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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深讀魯迅，學會思考

　　張夢陽

　　今年9、10月間，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周年、逝世七十五周年紀念。什麽才是對這位文化偉人的最好紀念呢？我認為，就是更好地讀他的書。讀魯迅，是早就開始了。但我們僅僅讀一讀是不夠的，一般性的通讀、細讀、精讀也是不夠的，我感到應該深讀。

　　深讀才能讀懂魯迅

　　深讀，就是不僅讀魯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後麵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中去。

　　什麽是深讀呢？就是深入地慢慢地讀，這與目前流行的淺讀，即浮淺地快速閱讀是對立的。深讀，就是不僅讀魯迅的文字，而且深入到文字後麵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中去，探究一下魯迅在寫作這些文章時，是怎樣展開思維活動的？這種思維活動又是在什麽樣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下，針對什麽樣的對象而展開的？有哪些特點和規律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這對於我們理解魯迅以及其他曆史人物，都是極其重要的。

　　例如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有一句名言：“打落水狗。”“文革”時期常用這句話來強調階級鬥爭和徹底革命，現在又用這句話來證明魯迅是否定和諧社會的，以此作為否定魯迅的論據。其實，這句話魯迅在《寫在〈墳〉後麵》中明確地說：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也已經說過：“這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曆之後的警句。”問題是要看對象究竟是不是“狗”，是否上岸後就“咬人”。像文化大革命中，用這句話來鬥幹部，鬥群眾，就是錯的。但如果對象是“狗”，而且“咬人”，當然要打。就是現在，對於恐怖分子也是要除惡務盡的。

　　再譬如1925年1月間，《京報副刊》刊出啟事，征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在當時“整理國故”的熱潮中，國內文化名人紛紛向青年推薦國學經典，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後來在《答“兼示”》中又指出抓住他這句話不放的施蜇存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麽？”在《兩地書十九》中，魯迅還借夫子氣十足的朱希祖責備有人用假名一事，對許廣平說：“此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說明脫離了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以及對象性質，單單挑出魯迅的隻言片語來論是非，隻能得出錯誤而荒唐的結論。

　　今年五四青年節，溫家寶總理接見青年代表提出五點希望，其中重點是：“青年要善於獨立思考，從年輕時就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和能力，學會判斷事物的真偽。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確判斷；還要勇於創新，不墨守成規。”要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深讀魯迅的書，是一條非常好的途徑。《國際歌》裏說“讓思想衝出牢籠”！倘若不“讓思想衝出牢籠”，仍然在奴性思維的牢籠裏做所謂學問，無論怎樣勤苦都是做不好的。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一批學者大做魯迅思想發展和世界觀轉變的文章，不僅沒有價值還令後人恥笑。因為這不是獨立思考，科學研究，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印證，是削足適履地拿魯迅去做概念化標尺的印證，用以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該像他們所重構的魯迅那樣走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思想發展道路，實現世界觀的轉變。其實這是對魯迅的扭曲，魯迅的思想是極其深刻的，沒有那樣簡單。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真正值得慢慢深讀而又經得起慢讀、深讀的作家，或許隻有魯迅一人。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文化，是一種深層次的厚重文化，與當下流行的快餐文化是對立的。對魯迅隻是淺讀，是讀不懂的，甚至會產生誤讀。對於其他作家的作品，如果一味淺讀，快讀，浮淺地快速地閱讀，隻追求文字的表麵華麗和情節的新奇、描寫的刺激，也是非常有害的，長此下去，可能貽誤自己的一生，應該注意糾正。

　　學習魯迅的思維方法

　　魯迅是以思想家兼文學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於扭轉中國人思維的。

　　很早就有這樣的提法：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應拘泥於個別詞句和教條，主要是掌握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那麽讀魯迅的經典，也主要是學習魯迅的立場、觀點、方法，尤其是思維方法。

　　為什麽要深讀魯迅，學習魯迅的思維方法呢？因為魯迅的最大價值，就在於他對中國人思維的批判，扭轉了數千年的傳統思維定勢，變奴性思維為獨立思考，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理性自覺作出了劃時代的曆史貢獻。無論是中國反封建的“政治革命”還是“思想革命”，立足點都是人，是人的思維。隻有人的思維改變了，政治和思想才能變化。否則，一切照舊。即使表麵變了，實質仍然一樣。思維與語言的關係最直接，魯迅和陳獨秀、胡適所倡導的五四文學革命，使中國書麵文字從文言轉型為白話，實質上也是一場中國人的思維轉變。這不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維與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維一致。也就是心頭、口頭、筆頭“三頭”一致。這對於扭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接受現代思想具有極為關鍵的作用。試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話思維，再轉換成文言寫作，或者幹脆完全用文言思維、說話和寫作，像孔乙己那樣對人說話，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豈不成為笑話？魯迅在雜文《透底》中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陰沉木做的”頭腦，怎麽能很好地接受現代思想？魯迅是推動與實踐白話文最有力者，也是改變中國人思維的最強動力。從文言文一躍而成魯迅那樣老熟、暢達、意蘊深厚的白話文，表達出那樣獨特、深刻、豐厚的思想，至今少有人比肩，該是多麽難得啊！僅此一點，魯迅就無愧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偉人。

　　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中說過：“有經驗的人較之隻有些感官的人為富於智慧；技術家較之經驗家，大匠師又較之工匠為富於智慧，而理論部門的知識比之生產部門更應是較高的智慧。這樣，明顯地，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所謂“有關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識”，其實就是大智慧，不是就事論事、隻看細枝末節的“輇才小慧”，而是從原理和原因上窮根溯底，為一個時代提供嶄新而係統的思維方式、觀察視域和思維空間的大智慧。具有這種大智慧的人，就是一般所說的思想家。思想家應該是一個時代最高的大智者，是那種“從思想方法開始進行變革”的人。這種人要在思想發展的關鍵時刻，以自覺的主體性精神，從“我們應該怎樣生存”這一根柢性追問出發，催醒思想界、學術界的“問題意識”，提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新的思維角度、思維模式、認知方式和邏輯結構，使人們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奴隸的奴隸式思考”中驚醒，換以嶄新的思考方式，把思想史推進到新的階段。

　　而與思想家相區別，那些技術性的學者，卻往往僅限於“技術化”地處理知識，缺乏“問題意識”，不具有理解問題特別是根柢性思想問題的興趣與能力，對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僅肯也僅能在技巧的層麵作出反應。他們常常滿足於憑借自己的知識積累，把遇到的問題進行歸類分析，卻無法使眼前的問題在與知識積累發生關聯的狀況下轉變成新的“問題意識”。所以，盡管他們有時對知識掌握得很精確，資料積累很豐富，文章也寫得條分縷析，甚至於很漂亮，但是卻始終跳不出甚至意識不到奴性的思維窠臼，總是在奴性的思維定勢製馭下進行著無效的勞動。即便他們做出的種種成果被貼上所謂“科學”的標簽，換取了導師、教授甚至大師的頭銜，也隻能如日本魯迅學家竹內好在《何謂近代》中所指出的，是“奴隸的科學，奴隸的理性主義”。他們的勤勉，也不過是“奴隸的勤勉”。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由此，我們就會更加理解尼采這位最懂得自己應該怎樣生存的大思想家，為什麽會經常嘲笑那些“愚鈍的學者”了！

　　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與奴性-魯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民性”》以後，我在後記中表述了這樣的心誌：

　　思想之樂，乃人生最大快樂。

　　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

　　下麵我緊接著說，我知道自己這一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但是我“終生不渝對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正是由於“對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使我堅持終生學習和研究魯迅。雖然有些人認為魯迅不算是思想家，我卻一直持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最深刻的本土思想家的觀點。他不是西方那樣康德、黑格爾式的建立了理論體係的思想家，而是最懂得中國的長於“知人論世”、明於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是近代中國少有的善於思考的人，這是他與西方思想家的區別，也是他的中國特色。

　　魯迅是具有高度哲學思維的文學家，如卓越的魯迅研究家馮雪峰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一文中所說：魯迅兼具“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是“把兩種才能統一地發展的天才”，是“思想家型的詩人”與“詩人型的思想家”。他是以思想家兼文學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於扭轉中國人思維的。所以比單一的哲學家或者文學家產生了大得多的綜合效應，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發揮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響。所以我們深讀魯迅，有必要刻意學習他的思維方法。

　　魯迅經典的要旨是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批判改變精神，實質上，就是改變思維，從思維方法上徹底改變中國人思考問題、行為處事的方式。

　　魯迅在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呐喊》自序中，說他棄醫從文的原因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改變精神，實質上，就是改變思維，從思維方法上徹底改變中國人思考問題、行為處事的方式。這恰恰是中國人的“第一要著”，魯迅為此奮鬥了一生。盡管魯迅與認為“今日大患，在於國人之無思想能力”的胡適等思想家和理論家所見略同，但魯迅對20世紀中國思維變革的推動力卻要大得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不僅從理論上談見解，而且以不朽的文學形象和形象化的語言對中國人的思維予以了形象的批判，給中國人以強烈的震撼，推轉了中國思維變革的齒輪。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是改變中國人思維的文學起點。提出的“從來如此，便對麽？”，是對幾千年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一種質疑，對幾千年“從來如此”的僵化的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發出了挑戰和懷疑。“吃人”的著名判斷，在五四時期曾經驚世駭俗，使魯迅獲得了極大的聲譽。而當下，魯迅把幾千年中國曆史概括為“吃人”二字之舉，常被人譏為文化激進主義。其實，魯迅的這一舉措不僅是打破“鐵屋子”的一種手段，而且是具有極高智慧的理性思維。使新舊文化的差別尖銳化，進而達到實現文化轉型的目的。

　　魯迅在五四時期還用白話文寫了大量的雜文，重申了早期論文中對中國人盲目自大思維方式的批判。還批評了中國人的“十景病”，提出了著名的“中間物”概念，變道亦不變、凝固、靜止、萬世不變的皇天信條。這乃是魯迅批判中國人思維的重要基點。

　　而魯迅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傳》，恰恰是形象而生動地對中國人的思維進行了最為深刻的批判。阿Q這個不朽的藝術典型，對於扭轉中國人“求諸內”的思維定勢的功效實在是太大了！他永遠是一麵絕妙的“鏡子”，啟悟中國人注意變革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精神狀態。這絕非是幾本關於思維方式的哲學著作所能相比的！這應該看作是魯迅對20世紀中國思維變革的最偉大的貢獻。

　　魯迅還從來不拒絕外國對中國人的批評，而主張從中自省、分析，總教導“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國人，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特別注意在中外比較中“博觀和內省”中國人的思維，“借他山的好石”，以反省、“磨練”自己。

　　魯迅臨終前十四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告誡自己的同胞須“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這實質上是重申他在青年時代強調的觀點：“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也就是認識自己，又認識世界，在周嚴的比較中達到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統一，升華到自覺的境界。

　　“立人”是立科學思維以個人的自覺為基點，實現群體的大覺悟，這是魯迅“立人”思想的核心。

　　20世紀初葉，麵對列強侵略、屢戰屢敗的巨大挫折，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思考強國之道。有人“競言武事”，認為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有人提出“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主張必須發展商業，實現立憲國會製。魯迅則堅決反對，在早期論文《文化偏至論》中指出這不過是“輇才小慧之徒”的淺薄之論，不是“根本之圖”。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的“立人”主張，又在《摩羅詩力說》結尾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緒論中認為“思維著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花朵”。思維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最本質的屬性和特征。作為人腦和人的高級神經係統屬性的精神，是以人的思維活動為本源和原動力的。中國近代的精神衰蔽，與中國傳統思維的弱點和近代中國的思維萎縮有著密切的關係。青年魯迅提出“立人”，呼喚“精神界之戰士”，從本質上說，其實就是呼籲中國人樹立科學的思維方式。一言以蔽之，“立人”實質是立科學思維。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說過：“應該把獨立思考和綜合判斷的能力放在首位，而非獲得特定知識的能力。”思維方式是工具的工具，絕對不能等同於一般性的知識、能力或“武事”、“商估”、“立憲國會”等實用的東西，因而必須放在首位！

　　要樹立科學思維，就必須強化內省。青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一再強調“騖外者漸轉而趨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於人生為無當。”“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在20世紀初葉，人類生活日益偏趨“質化”的時代，魯迅大力倡導精神的內力，不能不說是極為可貴，至今更顯重要的。

　　青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對自己提出的科學思維方式做了這樣的概括：“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這就是說：首先在於審視自己，也必須了解他人，相互比較周全合宜，才能產生自覺。用現代的哲學語言解釋，則是：認識自己，又認識世界，在周嚴的比較中達到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統一，然後才能升華到自覺的境界。

　　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從哪裏來呢？就是從正確地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在自己與外界周密的比較中產生的。

　　青年魯迅還在1908年12月，最後發表在《河南》月刊第八號的《破惡聲論》中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這就是說如果人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個性，樹立了科學思維方式，那麽群體的大覺悟就近了。以個人的自覺為基點，實現群體的大覺悟，這是魯迅“立人”思想的核心。與從上到下實行封建專製的奴化思維相對立，這種以個性自由為基礎“立人”思想，倡導個人樹立科學思維的思路，才是通向人的現代化的正確途徑。

　　“懸想”對科學思維的全麵闡釋

　　天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後顧，左推右敲，深慮遠謀，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進我們的思維方法，提高我們的思想能力。

　　魯迅不僅畢其一生就社會世象的具體事件對中國人的思維進行著不斷的批判，而且還在晚年對科學思維作過全麵的闡釋。

　　這就是他在1934年寫的《“題未定”草（六至九）》。

　　在這篇魯迅少有的長文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用“摘句”和“選本”為例，批判了形而上學的片麵性思維，指出：“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這實質上是闡發了全麵認識事物的科學思維方法。

　　尤其可貴的是，魯迅在這篇長文中還提出了“懸想”這一科學的思維活動概念。他講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麽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幹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裏，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幹幹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隻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準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魯迅講的這個故事，其實包含極為深厚的“哲學的意蘊”。他在這裏所說的“懸想”，不僅與前麵所述的“思理”、“玄想”、“思想能力”相通，而且更為精辟、準確、形象。其中最關鍵的是一個“懸”字。

　　所謂“懸”，就是要從一味“專實利”、“重實際”的狹隘思維窠臼中“懸”脫出來，提高“思理”、“玄想”和“思想能力”。實質上說的是：人們在展開思維活動時，須“變化”我們“衡量”客觀事物的“眼光”，移位換境，變換到事物原來的環境中進行設身處地的思考。因為人們在既定的凝固的視點上，從主觀心理感覺出發，對客觀事物所產生的直觀意象，表麵上似乎符合實際，實質上卻是違背本來真相的。故事裏所說的那些“雅士”們就是這樣的。他們對周鼎所產生的“土花斑駁，古色古香”的意象，似乎符合當時所見的周鼎的實際，然而卻違背周鼎本來的真相。原因在於：“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幹幹淨淨，金光燦爛的”，現在所見的鼎之所以“土花斑駁，古色古香”，是由於長期埋於土中，腐蝕、變化的緣故，並非當時的真相。同樣，希臘雕刻現在之見得“隻剩一味醇樸”，也由於“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的。魯迅說因此“變化了”他“衡量古美術的眼光”，從周鼎、希臘雕刻、古美術以及一切客觀事物發展變化的曆史過程中去衡量，去觀察，去“懸想”，以獲得“近於真相”的認識。在這種觀察、思考過程中，當然需要具備“進化的觀念”與“歸納的理論”。這樣，這個故事極為形象、深刻地闡明了提高“思想能力”的必要性與進行“懸想”的方法及原則。

　　魯迅在其他雜文、特別是後期雜文中時時以生動的事例啟悟人們進行“懸想”：從古人當時當事的具體環境進行“懸想”，悟出古人當時並不純厚，“經後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古人並不純厚》）；采取正麵文章反看法，從事物的反麵進行“懸想”：“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小雜感》）“專製者的反麵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諺語》）這樣上下左右、正反順逆、縱橫交錯、自由自在地進行創造性的“懸想”，有助於人們“懸”離自身既定的凝固的視點，“懸”脫主觀的心理感覺，對客觀事物進行“懸”位換境的觀察、思考，從而打破中國傳統思維定勢，克服種種弊端。

　　通觀魯迅的著作，特別是他的雜文，可以看出他是非常講究思維藝術的。概括地說，魯迅的思維藝術主要表現在質疑思維、反向思維、側向思維、曲線思維、轉化思維、閑暇思維、發散思維、形象思維、邏輯思維、深度思維、求實思維等諸多方麵。

　　總之，深讀魯迅，學會思考，自覺地像他那樣進行“懸想”-天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後顧，左推右敲，深慮遠謀，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進我們的思維方法，提高我們的思想能力。

　　選自《光明日報》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