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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民族傳統遭遇跨國資本

　　陳眾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和描繪過跨國資本時代，謂“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製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如今，事實證明了馬克思的預見，而且這個世界市場網的利益流向並不均等。它主要表現為：所謂“全球化”，實質上是“美國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國化；形式上則是跨國公司化。據有關方麵統計，上世紀60年代以末，跨國資本市場逐漸擢升為世界第一市場。資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開發金融產品，以至於千禧年前後世界貨幣市場的年交易額已經高達600多萬億美元，是國際貿易總額的100倍；全球金融產品交易總額高達2000萬億美元，是全球年GDP總額的70倍。這是資本邏輯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顯而易見，利益驅動和目標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資本帶來的不僅是利益，還有思想，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全球化”的跨國資本主義本質

　　有關“全球化”的討論一直集中於時間和表象，如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瓦特發明蒸汽機和葉利欽結束冷戰時代等。我傾向於將全球化界定為跨國資本主義化，即資本在完成地區壟斷和國家壟斷之後實現的國際壟斷。於是，資本之外一切皆無的時代已經來臨，而坊間所謂的“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隻不過是一種錯覺或自欺欺人。

　　首先，經濟作為一切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不可能實現獨立的全球化進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屬性，並導致相應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變遷（“信息高速公路”-互聯網在此推波助瀾）。如今，以資本為核心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形成。富國如魚得水，貧國大開血脈。所謂的“文化衝突”歸根結底是利益衝突。如是，隨著冷戰的終結，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的結束，以及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多米諾骨牌式的所謂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資本邏輯和技術（工具）理性完成合謀。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漸褪去麵紗、露出真相；蓋因在強大的資本麵前，文化生態多樣性的理想主義錯覺全麵崩塌。

　　然而，正所謂有無相生，禍福相依，人類在創造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危機、更多的危險。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種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像鍾擺，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國資本主義麵臨的第一輪危機也不僅是自身的問題，而且還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反動。“911”事件便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這就是說，跨國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牟取巨額利潤並發展再生產的同時，正通過低成本及相對廉價的產品和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資料形式衝擊西方市場，導致西方國家危機頻發，並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層麵上出現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資本無國界的事實導致了“地球村”的產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利益衝突則日趨尖銳化、白熱化。但利益衝突的主體已由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轉向資本支配者，從而使民族國家意識逐漸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為寬泛也更為具體的利益群體或個人。近年來西方國家極右思潮的抬頭多少與此相關：延綿兩千年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在強大的資本邏輯麵前毫無還手之力，一係列傳統價值麵臨瓦解，致使極少數極端保守勢力鋌而走險。因此，“地球村”一定意義上也即“地雷村”。人類麵臨空前危機：沒有是非，隻有強弱；沒有善惡，隻有成敗；沒有美醜，隻有貧富（或冷熱）。諸如此類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界限模糊的情狀以及“人權高於主權”之類的時鮮謬論也隻有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才能出現。但重要的是，諸如此類的時鮮謬論恰恰承載著跨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

　　再次，“多元化”並不意味著文化平等。它僅僅是思想領域的一種狂歡景象，很容易讓人麻痹，以為這世界真的已經自由甚至大同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實也是一個悖論，說穿了是跨國資本主義的一元化。而整個後現代主義針對傳統二元論（如男與女、善與惡、是與非、美與醜、西方和東方等等）的解構風潮在否定簡單二元論和排中律的同時誇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愛的相對性。於是，絕對的相對性取代了相對的絕對性。這恰恰順應了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不分你我，沒有中心。於是，網絡文化推波助瀾，使世界在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和個人主義狂歡麵前愈來愈莫衷一是、無所適從。於是，我們很難再用傳統的方式界定文學、回答文學是什麽這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借用昆德拉關於小說的說法，或可稱當下的文學觀是關乎自我的詢問與回答，即甚囂塵上的個人主義或個性化表演。而這種狀況對誰最有利呢？當然是跨國資本。蓋因後現代主義留下的虛無狀態顯然不僅局限於形而上學範疇，其懷疑和解構本質明顯具有悲觀主義，甚至虛無主義傾向，並已然對世界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客觀上造就了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學的“去民族化、去地域化”態勢。

　　價值觀是最大的軟實力

　　核心價值觀闕如的民族絕對不可能是強大的民族。然而，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傳統價值受到了衝擊和解構，以至於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性與國家意識正在逝去，並將不複存在。認知方式、價值觀和審美取向的趨同使年輕一代逐漸喪失了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而四海為家、全球一村的感覺十分契合跨國公司不分你我、沒有中心的去二元論思想。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曾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而民族雖然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但它歸根結底隻是個曆史概念。猶太基督教思想將民族的發生和發展說成是上帝的安排，並使相關民族以“上帝的選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類似的說法。即使是在達爾文進化論流行之後，基督教神學等也能自圓其說，謂適者生存隻是一種表象，一切皆取決於上帝的意誌，否則許多自然及人類演變的偶然性就無法解釋。與之不同的是，人類學家摩爾根通過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對民族的產生作出了相對科學的解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礎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將民族與私有製聯係在一起，認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礎上的民族乃是私有製發展的需要，繼而成為諸多國家的自然基礎。由此看來，民族是一係列分化組合、再分化再組合的過程。而且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製消亡了，隨之不複存在的便是國家、民族、階級等等。而種族雖然是個純粹的生物學概念，卻與民族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人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極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與種族和宗教觀念聯係在一起的。

　　因此，價值觀的持守和重建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也是發達國家正在或將要麵臨的曆史課題。

　　文學作為價值觀的重要載體

　　人類藉人文以流傳、創造和鼎新各種價值。文學作為人文明珠，其肌理決定了它作為民族認同的基礎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體的功用而存在並不斷發展。因此，文學不僅是審美對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這就牽涉到文學與民族之間那難分難解的親緣關係。正因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有人問及邱吉爾，莎士比亞和印度孰輕孰重時，他說如果非要他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那麽他寧要莎士比亞，不要印度。

　　這是就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及其與文學的關係而言，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比如，中華民族及其民族認同感更多建立在鄉土鄉情之上。這顯然與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方式有關。從最基本的經濟基礎看，中華民族是農業民族。中華民族故而曆來崇尚“男耕女織”、“自力更生”。由此，相對穩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農經濟和自給自足被絕大多數人當作理想境界。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麽依戀故鄉和土地。而農業民族往往依戀鄉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險。由此形成的安穩、和平的性格使中華民族大大有別於遊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觀我們的文學，最撩人心弦、動人心魄的莫過於思鄉之作。“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等等。如是，從《詩經》開始，鄉思鄉愁連綿數千年而不絕，其精美程度無與倫比。當然，我們的傳統不僅於此，經史子集和儒釋道，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等等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且，這裏既有六經注我，也有我注六經；既有入乎其內，也有出乎其外，三言兩語斷不能涵括。然而，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對世界的一元化統治已屬既成事實。傳統意義上的故土鄉情、家國道義等正在淡出我們的生活，麥當勞和肯德基，或者還有怪獸和僵屍、哈利波特和變形金剛正在成為全球孩童的共同記憶。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和審美取向正在令人絕望地全球趨同。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取向也從重道輕器轉向了重器輕道。四海為家、全球一村的感覺正在向我們逼近；城市一體化、鄉村空心化趨勢不可逆轉。傳統定義上的民族意識正在消亡。

　　認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將直接影響核心價值觀的生存。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民族認同感或國家意識的淡化必將釜底抽薪，使資本邏輯橫行、拜金主義泛濫，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構建成為巴比倫塔之類的空中樓閣。因此，為擢升民族意識、保全民族在國家和階級消亡之前立於不敗並使其利益最大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使承載民族情感與價值、審美與認知的文學經典當代化。這既是優秀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也是溫故知新、維係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於是，如何在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傳統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麵臨危機之際，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堅守和修繕我們的精神家園成為極其緊迫的課題。這其中既包括守護優秀的民族傳統，也包括吸收一切優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價值得以傳承並煥發新的生命。

　　當然，這不是簡單的一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就可以迎刃而解。蓋因時代有所偏側，同時也取決於人類社會及人性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一切文學都是當代文學

　　克羅齊謂“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同樣，一切文學都是當代文學。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學”，便是基於對跨國資本主義的認知。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由於開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於1827年歌德關於世界文學的理想主義猜想。蓋因在歌德那裏，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並非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基礎之上，而是出於對《好逑傳》或《薩恭達羅》之類的東方文學的激賞。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學的並存與交融。這多少在費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那兒產生了回音。但遺憾的是這種理想主義已然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市場化全球大眾審美趨同中徹底瓦解。

　　人類的自然需求式生產方式早已被資本驅使下的時尚製造方式所取代。人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創意在資本的驅動下不斷翻新並製造利潤。傳統（包括認知、價值觀和審美方式）遭到了背棄。這不僅是諸君無謂地搶救“文化遺產”（包括早已被文明遺棄的巫巫儺儺或巫不巫儺不儺的勞什子）的理由，也是人們拚命強調國學（包括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學”潮和近二十年的“國學”熱）的重要依據。

　　然而，西風浩蕩，人類文明的曆史是取代性、顛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僅資本主義是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隻不過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是，跨國資本主義正在使人類價值、審美乃至語言向資本支配者趨同。於是，人類文明的生態危機必然顯形，而且已然顯形。於是，盡可能地守護美好的民族傳統不僅是出於文化生態多樣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義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蓋因文學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用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總會有人發現美洲；沒有伽利略，也總會有人發現太陽黑子；但若沒了曹雪芹，又會有誰來創作《紅樓夢》呢？這種不可替性和偶然性決定了文學作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體的重要地位。當然，這並不是說隻有傳統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於如何使傳統獲得升華與新生。瓦格納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為了創造的繼承，而非簡單複製（撒切爾夫人關於中國隻產出商品、不輸出思想的說法顯然是指我們缺乏思想）。

　　但思想理論的形成並不能一蹴而就，文學理論亦然。當然，我們並非沒有可能，更不應坐以待斃。除了探尋和把握事物規律，我們擁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及國際國內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等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遺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國文壇的恰恰是山寨版產品，以至於精神垃圾較之有毒食品、偽劣貨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術偽命題及去心化現象比比皆是；文學語言簡單化（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美其名曰“圖文化”）、雜交化（美其名曰“國際化”）、低俗化（美其名曰“大眾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娛樂化等去審美化、去傳統趨勢在網絡文化的裹挾下勢不可擋。凡此種種所承載或導致的價值混亂和認知錯亂愈演愈烈。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然而，危機是全人類的。用古人的話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諸多民族語言正像許多物種一樣快速消亡。就連某些西方國家的知識精英也感到了來自資本主要支配者的話語壓力。都德所謂“隻要法語不亡，法蘭西民族將永遠存在”的著名論斷有可能反轉而成為箴言。強勢的資本話語似黑洞般，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賴以存在的基礎。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文學作為大到世界觀、小至語言、風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載體，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現在我們麵前的“國際化”流行色調。

　　以上隻不過是在曆史-現實-未來和作家-作品-讀者向度或坐標上的一種概說。因此，嚴肅的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必須立足當代，同時又著眼過去、胸懷未來，而不是趨前不顧後式的追逐與同歡，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閉門造車、鑽牛角尖。

　　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向馬克思學習，在認清資本醜惡本質的基礎上批判跨國資本主義，從而對諸如村上春樹、納瓦勒賽阿達維、伊薩貝爾阿連德等東方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化寫家以及我們的某些80後、90後作家，甚至知名作家的去傳統化寫作保持足夠的警覺。由此推延，一切淡化意識形態或去政治化傾向（盡管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同庸俗社會學一樣有害。在此，蘇聯解體之前的文學形態為我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車之鑒，而蘇聯（特別是流亡）作家接二連三的諾貝爾獎同樣意味深長。但是，更加意味深長的是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所遭受的各種擠壓。這與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關係甚微。蓋因利益才是當今世界發展與碰撞的深層機製和最大動力。

　　總之，利益決定關係。而全球資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潤、所奉行的邏輯、所遵從的價值和去民族化意識形態色彩，顯然與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可調和地構成了一對矛盾。如何從我出發，知己知彼，因勢利導，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鑒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進退中度、創造性地守護和發揚全人類的美好傳統，使中華民族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層麵上獲得提升和超拔，無疑是中國作家、中國學者和全體中華知識分子麵臨的緊迫課題。它不僅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至為重要，對於守護世界文明生態、抵抗資本的非理性發散與膨脹同樣意義重大。

　　選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