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五章 “中國模式”是與非

　　張弘

　　近年來，海外有一群非學術人無比熱愛中國，對中國不吝讚美之詞。曾經寫過《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作者庫恩，在其新著《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中對“中國模式”作出了解釋：“現在以及不遠的將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仍是最佳的選擇。不切實際的民主製，會將資源轉變為政治上的無休止的爭論，從而犧牲中長期的經濟與社會收益……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經濟體，於是也就不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收益。”《大趨勢》一書的作者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中國大趨勢》中認為“中國模式”是“縱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所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模式。奈斯比特認為，這一模式顯然是中國30年成功的一個重要保障，“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複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前幾年，傳媒人士雷默一個吸引眼球的說法“北京共識”，成為了部分中國媒體、學者和政府官員熱議的話題。不過，通過丁學良教授在《辯論“中國模式”》中對此的詳細分析，讀者不難得出結論，所謂的“北京共識”不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清晰概念，而是一個很空洞的說法。

　　北大教授潘維和新加坡教授鄭永年均有長期的本土學術背景，對中國模式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將丁學良教授的《辯論“中國模式”》，與潘維、鄭永年的視野、觀點等方麵進行對比之後，有了一些新的發現。

　　三十年與六十年

　　在《辯論“中國模式”》中，丁學良將中國模式的時間段劃分為“史前階段”和“其後階段”。史前階段指的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10多年時間。用貼標簽的方式來呈現，這一階段前半部分影響中國政治經濟學路徑的主要是修正主義。後半部分，則主要是資本主義，而且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對於這一階段，丁學良評價甚高。他在總結這一階段的遺產時說，“核心可以歸結為一點，多元的開放性，也就是開放思路，向環球學習”。在丁學良對中國模式時間段的設定中，顯然已經將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30年排除在外，因為這30年來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使它與改革開放後至今的30多年有著本質性的區別。

　　而潘維在其《當代中華體製-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卻認為，“中國模式是關於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論解釋，即因果抽象。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什麽？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性。中國模式直接源於六十年的‘試錯’，但其基礎是中華百年奮鬥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還特別包括被消化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外來文明”。

　　對於中國模式的時間維度，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在《國際發展格局中的中國模式》中認為，“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前30年的離世，就很難甚至不能理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發展經曆了一些曲折，但也為後30年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因此，中國模式的範疇應當涵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

　　不難看出，丁學良與潘維、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的時間段上，存在著重大分歧。在我看來，丁學良的“30年說”無疑在事實上更為準確，在邏輯上也更為圓融。1949年以後的30年，被鄭永年稱為“繼續革命”的30年。這30年裏，反右、三反五反、“文革”等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使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陷入赤貧的境地，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鄭永年先生用“曲折”來描述，無疑是輕描淡寫的開脫。而潘維以“六十年‘成功之路’”來說明，顯然有些荒謬。不錯，前30年與後30年的變革與發展有一定的邏輯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否認前30年的“失敗”。無論是從政治、經濟還是社會秩序、文化發展等角度，都可以明顯看出，前30年不能用“成功”來描述，潘維的“新說”明顯違背事實。

　　從學理上而言，潘維與鄭永年的“六十年說”也麵臨著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政治製度、社會控製體係、計劃經濟，無不是模仿蘇聯。潘維聲稱的中國模式的“三大支柱”毫無任何值得誇耀之處：在政治上，領導幹部終身製導致了一個個災難的發生，內耗達到極致，這一製度在改革開放後被廢除。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決實施黨內民主-這無疑是正確的。計劃經濟導致中國國力貧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產力被製度人為壓製。社會運動以“文革”為巔峰，整個社會秩序動蕩不安。後來，“文革”被徹底否定。後30年在政治模式、社會控製和經濟製度方麵的改革，尤其是後兩者，很大程度上是對前30年的更弦易轍和幾乎全麵的否定。如果我們說，這60年都成功，那麽就意味著“失敗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的荒謬。顯然，潘維“六十年‘成功之路’”不能成立。

　　中國視野與全球視野

　　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中，對於中國模式的來源進行了追溯和鉤沉，在潘維、鄭永年對中國模式的論述中，中國模式幾乎完全是中國內生的結果，對此幾乎不置一詞。

　　丁學良的研究揭示，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國曾想以南斯拉夫為學習樣板，於是“政策研究員和學者……組團訪問南斯拉夫，實地考察南斯拉夫的經濟成就”。根據中國學者考察，並結合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資料，結果發現，“雖然在政治經濟理論上，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多元化的選擇上，南斯拉夫模式很有創意、很吸引人……但是，在實際的經濟效益方麵卻不怎麽樣”。原因在於，那裏的生產資料既不屬於工人個人，也不屬於全體人民，廠裏最重要的管理事務是工人用選票來參與和決定的，那就很容易導致工人的個人利益與企業集體的短期利益，成為工人們投票決策中最重要的動機，即把利潤吃光分光。

　　丁學良還認為，南斯拉夫經驗中有一些深層政治製度的“異類”要素，中國老一代領導人認為，它對中國的政治權力架構會產生相當嚴重的衝擊。於是又改學匈牙利模式，因為匈牙利從1961年起推行了一係列旨在改善民生，緩和社會衝突的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到匈牙利考察的人更多。匈牙利模式對中國經濟改革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此外，在丁學良所說的“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中國內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傾心於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中國最高領導層裏的很多人特別希望，把1980年代後期民主化之前亞洲‘四小龍’在‘專權主義’政體下發展經濟的模式引進中國內地”。然而，1980年末期的“蘇東波”，以及台灣國民黨的失勢，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層提出的所有相關問題最後歸結為：我們怎樣避免他們的命運？我們怎樣才能走出一條繼續執政的道路？以1980年代末為分界線，中國模式開始演化到目前。丁學良認為中國模式的三大支點“權力架構”、“社會控製”、“管製的市場經濟”問題重重，若非“911”，作為美國假想敵的中國將麵臨重大的困境。

　　顯然，丁學良對於中國模式的追溯，在空間維度上更為客觀，視野也更加開闊。而在潘維簡單的西方、中國二元思維的對比敘述中，幾乎處處充滿可疑的說法，諸如“西方與中國走了兩條路：一條是資本俘獲國家，另一條是國家左右資本”、“責任本位強調個人處於特定角色時對其他人承擔的責任。‘三綱五常’表達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責任本位，明確各自社會角色的責任。為人民服務，表達了中國現代社會的責任本位”。在潘維的筆下，“中華文明傳統的延續性是中國模式的主幹。基於‘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官民一體的‘人民性’是中國模式最突出的特點。由此，中國模式亦可稱為‘人民民主’。正因為‘人民性’，以民為本，官民一體，國民一體，共同努力，我國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得更快、更平穩”。

　　而當下中國社會的現況恰恰證實了潘維的一些說法有問題。過去一兩年來，強製拆遷遍布中國各地。中國的政治社會學學者於建嶸近年來研究對抗性政治，他的研究和調查證明，強拆導致了嚴重的官民對立。今年1月19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草案）》。這一條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取消強拆。盡管如此，強拆仍然沒有令行禁止，仍是今年兩會期間許多代表關注的重要民生問題。

　　憂患意識與“風景這邊獨好”

　　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中，對中國模式的三大支點-“權力架構”、“社會控製”、“管製的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分析，並由此強調了中國模式的四大成本：從政治社會學和發展社會學角度看，中國模式在取得顯著績效的過程中，迫使中國社會支出了高昂的代價，中國社會裏的弱勢群體、弱勢地區、弱勢產業、弱勢領域等被相對剝奪。中國發展模式20多年來對環境生態的掠奪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2009年7月，海口水務局副局長符傳君的名言是：“在全中國，哪裏的GDP越大，哪裏的GDP長得越快，哪裏的水就越黑。”

　　丁學良指出的中國模式第三大成本是體製性的腐敗。近年來，腐敗問題層出不窮。芝麻綠豆大的官員，貪汙數額可以動輒千萬甚至上億。每年的“兩會”，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強調“反腐倡廉”的問題。丁學良認為，根本原因（不是唯一原因）在於，在中國，反腐敗的權力和渠道是處於被壟斷的狀態，社會和民間缺乏獨立自主的製約公共部門預算花費、消除腐敗行為的常規和寬廣的製度化通道。而中國模式的第四個代價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很多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許公開透明的討論，這導致很多問題被壓製，最終會發酵膨脹惡化。

　　用否定句式談論中國模式的丁學良，在《辯論“中國模式”》中顯示出深切的危機意識。無疑，他對於當下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充滿憂患意識。用肯定句式談論中國模式的潘維在《當代中華體製-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中，竭力為現行體製“創造”合理性，並為之辯護。對於中國模式所帶來的諸多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幾乎不置一詞。隻要對當下的社會現實有一定了解，就可發現潘維的論述完全罔顧事實。諸如潘維的以下“高論”：

　　“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價沒有剝奪農民，反而比市場價更有利於農民。”

　　-如果潘維描述的是事實，農民怎麽會極度赤貧？改革開放前的農民一年幹到頭，沒有什麽收入，怎麽越來越窮？萬裏等人怎麽會發現農民窮得沒有褲子穿？小崗村農民又怎麽要冒風險搞大包幹？大包幹所到之處，農民生活迅速改觀，又作何解釋？

　　“中國百姓不接受高稅率，所以不能提供高福利。”

　　-財稅專家李煒光在《李煒光說財稅》中的研究顯示，中國人事實上已經承受了極高的稅率，有些稅率還屬於重複征收，而享受到的卻是負福利、低福利。美國《福布斯》雜誌公布的結果顯示，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多年名列全球第一或第二。《福布斯》的計算，還不包括隱形稅負在內。

　　“民主是代民做主，為民做主。”

　　-潘維為“民主”所賦予的新解釋，迄今為止在任何一本辭典或字典裏都查不到類似的含義。隻有在英國作家奧威爾的長篇小說《1984》的新詞語中，能夠找到“類似”的意義。

　　“中國自民初引入投票製就規定一人一票，男女平等。中國社會對此‘變革’幾無爭議，卻也沒產生絲毫社會影響，軍閥混戰依舊。”

　　-這完全是對近代史的無知。學者張鳴的研究顯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清政府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中國的憲政框架已經建立，地方自治也蓬勃發展。辛亥革命後雖然有軍閥混戰，但此時的人民享有中國曆史上此前從未有過的自由，知識分子可以公開發表言論或辦報辦刊，社會充滿活力，經濟穩定增長。

　　結語一 爭論僅僅隻是開端

　　迄今為止，在中國模式的研究上，學者們基本上處於自說自話的狀態，缺乏基本的共識和交集。經由丁學良新作《辯論“中國模式”》與潘維等人的研究做一些對比即可發現，兩人對過往曆史的認識，在話語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對近現代史的看法、對中國的認識等各個方麵，都存在很大差異。造成這種顯現的原因在於，中國的近當代史研究存在著許多被遮蔽的領域，真正的近當代史研究在當下的語境中有很難觸及最為核心的部分。

　　另一方麵，以論代史，以宣傳代史的“曆史”又極其普遍。在中國模式這一研究領域，我認為，丁學良的《辯論“中國模式”》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深入、客觀理性的研究專著。在我看來，丁學良的研究自稱“將5個辣椒改成了3個辣椒”，雖然並非完美，但其研究態度和方法至少建立在比較客觀的基礎上，可以視作真正的學術研究。而潘維對中國模式的論述顯然一個辣椒也沒有，而是加了過多的味精與紅糖，既刻意扭曲曆史，又回避了當下現實中頗為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及潛伏在當下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中的種種問題。他所作的工作，無非是為中國當下現實社會的種種現象提供“合理性”與“正當性”。

　　就丁學良《辯論“中國模式”》而言，該書實際上是將構成中國模式最為核心的部分一一進行了解構。這樣的解構穿透了那些虛幻的光環，更接近事實本身。該書前一部分的分析和論述很精彩，但是後半部分對於解決中國模式現存問題的方法卻火力不足-這或許是5個辣椒改為3個辣椒所留下的後遺症。很多更為根本和核心的問題，在書中不是沒有提及，就是論述不足。顯然，這並不完全因為作者力有不逮，而是受到某些限製所導致。我相信，隨著中國發展的進程，有關中國模式的爭論將繼續-顯然，現在隻是一個開端。

　　選自《博覽群書》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