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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體製內主流媒體：需要和獵物商量的獵人

　　王開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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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一次采訪中，記者問：你現在做媒體，但身份和事務又多元化，包含作家、電視新聞人、公共知識分子等，我有個疑問，以你的精神背景和價值立場，似乎很難和體製內主流媒體發生關係……

　　我明白他在說什麽。這個疑問，代表了許多朋友和讀者的好奇，或者說直覺上的擔心。我的解釋大致是：我厭倦了書齋裏的表達，嚐試著突圍，想做些深入和具體的社會介入，做個有“技術”含量的思考者，做個有“行動”品質的意見者。新聞媒體，無疑是最佳平台，雖然在中國當下，新聞理想，恐怕是所有職業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種，但對近距離和零距離觀察體製內情，是個不錯的選擇。

　　另外，我還斷續表達了這樣的體會：

　　關注當代中國和訴求變革，須學會從細節上觀察，從微觀上努力。對公共事件、社會矛盾和民生焦點，須注重個案還原、真相調查和數據積累，從技術上解析舊的製度設計，並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徑……這非常需要學者兼做記者的事、記者兼做學者的事。新聞界和知識界，兩種資源的結合和互動，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時代言論的命題質量、精準度、號召力和致用性。這一點，確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時候，新聞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學界自告奮勇承包了，新聞職業化遠未形成，有個顯著例子，即“報告文學”的繁榮，其實它是以文學之力完成了記者任務，相當於如今的深度新聞調查和研究型紀錄片。但時至今日，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社會矛盾的複雜性和領域之繁密性，需要越來越專業的介入，像九十年代那種雜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學院派的純思辯、托夢於大製度的全景式幻想，皆顯務虛和柔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以為，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到了最佳出場時機。我們的工具箱裏，最缺的恐怕是技術理性和實踐設計，我們的隊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費孝通那類田野學人和行動主義者。“製度”不是一組政治虛數和幻燈片，而是一座有無數構件和程序的實體，變革需動腦，但更需動手。機械師式的動手，尤其現在，似乎更急需動手。很多響亮的聲音，或許具備思想品質，但未必有行動品質，因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徑，隻追求批判的語言成績。當今知識界，“動腦”與“動手”往往是分離的，立場分離、資源分離、陣營分離甚至懷揣敵意，這其中包含了很多舊習和成見。近年來，隨著媒體和網絡的發達，精英主唱的啟蒙時代已結束，公眾認知和民間思考的水準已相當高，對於宏觀的社會遠景，大家都清楚應如何、是什麽，關鍵在於“我們怎麽辦”和“我怎麽辦”，在於對當下社會路徑的判斷和個體人生方案的選擇，即如何“動手”？社會如何動手、個人如何動手。

　　采訪中，我還被問到：在為主流媒體服務的同時，你不擔心自己變保守、甚至被它的價值觀同化嗎？

　　慶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跡象，這並非“出於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區分了個體意見和公共傳播、自由寫作和職業表達，兩個係統相對獨立，保持安全距離。二是央視是個龐大係統，各單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強調差異性競爭，並無所謂的統一價值觀，多數情況下，它遵循的是傳播規律和專業準則，因為它要對收視率負責。比如日常選題，領導並不指令你必須“做什麽”，其職責體現在出口即審片上，乃後置性的，或者說它更強調“不做什麽”，這個“不做”的標準，可能來自外力，也可能來自專業。

　　至於“保守”，若它的對立麵是“激進”的話，我的體會是：你對中國社會了解越多，沉潛越深，願意承擔的責任越大，越會自覺地選擇“保守”，因為你會真誠地考慮如何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總之，從寫作者到媒體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說，“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際，央視新聞評論部成立新聞頻道，要做一檔有紀錄片品質的新聞欄目，由於深夜播出，選題空間和自由度相對大，在一番猶豫和考察後，我接受了邀請，擔任欄目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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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對我說，近年來，幾乎不看電視新聞了，尤其央視等主流媒體。我理解這種反應，作為新聞意義的媒體，中國電視的成績太不盡人意，比紙媒遜色不少，若沒電視劇和娛樂撐著，恐怕電視機賣不過收音機，更甭比電腦了。其實這是好事，說明在信息獲取上，人們對傳統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將刺激和倒逼傳統媒體的思變與開放，尤其官媒將不得不麵對市場叫板，從政治化向專業化靠攏。

　　“體製內主流媒體”，這是個中國特色的說法，是個被默認的不規則概念，通常指新華社、央視央廣和《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媒體，但無論電視還是紙媒，它們的當下生態都差不多，皆秉持“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兩端即政治功能和媒體屬性。這是被規定的境遇，也是被認可的策略。對於我曾介入並了解的央視新聞，我有一個比喻，“需要和獵物商量的獵人”，其實，該說法同樣適用於其它主流媒體。

　　央視頻道和單元眾多，體係龐大，結構複雜，且充滿周期性變數，整體上談它不靠譜。我下麵說的不是全台資源，不包括娛樂體育影視科教等，僅指新聞頻道，特指它未改直播前的欄目狀態，即由《新聞調查》《東方時空》《社會記錄》《新聞會客廳》《新聞1+1》《新聞周刊》《世界周刊》《紀事》等組合的那個晚間狀態。該周期的始末標誌為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至今有持續影響力的一個周期。

　　大凡主流媒體，其話語係統都有個特點，即語言的雕飾功夫和裝修能力極強，當然屬於無奈。它們中從不乏優秀和良知之人，可惜的是，其大量光陰、智力和才華被“拿捏”“分寸”“火候”“平衡”“譴詞造句”這些工序給消耗掉了，這是個悲劇，但是個值得同情甚至尊重的悲劇。你若用心看，它呼之欲出的東西，和那些最尖銳的報刊聲音或民間立場近乎同質，但粗一搭眼，你就會怪它，怪它為何糖衣？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為何不將軍隻拱卒？其實它盡力了，甚至是拉了滿弓的，但由於瞄準時間過長而瀉了力，它要瞄了再瞄才行，因為它要對事實、方向、觀點、預後、輿論引導等“高度負責”。若把批評型報道比作打獵，央視屬於那種通常需要與獵物商量和談判的獵人，雖然它的戰利品中以小動物居多，但你若見一隻滴血的老虎，仔細勘察，其身上多有CCTV的箭頭，但並非要害部位。我告訴你，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環，其目標就是使之負傷而非致命。難道負傷沒意義嗎？

　　遺憾雖有，但從傳播角度，它的受眾廣啊，承接麵和受力範圍大啊，且它影響的是最普泛的大眾和基層權力領域，並非知識精英，這個層麵的人很少看電視了。一個農民或鄉鎮長或某局長，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會消費央視或人民日報，習慣了啊，公費訂的啊，公家言論啊，看了他就會想，原來這個事人家是這麽認為的，無形中即接受了一份價值觀。這個作用力非常大，因為來自他依賴、信任或者說習慣於服從的媒體，雙方是對稱和銜接的，型號匹配，淵源深厚。眾所周知，主流媒體常被習慣認為其觀點是權力支持的，是政策的助手，所以體製內的受眾接受起來，即少許多猶疑和顧慮，就像從前慣於從“兩報一刊”獲取權威信息一樣。從傳播學和社會學上看，該功效非常大。

　　在中國，政府職能履行得如何，隻須看看媒體前聚集了多少上訪者，隻須看看有多少信任票投進了媒體票箱，雖然該箱子是紙糊的，四下漏風。（在媒體自己尚未被《新聞法》正式確認、本身權利尚無保障的背景下，反而被民間賦予了權力色彩和訴訟功能，這有點荒謬，但確是現實。）百姓喊冤何以投奔媒體？因為公權力欠賬太多，司法欠賬太多！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和掩體，一個人唯信任法律才會有安全感，指望媒體恰恰說明安全感喪失。央視東門外，每天堆滿了舉狀紙的人，大凡在台址外辦公的欄目組，幾乎沒有敢公示地址的，否則就會成為接訪處。在全國媒體中，央視恐怕是最吸引上訪者的地點，為什麽？很大程度上，並非因為其輿論監督力度（這甚至是其弱項），而是在民間印象中，它和權力有銜接，有一種對口關係，有立竿見影的傳聲功能和垂直幹預效果。就像我們遇到棘手的麻煩，未必找最信賴、最正派的朋友，而是找有關係有路子、能遞上話的神通廣大者，何況當事人想解決的不是所有人的問題，而僅是自己的問題。這種解決有限問題的能力，恰恰是主流媒體的天賦。

　　在傳播效用上，體製內主流媒體對行政的影響力，為其他媒體所不具備。這一點，僅從近期曝光的河南“雙匯”瘦肉精、首都機場高速違規收費、廣西來賓傳銷等事件上，即可見一斑。其實這些問題由來已久，多經媒體披露和網絡盛傳，但懸而未決，而央視一次觸擊，就立竿見影，換來地方政府的“緊急行動”。邏輯很簡單：權力感應，政治回聲。這雖是個讓人憤怒的邏輯，但節目播出的實效又是積極的，符合社會期待。在新聞操作上，它們被央視曝光，全是各欄目的自然報題，屬自選動作，並無坊間猜測的政治性安排和高層授意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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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年，網絡微博這種被稱為“個人媒體”的新事物風靡天下，“圍觀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人人雀躍，人人歡呼，尤其在它打了幾次漂亮仗後，前景一望無際，一片光的海洋，我也有點暈眩。但很快，我發現了新的事實：“真要圍住一個東西，不讓它逃走，須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才行。蚍蜉撼樹，靠的是人海戰術。而網絡社會的特征是：注意力高度集中，聚焦一個，忽略無數……對鋪天蓋地的蟲害，圍觀隻相當於生物防治，且每次都要犧牲幾隻帶頭的螳螂。”“在民意不能自動生成權力的時代，再人山人海的圍觀，也隻實現效應而非效益，它須驚動權力、招來權力目光、引起權力焦慮才奏效……而它更大的作用，很可能在於聯絡和互動，在於彼此激勵、增強信心、傳遞會意。”（以上為我兩條微博發言）

　　我個人以為，圍觀改變不了中國，社會情緒的一致很說明問題，但並不直接修改什麽，相對實體政治的堅固和磐重，它顯得過於樂觀和務虛了。再強烈的網絡效應，也隻是屬於意見、聲音、姿態的範疇，屬於係統內繁殖，它並不具備直接和外化的行動品質，而對於其間接性，我們並不陌生，民意儲備早就完成了。缺的還是路徑，民意合法進入體製並上升至權力的路徑。而且，關鍵在於如何取得體製信任，雙方都要有誠意，都要不計前嫌，學習妥協，給對方以安全感。

　　所以，網絡時代雖轉移了我們對主流媒體的注意力，但它的進步與否仍很關鍵，它畢竟占據了相當大的受眾份額，更重要的是它對體製和體製相關人群的影響力及其符號性，遠非網絡可及。我常對自己和別人說，不要嫌棄它，至於它特殊氣候下的糟糕表現，你完全可視為無效傳播和形式主義。體製內媒體不進步，網絡再怎麽自由，南方報業再怎麽奮勇，我都樂觀不起來。共識和卓見不能圈在沙龍裏，不能隻搞自我複製和近親繁殖，要推動體製，即要打交道，攙扶也好，安輪子也好，肩扛背挑轎抬都行。而涇渭分明和老死不相往來，或搞空穀足音，立場上很決絕，道德上很清白，但失去了作用於對方的機會，是決裂的意義大還是合作的意義大？要改變一個人，總不能連理都不理吧？除非你不想改變，隻盼這個人消失。社會進程是合力的結果，是四麵八方交匯和平衡的結果，是左派、右派、保守派、激進派、自由派、中間派共同化合反應的結果，當然更取決於它們的比例。我推崇並尊重這種合力的陣容，希望它比例合理。

　　有時看網上發言，我納悶為何連我欣賞的一些央視節目都遭羞辱，是期待太高？或怒其鮑肆出身、惡屋及烏？像曾經的《新聞調查》《社會記錄》《新聞1+1》等欄目，我覺得它們已呈現較純粹的媒體特征了，自選動作遠大於規定動作，且以批評性報道為主，傳統的宣傳功能已大大弱化被媒體本能、職業理想和榮譽感、被內外部的競爭。當然，和一些紙媒相比，它的選題空間和話語權還是拘謹的，風吹草動，都會造成它的緊縮和動作僵硬，這也是常被民間詬為“失明”的原因。盡管如此，近年來的重大焦點和熱點，比如黑煤窯和礦難、汶川大地震、華南虎事件、許霆案、三鹿奶粉事件、樓歪歪事件、開胸驗肺事件、王帥事件、孫偉銘事件、上海釣魚執法事件、鄧玉嬌事件、唐福珍事件、李莊事件……它都沒有缺席，甚至貢獻了較紮實的事實部分，從而給民議、網評和政策思考提供了素材和起點。

　　無疑，這個時代對“聲音”符號的渴望和消費需求是極旺盛的，總希望你能把意見以最清晰、飽滿、露骨甚至刺激性方式拋出來，並以此去定性一個媒體的紅與黑，去衡量其良心尺寸，我理解這種渴望，也深以為聲音的珍貴，但它更適用於有條件的媒體。因為角色和場地不一樣。我一直有個觀點，即“大事實小言論”，電視不同於紙媒，文章是靠言論取勝的，而電視媒體的重心不在觀點和發聲，而在於現場部分，你給觀眾提供充裕的素材、搭建好思考平台和起點就夠了，你的“喉結”特征要讓位於“眼睛”功能。

　　我想，之所以招來民間那麽多責怨，也許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隻是精神靶子，民間需要這麽一麵可以吐痰和擲物的牆，選擇你當這個情緒垃圾桶，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許你當之無愧，也許你有點冤，也許個體冤而整體不冤，也許昨天冤而今天不冤，也許初衷冤而事實不冤，在現有環境下，你必須為自己的出身埋單。再說對一個占有最大國家資源的媒體來說，再高的要求，情理上也不過分。

　　以上舉例，僅指向新聞頻道的欄目單元，尤其改直播前的狀態。我留意到，民間對央視的詬病，多集中於它的時政報道。坦率說，許多年來，時政報道的話語係統改進很小，敘事邏輯落後，這一點，主流媒體都一樣，幾乎被格式化了……即便從宣傳上講，也是低效率的。在這樣的框架下，連“先進事跡”表彰也報廢了，其實，有些“好人好事”作為精神事件和人性閃光，是很珍貴的，尤其道德荒蕪的時代，這些螢火蟲般的人和事，若得到更自然更本色的解讀，換一種目光注視，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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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的事業空間和理想榮辱，首先取決於大的新聞環境，其次取決於它的管理者團隊。在一個職業係統中，良幣和劣幣總是此起彼伏，互為消長，該比例掌握在管理層手中，就像攥了一副撲克牌，怎麽組合，怎麽出牌，考驗管理者的判斷和魄力。有時，良幣多了會視為問題，因為它改變了構成。劣幣多了也不行，因為一個媒體，它在民間的那點信用、口碑和收視率，要靠良幣去積攢。過去有個說法：良幣是給下麵消費的，劣幣是給上麵消費的。我認為是個過時的策略，因為即便站在上麵看，若不能保證良幣的繁衍和足夠份額，劣幣是花不出去的，這是個捆綁式的銷售，劣幣是沾良幣的光，吃的是良幣利息。

　　一個媒體，凡好的曆史時期，都和管理者的擔當與智慧有關，他們在職業理想和體製職能間找到了結合，在積極和保守間找到了平衡點，在個人榮譽和集體使命間找到了並行感。央視新聞的黃金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年《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今是難以超越的標杆。

　　大眾對電視媒體的興致，很大程度上投注在主持人身上。其實，對媒體的觀察和評價，也可借這個線索，比如白岩鬆，他可謂央視新聞二十年來最有標誌性的人物，從專業角度，我尊重並欣賞這個人，我跟很多年輕的同事說，他做得真不容易，很心累。他有成熟而係統的價值觀，有自己的語言係統，這很重要。獨立的價值觀和語言係統，是一個新聞主播最重要的裝備，國內大部分主持人都不持有。我覺得在和體製尋找接口與組織有效對話方麵，他努力了也盡力了，多數情況下，已把允許的話語能量調到了最大值。他的語言很體現糖衣設計，圓潤中有尖銳，防守中有侵略，有時甚至已脫了“衣”，基本裸了，很骨感。正因為這種分寸把握、建設的誠意、口型口吻的穩健和關鍵詞的牢固，使得他的話不帶敵意但也不怎麽動聽，體製和被批評者都能聽進去，也給他爭取了較大空間。我覺得中國需要這樣的角色，這種略顯克製的角色，這種圓潤而不失銳度的聲音。再過些年，等我們走出了很遠之後，回過頭，我們會清楚這種角色的意義，會把給予先鋒和勇士之後的掌聲給予它，感謝它的迂回和斷後。

　　在體製內做一個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人很難，會很痛苦，很受傷。隻有身在其中才深知這種難。他們身懷良知，三三兩兩、稀稀拉拉、物以類聚，有時靠個人之力爭取一個選題，挽救一段影像、一兩句自以為關鍵的話……從我個人的精神角度，我給了這些同事很高的評價和尊重，我理解他們的忍辱負重和臥薪嚐膽。要做事，哪怕是有限和極有限的事。否則，這麽大的一個平台就浪費了。

　　有一次，我半玩笑地問原《新聞調查》的製片人張潔：“有時候你是不是覺得委屈和悲愴，當你把用盡全力的作品拿到圈外、尤其知識同人那裏，卻換來滿臉不屑的時候？”他明白我的意思，麵露苦澀：“是，人家在體製外的表達，已走了十步，你才踩著雷挪了兩步，這是怎樣的龜兔賽跑啊！”我和他在朋友上有交叉，能想象那種龜兔聚會的情景。龜是永遠賽不過兔的，但這個時代，龜占基數，這個龐大的隊伍需要導航。所以，兔子率領兔子，烏龜引導烏龜，龜要勝出的不是兔，而是趴著不動或跑得慢的龜，兔也一樣，各在自己的係統裏。

　　要談理想，更要做階段性的事情，否則什麽事也幹不成。季羨林有句流傳很廣的話，“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學者如此，體製內的良幣若做到這一點，就不簡單了。總之，既然放足時代尚未到來，那就先裹著小腳趕路吧。別放棄，別拋棄，別強迫它和別人比，要鼓勵它和自己比。

　　選自《天涯》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