有知識、用智巧。關於這一點，商鞅在《商君書外內篇》中，講得一清二楚。他說：“奚為淫道？為辨智者貴，遊宦者任，文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也就說，他最害怕的就是人們利用自己的才學思想立身處世，顯達成名。因此為了弱民，他必須禁《詩》、《書》、廢學問，他認為，“國去言，民則樸，民樸則不淫”（《商君書農戰》），隻有這樣，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的削弱人民的抗異力量，增強國家的實力，達到“國必無敵”的效果。

　　那麽怎樣才能使人們輕視學問、廢棄《詩》、《書》呢？商鞅認為僅靠國家命令強製燔燒《詩》、《書》是不夠的，還必須采用一些相應的策略與手段，讓人們自覺地、心甘情願地鄙視學問。為此商鞅提出：“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民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國家不殆，勉農不偷，則草必墾焉。”同時他還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諸大夫遊學、遊仕、閉塞人們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途徑，盡可能讓人民愚昧無知，不好學問，使他們專心務農。

　　更為荒謬的是，商鞅竟主張用奸民治國，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去強》）這無異於用壞人治良民，其荒謬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中西上古社會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道路，決定了蘇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思想觀念和個人作為。審判蘇格拉底時，他爭辯說：“世界上誰也無權命令別人信仰什麽，或剝奪別人隨心所欲思考的權利。”寬容原本是社會進步、國家繁榮的根本條件，而人類的曆史到處是觸目驚心的，由於不寬容犯下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他幾乎充塞了人類文明的全部時空領域。從阿那克薩哥拉的被囚禁到蘇格拉底的被毒死；從基督徒大批的被尼祿皇帝處死，到十字軍血腥的東征；從賽維圖斯的被燒死，到再洗禮教徒的被剿滅；從布魯諾被宗教法庭捆在火刑柱上燒死到猶太人被希特勒送進毒氣室-專製殘暴的思想惡魔似乎永無止境地徘徊在人類的頭頂。人類究竟何以這樣愚蠢而冷酷，竟對種種慘劇熟視無睹，屢屢重犯。

　　這樣做的惡果，是專製之下必定盛產愚民，其實這正是專製的需要，愚民永遠是獨裁者的社會基礎。專製者就是要用各種方式炮製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愚民。誰若不愚，就要消滅。“君臨天下”決定一切，就是人們期望“明君賢相”。學者劉澤華精辟地指出，秦以後的中國發展模式是先秦的“聖賢”培養出來的“一棵難噬的酸菜”，這些先秦的聖賢當中，就有商鞅。

　　選自《隨筆》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