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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隱士與叛徒-周作人的漢奸問題

　　王開林

　　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周作人無疑是公認的散文大師，他以欠激烈的筆調寫作欠激烈的文章，輔之以超常的學養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給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覺。他提倡“人的文學”，樂意為婦女和兒童說話，同情因和平請願而不幸死難的學生。至於水鄉的烏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臘的哲人、蒼蠅的傳說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涉筆成趣，觸手成春。

　　身為作家，他思想深刻。身為學者，他腹笥豐贍。僻居於北平八道灣十一號宅院裏，在亂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時節閑飲苦茶，做個萬人如海一身藏的隱士，自由自在地讀書會友，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苛刻的時代不容許他善始善終。好端端的隱士一不小心弄了個“漢奸”標簽貼在額頭上，由身安名泰到身敗名裂，被人唾其麵而批其頰，於周作人而言，這真是生生世世無法洗刷的奇恥大辱，一往而不複的蛻變過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臘悲劇更加不折不扣。審決者主張疑罪從有，向來就不喜歡留下商量的餘地，他們隻管猛拍幾記驚堂木，拋出一個不容申辯的考題：“卿本佳人，奈何作賊？”這八個字原本是專為汪精衛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製的，用於周作人是否同樣合乎卯榫？汪精衛素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炎炎大話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維護北方教育舍我其誰的法庭辯解，表麵看去，他們似乎是氣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時並未言歡，“蜜月期”短之又短。不少黌門學者和職業評論家喜歡枕著“公論”呼呼酣睡，這個懶他們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來，鐵案不鐵、掘開史墓啟棺重論的事情屢有發生，此案的疑點也逐漸水落石出，新舊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細研尋和甄別。“文化漢奸”這個定性對周作人算不算過於嚴厲？竟弄成仁者見“智”、智者見“仁”的別扭局麵，趨於公允的結論恐怕永難從官方的判斷和民間的認識裏輕鬆娩出。

　　一、“作人極冷”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溫源寧執教北大西語係，與北平名流旦夕過從，多有交往，他的英文短傳結集《不夠知己》頗能活畫出眾位傳主的樣貌、行為和性格。《周作人先生》就不乏得體傳神的描繪：“周先生總是溫文爾雅，靜若處子，說話有如竊竊私語，走路幾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麽一種超脫之態，（是不夠親切呢，還是暗中藐視呢，很難說。）人們在他麵前，便難以無拘無束，他冷眼旁觀，也許不免竊笑。他清談對客，文質彬彬，正是這種文質彬彬，叫人無法對他親親熱熱。他嗬嗬一笑（或者不如說，他微笑得出了聲）的時候，他那形如槍彈的頭一上一下地擺動起來，這就是表示著，你可以跟他親近，卻不要太隨隨便便。當然，誰也不能對他毫不客氣。剛跟他會麵的時候，大家總是尊敬他，這尊敬，若是來自敵手，就會轉為害怕，若是來自朋友，就會轉為親近，親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過絕不會到熱誠相與的地步……他大有鐵似的毅力。他那緊閉的嘴唇，加上濃密的胡子，便是堅決之貌。他潔身自好，任何糾葛，他都不願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個攔阻他的人就倒黴了！他打擊敵手，又快又穩，再加上又準又狠，打一下就滿夠了。”最絕的是，溫源寧聯想到周作人做過海軍學院的學員，因此認定“周先生確實像一隻裝甲軍艦，因為他有鋼鐵的風姿”。但不同的人對周作人的印象會有不小的出入，在謝興堯看來，周作人“一切舉動斯文有禮，說話嚅嚅，如婦人女子，柔巽有餘，剛毅不足”。依據周作人長期懼內的表現來推斷，溫源寧稱之為“裝甲軍艦”，恐怕不夠精準，誇張的成分偏大了些。

　　周作人的朋友和弟子的回憶文章中指出，周作人講一口鄉味很足的紹興官話，聲音細弱，勉力去聽也難聽清楚，講課時他幾乎不與學生對視。最傳神的描寫源於某促狹鬼筆下，將他編派為英國詩魔拜倫筆下的波桑教授：“他講起希臘文來，活像個斯巴達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說且噎。”

　　林語堂與魯迅、周作人皆有交情，他的《記周氏兄弟》率先提出了“熱”和“冷”的鮮明對比，半點不含糊：“周氏兄弟，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熱……冷熱以感情言也。兩人都是紹興師爺，都是深懂世故。魯迅太深世故了，所以為領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當漢奸。”張中行在《再談苦雨齋》一文中對周氏兄弟的評價也沿用了林氏“熱”和“冷”的尺度：“關於世道，兄是用熱眼看，因而很快轉為義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過爾爾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氣感，想熱而熱不起來。”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王士菁回憶，周作人從容淡定，乃是秉性如此，即使他遇到激動人心、觸及靈魂的大題目，“仍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他談到掩護李大釗的子女、保護李大釗的文稿，如話家常，“好像在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係的往事”；他被問及“落水”的經過，“也隻是輕輕地說了一句‘糟了’，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情一樣”。

　　書法家佟韋的回憶可為佐證，周作人談及那段出任偽職的不堪經曆，既無自責，也無懺悔，隻是用平淡的語氣說“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或“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其意不在為自己開脫罪責，而是很冷淡地看待過往的煙雲。晚年，他孤寒如僧侶，習慣過一種枯寂的生活，一方麵是時勢使然，另一方麵也是性格使然。

　　周氏兄弟性格的形成與周家的一場大變故密不可分。光緒十九年（1893年），為了給翌歲慈禧太後六旬萬壽預熱，全國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受紹興幾位鄉紳之托，向浙江副主考周錫恩賄買關節，因仆人粗心大意，將信件和銀票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而東窗事發。依照大清律例，科場舞弊屬於重罪之列。盡管萬壽年刑部循例特赦死囚，各地不興大獄，周福清還是被判為“斬監候”，即死緩徒刑。周家為了撈救一家之主的性命，隻得傾盡囊橐，花費大筆銀錢上下打點，四處求人，遂至於家道中落，周氏兄弟的父親周用吉憂病交煎，不久就撒手賓西了。遭此悲慘家變，周氏兄弟過了一段寄人籬下、橫遭白眼的生活，因此身心大受刺激，造成了魯迅偏激負氣、周作人孤傲冷峭的性格。

　　周氏兄弟的才華和成就與蘇氏兄弟（蘇軾和蘇轍）有得一拚，蘇氏兄弟的性格也是大的偏熱小的偏冷。若論手足情深，急難相扶，二周與二蘇比較，其差距不可以道裏計。周氏兄弟因瑣屑家事而反目，曆來挺兄者多，挺弟者少。周作人有季常懼內之疾，夫人羽太信子將父母弟妹悉數接到北平，東洋妻黨在八道灣十一號作威作福，勢焰熏天。魯迅“涓滴歸公”，被盤剝一空而遭到驅除（魯迅一度以晏之敖為筆名，即用拆字法暗示他被家裏的日本女人放逐），固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周作人也並不好過，他飽受東洋小舅子羽太重九的欺壓。羽太信子一犯暈厥症，周作人就乖乖地屈服，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隻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這句話後麵也許有什麽不可公告的潛台詞，令人煞費猜疑，千家駒即曾捕風捉影，撰文推斷魯迅對羽太信子充滿性幻想，是因為他們有過隱婚關係，此說太過離譜，有點像是天方夜譚。後來，周作人晚節不終，落水投敵，也有人順手取材，毫不費力地指出：從家變即可看清眉目，東洋妻黨尚且可以輕輕鬆鬆地製服周作人，使之兄弟失和，萁豆相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誘使他背叛父母之邦，他又怎能抖擻餘勇抗拒得了？這個結論未免失之草率和簡單。

　　1933年，魯迅賦詩《題三義塔》，其中有句再次向弟弟發出求和的訊號，他在其中寫道：“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作人對政治興趣不濃，但他對從事政治的朋友尚能盡心，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想方設法幫助過李大釗的遺屬。1927年，奉係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殺革命黨人，造成血腥恐怖的氣氛，周作人不僅出麵保存李大釗的遺稿，為李家代賣書籍，還收留李葆華（李大釗的長子）在家裏住了一個多月，並且與沈尹默合計經營，將李葆華（化名楊震）送往日本留學。1940年，周作人動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幫助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次子李光華辦妥通行證，使之順利投奔延安。對於他的這些功德，李大釗的女婿賈芝曾撰寫專文予以翔實地證明。

　　二、五十自壽惹煩惱

　　一個人有怎樣的曆史觀就會有怎樣的現實態度，這一點不會有太大的偏差。周作人的曆史觀如何？我們可以從周作人的短文《曆史》管窺一斑，他認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曆史”，自承“我讀了中國曆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與希望”，相比魯迅“直麵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周作人采取的是退避三舍、自求多福的“上策”。他在1928年11月發表的《閉戶讀書論》即透露了此中消息。然而在人命危淺的亂世，又哪有象牙塔可供他安居其間？

　　七七事變前，日寇虎視鷹瞵，華北局勢危如累卵。起初，日本人到北大來大談特談“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譏刺對方帶著槍炮入我國境，隻見武化，不見文化，這一回答十分機智，使對方瞠目結舌，無詞以對。隨著危機日益加深，他開始強調“第一句話不許說，第二句話說也無用”，雖然消極，尚知潔身自好，愛惜羽毛。其時，他不複有談龍談虎的興致，文章也不再關注現實，而是專抄古書，越抄越冷僻。1934年初，周作人苦中作樂，吟成兩首《五十自壽》詩：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工夫吃講茶。

　　此時，周作人正值人生巔峰期，儼然是北方文壇領袖，他身上“豈尚有五四時浮躁淩厲之氣乎”（周作人致俞平伯信中語），閑飲苦茶，其心則甘。《五十自壽》詩二首在林語堂主編的刊物《人間世》上發表後，南北名流（蔡元培、胡適、林語堂、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和鄭振鐸）紛紛唱和。群公筆墨酣飽，意態閑適，與其時國難當頭的危急局勢形成鮮明的反差，因而招致一些左翼人士的狂攻痛剿。不用說，周作人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巴人“刺周作人冒充儒釋醜態”，有“充了儒家充釋家，烏紗未脫穿袈裟。既然非驢更非馬，畫虎不成又畫蛇”的嚴厲指責，廖沫沙也有“不趕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和“誤盡蒼生欲誰責？清談娓娓一杯茶”的憤怒抨擊。“清流誤國”的罪名已經呼之欲出。

　　周作人“五十自壽”以快愜始，而以煩惱終，給外界留下一種自取其辱、自貽伊戚的印象。此後，他的下坡路就走得有點像是泥丸落峻阪了，一發而不可收拾。

　　三、走與不走是個問題

　　1936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名流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書”，先於政府公開表達了對日本軍國主義覬覦華北的憤慨，強烈呼籲國民政府在內政外交兩方麵改弦易轍。當時，在這篇救國宣言上署名的中國北方文化界人士多達一百零四位，兼具名望和血性的知識精英差不多悉數登場，這個集體亮相舉世矚目。然而魯迅留意到，連他最不待見的錢玄同、顧頡剛都署了名，周作人的名字卻遍尋不著。他生怕自己看漏了眼，又回過頭反複檢查，仍舊空無所獲。因此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心裏頗有些著惱：遇到如此重大的題目，他怎能這麽退後？

　　在古代，亂世尋地而隱，治世擇木而棲，這本是文人的常態，不足訝怪，無可厚非。但在現代，人們對文壇領袖的要求和希望顯然要高得多，他不該是隱士，而應該是勇士才對，他若避世隱居，自求多福，就必然招致口誅筆伐。

　　1934年，錢天起在《人間世》發表《隱士》一文，罔顧人間何世的事實，極力稱讚周作人“隱於文采風流”，較之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快愜自得不遑多讓。魯迅讀罷此文，甚感不屑，隨即撰寫了一篇同題雜文，譏刺道：“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夥的，則雖千裏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奮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遠勝於宇宙之滅亡者。”周作人要做隱士，確實選錯了時間和地點，他的種種做派，且不管外人如何評說，即使在其兄長的眼中也是可笑而不堪的。對於魯迅的譏嘲，周作人針鋒相對，撰《老人的胡鬧》一文，諷刺魯迅“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周作人將文敵拉到與自己平齊的水準，就萬事大吉了，這個策略並不高明。

　　1936年，周作人在《再談油炸鬼》一文中有個明確的表態：“關於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檜的案，我以為都該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礎……這裏邊秦案恐怕最難辦。蓋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暫不舉名）所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這段文字容易被人忽略，卻是周作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與日偽政權合作的思想基礎。他講求“倫理之自然化”和“道義之事功化”，對此信念樂於言說，勇於踐行，不怕人唾，不懼人罵。

　　七七事變後，北大舉校南遷，留下來的教授隻有周作人、馬裕藻、孟森、馮祖荀四位。北大校長蔣夢麟示意周作人：“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此言正中周作人下懷，“家累重”、“老母寡嫂要奉養”也是現成的理由，他留在北平，就天經地義了。八道灣的宅院雖然苦雨，但有書可讀，有茗可品，無論如何苦撐苦住，較之南渡的顛沛流離，仍要好得太多。

　　1938年8月4日，胡適遠在英倫，仍惦記國內的朋友，他寫信敦勸周作人南下，可謂愛人以德。胡適的信其實不是信，而是一首別致的白話詩：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

　　夢見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裏豈不大辛苦？

　　隻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可惜這真的隻是胡適的一個夢。周作人以詩為答，婉謝了好友的厚意。他並未識得對方強調的“重與輕”，所謂“關門敲木魚念經”的寂寞他耐不住，為家中老小“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麵”隻算借口，“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麵”也更像是忽悠。

　　鄭振鐸曾當麵敦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周作人卻搖頭說中國的國力根本不足以抵抗日本，這仗打不起來，中國不媾和，就隻有滅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南方去與留在北方又有什麽實質上的不同？郭沫若在南方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其中有“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的浩歎，他認為周作人是東瀛敵國尚知敬重的中國文化大師之一，他若能南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麽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1938年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抗戰文藝》上刊登了茅盾、老舍、鬱達夫等十八位作家聯名的《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勸其“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周作人對此呼籲置若罔聞，未予理睬。1938年夏，周作人離開北平的最佳時機（也是最後時機）突然出現了，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西南聯大委派葉公超到北平敦促陳垣和周作人前住昆明，路途上可有照應，但周作人依舊堅執初衷，決意留在北平，不願拖家帶口間關數千裏遠赴西南邊陲。他回絕的借口並無新意，其中一項是他要養活“魯迅的母親和女人（朱安）”，這句話讓在場作陪的常風聽去，感覺十分刺耳。嗣後，葉公超歎息著對常風說：“苦雨齋將來不知要變成什麽樣子了！”

　　四、跳進黃河洗不清

　　1939年元旦，周作人與弟子沈啟無在八道灣家中聊天，猝然遭到入戶的刺客槍擊，沈啟無雖起立聲明“我是客”，但還是吃了一粒“花生米”，車夫和仆人聞聲來救，結果一死一傷。周作人倒是福大命大，子彈擊中他毛衣上的銅紐扣，僅僅形成皮外傷。這次刺殺行動是平津一帶“抗日殺奸團”的愛國青年下的狠手，周作人先入為主，將矛頭直指日本軍部，一口咬定是日本憲兵所為。遇刺之後，周作人開始考慮何去何從，在抉擇個人命運的關口，怯懦占據上風，屈服成為主調。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及時察覺苗頭，曾奉勸周作人“清名不要毀於一旦”。可惜這句忠告隻是秋風射馬耳。此後兩年間，周作人覥然接受偽職，超越了北大校長蔣夢麟要他維護校產的權限，竟為日寇效犬馬之勞，身著和服與戎裝的照片相繼登上敵占區的報紙，故交好友的期望全然落空。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的兒子周豐三是熱血的愛國青年，他寄住在八道灣十一號，察覺伯父周作人有附逆的跡象，即以死諫的方式開槍自殺，年僅二十歲。周作人非但沒有吸取這個血的教訓，對此也從未有過片言隻語的懺悔，周豐三白白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當初，為了回應外界的規勸和質疑，周作人的姿態擺得蠻高，他在寫給陶亢德的信中強調：“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他還托人將這句話帶給北大校長蔣夢麟。他若真能做抗節不屈的蘇武當然不賴，可惜他最終做的仍是李陵，甚至遠不如李陵，李陵畢竟是殺敵過當，矢盡援絕，才降入匈奴，周作人卻沒有進行過任何必要的抵抗，就入幕為僚，做了日偽政府的高官。泉壤之下，不僅蘇武要為他犯羞，李陵也肯定對他著惱。

　　周作人是留日出身，對東洋文明抱有不可替代的好感和敬意。1933年，日本侵略軍的鐵蹄初踐熱河，在國內，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即如同病毒漫延，當時的文化名流趴下認輸者並非個別。湯爾和賦詩《哀熱河寄黃任之上海》三首，其一是：“國到將亡百事哀，慣從沙上築樓台。誰令朽木支危屋？早識庸醫種禍胎。隻恐人心今已去，料應天意久難回。老瞞命斷黥彭醢，降格猶無亂世才。”湯爾和一早彈出亡國調，有此預期，後來他淪為漢奸也就少了些令人吃驚的成分。說起來，湯爾和肺癌死後，周作人為其接班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監督），落水的時間正好前後腳。湯與周都是鐵杆的親日分子，周作人起始就堅持“日本必勝，中國必敗”的陋見，視當時的國勢如同晚明，大有頹廈欲傾、昏燈將滅之感。因此他內心原本就並不熾盛的民族大義和愛國熱忱統統被眼前愈演愈烈的局勢狠狠地打壓下去，被蹂躪得不成樣子。認識主導行為，他對出任偽職的後患也就不可能產生足夠的怵惕和顧慮，何況此時在他背後，還有另一隻幕後推手很是給力。

　　許寶騤在《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經過》一文中寫得明明白白：

　　1940年11月初，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病死，這個職位出了缺。我當時在偽組織的高層政治圈中活動，消息比較靈通，得知一些情況。繆斌當時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牽線支持下，鑽營此缺甚力，頗有相當的呼聲。另一方麵，在偽政權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屬意於周作人，這當是出於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們的一次“三人碰頭會”上（那時王定南同誌和我還有張東蓀約每半月總要聚會一次，多數在弘通觀四號我的家裏，匯集情報，研究工作），我報告了這些情況，提出問題並商討如何運用如何應付的對策。我們認為，繆斌這個國民黨黨棍、現新民會混混兒，若任其抓住華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於胡底，所以應該把他排掉，不能讓他得逞……這時我們要抵製繆斌，很自然地就想到同時也有所醞釀的周作人。但我們又考慮到，以周作人的清望而出任偽教育督辦，竟是為日偽捧場，這又是不好的一麵。我們繼而又轉念想到，反正周作人已經當上了偽北大文學院院長，用我們當時的話說就是他一條腿已經下了水（至於他之出任偽文學院長一舉又是與蔣夢麟的托付有關，那是另一碼事，我當時也不知道），那麽我們就無妨順水推舟，讓他進一步出任偽督辦，以抵製為禍最烈的繆斌。權衡利害，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這事是可以做應當做的……

　　“三人碰頭會”既經談出結論，當然是由我去找周作人進行遊說。我設身處地為周作人著想，在打談話腹稿中想出了兩句話。我對周作人說：爾叟（指湯爾和）去世，督辦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繆斌呼聲頗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齒（周聽至此，插話問了一兩句，我便告訴他，繆斌原是國民黨黨棍，現為新民會會匪），若任其得逞，則毒化教育，奴化青年，為害不堪設想（周聽至此，似乎動容）。為文化教育計，為青年學子計，先生（指周）若以文學院長進而出仕，隻要排掉了繆斌，就是一種功德（周聽至此，表情傾注，似乎微笑頷首）。我更接著說：如果出仕，則在日方督迫下，在職責上當然不免有些要積極去做的事，我方對此可以盡量保持消極-這是積極中的消積；而這種消極正起著抵製奴化的積極作用-這又是消極中的積極（周聽至此，又頻頻頷首，似乎有所理會）。以上所述就是我遊說周作人的大意和談話的情景。我現在完全回憶不起周作人當時對我說過些什麽話，此時自然是一句也不敢以己意作想當然的編寫。我卻記得一點：周作人當時曾表示，書生做官，性格不宜；且當局諸公都不熟識，也恐落落難合（這也隻是大意）……

　　幾個“轉念”使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變得順理成章了，許寶騤的遊說非常成功，周作人見獵心喜、躍躍欲試也是事實。華北偽政府的主腦王克敏不待疏通，樂得選擇溫文爾雅、易於掌控的對象，何況周作人的名望能給華北偽政府的臉麵貼金。周作人上任後一段時間，見到許寶騤，曾苦笑著說過一句話：“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台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離戲台近，看得更清楚，好處也就隻有這一樁，至於那台戲由誰主演，怎麽個唱法，他是做不了主、定不了調的。

　　我們該怎樣看待“三人碰頭會”推動周作人出任偽職這件事呢？王定南是中共北方特委的負責人之一，他行使決策權，這算不算中共黨組織的決定？對此，許寶騤說“我不清楚”。他也不知道王定南是否向上級黨組織匯報過。當時地下黨組織的運作就是這樣的，大家的口風很緊，不該說的絕對不說，不該問的也絕對不問。許寶騤遊說周作人時，他為自身和地下黨組織的安全著想，並沒有亮出底牌，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坐實周作人出任偽職是由中共直接授意。然而許寶騤的回憶文章幾乎被王定南全盤否定了，王定南發表嚴正聲明，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既沒有委托任何人去遊說周作人出任偽教育督辦，更不可能交待給委托人任偽職的兩句話：‘積極中消極，消極中積極。’如果說我說過兩句話，就是我寫給華北偽政權頭子的兩句話：‘依附敵人既為當代人所不齒，也貽後代子孫羞。’”這件事至此又成懸案，謎團反而越滾越大。究竟是赤裸裸的謊言，還是記憶之誤？許寶騤與王定南各說各話，讀者就隻能憑感覺（而非理性）去作出自己的判斷了。

　　1943年春，周作人隨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聯名請辭而解職下台，許寶騤和張東蓀（此時王定南被日本憲兵逮捕入獄了）故伎重演，用偽北大工學院院長王謨頂掉了他們十分反感的政客何庭流。王謨在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任上僅待了兩年多時間，並未幹過禍國殃民的壞事，光複後，卻被國民黨政府以漢奸罪處決了。這件事一直令許寶騤耿耿於懷。與王謨的死於非命相比，周作人隻被國民黨政府判處十年徒刑，應該說是冰火兩重天了。

　　許寶騤的證詞極具史料價值，許多人正是據此推斷周作人不該定性為漢奸，而應平反為打入敵偽政府高層的進步人士。周作人對許寶騤的地下黨員身份是否知情？我們已經無從考稽。但周作人確實幫助過李大釗的遺屬，知道此事的人比較多，這是他手中緊握的一根救命稻草。於浩成的《關於周作人的二三事》證實了這一點：日軍戰敗投降之初，周作人為避禍計，曾有意投奔解放區，他委派偽北大教授趙蔭棠到張家口與於力（於浩成的父親，晉察冀邊區參議會副議長）接洽，算是投石問路。此事被晉察冀邊區參議會議長成仿吾一口否決，毫無通融的餘地。趙蔭棠有辱使命，就留在張家口的一所中學教書，沒有及時返回北平。解放區不肯接納周作人是不願沾惹包庇漢奸的嫌疑，以免授人以柄，在輿論上處於被動地位，這一點不難理解的。周作人幫助過李大釗的遺屬是實，但功不抵罪，資不抵債。

　　周作人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有何作為？外界盛傳，日本人將進步青年關在北大文學院地下室，使之淪為撒旦治下的恐怖地獄，夜半拷打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周作人裝聾作啞，漠然視之。此說最令人切齒寒心。事實如硬幣，當然還有另外一麵。據《庸報》記者郭健夫（中共地下黨員，與周作人私交不錯）證實，周作人營救過中共地下黨員高炎和一些因抗日活動被捕的國共人士。這當然是周作人手中的政治本錢。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日軍迅速進駐燕京大學，將代校長陸誌韋和教授張東蓀、趙紫宸、鄧之誠等人集中起來，準備治以“通敵”之罪，將他們打入大牢。陸誌韋急中生智，趕緊叫人去通知周豈明（周作人），請他援手施救。周作人在敵占區的緩衝和維護作用顯然被不明真相的外界低估和抹煞了。

　　抗戰勝利之初，周作人理應杜口防嫌，閉門思過，他卻抱有幻想，希望國府文教部門的接收大員沈兼士派他到東瀛去接收被日本軍方劫掠的珍稀文物。如此天真確實令人嘖舌。當時，胡適尚未歸國，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他對北平學界的漢奸（尤其是在偽北大任職的教授）深惡痛絕，務為驅除，周作人即被傅斯年親手開除教職，因此他對傅胖子恨之入骨，多年後筆下仍要肆其楚毒，鞭屍而後快。

　　1946年7月19日，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公審周作人，媒體密切關注。周作人在訴狀中聲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係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產。”1946年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請蔣夢麟再次核實他出具的證明文書“是否即為台端手筆”。蔣夢麟回信表示無誤，其中有這樣一句話，頗為關鍵：“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學校長任內，於華北淪陷時，確曾派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現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學校產。”這句證詞在很大程度上使周作人得以從輕發落。

　　五、什麽選擇最理想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寫了將近六千字的長信，為自己洗刷罪名，他躊躇良久，遲至翌年才付郵寄出。唐弢看過周作人的那封親筆信，有關苦茶先生的“醜表功”，他在《關於周作人》一文中是這樣敘述的：“周作人為自己辯解的最根本的一條，便是說自己反對‘說空話’、‘唱高調’，主張‘道義之須事功化’。因此與其‘跑到後方去，在那裏教幾年書，也總是空話，不如在淪陷中替學校和學生做得一點一滴的事，倒是實在的。我不相信守節失節的話，隻覺得做點於人有益的事總是好的。名分上順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國民政府的委任去做戡亂的特務工作，決不能比在淪陷區維持學校更好’。”周作人在信中列舉了自己的多項功勞：出麵保全了北大理學院的房子，收回了北大圖書館、文史研究所和北平圖書館。他忠實踐履了“勿怕死是要拚命做事”的一貫主張。最可見他四兩撥千斤之功力的辯解是關於自己出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一職的那段文字：“及湯爾和病死，教育總署一職擬議及我，我考慮之後終於接受了。因為當時華北高等教育的管轄權全在總署手裏，為抵製王揖唐輩以維護學校起見，大家覺得有占領之必要。”好一個“占領”，簡直就有“滅此朝食”的氣概。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中引出儒家的三大叛徒-漢朝的王充、明朝的李贄、清朝的俞正燮-來為自己辯護，他說這三人都反對封建禮教，“疾虛妄”，“離經叛道”，與自己的思想十分合拍。他的意思不言而喻，所謂“貞士守節”，那隻是封建糟粕，他既然是儒家的叛徒，不守節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妥呢？太奇怪了，周作人是淹通群學的文化精英，對中國人的心理痛點不會不清楚，國難當頭，歸附外寇，即使是將以有為，事後也絕對不可能得到國人的原宥和寬恕。他要做儒家的叛徒，卻變成國民的公敵。這樣的邏輯推導一點也不複雜，倒是他的自我辯解在主流文化背景下顯得過分蒼白。

　　建國後，新政府該如何對待周作人？這個問題，胡喬木和周揚都請示過毛澤東，領袖的意見是：“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有了最高領袖的這句話，周作人如獲大赦，一度槁木逢春。另有一種說法是，章士釗在毛澤東麵前能講上話，他不止一次為周作人緩頰，還從毛澤東“還”給他的稿費中勻出錢來救濟周作人，使周作人受益匪淺。據文潔若（周作人譯稿的責任編輯）回憶，周作人著手翻譯古希臘的經典著作，定期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稿費（起初是每月二百元，後來提至每月四百元），但出版時隻準署名周遐壽或周啟明，不許署名周作人，這一剛性規定令周作人的自尊心很受傷害，他認為官方對他實施了默殺的手段。周作人的生活待遇可算優厚的了，比當時的普通老百姓強出一大截，但他仍將自己收藏的文物字畫寄到香港去售賣，與海外友好通信，也多半是歎老嗟悲，訴苦道窮，自謂“乞食為生”。他還用“長年”（紹興稱地主家的長工為長年）的筆名在小報上發表文章，暗示外界他隻不過是在做一份苦工而已。周作人是魯迅的胞弟，他吃魯迅飯的優勢舉世無雙，無人可望其項背，他撰寫了大量的回憶文章，結集出版，仰仗生前失和的兄長又找回了昔日文豪的一點落日餘暉。他回憶從前兄弟反目，有過這樣的表白：“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麽辦法呢，人總隻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的了。”周作人應該清楚，傷口一旦形成，別人牢牢盯住的就永遠隻是那道刺目的疤痕。盡管從客觀上來講，他所提供的原始回憶和獨到見解價值遠遠超過許多魯迅研究專家所做的無用功，但他的角色卻是最為尷尬的。

　　林語堂在《兩個鬼》一文中說，每個人的心頭都住著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鍾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流氓鬼會占據優勢，有時紳士鬼會搶得上風。周作人的口頭禪是“怪好玩的”，因此得諢名“怪好玩先生”。有兩個鬼時不時在心中絆嘴和打架，他是否也覺得怪好玩的？紳士鬼終究敵不過流氓鬼的胡鬧，經不起它的慫恿，而至於一同墮落，一齊跳入糞坑，那就半點也不好玩了。周作人素來痛恨奴化，而甘心去做日偽政權的傀儡，最終還是讓流氓鬼搶得先機，敲響了得勝鼓。

　　在《澤瀉集》的自序中，周作人說過類似的話：“戈爾特堡批評藹理斯，說在他裏麵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這句話說得最妙；並不是我想援藹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裏也還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薦於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叛徒的角色似乎比漢奸更周正些許，但也是極其危險的，俟周作人看清隱士和叛徒都不可高調去做時，他已經喪失資格去扮演這兩個角色中的任何一個。

　　南宮博的《於〈知堂回憶錄〉而回想》一文中頗有回護周作人並為之開脫的意思，他這樣寫道：“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這樣的辯護於普通人確實有用，而且通情達理，可是周作人不是普通人，其影響力之大超乎尋常，他也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他出任的是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周作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他敝屣氣節，趨奉敵寇，始終無法取諒於仇日憎日情緒異常熾烈的國人。我們回頭細看這幕悲劇，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的文化理想與主流價值觀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致命衝突，一介書生，當然是處於弱勢的一方，他不成齏粉誰成齏粉？儒家講求恕道，但真能慈悲為懷的惻隱者和大度者永遠隻是相對沉默的極少數。胡適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其多所包容的海量舉世公認，沈兼士曾出麵求情，希望他為周作人的漢奸問題向全社會發出諒解的呼籲，對於這個不情之請，他回複的並非“Sorry”，而是一聲斷然否定的“No”。

　　相比於“漢奸”的刺眼標簽，也許我們稱周作人為“叛徒”更為穩妥。叛徒的下場又能比漢奸好到哪兒去呢？“文革”之初，正值周作人生命的暮晚時分，他含垢忍恥，欲求“安樂死”而不可得，遭到非人的折磨（八旬老翁挨紅衛兵皮帶抽打），愛子致殘，圖書被毀，手稿被抄，八道灣的大宅院被瓜分，困斃於自家的小雜屋，骨灰下落不明，他所付出的代價足夠高昂和慘痛了。錢謙益卑躬降清，後悔無及，早已成為翻不了身的鹹魚。周作人覥顏事寇，自作聰明，蓋因心太冷，對國家的前途極度看灰，對日軍的戰鬥力過於迷信。這就很難說他是一位智者。“讀書太多，結果腦袋不是自己的了”，用這話去形容他，不會有太大的偏差。從感情上講，周作人極端親日。錢鍾書的中篇小說《貓》中有個人物叫陸伯麟，影射的筆觸百分之八十指向周作人，“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像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這樣的寫照畫皮還畫骨。周作人至死也沒弄明白，日本那麽“明淨直的民族”何以對中國總拿不出善意，隻拿出惡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離奇”。魯迅一字以罵之“昏”，還真是沒罵錯。但無論如何，周作人罪不該死，更不該是那種受盡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的慘死。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依附納粹，為希特勒捧場，雖在歐洲臭名遠揚，為人所不齒，二戰後一度失去教職，但他並未受過任何肉體的折磨，安然活足八十七歲，壽終正寢。兩相比較，周作人遭遇之慘，令人歎息。

　　周作人留下的遺囑中有一句斷言：“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但對於他來說，肉體的死亡仍不是終結，他長留在世間的精神生命將受到無休無止的拷問，這才是未竟的悲哀。極左的“法官”主張因人廢文，極右的“法官”甚至稱讚他為瑕不掩瑜的“聖哲”，似乎施施然到孔廟去吃冷豬肉也完全夠資格。錢穆治史，主張對古人對前人多表兩三分同情。說白了，就是要講點恕道。耶穌死前完全寬恕了那些加害於他的惡人，恕道之難就在於需要這種大悲憫大寬容的宗教情懷作為基石。哪怕他開門揖盜了，認賊作父了，你也要能夠寬恕他。因此在周作人的“漢奸問題”上，今人肯用點恕道才行，因人廢文大可不必。鍾叔河先生在《知堂集外文》序言中寫道：“陳婆雖有麻子，所燒的豆腐固未嚐不好吃也。”此論堪稱公允。然而眾口難調，世間也有高手認為周作人的文章並不給力，掉書袋太多，追求趣味而事與願違。錢鍾書曾用小說家而非學者的尖刻筆鋒酷評過周作人，可謂極盡揶揄之能事：“他主張作人作文都該有風趣。可惜他寫的又像中文又像日文的‘大東亞文’，達不出他的風趣來，因此有名地‘耐人尋味’……讀他的東西，隻覺得他千方百計要有風趣，可是風趣出不來，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亂轉亂動，辦不到搖尾巴討好。”錢鍾書謔而至於虐，這個“狗搖尾巴骨”的新奇比喻用得是否高明？讀者的意見恐怕也不會一邊倒吧。

　　“悲歌自覺高官誤，讀史應知名士難。”在中國曆史上，“半截人”（前半生譽滿天下，後半生謗滿國中）的名單可以開出一長串，周作人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他原本隻想做儒家的叛徒，孰料“方向盤”跑偏之後，竟做成了民族的罪人，南轅北轍，誤差何其之大。盛名之累不可小視，過得了生死關的人竟過不了輿論關，強悍的輿論何嚐不是起落無情的斷頭台，根本不由分說。曆史的“公正”絕對可靠嗎？在這個謎題麵前，它也是大犯躇躊的，難下其準確判斷。

　　我想，周作人縱然具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驚天勇氣，也過分高估了自己清空地獄的能力。一旦身心墮入阿鼻之中，再想掙紮著爬出生天，挺直身架，洗淨汙點，就是要完成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周作人常在人前和文中自稱“我是和尚轉世的”，這也無濟於事啊，畢竟他不是地藏王菩薩。

　　選自《隨筆》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