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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文學與政治-向亨利希曼致敬

　　施京吾

　　不久前，秘魯作家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小弟兄立刻發給我一堆略薩的作品目錄，說：你看，他寫得多好多好-我當然不會否認略薩有多好（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而且，我對他的某句話還頗感興趣，他說“小說需要介入政治”，隻是目前我並不打算關注他，我眼下關注的是人們不太容易想起，或者已經忘記了的德國作家-亨利希曼。隆重而慎重地介紹一位過氣的西方作家，對我而言，算是一次破例。

　　也許是我們太過熱衷現代和時尚，也許壓根就是我們的閱讀品位下降，亨利希曼在中國的“可閱讀性”不知還剩幾何，其名望足夠潦倒，倘若再以“獲獎”與否作為文學成就的評判標準，他甚至不如弟弟托馬斯曼，托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的一家》獲得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

　　盡管亨利希曼現在過氣，並不意味他真的“不行”，他的代表作有《種族之間》、《臣仆》、《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首腦》、《窮人》等等。其中《臣仆》、《亨利四世》、《垃圾教授》堪稱世界名著。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被稱為“本世紀以來德語文學最傑出的作品”，而亨利希本人則是“創造我們全體的大師”。他並非浪得虛名。不過，文學成就僅僅是他偉大的一部分，他偉大的另一部分，正如略薩所說“小說需要介入政治”-亨利希曼在這個方麵極具典型，更加具有顯著意義-他以一個作家身份，對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統治進行了頑強抵抗。

　　作家與政治的結合在文學史上屢見不鮮，比如左拉，他不僅寫過《娜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還寫過光彩照人的《我控訴》；我們所以能記得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也與他受到過極權統治有關；奧威爾和索爾仁尼琴之所以令中國讀者有“如雷貫耳”的感覺，更是因為前者寫過《1984》和《動物農莊》，後者則寫過《古拉格群島》和《紅輪》；而這位新近獲獎的略薩，更直接跳上政治舞台，與藤森競選起秘魯總統。如果說到中國作家與政治的聯係，我依然會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圖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準確反映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態，這，也是一種“介入”，一種功德。

　　亨利希曼與政治的連接體現在他與法西斯納粹主義堅定不移的鬥爭中，其目光之尖銳、下筆之犀利，不能不給人以油然而生的敬意。

　　“憤青”亨利希

　　亨利希曼於1871年3月27日出生在德國漢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家族極有名望，若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可以參看其弟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譯林出版社，傅惟慈譯，這是一部家庭小說）。亨利希出生在一個微妙時刻，1月18日，普法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德意誌，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宣布德意誌國建立-這是德國曆史上第一次以一個完整的統一國家形式呈現在世界麵前。德意誌國的建立，使德國民眾陷入極度狂歡之中，並且導致了德國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惡性膨脹，連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

　　少年亨利希便有了閱讀的愛好，他14歲開始寫作，16歲寫出第一部中篇小說《證明》，並開始詩歌創作。此後不久，他離家自謀發展。

　　德意誌國家主義對年輕的亨利希有著深刻影響，用網絡上的流行詞來形容，他也是個當仁不讓的“憤青”。他在給父親一封推薦劇作《奎佐夫一家》的信中說：“我相信，這種民族戲劇的形式是使德國劇壇複興的唯一途徑。”他否定法國的現實主義作品而“滿心欣賞日耳曼傳說和德意誌曆史中高大完美形象”，亨利希在1890年2月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願上帝保佑皇帝和俾斯麥。六十名社會主義分子和九十多個中央黨人要進入帝國議會了，和多數派一起執政可不會是件輕鬆的事情。”這封信表明了他作為一個貴族階層“對皇帝的忠誠”。他甚至進一步表示：“我義無反顧地認為，奧托馮俾斯麥所造就的德國，已經成了地球上一塊保守的樂土，它永遠擺脫了威脅。”國家主義的情結在亨利希身上十分濃烈。

　　1895年4月，他在《二十世紀，德國的方式和福利報》擔任了為期一年的出版人，這份雜誌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內容上“對霍亨索倫家族的崇拜和黷武主義、反議會主義、種族優越論以及非理性天命論-一應俱全。”此時亨利希本人的觀點則“反動至極”，他經常用文字詆毀李卜克內西、攻擊倍倍爾這些社會主義者。晚年的亨利希曼承認：“我當時必須與自身太多的‘日耳曼式’的模糊性和偏激性作鬥爭。”那時，他崇拜尼采，完全臣服於尼采的“強力意誌”，亨利希曼與德國的流行思潮保持一致-讚賞英雄和美。

　　但亨利希在《二十世紀》最後時期卻開始了思想的反省，他在該刊上發表了最後一篇政論文《被盜的文件》，對不久前還備受他尊敬的家庭、等級、國家產生了懷疑。

　　1896年10月，亨利希離開德國抵達羅馬，開始一段離群索居的生活，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轉變，眼光投向法國小說，“開始研究法蘭西革命的精神財富”，在思想上，他把青年時代所崇尚的理想“一一丟棄”。

　　亨利希曼的創作進入一個高峰期，連續寫下了《懶人樂園》、《女神或阿西公爵夫人的三部小說》、《皮波史帕諾》、《愛的追逐》，尤其在《皮波史帕諾》這個中篇小說裏擺脫了對尼采的崇拜，因為他察覺到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內在精神上的聯係。

　　此後，亨利希曼的作品中越來越多地具有了法國小說的傳統風格，被稱為“德國的巴爾紮克”。非但創作風格上如此，他的政治思想更加信奉自由、民主、人權，走上了共和主義者的道路。1904年10月8日他發表宣言，表示擁護法蘭西共和國，高度讚頌民主生活方式，他以“一名對法蘭西共和國深懷感激之情的作家”的身份寫道：“共和國並不是通過‘外表文明’而可以實現的。法蘭西民族經過不屈不撓的抗爭才建立起共和國：他們憑借的是心靈深處對人權的堅定信念；是一種批判的執著精神；是純潔的智慧本能，因為這些本能禁止人們把實踐理性和純粹理性分離開，禁止人們由於生活安逸、有利可圖而變得苟且偷安，容忍一種被精神拋棄的國體。”人權和民主成為亨利希本人追求以及他對德意誌國的要求。

　　兄弟鬩牆

　　德意誌統一以後，在整個德國彌漫著極其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這種情緒的特征在於，德國民眾信奉一個強大、統一、具有征服感的大德意誌帝國，他們對德意誌強大充滿迫切希望，而且希望無止境地強大，德國人心中懷著統一歐洲乃至世界的目的，這為後來法西斯納粹主義在德國的盛行開辟了道路。而亨利希曼的共和主義思想，首先在世界觀上與自己家族產生了分歧和分裂。先是自己的妹妹尤莉亞，不能接受哥哥對德意誌國家主義的強烈批判，與之斷絕來往，其後是弟弟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對哥哥的思想轉變頗不以為然：“我感到特別有趣的是總覺得你的世界觀不大可能發展為自由主義”，而亨利希則從弟弟的作品中察覺到他有“反對人權第二要求，即反對平等的傾向”（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共和國的特點就是平等-筆者注）。並不點名對弟弟進行了嚴厲批評，把他稱作“背信棄義的文人”、“他們僅僅將對人民生活的了解看成自己閱曆豐富的標誌……他們不了解民主，蔑視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是兄弟之間世界觀分歧的全麵爆發。此時的托馬斯幾乎墮落為一個沙文主義者，其觀念和國家主義如出一轍，他公開宣稱忠實於民族及其國體-這距納粹法西斯主義隻有一步之遙，把霍亨索倫家族的統治稱為“我們的社會帝製”，用“德意誌精神”表達對戰爭的歌頌。戰爭開始不久的1914年9月18日，托馬斯給哥哥寫了一封信，說由德國發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偉大的、正義的、並且是莊嚴的人民戰爭”，對弟弟所表現出的極端思想，亨利希“懷著憤怒和痛苦的心情”與弟弟斷絕了來往。

　　可以說，托馬斯曼在這個年代的表現極為糟糕，不僅不斷發表歌頌戰爭、支持侵略的文章，還對哥哥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詆毀、誹謗和誣蔑，“其總方針是把亨利希曼說成德意誌民族的內奸”。甚至在1917年亨利希表達了與他和解的願望之後，他斷然拒絕哥哥的善意，亨利希對弟弟的表現表示“痛苦掙紮、反省、對照、堅定自己”。1918年1月5日，亨利希給弟弟寫下一封漫長信件，再度對托馬斯進行嚴厲而中肯的批評：“我覺得你低估了你對我們的生活所存在的自然感受方麵的意義，而過高地估計自己在精神方麵對生活的影響。這種精神方麵的影響由於你不端的品行而被你自己損害了。”在談到戰爭結果時，亨利希說：“難道這滿目瘡痍、陳屍遍野的世界就是我的勝利……我可不是那種為了滿足自己精神嗜好而置民族於苦難和死亡之中的人，我不是……”然而這封信並沒有寄出。而托馬斯曼，直到法西斯納粹主義極右思潮在德意誌全麵泛濫才幡然悔悟。

　　愛國，不能僅僅體現在對國家無條件的讚美上，亨利希以其強烈的批判姿態對愛國主義進行了新的詮釋，愛國，還有一種更為深切、更為忠誠的態度-就是對國家的一切醜惡行為和思想進行嚴厲的抨擊，國家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義性和正當性，正如他在德國一戰戰敗之前所說的那樣：“不能要求作家在一切都在走向毀滅的時刻去讚美生活”，這不僅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也更加是他良知的要求，亨利希曼給我們建立了一座坐標。1918年11月11日，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

　　天才的政治洞見

　　一戰失敗，德國政局發生急劇變化，盡管在國體上走向了共和，但魏瑪共和國極其軟弱和動蕩，法西斯納粹主義正是在這個時期崛起並席卷全德意誌。

　　納粹黨建立並出現在德國政治舞台上不久，作為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亨利希曼是第一個意識到：法西斯納粹主義是將與德國工業界巨頭聯合進行壟斷的政治怪胎。這促使他在思想上進一步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並且把自己變成“泛德意誌主義者的敵人”-他幾乎是在與全德意誌的民族情緒進行搏鬥，這需要何其大的勇氣。1919年底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論文集《權力與人》，對“帝國和共和國”進行徹底清算。

　　1920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頒布該黨的《二十五條綱領》，係統而膚淺地闡述了納粹黨的方針，對德國民眾進行瘋狂煽動與蠱惑，亨利希立刻指出，這是糊弄“低能兒的世界觀”，納粹黨的全部欲望是“奪權高官厚祿、奪取政權，除此之外別無他圖”。在1923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預言，在德國“中央集權是不可避免的”-用現代政治術語就是“極權主義”。亨利希曼以極為深刻的政治洞見對這個政黨的邪惡本質進行了無情揭露。

　　他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一方麵反對英美的資產階級經濟方式，即完全沒有約束的自由競爭；同樣，他也反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有效性。爆發於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和1989年蘇東垮台，證明亨利希曼的眼光不僅具有現實性，更具有曆史性和世界性。

　　1923年法國占領魯爾區（德國的一個重要工業區）和希特勒發動慕尼黑啤酒館暴動之後，亨利希意識到，歐洲國家不能從其曆史淵源的相互聯係中完全獨立，他提出建立一個“帝國之上的帝國：歐洲合眾國”的主張-這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前瞻性的主張，當代歐洲的聯合，從某種意義上正是亨利希曼倡議的結果，或者說是他思想的一種體現。

　　隨著局勢的變化，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勢力越來越龐大，德意誌的納粹化特征愈加顯著，到20年代末，亨利希對德國的政治走向更加明晰，他明確意識到，在德國，“審美，內心深處的道德不再起作用”，作為作家，他對文學具有了新的態度：“文學絕不是單純的藝術，從誕生之日起就超越時代的文學創作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像音樂那樣的純真，受到人們的喜愛。因為它是良知，是產生於世界，又位於世界之前的良知。它不斷地作用、行動著。”-這與本文開頭略薩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亨利希曼成為德意誌的良心。

　　到1931年，60歲的亨利希曼已經取得德國文學上的崇高地位，他被任命為柏林普魯士藝術科學院文學分院主席，此時，魏瑪共和國的末日即將來臨。在擔任文學分院主席不久，鑒於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瘋狂發展，他以《文學與政治》為題，再度重申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共和國已經紮根於每個市民的判斷力中，在共和製下，每一個市民對社會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的認識比在任何製度下都要深刻。否則，他們就不會維護共和國的安全。”這充分表明了他對共和國即將麵臨的瓦解而擔憂。1931年底，他在《德意誌的抉擇》一文中寫道：“德國曆史也許會由此而留下血跡斑斑的一頁。冒牌的德國人（希特勒並不是德國人，他是出生於奧地利的日耳曼人-筆者注）和冒牌的社會主義分子建立起來的帝國無疑將在流血中產生。然而，與這個帝國滅亡的時候將要流淌的鮮血相比，這點兒犧牲不足為奇。”他準確預言：“第三帝國將由於他的無能和依附性而失敗。”-後來，曆史在德國的發展中幾乎得到完全的應驗：納粹政權通過流血而建立，經過更大的流血而覆滅。

　　1932年12月，亨利希曼發表了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超民族的信仰》（他自己也將其稱為“最重要的文章”）。他認為，德國存在著一種始終如一的反民主主義的國策，而且，這種反民主的國策至少從1848年起就為人察覺，而1871年的德國統一，正是建立在這種反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而魏瑪共和國也沒有對此進行改變：“共和國承襲的統治體製，是陳腐的體製，同樣在準備著一場戰爭。它仍然像以前一樣不公正，隻是一味地有利於從不放過任何東西的獲益階層，有利於要求特殊利益的階級。”他對這個時代的進程進行了總結性的表述：“反理性的複興為人類弱點重新抬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使他們能夠為所欲為，完全聽憑本能行事。本能是不會受到檢查的，因為它埋得很深。本能也不容受到檢查，因為它的深度使它變得神聖不可侵犯。正因為如此，國家主義這場半個世紀以來的重大運動才能夠不斷發展，最終超境離界……在非理性的時代結束之前，這個運動是不可能停止的。”他甚至精確預言國家主義將在1940年結束-1941年12月美國對德國宣戰，宣告了第三帝國覆滅的開始。

　　在這篇文章中他堅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對國家的態度：“我拋棄了舊的民族強權國家，因為它已經失去了道德內容……人成了國家主義謊言的犧牲品。整個人類都成了國家主義的犧牲品。我聽夠了這類無恥的謊言，說什麽最高的使命不是為了人類而鬥爭，而是進行反對人的鬥爭（指反對猶太人-筆者注）。”一個國家，不論表麵上如何光鮮華麗，給人以如何華美的視覺盛宴，一旦喪失基本道義就是崩潰的開始。

　　亨利希曼在擔任文學分院主席最後階段，於1933年2月與珂勒惠支、愛因斯坦等人聯名簽署了一個請願書，呼籲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即將在3月進行的議會選舉中聯合，反對正在麵臨的法西斯納粹的極權統治和獨裁專製，以阻止德國“墜入野蠻狀態”之中，得到的回應卻是，如果他們不沉默，就將解散這所學院，他立刻以辭職加以抗議。隨後，普魯士文化部帝國中央特別委員會於1933年2月15日以亨利希“因黨派政治活動原因”作出開除亨利希曼的決定，同月21日，文學院發表聲明，對他的辭職深表遺憾。這一天，亨利希曼在自己的袖珍日曆上隻寫著一個字：“走”！

　　從此，亨利希曼離開了德意誌開始了流亡生涯，再也沒有回到他摯愛的祖國。1933年8月，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政府發布“帝國公告”，一大批流亡者被開除德國國籍，亨利希曼位列公告的第一批、第一名。

　　筆後餘墨

　　不能期待每個作家都像亨利希曼一樣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也不必苛求每個作家都氣宇軒然地選擇戰鬥，但作家的集體沉默乃至趨炎附勢，卻是作為“作家”-這個職業的羞恥。既然以“寫作”為自己的事業，不論在筆下表達是現實或者是曆史，在善惡之間、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我們應該懂得選擇什麽。作家不能喪失的是自己心靈世界對人性中至真、至善、至愛的追求，也許它無法追尋得到，也許它永無止境，終究不該的是，在這樣的抉擇麵前停下腳、向後轉。倘若一個作家果真麵臨著巨大政治的壓力而不能自主，那就放下自己的筆，回到“普通大眾”中，一同混跡，一起沉淪。

　　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說：“文學，如果不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呼吸，不敢傳達那個社會的痛苦與恐懼，不能對威脅著道德和社會的危險及時發出警告-這樣的文學是不配成為文學的。”-亨利希曼，是否令人有所觸動？

　　選自《隨筆》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