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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談談明末

　　李潔非

　　每個人一生，都有沒齒難忘的經曆。大約1670年，已是大清子民的計六奇這樣寫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北都危急，猶未知陷也，舅氏乃罷宴。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群徴叔雲：“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予大驚異。三十日夜，無錫合城驚恐，蓋因一班市井無賴聞國變信，聲言殺知縣郭佳胤，搶鄉紳大戶。郭邑尊手執大刀，率役從百人巡行竟夜。嗣後，諸大家各出丁壯二三十人從郭令，每夜巡視，至五月初四夜止。

　　“四月廿七日”，指的是舊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換為公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敘，距其已二十餘載，而計六奇落筆，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錐心沁血，新鮮殷妍，毫無褪色。

　　之如此，蓋一以創巨痛深，二與年齡有關。事發之時，作者年方二十二歲，正是英華勃發的大好年華。在這樣的年齡遭逢塌天之變，其銘心刻骨，必曆久如一而伴隨終生。時間過去將近三十年，計六奇漸趨老境，體羸力衰，患有嚴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視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種將青春慘痛記憶付諸筆墨的欲望亦愈強烈。從動手之始到書稿告竣，先後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輟，寒暑無間，賓朋出入弗知，家鄉米鹽弗問，肆力期年，得書千紙。”

　　他曾回顧，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別寒冷，大雪連旬，千裏數尺，無錫“一夕凍死”饑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黽勉堅持寫作，“嗬筆疾書，未嚐少廢”；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熱奇暑，計六奇同樣不肯停筆，自限每日至少寫五頁（“必限錄五紙”），因出汗太多，為防洇濕紙頁，他將六層手巾墊於肘下，書畢抬起胳膊，六層手巾已完全濕透……須知，這麽曆盡艱辛去寫的上千頁文字，對作者實無任何利益可圖-因所寫內容犯忌，當時根本無望付梓，日後能否存於人間亦難料定。他所以這樣燃燒生命來做，隻不過為了安妥自己一段揮之不去的記憶。

　　今天，不同年齡層的人，每自稱“×一代”。作為仿照，17世紀中葉，與計六奇年齡相近的那代中國人，未必不可以稱為“甲申一代”。他們的人生和情感，與“甲申”這特殊年份牢牢粘連起來。令計六奇難以釋懷，於半盲之中、將老之前，矻矻寫在紙上的，歸根到底便是這兩個字-當然，還有來自它們的對生命的巨大撞擊，以及世事雖了、心事難了的苦痛情懷。

　　倘若盡量簡短地陳述這兩個字所包含的要點，或許可以寫為-

　　公元1644年（舊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為崇禎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禎皇帝以發蒙麵，縊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龍床上不複有朱姓之人。5月29日，從山海關大敗而歸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

　　6月7日，滿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大軍進入北京。

　　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曆史更迭隻是家常便飯。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過不下數十次，1644年則不過是老戲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話總結的：幾千年來的曆史，無非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就此而言，明末發生的事情，與元、宋、唐、隋、晉、漢、秦之末沒有什麽不同。

　　作為20世紀下半葉以後出生的中國人，我們有幸讀過不少用這種觀點寫成的史著或文藝作品。或許，一度也隻能接觸這種讀物。對於明末的了解，筆者最早從一本叫《江陰八十天》的小冊子開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讀物，寫江陰抗清經過，小時候當故事來看，敘述頗簡明，然每涉人物，必塗抹階級色彩，暗嵌褒貶、強史以就。在我看來，明末這一段在中國曆史上有諸多突出的特質：時代氛圍特別複雜，頭緒特別繁多，問題特別典型，保存下來、可見可用、需要解讀的史料也特別豐富。

　　明代是一個真正位於轉折點上的朝代。對於先前中華文明正統，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對於未來，又有破繭蛻變的跡象。沒有哪個時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統，將中華倫理價值推向純正的極致。同樣，亦沒有哪個時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躍、更激進乃至更混亂，以致學不一途、矯誣虛辯、紛然驟訟，而不得不引出黃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學案》，專事澄清，“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聽學者從而自擇”。

　　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曆史處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製度無不處在大離析狀態，藉善惡之名殊死相爭，實際上，何為善惡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層出不窮，新舊人格猛烈碰撞、窮形盡相，矛盾性、複雜性前所未見。

　　別的不說，崇禎皇帝便是一個深陷矛盾之人，曆史上大多數帝王隻顯示出單麵性-比如“負麵典型”秦始皇、“正麵典型”唐太宗-與他們相比，崇禎身上的意味遠為豐富。弘光時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複雜的矛盾體；有人視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紀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卻為之扼腕或不以為然（批評者中，不乏像黃宗羲那樣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惡貪鄙之馬士英，觀其行跡，也還未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地步，在他臉上，閃現過“猶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顯著特色，是“反複”：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為“正人君子”，忽變為“無恥小人”，抑或相反，從人人唾棄的“無恥小人”，轉而成為“正人君子”。被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來以清流自命，卻在甲申之變中先降於闖、再降於滿的龔鼎孳等，即為前一種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錢謙益。數年內，錢氏幾經“反複”，先以“東林領袖”獻媚於馬士英，同流合汙，複於清兵進占南京時率先迎降，可兩年之後，卻暗中與反清複明運動發生關係。武臣之中，李成棟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時不戰而降，不久製造驚世慘案“嘉定三屠”，此後為清室征平各地，剿滅抵抗，一路追擊到廣東，卻忽然在這時，宣布“反正”，重歸明朝，直至戰死。像錢謙益、李成棟這種南轅北轍般的大“反複”，固然免不了有些個人小算盤的因素，卻絕不足以此相解釋，恐怕內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糾結，才真正說明一切。

　　矛盾狀態，遠不隻見於名節有虧之輩，尤應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內心也往往陷於自相牴牾。例如黃宗羲，自集義軍，堅持抗清，隻要一線希望尚在，就不停止複明戰鬥；即便永曆帝徹底覆滅之後，也拒不仕清，終身保持遺民身份，其於明朝可謂忠矣。然與行為相反，讀其論述，每每覺得黃宗羲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君者，他對君權、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時為止中國最徹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複明運動，並非為明朝而戰，至少不是為某個君主而戰，而是為他的國家、民族、文化認同而戰。然而，他的行為客觀上實際又是在保衛、挽救他已經感到嚴重抵觸和質疑的皇權，以及注定被這權力敗壞的那個人。這與其說是黃宗羲個人的矛盾，不如說是時代的矛盾。

　　在明末，這種情緒其實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並非隻有黃宗羲那樣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獨有。細讀《明季南略》，可於字裏行間察覺作者計六奇對於明王朝不得不忠、實頗疑之的心曲。書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對朱由崧一律稱“上”，而從五月開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徑稱“弘光”，不複稱“上”。古人撰史，講究“書法”，字詞之易，辭義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將視朱由崧為君的義務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計六奇對朱由崧本該一日為君、終生是君，但他一俟後者失國便不再以“上”相稱。這是一種態度或評價。朱由崧在位時，作為子民計六奇自該尊他一個“上”字，然而，這絕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對朱由崧的微辭以至不屑。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識分子所共有的隱痛：雖然對君上、國事諸多不滿甚至悲懣，但大義所係，國不得不愛，君不得不尊，統不得不奉，於萬般無奈中眼睜睜看著社稷一點點壞下去，終至國亡。

　　雖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爛，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爛著稱。我們不曾去具體比較，明末的朽爛較之前朝，是否真的“於斯為盛”，但在筆者看來，明末朽爛之所以令人印象至深，並不在於朽爛程度，而在於這種朽爛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氣息。

　　簡單說，那是一種末世的氣息。過去，任何一個朝代大放其朽爛氣息時，我們隻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並非真死，在它死後，馬上會有一個新朝，換副皮囊，複活重生。明末卻不同，它所散發出來的朽爛，不僅僅屬於某個政權、某個朝代，而是來源於曆史整體，是這曆史整體的行將就木、難以為繼。你仿佛感到，有一條路走到了頭，或者，一隻密閉的罐子空氣已經耗盡。這次的死亡，真正無解。所謂末世，就是無解；以往的辦法全部失靈，人們眼中浮現出絕望，並在各種行為上表現出來。

　　這是明末獨有的氣質，及時行樂、極端利己、貪欲無度、瘋狂攫取……種種表現，帶著絕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諸多人與事，已無法以理性來解釋。以弘光朝為例，在它存世一年間，這朝廷簡直沒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無頭的蒼蠅在空中劃來劃去，卻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麽。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樂，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園子弟雜坐酣飲”；首輔馬士英明知勢如危卵，朝不保夕，卻不可理喻地要將天下錢財斂於懷中；那些坐擁重兵的將軍，倉皇南下，無所事事，為了誰能暫據揚州睚眥相向……他們貌似欲望強烈，其實卻並不知所要究竟係何，隻是胡亂抓些東西填補空虛。一言以蔽之：每個人所體驗的，都是枯坐等死的無聊。

　　然而，這時代的深刻性，不隻在於舊有事物的無可救藥。我們從萬古不廢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機體腐壞，也意味著以微生物的方式轉化為養料和能量，從而滋生別的新的生命。明末那種不可挽回的圮毀，在將終末感和苦悶植入人心的同時，也刺激、誘發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前麵說到明代精神的兩麵性。的確，以理學、八股為特征，明代思想狀態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麵，就像遺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貞節牌坊所演述的那樣。但是，對於明代精神的另一麵-懷疑、苦悶與叛逆，談得卻很不夠；對於明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批判性以至戰鬥性，談得就更不夠。

　　很顯然，曆朝曆代，明代知識分子的上述表現應該說是最強的。從方孝孺到海瑞，這種類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見到。如果說明中期以前多是作為個人氣節表現出來，那麽從萬曆末期起，就越來越顯著地演進到群體的精神認同。著名的“三大案”，看似宮廷事件，實際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一個分水嶺；以此為導火索，知識分子集團與傳統皇權的分歧終於表麵化，從而觸發黨爭和黨禍。從天啟年間奄黨排傾、錮殺東林，到崇禎定逆案，再到弘光時馬、阮當道-確言之，從1615年“梃擊案”發，到1645年弘光覆滅-整整五十年，明季曆史均為黨爭所主導。這一現象，表麵看是權力爭攘，深究則將發現根植於知識分子批判性的強勁提升和由此而來的新型政治訴求。在此過程中，知識分子集團不光表現出政治獨立性，也明確追求這種獨立性。他們矛頭所向，是企圖不受約束的皇權，以及所有依附於這種權力的個人或利益集團（皇族、外戚、太監、倖臣等）。

　　這是一個重大曆史跡象。雖然黨錮、黨爭在漢宋兩代也曾發生，但此番卻不可同日而語。明末黨爭不是簡單的派係之爭，也越過了“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事實上，它是以知識分子批判性、獨立性為內涵，在君主專製受質疑基礎上，所形成的帶有重新切割社會權力和政黨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試看：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這是黃宗羲《原君》中的一句，還說：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果我們意識到闡述了這一認識的人，正是在天啟黨禍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東林黨人的後代（黃宗羲之父、禦史黃尊素，天啟六年死於獄中），或許能夠從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脈絡。

　　在歐洲，資產階級的崛起，使君權、教權之外出現第三等級，最後導致民主共和。我們無意將明末的情形與之生搬硬套，卻也不必因而否認，黃宗羲在中國明確提出了對君權的批判，而且是從社會權利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義和高度提出的。我們不必牽強地認為明末發生了所謂“資本主義”（它是一個如此“西方”的語詞）萌芽，但我們依然認定，這種思想連同它的表述，在帝製以來的中國具有革命性。

　　末世，未必不是曆史舊循環係統的終結，未必不是已到突破瓶頸的關口。盡管我們明知，對曆史的任何假設都近乎於譫妄，但關於明末，我們還是會禁不住誘惑，去設想它可能蘊藏的趨勢。這種誘惑，來自那個時代獨特而強烈的氣息，來自其思想、道德、社會、經濟上諸多異樣的跡象，來自我們對中國曆史的了解與判斷，最後，顯然也從中西曆史比較那裏接受了暗示……總之，我們靠嗅覺和推測就明末中國展開某種想象，私下裏，我們普遍感到這樣的想象理由充足，唯一的問題是無法將其作為事實來談論。

　　也罷，我們就不談事實，隻談假設。

　　人們不止一次在曆史中發現：事實並不總是正確的，有些事實並非曆史合乎邏輯的發展，而是出於某種意外。一個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無從預見的事件突然發生了，擾亂了曆史的進程，一下子使它脫離原來的軌道。這種經曆，我們現代人遇到過，17世紀中葉的漢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滿清對中原的統治

　　我曾一再思索這意味著什麽。盡管今天我們會努力說服自己用當代的“曆史視野”消化其中的民族衝突意味，但當時現實畢竟是，漢服衣冠被“異族”所褫奪。這當中，有兩個後果無可回避：第一，外族統治勢必對中國的矛盾關係、問題係列（或順序）造成改寫；第二，新統治者在文明狀態上的客觀落差，勢必延緩、拖累、打斷中國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關第一種後果，看看清初怎樣用文字獄窒息漢人精神，用禁毀、改竄的辦法消滅異己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滿清統治者來說，此乃題中之義、有益無害，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需要，不這麽做沒法壓服反抗、鞏固統治。但對中國文明進程來說卻隻有害處，是大斫傷，也是飛來之禍、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於第二種後果，曆來有不少論者，對滿清誠懇學習、積極融入漢文化大加讚賞，固然，比之另一個“異族”統治者蒙元，滿清的表現正麵得多。不過理應指出，在他們這是進步、是提高，中國文明卻並無進步、提高可言-實質是，為適應一個較為落後現在卻操持了統治大權的民族，中國放緩了自己的文明腳步。滿清以漢為師，結果立足近三百年。它們之間，高下分明。然而兩者有一點相同，即均無裨益於中原文明。自其較“好”者滿清來看，入主中原後，一切製度照搬明代，實因自身在文化上太過粗陋、沒有創新能力，隻能亦步亦趨地仿造與抄襲。

　　照明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態看，中國曆史此時已處在突破、轉型的前夜，至少，新的問題已經提出。倘若不被打斷，順此以往，應能醞釀出某種解答。滿清入主，瞬間扭轉了矛盾與問題的焦點。先前中國從自身曆史積攢起來的內在苦悶，被民族衝突的外在苦悶所代替或掩蓋。

　　這是一個已經身在21世紀的中國人，於讀史時的所思。毋庸諱言，它帶著很大的猜想性。但這猜想，究竟不是憑空從筆者腦中而來，而是對撲鼻的曆史氣息的品咂與感應。讀計六奇《北略》《南略》、黃宗羲《弘光實錄鈔》、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錄》、王夫之《永曆實錄》、談遷《國榷》……心頭每每盤旋一個問題：這些人，思想上均非對君主愚忠、死忠之輩，不同程度上，還是懷疑者、批判者，卻無一例外在明清之際堅定選擇成為“明遺民”。他們有人殊死抵抗（黃宗羲），有人追隨最後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王夫之），有人遠遁入海、死於荒渺（夏允彝），有人錐心刺骨、終生走不出“甲申”記憶（計六奇）……民族隔閡無疑是原因之一，但這絕不會是唯一原因，而且從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幾位十七世紀東方頂尖的思想家和學問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釋，應是他們內心十分清楚，這一事態意味著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國的方方麵麵將大幅後退。他們拚死保護、難以割舍的，與其說是獨夫民賊，不如說是中國曆史和文明的延續性。

　　“明遺民”是大現象、大題目，人物、情節甚豐，而且其中每可見慷慨英雄氣，絕非人們從字眼上所想的抱殘守缺、冥頑不靈一類氣質。何時得暇，筆者頗有意以“明遺民”為題展開著述。就眼下而言，我們著重指出明末這段曆史的幽晦與複雜、人性的彷徨與背反，包括社會心理或個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虯結纏繞，並非一部“階級鬥爭史”可以囊括。

　　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曆史的時間並不長，基本從20世紀開始。之前，既缺少一種超越的視野（對傳統的擺脫與疏離），也缺少文化上的參照係（不知有世界，以為中華即天下），還缺少相應的理念和工具（對此，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所論頗精要）。以中國曆史之長，這一工作又開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與緊迫可想而知。

　　像明末這段曆史，對觀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說自足、封閉狀態下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可謂不可多得的剖截麵，但迄今獲取的認識與這段曆史本身的複雜性、豐富性相比，卻單薄得可憐。它先在20世紀初排滿運動中、後在抗日時期，以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觸景生情，兩次引起學界注意，柳亞子、朱希祖、孟森、顧頡剛、謝國楨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親自致力於材料、研究，創於篳路藍縷，有了很好的開端。50年代起，思想歸於一尊，同時還有各種“政策”的約束，對明末曆史的探問頗感不便與艱難，漸趨平庸。舉個例子，錢海嶽先生窮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亞子、朱希祖、顧頡剛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萬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靜置篋中，直到新世紀的2006年（作者已過世38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樣的著作，本來不無價值，但它們的矗立，卻是作為一種警示性標誌，起到排斥對於曆史不同興趣的作用。

　　曆史是一條通道，現實由此而來；使它保持通暢的意義在於，人們將對現實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於眼前的認識。每個民族都需要細細地了解自己的曆史，了解越透徹就越聰明，以使現實和未來朝較好的方向發展。

　　選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