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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今為辛卯，何為辛亥？

　　丁帆

　　今年是農曆的辛卯年，離那個發生過一場並不波瀾壯闊的辛亥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整整一百年了，但誰又知道這一場革命雖不起眼，卻又和中國的“現代化”、“民主”、“科學”、“自由”等觀念的關鍵詞聯係在一起呢？沒有它，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如此快產生；沒有它，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孕育的土壤；沒有它，人們就不可能清晰地劃分封建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界限。然而，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對它的認知卻始終處於模糊與誤讀的狀態。倘若詢問國人何為辛亥革命？大約很多人都會陷入茫然無知，或一知半解之中。

　　小時候在語文課上讀到《人們英雄紀念碑》那篇課文時，就暗自納悶：怎麽資產階級的革命還要鐫刻在屬於“人民”的英雄紀念碑上呢？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莘莘學子怎麽也不能理解被我們無產階級打倒和推翻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記錄在無產階級革命英雄譜中，黃花崗烈士還雕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甚至還寫進了我們的語文課本中。這個悖論謎團一直困擾著那一代天真的孩子，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在掃除一切封資修的革命中，這個謎團才得以解惑-無產階級革命當然是高於一切革命的革命，是人類最輝煌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不齒於人類的假革命，尚且它畢竟還是無產階級的敵對階級，當然是一定要掃進曆史的垃圾堆的。於是，就不再猶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凡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就一定要反對，眼看著原先一直肅立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孫中山塑像被推倒，被遷移到中山陵。如果當時不是周恩來總理作出了遷移指示，恐怕那尊塑像早已被砸爛，再踏上一隻腳了。君不見廖仲愷、譚延之墓當時不就被紅衛兵小將們炸得魂飛魄散嗎？直到“文革”後才逐漸恢複。

　　隨著近30年來對辛亥革命史料的不斷發掘和公開，隨著它的100歲生日的來臨，一個重新評價辛亥革命的熱潮正在興起，那些專家們對辛亥革命的學術辯論，甚是熱鬧，然而，有些具有“創新意義”的論點著實讓我們這些非辛亥革命學術研究者們陷入了二度眩惑的認知狀態而不知所以然。叩問蒼天，何時能夠還辛亥革命一個曆史的本真麵目呢？

　　顯然，在民族曆史的記憶中還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斷層：許多人對屬於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的評價仍抱有天然的恐懼和排拒心理；還有許多人因為史料知識的缺乏和長時期政治宣傳的扭曲，對它產生了疑惑和眩惑；也有些人對這段曆史根本就不以為然，認為那是一場沒有什麽意義的革命。無論是曆史的懷疑主義，還是曆史的虛無主義，都會給我們這個國家與民族的現在和未來的曆史走向產生誤讀和空洞的價值理念。鑒於此，我們站在100年後的今天來回眸恍如昨日的革命，以及這場革命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是應該可以說出一些能夠普及人心的常識性價值理念來以正視聽的。我真正擔心的卻是許多辛亥革命研究的專家首先就亂了方寸-為了某種利益或名譽的需求，而不顧曆史事實去編織所謂的“創新理論”，將辛亥革命研究引入歧途，最終成為一出鬧劇。

　　辛亥革命百年使史學界產生了一批標新立異的學者和專家，眼見著“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成為史學界之時尚，我不禁想到的是百年來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被黨化所扭曲的過程，此番折騰豈不是又一次證明其研究往往是需要一種政治力量的支持嗎？我乃一隻小書蠹而已，並非史學界中人，但是我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研究曆史必須首先遵從史實，否則一切最後的結論將是空中樓閣。

　　無論是台灣學者的國民黨“正統論”，還是大陸某些學者所秉持的“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論調，其背後所顯現出來的均為政治標準第一、曆史為我所用的史學觀。而新近冒出的“後革命時代”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無疑，黨化的研究對“革命敘述”的放大和誇張，從根本上歪曲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意義，從邏輯上講，用一種新的逆反式的思維來解構黨化的史學觀，似乎是開辟一種研究的新思路，然而，難道為了打破“革命進步，立憲落後”的二元對立的曆史敘述範式，就可以不顧這場革命的根本性質，而加以徹底的否定嗎？這樣的論斷的確使人震驚，然而，震驚之餘，我們又不得不懷疑此論斷背後的真實意圖了。

　　我在今年發表的文學史論文當中明確地表述了這樣的觀點：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推翻了帝製，在中國曆史上畫出了一條紅線，即告別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走向了現代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百年的九曲折回甚有說法，但是畢竟是個社會轉型的分水嶺）。無論是從其革命的宗旨和事後所頒布的大法來看，試圖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願景和遠景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是曆史的一大進步！倘若忽視了這個前提，其曆史研究的終極目的就要受到質疑。用孫中山事後總結的話來說就是：“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為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複軋鑠淩製之象。二為除四千餘年君主專製之跡。使民主政治於此開始。”革命的動機是明確的，它試圖在中國，也是在亞洲建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徹底鏟除封建帝製。而史學界的理論新銳卻可以置這一巨大的曆史進步意義而不顧，為封建王朝的所謂形式主義的“立憲”招魂，卻也是走進了另一個曆史研究的空洞之中。像這樣的理論創新是為創新而創新，創進了反曆史主義的怪圈之中，何等之悲哀。不過，這種又一次對曆史記憶和民族記憶的塗抹和改寫，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倒是讚成另一些學者的嚴謹學風和態度：“對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為這場革命打斷了清王朝憲政計劃的安排實施。遺憾的是，這種觀點立足於曆史學最不能容忍的假設：以為假以時日，清王朝會俯順輿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憲政，使中國走上民主獨立富強之路。”且不說清王朝“仿行憲政”的作秀行為動機是什麽，就其能力而言，它能夠實行憲政嗎？它能夠自焚一個封建王朝，進行鳳凰涅盤式的再生蛻變嗎？若想要求封建王朝交出王權，豈不是與虎謀皮？這是曆史的經驗，也是曆史的常識，退一萬步來說，恐怕這個腐敗的王朝連“自宮”的能力都沒有了，你還指望它能夠革故鼎新，走向君主立憲的民主道路，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專製政府，尤其是封建主義的王權，是絕不可能自行放棄他們的政權的。

　　人們往往從百年來曆次的革命運動中悟出了許多深刻的道理，尤其是這二十年來，感到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隻有靠改良主義的“漸變”才能逐步完成。我也並不反對這樣的理論，但是把辛亥革命這樣已經發生的革命曆史事件也裝進這一理論的套子當中，恐怕難以自圓其說。如果立憲可行的話，戊戌變法也不至於徹底失敗，因為曆史沒有給改良主義機會，它隻能導致流血的革命，雖然辛亥革命沒有法國大革命那樣轟轟烈烈，卻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最關鍵的曆史節點。正如羅福惠和孫躍兩位學者引述了梁啟超對辛亥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清王朝本身的論點後所概括的那樣：“革命派從一開始就認準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憲，故基本沒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憲，也始終是在不可逆轉的錯誤路徑上作慣性運行。如果一定要說辛亥革命打斷了中國首次憲政試行的進程，那麽何不繼續追問，是誰‘製造’了越來越大的革命力量呢？顯然梁啟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經作了準確的回答。”毋庸置疑，是清王朝的腐敗直接導致了革命，即便是改良主義的立憲鬧劇真的上演，也還是不能挽救他們覆滅的命運，何況他們連接受立憲的一點誠意都沒有，何來的放棄封建王朝的念頭？在那個時間的節點上，辛亥革命的發生是“曆史的必然”，而非“曆史的偶然”。

　　至於辛亥革命有罪的推論，更是荒唐至極：“負麵看待辛亥革命的另一觀點，是從凡是革命皆屬‘激進’，隻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判斷推衍而來，而且把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分裂、國內軍閥割據乃至混戰的原因，都歸咎於辛亥革命。”如上所述，我也不讚成流血式的暴力革命，但是在巨大的惡的封建勢力麵前，非暴力革命不能推動曆史前進的話，其有限的暴力是一種無可選擇的選擇，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惡是曆史的杠杆”的原理。當然，這和“破字當頭，立也在其中”的嗜階級鬥爭如醉如癡的革命論斷是有本質區別的-人性才是衡量它們的試金石，而辛亥革命因為過分的人性化，才使得反革命不斷地複辟，所以魯迅先生才痛心疾首地批判之。其次，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之根本目的，和那種農民起義式的盲目革命，最終還是回到封建王朝的曆史循環中是有本質區別的，因為它最高的目的就在於將大寫的“人”放置在國家和民族的高位上。

　　至於辛亥革命後的國家分裂、軍閥割據的現象，的確是辛亥革命需要反思的地方-辛亥革命後，沒有一個足以支撐民主國家體製的力量存在，也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組織能夠擔當起這樣的大任，所以，才寄希望於那些清王朝的舊部和遺老能夠為民主國體擔當重任。因此，才會出現魯迅筆下描寫的種種“風波”，才會出現“五四”先驅者們對辛亥革命的嚴厲批判和對其不徹底性的鞭撻。恰恰相反的是，“五四”革命的先驅者們批判的焦點正是辛亥革命的軟弱，正因為它是太不“激進”、太人性化、太溫良恭儉讓的革命，才導致了不斷的“複辟”，這也是孫中山事後反思封建反動勢力卷土重來的結果：“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的原因，就是“舊官僚”、“武人”和“政客”沒有掃除：“要建築燦爛莊嚴的民國，須先搬去這三種陳土，才能立起堅固的基礎來。這便是改造中國的第一步。”我們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問題早在辛亥革命剛剛發生過以後，中國本土的思想家就已經作出了即時性的反應，我相信那時的判斷和反思是十分準確的。時過境遷，欲想推翻這樣的定論，恐怕是一件難以逾越的理論屏障。

　　我們並不否認維新派的改良主義，他們也以悲壯的形式完成了曆史賦予他們的失敗，北京菜市口的行刑證明了立憲理想的破滅。唯有革命，才能觸動中國封建體製的毫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辛亥革命也隻不過是一次革命理想主義的一次並不完善的革命，其目的是清楚的，但是結果是不夠理想的。然而，今天的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卻告訴我們另一個結論：“既往的辛亥研究論著，注重從革命黨人的敘述視角，構建有關辛亥記憶的曆史譜係。與之相對應者，革命的對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貢獻的立憲黨人，則囿於革命‘神聖’，改良‘反動’的‘非是即非’論評標準，被打入另冊，很大程度上，為革命陪襯。”必須承認，祖國大陸和台港的辛亥革命研究專家們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均是從兩個不同的政治極端來解釋這場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了黨化的政治色彩。那麽，到了1990年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尤其是祖國大陸學者逐漸風行和接受的恰恰卻是傾向於改良主義的社會漸變觀念，“告別革命”的思潮是占據學界的主潮。由此看來，憲政理想成為許多新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這並非壞事，但是過分地強調和誇大其在中國社會的實用功能，或許也是一條難以走得通的路徑。而將這種理念強加到辛亥革命的曆史過程中去，硬要得出一個什麽革命和立憲合二為一的論點，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我非史學界中人，雖然讀過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但是畢竟不是行家，但是，針對一些學者的創新理論脫離史實，迎合某種時尚，違反常識的現象，我為史學界再一次攪亂辛亥革命曆史記憶的行為感到一絲悲哀，猶如今天有人再一次攪亂人們對“文革”的曆史記憶一樣，這樣的曆史攪局最終貽害的是整個民族的曆史倫理和道德，將曆史當作一個漂亮姑娘蹂躪的時代應該一去不複返了，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曆史的悲劇和鬧劇仍然在這個“後革命”、“後現代”，甚至是“後文革”的時代裏一幕幕地上演著。嗚呼，人民的曆史記憶將一次次地被強奸。

　　今為辛卯，何為辛亥？居然成為今年學界之高深的命題，這是史學界之大幸呢？抑或大悲呢？

　　選自《隨筆》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