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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另一個邵洵美-《時代講話》序

　　李輝

　　一

　　無緣見到邵洵美先生。潦倒落寞的他，在承受了牢獄折磨和“文革”震懾的一連串磨難後，一九六八年告別了這個世界。十年後，當我一九七七年有幸參加高考走進複旦大學時，上海哪裏還能見到他的身影？最初的文學教科書裏，也難尋他的名字。讀他的作品，是在後來；知道他的故事，主要借助於他的同時代人的回憶。不同的人，不同的講述，一個人的命運，潑墨而成一片五色斑斕：美妙、飄逸、傳奇、委屈、感傷、悲涼……

　　二

　　我所交往過的文化老人中，唐瑜、馬國亮、黃苗子、丁聰等先生，都與邵洵美熟悉。早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他們與邵洵美相交往，一起活躍在上海文化圈。年齡上邵洵美比他們大不了多少，文壇輩分卻算得上他們的前輩，編輯文藝刊物，則是既合作，又競爭。丁聰先生曾對我這樣說過：“當時上海有兩個畫報係統，良友出版公司屬於廣東幫，有《良友畫報》等好幾個刊物。時代圖書公司屬於上海幫，有張光宇、魯少飛、葉淺予，以漫畫家為主，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畫》、《時代漫畫》、林語堂的《論語》等。”

　　丁聰、黃苗子雖在“良友係”工作，卻與“時代係”的關係也頗為密切。譬如黃苗子先生，談到邵洵美，他總是懷著感激與敬重。一九二九年，他在香港還是中學生，向葉淺予主編的《上海漫畫》投稿並獲采用。這對他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兩年之後，他與父母不辭而別，隻身來到上海，隨後成為文化圈的一員。在他的記憶中，邵洵美爽快而慷慨，既有才識，又有財力，引進世界上最新印刷機，用上好紙張，裝點出上海期刊出版的一片美麗亮色。

　　丁聰不止一次在聚會中興致勃勃地回憶一件往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邵洵美擁有中國最好的一套彩色印刷設備，時代變遷，他已不再可能拓展業務，遂決定出讓設備。丁聰時任《人民畫報》副總編輯，他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與邵洵美洽談轉讓事宜。丁聰印象中，走進新時代的邵洵美，早已沒有了以往的瀟灑和飄逸，曾被魯迅諷刺和批評過的他，似乎預感到自己遲早將被新時代拋棄的結局，顯得落寞，甚或有些焦慮。他已經不再可能從事出版，這套設備沒有了用武之地。他與丁聰沒有討價還價，以不高的甚至相對低的價格，讓丁聰把這套設備運回北京，交由《人民畫報》使用。丁聰說，之後，他再也沒有見到過邵洵美。

　　三

　　知道邵洵美後來的行狀，是讀了恩師賈植芳先生的回憶文章《我的難友邵洵美》。“他身材高大，一張白潤的臉上，一隻長長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銅色又寬又長的中式絲綢舊棉襖，敞著領口，須發蓬亂，頗有些落拓不羈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氣。”這是賈先生一九五〇年第一次見到邵洵美時留下的印象。這一年，也是邵洵美把最好的印刷設備忍痛割愛之際。落拓不羈，泰然自若-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與丁聰記憶有所差異的另一種狀態。

　　狀態雖有不同，一個文人的大起大落乃至命運的不可預測性，留給後人的感觸總有相近相似之處。黃永玉先生雖沒有見過邵洵美，卻對其人生旅程的輝煌與悲愴有一種透徹的感悟，為此，幾年前他還特地寫過一首短詩《像文化那樣憂傷-獻給邵洵美先生》：

　　下雨的石板路上

　　誰踩碎一隻蝴蝶？

　　再也撿拾不起的斑斕……

　　生命的殘渣緊咬我的心。

　　告訴我，

　　那狠心的腳走在哪裏了？

　　……

　　不敢想

　　另一隻在家等它的蝴蝶……

　　在詩中，黃永玉以一個藝術家的體驗，將邵洵美由盛及衰的文化使命，濃縮為一個淒美的詞匯-“憂傷”。

　　四

　　在描述邵洵美的文章中，最感人、最具有曆史衝擊力的，莫過於賈先生的《我的難友邵洵美》。讀過不止一遍，每一次讀之，心中都有無限感慨滿溢而出。

　　邵洵美在獄中閑談時對賈先生的兩個叮囑，尤令人難忘。賈先生寫到，五十年代末他與邵洵美在獄中同囚一室，邵洵美怕自己來日無多，希望賈先生日後如有機會，一定替他說明兩件事：一、一九三三年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時，由他出麵宴請並花費四十六塊銀元，出席者有魯迅、林語堂、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但在公開報道中，他的名字未被提及。二、他的文章均由自己親自執筆，而非魯迅所批評的是請人捉刀代筆。

　　兩件事情均與魯迅相關。由此可見，在邵洵美心中，三十年代初期他與魯迅之間發生的隔閡、爭論，一直是無法釋然的一個心結。哪怕窮困潦倒，身處逆境，耿耿於懷的仍是這兩件陳年往事，而此時，魯迅已去世二十多年。

　　可以理解他的這一心理糾結。盡管與魯迅有過爭論，他卻並非像後來人們想象的那樣，與魯迅“老死不相往來”。相反，當時的文壇，文人之間一方麵可以在刊物上公開而平等地互相爭論、批評乃至諷刺挖苦，現實生活中卻又並不一定都是仇人。邵洵美要澄清的第一件事，還原出當年上海一個真實的文化氛圍。

　　在我看來，第二點誤會的澄清，對於邵洵美本人更為重要。

　　邵洵美這樣對賈先生說：

　　“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雇人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托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

　　一個寫作者，難道還有比澄清自己不是“捐班”更重要、更緊迫的事情嗎？

　　該為邵洵美慶幸。幸好他在獄中遇到了文學同行賈植芳，而賈植芳先生曆來又以坦誠、正直、豪爽而著稱-可以相信，正是在幾個月的接觸中，邵洵美感到賈先生是可信之人，才會與之懇談，予以拜托。許多年後，賈先生寫出了這些，他沒有辜負邵洵美的委托。模糊的曆史場景，扭曲變形的人與事，由此變得清晰而恢複常態。

　　五

　　這些日子，翻閱邵洵美這本《時代講話》（《邵洵美作品集》第二輯之一種）的校樣，我不時想到賈先生轉述的邵洵美的第二個委托。這是從未聽到過的一個遙遠而陌生的聲音，卻依稀讓人可以聽出委屈、無奈與可憐。好在，這種感覺隨著閱讀的延伸漸漸淡去。因為，一本《時代講話》，將邵洵美當年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寫作領域-時論-的成果，集中呈現在我們麵前。

　　當年邵洵美發表時論，大多署以“郭明”等筆名，因此很少有人知曉它們出自這位“新月派詩人”、出版家之手。這些年，在女兒邵綃紅等人的細心而執著的打撈下，它們終於浮出水麵，讓我們看到了一位時評家的邵洵美。可以說，行至此時，時評與詩歌、散文、翻譯等作品一起，才構成了這位作家的寫作全貌。

　　議論時政，實為“五四”以來現代文人的傳統，邵洵美是這一傳統中的一員。在從事文學創作及編輯《新月》、《詩刊》等文學刊物之外，時政也在他的視野之內，諸多現實話題，成為他的議論針砭的對象。

　　本書命名為《時代講話》，與《時代》畫報相關。

　　《時代》畫報創辦於一九二九年，此時，TIME（《時代》）周刊已在美國獲得成功，邵洵美將畫刊取名為《時代》是否有意借鑒於此，不得而知，但《時代》畫報貼近於新聞性則是顯而易見的嚐試，這裏也成為他最初議論時政的主要平台。由此而後，從《時代》畫報，到《論語》雜誌以及中、英文姊妹刊物《自由譚》（英文版名為Candid Comment），邵洵美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新聞職責，他力圖讓一位詩人的敏感，幫助自己參與到時事的辨析之中，他的身上體現著一個文人的現實精神。《時代講話》中的作品，首篇《容忍的罪惡》發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東北之後；末篇《明朝浴》發表於一九四九年時代轉換之際，寫作時間跨度近二十年。二十年間，中國乃至世界發生的諸多事件，幾乎都在邵洵美的觀察與議論之列。在當年知識分子議政的潮流中，邵洵美雖不像鄒韜奮、儲安平等一些著名時論家那樣耀眼，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發出了個人的聲音，這聲音早已融進曆史的交響。現在，邵綃紅女士將這本時論集命名為《時代講話》，表達的正是她對父親另外一種聲音的理解與尊重，她讓讀者得以有機會，聽到半個多世紀之前一位詩人兼出版家的“時代講話”。

　　感謝邵大姐邀我為《時代講話》作序，使我可以先睹為快，看了曆史遠景中我們從不知道的另一個邵洵美。

　　六

　　關於時論的寫作價值，邵洵美自己這樣說過：

　　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化、政治及社會狀況等，每每注意到那個時代所有發表的言論。一個時代的言論，有時簡直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曆史。所謂“言論”，當然範圍極廣：象征的或抒情的如詩；寄托的或敘述的如文；冠冕的或形式的如公事文件；通俗的或片斷的如民間歌謠的征集，時人言行的記錄……不論積極或消極，它們都正麵地或是反麵地顯示著人類被當時的一切所引起的心理反映。

　　（《論語》[你的話]專欄小序）

　　說得真好。邵洵美當年撰寫時論時，不知自己是否意識到，當後人如我者，重新閱讀這些時論時油然而生一番感慨：他所議論的現實已成過往，而他的筆留存了曆史。如他上麵所論，這曆史，既是隨時間編年而記錄下的時政的演變脈絡，更是一個作者與現實的心理對應關係，兩相映襯，使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個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狀態。從這一角度來說，《時代講話》既是曆史讀本，也是頗具個人化的讀本。

　　一位時論家之所以關注現實，就在於有熱情，有擔當，在與當政者的對應關係中，始終保持獨立思考的姿態，盡量用自己獨有的語言方式來表達個人觀點。所謂時論，無論內政或者外交都在審視、議論範疇，沒有這些內容，恐怕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時論。寫作時論的邵洵美，涉獵廣泛，論題或深或淺，均與國內外大事相關。對於他，在時局動蕩不寧的日子裏，重要的不是議論是否全麵、深刻或者激烈尖銳，而在於個人能否擁有一種自我言說的權利。他在《愛國不是投機，愛國不是反動》中，以非同尋常的激動，明確表達每個人都有訴求愛國、談論國事的權利：

　　在一本文學刊物上，我讀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說：“目前的報章雜誌裏，充滿了愛國的熱烈的文字，這裏麵一定有許多投機分子，乘機來討好讀者。”這一位編者又說：“這種投機分子，不配寫愛國的文字。”

　　……

　　“絕對言論自由”的奢望，我們也早已幾乎放棄了：奸淫盜賊，我們已不大敢斥罵；卑鄙齷齪，我們已不大敢指摘。但是最低限度的“愛國”是非講不可的。指導言論當然是當局的責任，但是摧殘言論乃是當局的過失……

　　（《愛國不是投機，愛國不是反動》）

　　就在發表此篇文章後不久，邵洵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十日談》（章克標主編），並在第一期發表長文《究竟有沒有藍衣黨》（署名“郭明”）。他以串連故事的方式，夾敘夾議“謠傳”中的國民黨內部的秘密組織“藍衣黨”（又稱“藍衣社”），筆鋒直指國民黨當局，並以反話的譏諷巧妙結束：

　　假如我所列的政治的程序是對的，那麽，中國的法西斯蒂是否為同樣的政治勢力所促成的呢……那麽，所謂藍衣黨者，不過是幫助某一黨派擴張勢力的一種恐怖的工具而已。擴張勢力不以政治的成績取信於人，而用陰秘的手段來威嚇成奸，實是自殺的政策。我們的國民黨是決不會如此愚笨與野蠻。因此我的結論是藍衣黨是絕對不必需的，同時也可以推定藍衣黨是決不會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出現。

　　（《究竟有沒有藍衣黨》）

　　“郭明”的講敘與議論，立即招致打壓。第一期《十日談》在河南、廣東等地被查禁，出至第三十九期終被罰停刊（後又複刊）。後來，邵洵美所出版的《人言》周刊，也遇到類似的打壓與挫折。於是，在《言論自由與文化統製》一文中，邵洵美在表達言論自由的訴求的同時，不得不流露出曆史語境中的無奈：

　　我們這般私人集資、出版刊物者，本無任何不法之背景，目的隻在說幾句真心話，我們也希望政府能一天天走上正軌；我們不怕審查，隻怕有莫名其妙的製裁。

　　（《言論自由與文化統製》）

　　無奈卻不變初衷，時論家的邵洵美就這樣發表了長達二十年的“時代講話”。

　　七

　　其實，時論寫作不僅重在銳氣，也需要一定的敏感與預見，而預感與預見，則有賴於廣博學識和敏於思考。所謂一葉知秋，應是對時論家是否出色的一個考驗。《時代講話》呈現出來的邵洵美，恰好證明了他具有這一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遇刺身亡，震驚世界。陶爾斐斯雖然也實行法西斯統治，但反對德國吞並奧地利，遂被有德國支持背景的勢力暗殺。這一刺殺事件，立即引發歐洲局勢的動蕩。邵洵美關注此事，但目光所及卻是中國局勢自身。他以“郭明”筆名在《人言周刊》刊文《中國應有準備》，其中寫道：

　　奧地利總理被刺，德意軍隊均開發奧國邊境整裝待發，一般輿論家鹹謂第二次大戰又將因奧國而蔓延全世界了。

　　……不過，無論德國是否欲再蹈一九一四年之覆轍，世界的局勢已一天天緊張了，歐洲各國勢必群相秣馬厲兵，而對於遠東問題暫時放棄不管；假使日本乘此時機，出而爭東亞之霸權，中國其惟束手待斃。

　　所以奧國政變我們一方麵雖當時刻偵察歐美的動靜，以定進退，而另一方麵則不得不加緊準備以防萬一；否則奧國的政變並未使歐洲和平破壞，卻給日本以騷擾東方的機會：門外看熱鬧，家中強盜搶，幸國人勿留心了人家而忘記了自己。

　　（《中國應有準備》）

　　兩年多之後，“七七事變”爆發，邵洵美憂慮中的預見，不幸被證實。

　　凡關注現實並熱衷於發表時論的人，必然有著強烈的曆史責任感。目光所及，既有自己身邊每時每刻的現實世界，又有穿越時空之後未來的場景，在他們那裏，兩者不可分割。評說時政，實際上也就為後人留存了曆史。顯然，邵洵美十分清楚這一關係。邵綃紅女士回憶說，父親在晚年曾對自己的作品的價值，發表過這樣的看法：“我的東西隻能起一種作用，便是說，留作一種資料，說明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種東西，它反映了某些人的思想。將來或者把它們拿給文史資料參考編輯的負責人去看看，有沒有用……”所言極是。

　　正因為有著強烈的曆史感，當抗戰剛剛獲得勝利時，邵洵美便立即發表時評，以《趕快寫定我們的戰史》這一明確的標題，呼籲國人勿隻顧歡呼勝利，而忘記對戰史的整理。他將與同胞所親曆的抗日戰爭，放在中國漫長曆史背景和世界範疇來考察，突出其重要性，強調撰寫這一戰史的緊迫性。他這樣說：

　　以抗戰的時代性而言，我們的“抗”，抗之能持久，抗的區域之廣，不輸給當今任何國家。以抗戰的永恒的可寶貴性而言，前有晉人，宋人，明人的南渡，都未能北返，而我們於不十年間，河山還我，風景不殊，似亦可較曆朝曆代為無愧。明乎此，吾人實無理由覺得沮喪。哀莫大於心死；不知認識戰爭的，莫談建設和平；所以我們要呼喊“寫定戰史”，而且要趕快地寫定。

　　……

　　二十五史之對於我們，撤開它永恒的文學價值不談，隻是史料，隻是死的史。新的，活的史呢，為現代人所能懂得，適合於現代人意識形態的史，似乎猶待寫定。

　　（《趕快寫定我們的戰史》）

　　時隔六十多年，邵洵美在“時代講話”中發出的這一聲音，聽起來，似乎還是那麽清晰、有力。讀這番話，不由讓人頓生感慨。時至今日，抗戰史的“寫定”遠沒有完成，但是，今人的諸多努力，如史學家楊天石、袁偉時、楊奎鬆等人孜孜不倦於曆史梳理，如新聞人崔永元等同仁以“我的抗戰”係列致力於匯集抗戰幸存者的口述實錄，如作家張正隆等以紀實文學打撈抗戰傳奇……無不是在履行著各自的曆史使命，在朝著“寫定”的目標前行。不妨說，今人所做的這些，其實都與邵洵美一九四五年發出的呼籲遙相呼應。

　　具有曆史感的人，彼此的心永遠相通。

　　當年撰寫時論的邵洵美，預想過他與今天的人們，還能有這樣一種曆史銜接嗎？

　　選自《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