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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我的同事張愛玲

　　祝勇

　　一

　　關於我的同事張愛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並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幾乎從來不見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萊大學，張愛玲幾乎是一個隱形人。這首先與她的體形有關。因為她的體形過於瘦小，在人群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灣學者水晶說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和威廉（William Schaefer）坐在安德魯（Andrew Jones）的車上，饑腸轆轆，在黃昏的車流中，向舊金山一間小啤酒館奮勇前進。我們談起張愛玲。安德魯指著路邊走過的一個小老太太說，如果你能見到張愛玲，她就跟她一樣。一個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張愛玲喜歡晝伏夜出，刻意地躲開人群。據她的助手、台灣學者陳少聰介紹，張愛玲通常是在下午到辦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裏。大家隻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麵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隻聞悉悉洬洬一陣腳步聲，廊裏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陳少聰：《與張愛玲擦肩而過》，《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第二〇三頁，九歌出版社，台北，二〇〇六年版）

　　當時的中國研究中心在校外辦公，不在緊鄰西門的現址。我在柏克萊Downtown（下城）找到她當時的辦公樓，是一座十幾層的巧克力大廈，就在Bart車站邊上，是這座樸素的小城最顯赫的建築之一，並且，據安德魯介紹，它的顯赫地位至少已經維持了二十年。我向陳少聰詢問了張愛玲當年辦公室的位置。中國中心早已搬到富爾頓街二二二三號（2223 Fulton Street），那裏現在變成一座銀行。人們進進出出，點鈔機決定著每個人的幸福指數。一切跡象顯示，這座大樓與張愛玲無關。

　　陳少聰與張愛玲同在一間辦公室辦公，隻是中間隔了一層薄板。外間是助手的，張愛玲在裏間。所以，張愛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與陳少聰打一個照麵，她們互相微笑一下，或者點頭致意，這種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們每天必須履行的程序。後來，她們連此也嫌麻煩。每天下午張愛玲要來的時候，陳少聰幹脆及時地躲開。

　　“我盡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待。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坐椅上站了起來，眯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見我，於是我也不自在起來。她不說話；我隻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後狼狽地落荒而逃。”（同上書，第二〇四頁）

　　二

　　一九五二年，感到前途渺茫的張愛玲離開上海，隻身來到深圳羅湖橋，準備從此進入香港。這裏是上海到香港的陸上必經之途。羅湖橋的橋麵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證拿去檢查時，張愛玲和從中國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長時間等待。在他們的焦急與無奈麵前，香港警察不失時機地表現了他們的傲慢。他們若無其事地踱步，心態悠閑。有一名中國士兵見狀，走到張愛玲身邊，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陰處去站著罷。”張愛玲轉頭看他，那個士兵穿著皺巴巴的製服，滿臉孩子氣。人們客氣地笑了笑，包括張愛玲在內，沒人采納他的建議。她緊緊貼在柵欄上，擔心會在另一端入境時掉了隊。這是張愛玲最後一次體會來自同胞的溫暖（據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第六十八頁，大地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六年版）那條看不見的邊界，從此把張愛玲的生命分為兩截。上海公寓裏的流言與傳奇，在她身後，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迅速湮沒。

　　三

　　如同默片裏的人物，張愛玲很少發出聲響。即使在辦公室，她在與不在幾乎沒有區別。她把自己視作一件寶貝，秘不示人。她與外界的聯係大多通過紙頁進行，連電話都很少打。陳少聰說，每過幾個星期，她會將一疊她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張愛玲不在的時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麵加小字條。“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裏去找別人閑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來。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麽，我絕不進去打攪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沉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裏，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加州了。”（陳少聰：《與張愛玲擦肩而過》，《有一道河，從中間流過》，第二〇五、二〇四頁，九歌出版社，台北，二〇〇六年版）

　　對於柏克萊來說，張愛玲既存在，又不存在。這與現在沒有什麽不同。現在，二〇〇六年秋天，在柏克萊，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萊大學兩年的時間內，完成她的研究工作，並撰寫了論文。但很少有人看見過她。我詢問過當年在中國研究中心和東語係工作過的教授，並得到印證。一九七一年，張的上司陳世驤去世，張愛玲參加他的葬禮，是她在柏克萊屈指可數的公開露麵。但她隻呆了幾分鍾，就匆匆離去了。對於很多人而言，張愛玲隻是一個名字，而不是身體。

　　張愛玲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字條愛好者。胡蘭成第一次去見張愛玲，在上海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張愛玲不見，胡隻得到她從門洞裏遞出的一張字條。他已經很幸運了，因為張愛玲連字條都十分吝嗇。近三十年後，水晶前往張愛玲在柏克萊的公寓拜訪，張愛玲堅持不開門，後來幾次打電話，張都不接，最後允諾會給他寫張字條，而字條，也終於沒有來。

　　在美國與她書信交往最多的是莊信正，是他介紹張愛玲來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就職。莊先生一九六六年在堪薩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初識張愛玲，自一九六九年張愛玲遷居加州，至她辭世的二十多年間，舉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莊信正代為處理。即使如此，他們的聯絡也基本依靠書信維係。二〇〇六年十一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奧克蘭她的山中別墅內，把莊信正剛剛在台灣《中國時報》上選發的這些書信拿給我看。分別以《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和《張愛玲與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為題，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四、五日，以及十月六日《中國時報》上發表。每次幾乎發表一個整版，除原信外，還配有莊先生的箋注。同時還配發了這批信的手稿照片。據莊先生透露，張愛玲使用的信紙通常是白色洋蔥皮紙（onionskin），當年主要為打字機用，最後有幾封信的用紙是深黃色。或許應該慶幸張愛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話語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塵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們得以想象和重溫她的聲音。

　　四

　　張愛玲愛上了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並且因此而上癮。鍥而不舍的水晶最終成為為數不多的進入過她的居所的人，他對她生存環境的描寫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麵一排落地玻璃長窗。”（水晶：《蟬-夜訪張愛玲》，《替張愛玲補妝》，第十四頁，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二〇〇四年版）“張女士的起居室內，有餐桌和椅子，還有像是照相用的‘強光’燈泡，唯獨缺少一張書桌，這對於一個以筆墨聞世的作家來說，實在不可思議。我問起她為什麽沒有書桌？她回說這樣方便些，有了書桌，反麵顯得過分正式，寫不出東西來……不過，她仍然有一張上海人所謂‘夜壺箱’，西洋稱之為‘nighttable’的小桌子，立在床頭。她便在這張夜壺箱上，題寫那本她贈送給我的英文書《怨女》。”（水晶：《夜訪張愛玲補遺》，同上書，第二十五頁）給我印象極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種尖銳的肅殺感。我不止一次路過她的公寓，在杜倫特街（Durrant Avenue）上，有時透過密集的法國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沒有前去叩門。窗亮著，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她房裏竟是華貴到使我不安，那陣設與家具原簡單，亦不見得很值錢，但竟是無價，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的。陽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際雲影日色裏，底下電車當當的來去。張愛玲今天穿寶藍綢襖褲，戴了嫩黃邊框的眼鏡，越顯得臉兒像月亮。三國時東京最繁華，劉備到孫夫人房裏竟然膽怯，張愛玲房裏亦像這樣的有兵氣。”（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一二二頁，文匯出版社，上海，二〇〇三年版）

　　是胡蘭成四十多年前的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定居日本的胡蘭成在月刊新聞社出版《今生今世》。）像是說另一個人，也叫張愛玲。前世今生。前世的張愛玲對都市的繁華充滿眷戀，而且這個都市隻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廣州，當然，更與美國西海岸的某個遙不可及的城市無關。張愛玲自己也說：“我不想出洋留學，住處我是喜歡上海。”（同上，第一三六頁）在《公寓生活記趣》裏，張愛玲把她對上海的眷戀如實招來：“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閑言閑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張愛玲綺語》，第五十三頁，嶽麓書社，一九九九年）

　　五

　　張愛玲最好的日子全部被胡蘭成帶走了。他們最好的日子是在滬上的公寓裏，“牆壁上一點斜陽，如夢如幻，兩人像金箔銀紙剪貼的人形。”（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一四四頁，文匯出版社，上海，二〇〇三年版）一九四四年，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婚書上寫：“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有點像決心書，對紛亂的世道，同仇敵愾。這並不容易，何況胡蘭成還是才子流氓帥哥官僚漢奸的混合體。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張愛玲卻有“對人生的堅執”（同上，第一三七頁），說：“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又或叫張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牽你招你。”（同上，第一四四頁）

　　後來胡蘭成“飛”到溫州躲起來，並迅速另覓新歡。張愛玲來了。“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你就在著那裏，這溫州城就像含有珠寶在發光。”（同上，第一四九頁）胡蘭成照例逶迤周旋。張愛玲是描寫心計的大師，但她卻從不具備實踐經驗，她的努力注定失敗。第二天，失望的張愛玲乘船回上海。數日後，胡蘭成接到張從上海來信：“那天船將開時，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對著滔滔黃浪，佇立涕泣久之。”（同上，第一五四頁）

　　六

　　“張愛玲來美國時一名不聞。全美國沒人知道他。”我對安德魯說。坐在汽車後座上的維廉插嘴：“我們同張愛玲一樣。”我疑惑地看他。他說：“首先，因為我們在美國；第二，全美國沒人知道我們。”我們大笑。

　　一九五五年秋天，張愛玲夾雜在一群難民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駛向一片未知的大陸。她在中國的全部影響被宣布過期作廢。沒有人知道這個瘦弱的中國女人身上發生過什麽。憑借新罕布什爾州的麥道偉文藝營提供的食宿，她度過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緊這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寫作，以換取稿費。不知這一境遇是否出乎張愛玲的預料，不過對此，張愛玲小說中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在此，她認識了她未來的丈夫、潦倒詩人賴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他們結婚，有了一個家，並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從表麵上看，他們的婚姻是令人費解的，沒有人相信他們的婚姻會成功。他們的差距一目了然：張愛玲三十六歲，賴雅已六十五歲；張愛玲理財精明，賴雅花錢如流水（他曾經資助過著名的布萊希特）；張愛玲對左翼思想毫無興趣，賴雅卻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兩人的共同點隻有一個：都沒有固定收入。他們經濟拮據到連買床單窗簾都成了奢望。但他們卻始終相依為命，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九年賴雅去世。賴雅癱瘓在床時，是張愛玲為他伺侯大小便。此時，那個患有嚴重潔癖的貴族小姐已經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記，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對胡蘭成表達她對西方人的惡感：“西洋人有一種阻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難受。”（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一三一頁，文匯出版社，上海，二〇〇三年版）

　　賴雅死後，張愛玲得到了柏克萊的職務，那一年，她已四十九歲。

　　七

　　張愛玲堅持不與人交往。水晶送書給她，她退回來。張愛玲生病，陳少聰去探望，知道她不會開門，便撳了門鈴，把配好的草藥放在門外地上。幾日後，陳少聰上班，發現自己書桌上有一個字條，是張的筆跡，壓在一小瓶“香奈兒五號”香水下麵，字條寫著：“謝謝。”胡蘭成說：“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淒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的，明淨。”（胡蘭成：《評張愛玲》，《張愛胡說》，第一九四頁，文匯出版社，上海，二〇〇三年版）

　　她在柏克萊的工作十分吃力。陳世驤認為她沒有像她的前任夏濟安和莊信正那樣，“遵循一般學術論文的寫法”，“而是簡短的片段形式”（見二〇〇六年十月六日台灣《中國時報》），因此，她的“論文”始終難以發表。隻有夏濟安的弟弟夏誌清極早地發現了張愛玲的才華，一九六一年，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為張愛玲設一專論。他寫道：“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來說，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兒（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韋爾蒂（Eudora Welty）、麥克勒斯（Carson Mc 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濟安在台北的《文學雜誌》上翻譯了這段論文，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張的小說才開始在台灣重獲出版。

　　八

　　我晚於張愛玲三十七年到達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所以，我沒有見到過她。如果早來三十七年，我同樣不可能見到她。這樣想著，心裏安慰了不少。但這並沒有防礙我向她靠近。我開始尋找與她有關的蛛絲馬跡，我相信這樣不會打擾她。我的成果是顯著的-首先，我根據莊信正發表的張愛玲信中地址按圖索驥，找到了她在杜倫特街的舊居（2025 Durant Av。Apt。307/Berkeley，CA94704）；進而，找到了她當初在舊金山的舊居，地址是布什街六百四十五號（645 Bush Street，SFC），這令我大喜過望。很多當地人，包括研究中國文學的安德魯，對此一無所知（安德魯，這位柏克萊大學東語係的名教授，是張愛玲小說的英文譯者），所以，當我向他透露這一點的時候，心裏多少有些自鳴得意。我們開車，呼嘯著，從布什街上劃過。我透過後視鏡往回看，有兩個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紅色公寓樓的門前，撳響門鈴。他們身邊的地上，放著大大小小數件行李。女人是中國人，身材纖細；男人是白人，行動遲緩，老，而且胖。

　　一九五九年四月，張愛玲和丈夫賴雅乘廉價的“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自洛杉磯遷居至舊金山。先在鮑威爾街（Powell Street）一家小旅館中落腳-我每次乘Bart從柏克萊去舊金山，都在這裏下車-後在這裏租到一間小公寓。他們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遷居柏克萊。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時候，天已經開始黑下來。深秋季節，舊金山的黃昏來得早，似乎有意掩蓋過去的細節。但是，當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實下來。對我來說，那個路牌並非指向一個上坡的狹窄街區，而是指向將近五十年前的時光。建築在黃昏中變得模糊，讓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雲軒信箋上落的淚珠般陳舊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張愛玲：《金鎖記》，見《上海兩“才女”張愛玲、蘇青小說精粹》，第七十九頁，花城出版社，廣州，一九九四年版）那幢紅磚蓋成的老式公寓很像舊上海的房子，有著簡潔的窗飾與門飾。門是落地玻璃，趴在門上會看到樓梯和走廊。門口有幾級台階，躲在門洞裏，可以避雨。走廊裏簡潔、樸素、雅致，正像張愛玲希望的。她將在此與她最後一個丈夫生活十年，然後，離開。

　　九

　　安德魯麵色潮紅。對啤酒和文學，他有著精確的味覺。

　　我並不習慣美國生啤，但還是一飲而盡。

　　十

　　張愛玲在丈夫去世二十六年後死去，這意味著她獨居了二十六年。那一年是一九九五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讀到這個消息。我忘了自己當時想了些什麽。回憶起來，這則消息在當時沒有引起太大波瀾。一個舊日的作家死了，僅此而已。

　　《傾城之戀》之後的張愛玲，過著怎樣的日子，對我們，並不重要。

　　後來我才知道，她在公寓裏死後好幾天，才被鄰居發現。她死的時候，家徒四壁。房間裏幾乎沒有家具，一盞白熾燈泡，連燈罩都沒有。沒有書，包括她自己的書，以及她最喜歡的《紅樓夢》。

　　胡蘭成曾經對張愛玲的房間深為讚賞，說她喜歡刺激的顏色。“趙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愛玲說的刺激是像這樣辣撻的光輝顏色。”（胡蘭成：《民國女子》，《張愛胡說》，第一二七頁，文匯出版社，上海，二〇〇三年版）

　　選自《青年作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