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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鄉村教育：人和事

　　格非

　　學校

　　1971年9月，我開始上小學。那時我才七歲，還沒到法定的上學年齡。奇怪的是，我們村的孩子，大多數都是屬兔子的，屬龍的隻有我一個。母親擔心我落了單，找到了大隊革委會主任，好說歹說，總算讓我當了一名插班生。

　　學校設在大隊所在地的唐巷村，距我們村莊隻有一箭之遙。校舍是一座年久失修的祠堂，甚至連屋頂的瓦楞上都長著蘆葦和蒿子。因要自己準備課桌和凳子，母親就將家裏的一張棗木的長幾抬到學校，權作課桌。我們唯一的老師姓薛，名字已忘了，隻記得他略微有點駝背，我們都叫他“薛駝子”。這個薛老師並不每天來學校，他家裏的事情忙著呢！

　　祠堂裏趴著一頭巨大的“水龍”，那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滅火神器。據說附近的村莊一旦發生火災，報警的敲鑼人還沒有抵達我們村莊，那水龍就會未卜先知，提前發出嗚嗚的叫聲。長長的壓水杆上綁著一條紅綢布，大概是圖個攘災去禍的吉利吧。老師不在的時候，我們就圍著這條水龍跳上跳下，心裏暗暗盼望著由遠而近的鑼聲。偶爾從這裏路過的大隊幹部如果看見我們在嬉戲打鬧，就會讓我們派兩個同學去老師家，“把那個懶蟲從床上揪起來”。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學去找薛老師。他家住在村子的最東邊，他老婆正蹲在院子的碌碡上喝粥。我們問她薛老師在哪兒，她也懶得搭理我們，隻是用手中的筷子朝外麵開闊的莊稼地裏胡亂一指。原來老師到地裏拔黃豆去了。等到老師拔完黃豆，挽著褲腿，赤著腳來到教室的時候，已經快到中午了。可我們老師十分嚴謹，一點都不含糊，一本正經地從P股口袋裏掏出一本翻得爛糟糟的小人書來，開始給我們講《捕象記》。那是一本薄薄的連環畫，故事講的是動物園的馴獸師如何去西雙版納捕捉大象。用小人書作教材是薛老師的一大發明，等到我們差不多能夠將這本小人書的故事都背下來了，老師就會弄來另一本小人書。比如《泥塑收租院》：媽媽拉著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裏走……比如《奇襲白虎團》：那是1953年，美、黎匪幫盤踞在安平山……

　　會講小人書，已經讓我們對老師佩服得五體投地了，可他竟然還是一位遠近聞名的籃球裁判。他有一枚亮晶晶的鐵皮哨子，從不離身。有時，他正給我們講小人書，大隊裏就有幹部來請他去吹裁判，我們當然前呼後擁地跟著他前往觀戰。一般來說，隻要薛老師在，我們大隊的籃球隊基本上就不會輸球。人家剛得球，他就吹人家“走步”；人家明明是投進了兩分，他把哨子一吹，說人家“犯規”在先；人家氣急了，用籃球砸他，他手一揮，就將人家罰出場外。樂得我們這些圍觀的人拚命地鼓掌。在那個年代，會打籃球的人多的是，可要說裁判，除了他就沒別人了。我們之所以會盲目地崇拜他，是因為他讓我們很早就懂得了一個真理：真正重要的不是規則本身，而是對規則的解釋權。

　　薛駝子無疑是我們小學時代最受愛戴的老師。他永遠是笑嘻嘻的，從來不生氣。因缺了顆門牙，嘴巴關不住風，我們即便當麵模仿他說話，他也是笑嘻嘻的。可惜的是，不久之後，薛老師因為“誤人子弟”這一莫須有的罪狀，從學校裏消失了。大隊給我們一下派來了三位新教師，與此同時，學校也開始向所謂的“正規化”大踏步邁進了。

　　我們不僅有了課本和作業本，大隊還為我們修建了新的校舍。新校舍不僅有走廊，有教師的辦公室和宿舍，門外還修了一個大操場。不過，課桌卻是泥砌起來的。桌麵由麥秸稈、蘆葦和泥巴之類的東西糊成，上麵刷了一層白石灰。這樣的課桌雖然經濟，但卻不怎麽實用。我們的鉛筆一不小心就會紮穿桌麵。時間一長，幾乎每一張課桌上都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圓洞。到了春天，這些洞裏就會孵出蜜蜂來。當那些肥肥的蜜蜂的P股從洞裏轉出來的時候，我們班上哪怕膽子最小的女生，遇到這樣的場麵都會顯得鎮定自若。蜜蜂剛剛爬出洞口，她們通常是用課本重重一拍，身體微微一側，瞄準窗戶，用指甲輕輕一彈，那可愛蜜蜂的屍體即刻就飛到了窗外。

　　在那個年代，鋼筆是身份或權力的象征。通常，你看見一個幹部朝你走過來，你隻要數一數他中山裝口袋裏插著多少支鋼筆，就可以大概判斷出此人的官銜大小。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比方說，我們村裏有一個名叫張旭東的人，有事沒事，口袋裏總插著七八支鋼筆。原來他是修鋼筆的。這人原來是國民黨部隊裏的一個副團長，雖是大名鼎鼎的曆史反革命，卻沒有什麽人敢惹他。據說此人騎在飛馳的摩托車上都能雙手打槍。這人不僅會修鋼筆，還會自製鋼筆墨水。那個年代的常識之一是，凡是反革命分子，一般來說都聰明過人。我們老師用來批改作業紅墨水，就是張偽團副親自勾兌出來的。

　　相對於鋼筆的朱批，可以塗改的鉛筆字跡的權威性必然大打折扣。老師在作業本上給我們的成績，大抵是優、良、中、及格、差等幾個等級。班上有幾個搗蛋的同學，因為總也得不上“優”而對老師銜恨在心。有一天，他們終於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趁老師不在，悄悄地溜進辦公室，將作業本上那些得優的同學（一般是女生）的名字用橡皮擦去，大大方方地寫上自己的名字，再將自己的髒兮兮的作業本上姓名擦去，寫上對方的名字。等到第二天上課，作業本發下來，課堂裏女生們“咦”聲一片。有個女生帶著哭腔向老師提問說：“老師呀，你說學校裏會不會鬧鬼呀？”

　　我們最喜歡體育課。可學校裏沒有什麽體育設施，除了跑跑步，做做廣播體操，就再沒別的花樣了。有個老師在操場邊上挖了一個坑，填上沙子，再用兩段方木支起一根竹竿，讓我們練習跳高。據見多識廣的老師介紹說，跳高有三種方式：背越式、俯越式（也稱翻滾式）和跨越式。因沒有海綿墊子的保護，要練背越式看來是不行了，我們隻能采取俯越式或跨越式。俯越式的優點是容易取得好成績，缺點是姿態不夠優美。助跑以後，整個人跳將起來，臉部朝下，從竹竿上翻滾而過時，那樣子仿佛不是在跳高，而是不慎從高空跌落，落在沙坑裏還要連滾帶爬，很不成體統。因此，盡管老師示範了多次而毫發無傷，這種姿勢還是遭到了我們一致的拒絕。我就是采取了跨越式，在公社的運動會上榮奪小學組第二名。可是我們老師還是不滿意。他說，若是采用他所擅長的翻滾式，說不定就能得冠軍了。哎，誰知道呢？

　　即便是跳高，也常常無法練習。我們學校的操場不是被大隊用來開群眾大會，就是被附近的村民用來曬穀子。我們老師與大隊交涉過好多次，總也沒什麽結果。若是曬穀子的人家剛好有小孩在學校念書，這個同學在上課之餘，還得肩負驅趕麻雀的重任。有時，課上到一半，就會有同學猛不丁地站起來，朝窗外成群襲來的麻雀扔石頭。老師也會終止上課，走到外麵的走廊裏，“哦噓哦噓”地哄鳥。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田間地頭文藝宣傳隊的骨幹，會唱歌，會說快板，還會說三句半。當然，他的課也上得很好，常讓我們覺得他高深莫測。按照他的理論，寫作文最重要的秘訣之一，就是要經常使用“突然”這個詞。老師說，這個詞具有魔法般的效果，一旦出現在文章中，往往能讓人嚇一跳，至少也會讓人眼前一亮。我們試了試，還真是這樣。去年我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聽說美國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在教人寫作時，竟然也是要求學生重視“突然”的妙用。這樣一比較，我們老師在當年寫作方麵的造詣之深，是不難想見的。除了“突然”之外，我們老師還要求我們多用轉折性的詞匯。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寫了這樣一個句子：

　　今天生病了，但我還是堅持來上學了。

　　老師說，生病了，當然是不舒服的，但仍然堅持來上課，說明什麽？說明精神可嘉。這樣一轉折，意思就往前進了一層，關鍵在於這個“但”，是不是？我們一琢磨，還真是這樣。可問題也跟著來了，我們若把這個“但”字改成“卻”，這句話應該怎麽說呢？老師可沒教。放學以後，班上的同學為此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後得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以彭榮林同學為代表，他覺得這句話應當改為：今天生病了，我卻堅持來上學了。另一種意見以唐德順同學為代表，他堅持認為“卻”的使用應與“但”完全一致，即：今天生病了，卻我堅持來上學了。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最後我們就簇擁著他們去辦公室問老師。也許是為了保護我們討論問題的積極性，他的看法是兩種意見都對。這樣，我們就皆大歡喜地散學回家了。

　　老師在高興的時候，也會教我們唱唱歌。我學會的第一首歌就是他教的，歌名叫作《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他讓我們唱歌時用丁字步站立，其姿態和“稍息”差不多，簡單易學。而且用了丁字步，確實有那麽一點氣度不凡的意思，我們很高興地采納了。可這位老師的另一個音樂理論，卻被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他說，如果將“方”這個音，拆成“福”和“昂”兩個音來唱，會好聽得多。我們試了無數次，覺得“福昂”唱法和“方”字唱法基本上沒有什麽區別，就對他的發明不予理睬。

　　不久之後，學校裏來了一位神仙。

　　此人名叫解永複，體碩身長，儀表不凡，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隻是臉相有點凶。他從不體罰學生，因為他根本用不著。他成天神情肅穆，眉頭緊鎖，其長相很像電影《鐵道衛士》的國民黨特務馬小飛。同學們見了他就害怕。可他一旦笑起來（這樣的時候極少），我們就更害怕了。

　　這個人的一切都是神秘的。我們都知道他是正規大學建築係的畢業生，正欲鯤鵬展翅九萬裏，不料因言獲罪，落入人間城郭，屢遭貶謫，最後被發配到我們這個荒涼的小村莊來了。他有些懷才不遇，因而自高自矜，不足為怪。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從哪裏來，犯了什麽“罪”（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解老師所謂的政治問題，僅僅是因為說了一句“海參崴是中國領土”），隻曉得他一來，我們學校的其他教師幾乎立即全都變成了雜役。他像是變戲法似地變出一門門課來。我們終於知道，這世上的課除了念小人書之外，尚有語文、算術、音樂、美術諸多名堂。不用說，所有這些課都由他一人承擔。

　　久而久之，我們的教室常常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他教過了一年級語文，再教二年級算術。教完了算術，三年級同學又在那裏咿咿呀呀地唱起歌來了。我們學校最值錢的家當，就要算那架不知他從哪裏弄來的破風琴了。解老師雖然用它來教音樂，但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人在那兒自彈自唱。當然，他也教我們彈琴，教會一個，再教另一個。可差不多快輪到我的時候，那架風琴卻突然發不出聲了。我看見解老師用腳拚命地踩它的踏板，弄得滿頭大汗，風琴照例一聲不響。從此之後，解老師的音樂課隻能改教大合唱。那不是一般的大合唱，而是三聲部輪唱。我被分在第一聲部，歌曲快要結束時，我們要連唱三遍“幹革命”，才能等到二、三聲部同學的“靠的是”追上來，最後，三個聲部合而為一：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聲震瓦屋，響遏行雲。我們第一次知道歌還能這樣唱，感覺太奇妙了。比那個教我們用“福昂”代替“方”的老師不知高明多少。

　　我們都覺得他是魔法師。誰都不知道下一堂課，他會變出什麽花樣來。他什麽都能教，甚至還教我們作詩和遊泳。我曾寫過一首題為《豐收》的詩，老師在課堂上對它讚不絕口，可說實在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首詩好在什麽地方。我還記得詩中有這樣一句：“拖拉機隆隆響”，本來極稀鬆平常。可我們老師認為，這個句子，即便是他本人來寫，也不過如此。而我們班的另一位同學，在形容山之高峻時，寫下“撕塊白雲擦擦汗，湊上太陽煮壺水”這樣充滿了革命浪漫主義情調的句子，可我們的解老師卻將它怒斥為“陳辭濫調”。說實話，我當時心裏雖然因為受到老師的表揚而沾沾自喜，可還是覺得老師對那位用白雲擦汗的同學不夠公平。畢竟，我做夢都想寫出人家那樣漂亮的句子啊，可老師為什麽覺得它不好呢？解老師最反感抄襲。有一天上課，解老師讓一個同學站起來，問他知不知道作文為啥得了零分，那同學說不知道。解老師說，你的作文是抄的。那個同學大叫冤枉，發誓賭咒般地否認。解老師就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的證據：原來那位同學的作文開頭，竟赫然寫著“本報訊”三個字。

　　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問我們：會不會演講。我們問他什麽是演講，他說，就是當著很多人說話。我們說，說話誰不會？就是不敢。於是他就一個一個地訓練我們演講。我們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做。終於有一天，我記得還在上小學二年級，我被解老師安排去全大隊社員大會代表學校發言。我和大隊書記並排坐在台上講話時，我看見母親一直在下麵哭。回家後，我問母親為什麽哭。她先是不語，然後又流下淚來，她說，“你竟然和大隊書記坐在一塊兒，天哪，能當著上千人說話，要是換成我，早就嚇死了。”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她是在為我驕傲。

　　又有一次，他上課時問我們：想不想看看真正的火車？說實話，盡管我們都一致認為解老師深不可測，是個無所不能的神仙，可這一次我們全都覺得他是在吹牛。火車能隨便讓人看麽？誰知第二天，他真是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輛手扶拖拉機，把我們拉到了幾十公裏外的一處鐵道邊。我們全都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火車出現。等到天色將晚，火車還真的來了。我們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家夥喘著氣，冒著白煙，還拉了整整一車煤，尤其是汽笛那一聲怪叫，當場讓我們激動得直打哆嗦。回家後，我寫下了記憶中的第一篇日記，題目叫做《終身難忘的一天》。

　　另一所學校

　　在當時的生產隊裏，勞動力一般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甲等勞動力大多是些男女青壯年，結婚生子後的婦女一般被劃入乙等，而丙等勞動力隻能是一些老頭老太了。但這種按年齡劃分勞動力等級的做法也並非絕對，還要考慮到社員的身體狀況、對農事稼穡的熟悉程度以及生產積極性等因素。五十出頭的老頭由於膂力過人而被劃入甲等的例子也並不少見。當然，丙等還不是最低的。在我們的生產隊裏，最讓人瞧不上的勞動力大概就是從上海來的那幫插隊知青了。他們什麽活也幹不了。說他們分辨不出麥子與韭菜，大概有點誇張，可讓他們在除草時準確地區分秧苗和稗子，簡直是太難了。這些人一個個膽小如鼠，見到蛇就嚇得到處亂跑。我曾親眼看見一個知青挑稻子，扁擔剛剛落到他的肩膀上，就自動滑落了。一連幾次都是如此。最後，這名知青對隊長說，“沒有辦法，我的肩膀天生是圓溜溜的，壓不得扁擔，還是讓我去幹點別的吧。”除了出出黑板報，搞點慰問演出之外，他們下地幹活也就是裝裝樣子而已。

　　奇怪的是，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作為勞動力在投入生產的過程中，一般會被評為乙等。一個甲等勞動力全年的工分大約是1200，而初中以後我們這些孩子的工分也會接近800，這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我們參加生產勞動的頻密程度。事實上，每年三個月的寒暑假，我們當然會和社員們一起下地，而每年的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各有一個月左右的農忙季節，這時，學校往往會以“學農”的名義放假，讓我們回到各自的生產隊參加“雙搶”。所謂的“雙搶”，在春末是搶收麥子，搶插水稻秧苗；在秋末則是搶收稻穀，搶種冬小麥。這還不包括每天早上6點至7點半的早工，午間的除草、施肥和積肥，晚上的開夜工脫粒。這樣算起來，我們每年花在農事上的時間至少不會少於在學校的學習時間。繁重的體力勞動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學校自然就成了逃避勞動的天堂，隻有傻瓜才會逃學或曠課。相反，我們在上課時，某一位同學被父親或是母親揪著耳朵拽回家去幹活的事，倒是時有發生。

　　生產隊有專人負責敲鍾。鍾聲一響，社員們就會丟下碗筷，趕往村中的打穀場集合排隊。首先是隊長講話--既有政治形勢，也有生產動員，最重要的當然是勞動分工。通常社員們會被分為四至五個勞動小組，由組長帶隊，從事完全不同的生產序列。刨地的刨地，拔秧的拔秧，挑糞的挑糞，采桑的采桑。生產隊長或副隊長會四處巡查，察看進度，如有必要，也會臨時調整、調配人力。

　　一天的勞動結束之後，全體社員會在晚飯後集中到記分員的家中，參加工分的民主評議。因為記分員也要參加勞動，她（他）不可能獲悉每一個社員在勞動中的表現。在評議過程中，首先由社員本人陳述一天的勞動狀況，並提出自己應得的工分數，交由社員們集體討論，適當增減。我參加過很多次這樣的評議，但從未見到評議中發生爭執的情況。社員們對於“公論”的信賴十分明顯，這種公論的存在不僅保證了分配的相對合理，同時也是激發社員勞動積極性的重要保證。

　　自從1981年去上海讀大學至今，我不知不覺中已在城市裏生活了將近三十年。1970年代的農村生活與如今的城市生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驗。不管你是否願意，將這兩種經驗進行比較，往往會成為習慣的一個部分。思考的角度和切入點不同，答案也會完全不一樣。比如就我的經驗而言，在對兒童的教育方麵，1970年代的農民對待孩子的方式也許是今天城市裏的父母難以想象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大人們從未將我們當做孩子看待。盡管大人們時常體罰自己的孩子，但它並不影響他們對孩子真正的尊重。成人世界幾乎所有的奧秘都是向兒童敞開的。

　　不過話說回來，這種尊重可不是什麽好事。舉例來說，孩子雖然隻有七、八歲，父母都下地幹活去了，如果不讓孩子學會做飯，那麽他們中午回來吃什麽呢？大人們將不諳世事的孩童強行拉入成人世界，除了情勢所迫之外，也有代代相傳的積習所起的作用--在這個傳統中，現代意義上的兒童尚未誕生。總而言之，大人們根本沒有什麽耐心等待你慢慢長大，而是一下子就將你的童年壓扁了。當然，這種教育或對待，也並非沒有好處。日本學者柄穀行人曾比較過傳統和現代社會對待孩子的方式，其結論似乎讓人大吃一驚：在傳統社會中，真正意義上的兒童是不存在的。兒童，乃是近代才被“發現”或“發明”的一種新生事物。柄穀認為，現代人與兒童打交道的方式，是建立在將兒童視為一種特殊動物的基礎上的。由於這種動物在成長過程中與成人世界的人為隔絕，等到他們在18歲之後被投放到社會中去，他們與這個社會的緊張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交往恐懼等精神問題隻不過是後果之一。

　　在高考製度恢複之前，對絕大部分家長而言，孩子上學不過是識幾個字而已。一般來說，初中或高中畢業後，他們照例將要複製他們父母的一生。家長們很少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倒是對他們在文藝表演方麵的成長比較留意，異想天開地希望孩子將來被選拔進縣裏的文工團、公社的文化站或成為大隊文書一類的角色。我曾三次參加各類文藝團體的麵試，每次都落選了。而我們班的孫小康同學則順利地被招進了縣文工團，當了一名二胡演奏員，一時間在我們那個村莊裏成為爆炸性新聞。當然，父母們更重視的，還是對孩子生產和生活技能的學習和訓練。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訓練或學習過程，並不意味著大人會教你什麽。他們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需要教的孩子是不會有出息的。相對於“教”，他們更重視“看”。

　　我記得第一次下地插秧時，母親將我領到水田邊，幫我拉好秧繩，拋下幾個秧把子，轉身就走了。我問她怎麽插秧，她說，別人怎麽插，你就怎麽插。我曾多次央求父親教我遊泳，每次都遭到了他的拒絕，他的理由永遠是：這還需要教嗎？我讓他教我捕魚方法，教我製作“棺材弓”抓黃鼠狼，他總是說，不用教，你慢慢就會了。還真是這樣，所有這些本領，我們自然而然就會了。在農村，很少有什麽技藝是被教會的，農事如此，遊戲如此，待人接物、迎來送往的禮儀也是如此。我到今天也想不起來是如何學會遊泳和騎自行車的。大人們通常直接將你拋入實踐，而所謂的技巧或技藝都是實踐的後果而非前提。舉例來說，在插秧時，你的雙腳踩在汙泥中向後退的過程中，不能將腳提起來。這是插秧的要點之一。但這確實不需要有人來教你，因為你若是將腳提起來，剛插下去的秧苗就會跟著浮起來，漂在水麵上，太陽一曬，秧苗就死了。那麽，怎麽辦呢？你在後退的過程中，隻能讓腳在汙泥中拖行。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在實踐中，你會立刻知道要如何去做。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生活和勞動技能的訓練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仍然不是最為關鍵的環節。在我們老家，大人們經常向你灌輸的最為重要的理念，是如何與他人相處、打交道，簡言之，如何待人接物。按照他們頗為世故的邏輯，一個人不認識字可以有飯吃，但若是不認識人，是絕對不會有飯吃的。對人的認識，必然要求孩子早早向兒童意識告別，了解成人世界的真相，特別是成人世界的規則。我們很早就被告知，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從外表看充滿了鮮花和笑臉，而其內在機理實際上是十分危險的。規避危險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對人的基本判斷之上。而這種教育或規訓的基本方法，就是將成人世界的所有奧秘無保留地呈現在你的麵前。這當然十分殘酷。正因為如此，與城市裏的孩子相比，農村的孩子要早熟得多。我這裏所說的“早熟”，當然也包括“性”。

　　在七十年代的農村，關於“性”的知識幾乎是完全公開的，其傳播的深度和廣度都已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農民們在幹活時的隨便的玩笑和閑聊，比任何毀禁小說都要“黃”得多。我至今不太明白的是，他們為何會當著孩子的麵說出那些“令人發指”的葷話，究竟是出於無心，還是故意讓我們一飽耳福。那些最粗俗、直接、汙穢的話語，由於極不雅馴，不便一一記述，此處僅舉一例，或可說明那時農村性知識的“解神秘化”程度。到了上海之後，我也曾目睹過城裏人鬧洞房的禮俗：什麽新郎新娘當眾接吻啦，什麽新郎新娘同時咬住一塊水果糖啦，城裏人也許將它視為一種開化或開放的標誌，但在我們這些鄉下人看來，這種拙劣的表演十分乏味、毫無創意。須知在七十年代農村的“鬧洞房”禮俗中，被捉弄的對象根本不是什麽新郎新娘，而是新娘和公公。這是每一場婚禮的高潮和壓軸大戲。在婚禮的尾聲，公公頭戴一頂破草帽，手執一根扒灰的木榔頭粉墨登場，當眾表演與兒媳“扒灰”的整個過程。扒灰者，偷錫（媳）也。麵對賓客的刻毒提問，公公都必須麵帶笑容地“照實”回答，一直到客人滿意為止。出於對新娘的尊重，兒媳無需直接介入遊戲，通常隻在一旁傻笑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的偷媳之事，在現實生活中絕少發生。而一般意義上的男女苟且之事，倒是較為常見。今天再來回憶那時的生活，讓我感到奇怪的，不是這一類事情的頻繁程度，而是當事者的態度。在我的記憶中，從未發生過什麽人因為婚外情而大打出手或殺人放火之事，大人們通常隻是心照不宣而已。我們村有一個拖拉機手與一個有夫之婦偷情，女人的丈夫是個拉著不走、打著倒退的老實人，對此事假裝不知。但後來，居然發展到拖拉機手大白天潛入女人家中，關起門來幹好事的地步。女人的婆婆被徹底地激怒了，她找來一個小板凳，堵在兒子家的門口。事情明擺著：老人一刻不走，拖拉機手一刻不能回家。眼看著紅日西墜，天色將晚，全村的人都為拖拉機手捏著把汗，最後婦女們主動去做那老太太的工作，好說歹說將她哄走，給拖拉機手爭取倉皇出逃的機會。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那時的農村是一個亂性世界，事實上，大部分婦女對貞節都看得很重，可反過來說，“性”這種事，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種十分自然的行為，沒有什麽神秘之處，他們的態度通常更為大度、開通而已。

　　最後說說桑林。讀大學時，常有城裏的同學問起“桑中之約”，言下之意，“偷情”何必桑中？要明白其中的奧妙，必須先了解桑園的規模和特點。我們家鄉是絲綢產區，桑林通常寬闊無邊，一對男女鑽進去，往往便於隱蔽。此外，桑樹的特點是上密下疏（桑葉繁茂，桑根稀疏），男女在桑中幽會，偶爾被人撞上，即便是在很近的地方，對方可以看見你的腳，卻不太可能看見你的臉。你若想規避，還來得及。況且桑林中通常十分幽寂，若是有人朝你走過來，撥動桑枝所發出的聲響，老遠就能聽見。因此，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桑林的種種優點可想而知。但桑林之美，並不僅僅在於它的廣袤和寂靜，其中最重要的特質，在我看來，是它的幽暗。穀崎潤一郎曾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題為《陰翳禮讚》，對中國和日本美學中的陰翳之妙讚不絕口，而在清真詞中，周邦彥對於朦朧幽暗的光影也情有獨鍾。密密的桑葉所篩出的清幽之光，既非一無遮攔的“明”，亦非絕對的暗，妙在明暗之間，與外在世界隔又未隔，幽會的雙方既在世界的中心，又在世界之外。在我看來，桑中所模擬的幽會氛圍，隻有一種情境可以媲美，那就是帳中。

　　對於江南農村那些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而言，有多少情竇初開的故事在桑林中發生？實在是難以曆述。不過，他們似乎不必等到高中階段的生理衛生課，一睹人體解剖圖時，才會明白男女性別的隱秘差異。男生們往往用一把豬草向女生行賄，即可滿足自己對異性的好奇。兒童或少年的遊戲通常不及亂。即便出了亂子，比如私定終生甚至懷孕，也不會天塌地陷。想象中的懲罰從不會真正降臨，被“規定”或“禁忌”所嚇住的人，總是膽小怕事者。每遇到這樣的麻煩，雙方的父母往往會將門當戶對的陳腐觀念丟在一旁，麵對現實，在為他們舉辦婚禮之前，耐心地等待他們長大成人。

　　桑林是童年的伊甸園，是膽大妄為者的天堂。遺憾的是，當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我的童年早已結束。

　　選自《百花洲》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