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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在章太炎的影子裏

　　孫鬱

　　早期的魯迅看重章太炎，其實是相信英雄人物的濟世能量的。即覺得救民於苦海的，大抵是有學識、見解深的人，是可以衝向火海的鬥士。那時候他崇尚拜倫、海涅，對摩羅詩人有感情，都是這樣。他將此喻為知識階級的戰士。而那時候在中國能擔起這個稱號的，隻有章太炎等少數人。

　　《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都是鬥士的宣言體。這固然受到尼采的影響，但從東方人思維上來說，內含著章太炎《訄書》裏的激情。連一些詞語也和老師接近。太炎在思想上和文體上，都對其有感化作用。

　　太炎的文章有氣象，是朗照的，周身光澤。與明清文人的萎頓文體一筆，立見高下。在學問與人格都有迷人的色彩時，文字也非同尋常的美。現代史上，他是個文體家，不過這樣的文體不太被一般讀者所接受，遂漸漸沉寂，被他的弟子如周氏兄弟所取代了。

　　如果沒有太炎先生一代對文體的探索，魯迅那代人可能不會馬上找到自己的新門徑。不過章太炎的路是奇險之旅，要有很深的國學根底才行。太炎在自定年譜上說：

　　初為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為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寔、仲長統尤善。既複綜核名禮，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於是文理漸變。

　　章太炎對文章的敏感，有多重用意，因為是文字學大家，對詞語的變化有自己的看法。另外受到了日本武島又次郎《修辭學》影響，“見在語”、“國民語”、“著名語”之外，對“外來語”、“新造語”、“廢棄語”亦多關注。太炎認為，中國古代“廢棄語”很多，其實可以重新采用。它們也能夠轉化為新式語言。

　　那些恢宏的雄文，采用“廢棄語”為多，一麵有古風，一麵又多是高遠的氣象。這對魯迅兄弟，是很大的影響。他們初期文章其實就是在“廢棄語”中轉化新句式的努力。章太炎這個思路，顛覆了舊文人的俗套，魯迅從中有所心得也是自然的。不過，後來周氏兄弟放棄這些文體，可能與他們翻譯的實踐有關。從外來句式和傳統中尋找新的表達，使他們走出了章太炎的路徑，有了自己的家法。

　　但在看似不同之中，還是有相近之處。比如都自然酣暢，精神是奔放的時候居多。語言的問題，表麵是表達的問題，實則是一種思想的輻射。晚清的思想革命，從哪裏開始？孔子的資源似乎有點問題，外來的精神有隔閡，那麽隻有從銜接六朝精神開始。魯迅早期翻譯外國小說，就已經從文體上告別了晚清體，自尋其路。這是太炎先生的啟示。因為屬於工具層麵的選擇，魯迅自己不願深談其間的話題，好像被思想革命遮掩了。現在我們還原起來，則可以看到更深層的問題的。

　　章太炎在晚清，於文章上是獨樹一幟的。他的許多弟子，從學理上可以繼承老師的傳統，但在文章學的層麵，卻不能繼續前行，是未得真傳的。但周氏兄弟不是這樣，他們在白話文上，拓出新路，將文章變得好看好玩，實則太炎遺風的流轉。從另一個層麵沿著老師的路走，可謂現代文章的變法。真得師傳的，也惟有魯迅等人。至於黃侃、錢玄同則是學理層麵的延伸，深明文章流變的奧秘者，不是很多。

　　能夠看出這一點的，是許壽裳。他晚年讚揚章太炎的時候，也真誠地推薦魯迅。在他眼裏，師徒之間，有銜接的地方，都對中國文學有推動之功。從章太炎到魯迅，文章的氣象大變，中國文化的郎然之氣，已經把曆史的濁氣驅走了。

　　由文章而及人，再由人到文章，人與文的統一是沒有問題的。太炎先生的英雄氣，在魯迅看來是一種新道德的化身。這位老師的許多東西為魯迅所接受，其中之一就有對知識階層的態度。恰是和舊式文人鬥，才有了新的道德標尺。也就與各類文人隔開，自己另行一路。魯迅自己後來，也是有幾分這樣的氣象的。

　　在章太炎看來，讀書人問題多多，“樸學之士多貪，理學之士多詐，文學之士多淫，至外學則並包而有之”。（《革命之道德》）而儒家的“嘩眾取寵”則去人性的本真深遠。《答鐵錚》一文對知識界的眾多學說提出己見，以為舊儒的思想不合實際，唯佛學可用。在儒家與墨家之間，後者亦可參照而行。所以，驅除“偽飾”之學，對知識界十分重要。魯迅早期的思想起飛，也有些是受到老師的啟示開始的。

　　魯迅的《破惡聲論》沒有寫完，但旨歸明顯，就是“迷信可存，偽士當去”。他看到了那時候知識界對技術的崇洋，認為走了錯路。他對那些讀書人的偽學問的批判，幾乎也夾雜著自己的老師的聲音。人不可以沒有民間信仰，百姓間的純粹的信念，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之一。如果看不到此點，則大有疑問的。

　　這是魯迅批判知識界的開始，他後來與陳源戰，與梁實秋戰，與左聯內部的文人戰，都本乎誠信這一點。那些自稱掌握了真理的人，多為可笑者，那原因他們的“信”，是大可疑問的。

　　從魯迅的雜文和書信裏可以看出，他對舊式文人是不喜歡的，對新文人中的西崽相也很反感。後來，他的文章一部分是社會批判，一部份是文人批判。與各類文人都有對話，是有銳氣的。筆鋒也含著章太炎的峻急，毫不留情，甚至苛刻。他對讀書人的積習，多不欣賞。比如像錢玄同的嘮叨、表現欲強，就很反感。至於劉半農的教授腔，就更為滑稽，落入士大夫的途徑了。他一生和留學歐美的學生，關係多不好，有的甚至交惡甚深。比如對胡適的批評，就很激烈，那原因是其與政府關係曖昧，有深的問題。胡適也是新式文人，思想也不迂腐，自由和科學的精神高舉著，非常人可以比肩。魯迅刺其觀點，乃覺離生民甚遠，跑到廟堂裏去了。以魯迅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是放逐自己到荒原裏的，不必顧及利害。1927年，在上海的一次講演裏，他給知識階級下的定義是：

　　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隻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隻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

　　許多讀書人今天一個看法，明天一個觀點。魯迅後來詬病其文章，大概覺得與流行的東西太近，遂不見鮮活的力量。他加入左聯，其實就希望出現一個新的知識階級，譯介俄蘇的作品，也是有自己的尋夢的渴望的。

　　魯迅一生也錯看過很多人，評價同時代的人也有失察的時候。比如對張定璜、高長虹的前後不一的感受都是。這都不影響他的個性的魅力。從晚清開始，知識界一直在鬥，保皇派與革命派鬥，三民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鬥，左翼作家與自由文人鬥，從未消失過。這裏，魯迅是個個案，他幾乎與所有的文人團體都有摩擦，有時候不得不橫戰，與周圍的世界周旋。這種緊張，在晚年越來越嚴峻，以致對許多問題的判斷，不是從學理上思之，而是以戰士的姿態為之，看人看事就有了不同的視角。他晚年悼念自己的老師章太炎，不去評價其學問，置其遺產的大部而不顧，僅說其革命的意義，乃自己也是鬥士的緣故吧。

　　選自《文藝報》201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