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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潮流、媒體與我們-在香港電台的演講

　　張煒

　　與利益結成一體

　　今天討論傳媒和藝術思潮、社會狀況這一類題目，實在是太大了。有朋友希望談談《你在高原》-它剛剛出版，那就從其中的一個人物說起吧。

　　《人的雜誌》（《你在高原》第七部）裏麵有這樣一個人，他夜間睡不著，就胡思亂想，寫下了很多思想筆記。後來這些筆記流傳到一個城市的文化圈裏，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有一位書商從中看出了商機，就把它打印了多份，因為他覺得一個人夜裏睡不著覺，寫出的很多奇談怪論，讀起來很有噱頭。但是他不願就這樣出版，這其中各種各樣的議論，有的實在是很尖銳很敏感的。書商的思路總是這樣：一本書既要順利麵市，又要賣得好。機靈的書商想出了一個辦法，他找來各個階層的人去閱讀它批判它，然後再把原文與批判文字同時出版。

　　這本小冊子是一位夜貓子寫的，又加上了各種批駁，所以就取名為《駁夤夜書》。

　　這本小冊子思考的許多問題與媒體有關、或直接就是批評媒體的。這個怪人耿耿難眠，思維如野馬狂奔收不住韁繩，內容斑雜，對愛情、中外關係、宗教、移民，甚至是養貓的問題，都思考了很多，有出人預料的大膽議論和建議。他對國民生產總值評估、經濟發展、環境、體育、國外獎賞，都有一些特別的看法，不無偏激，也鞭辟入裏。在談到媒體的時候，花費筆墨最多也最引人深思。他對這方麵非常憂慮。當然他的觀點有一些我會同意，有一些顯然不能苟同。因為是小說裏麵的人物，對他大可寬宥一些。總之都是一家之言，或直接就是瘋迷之言，完全不足為訓。

　　但是可以過一下腦子，想一想，盡管不必聞者足誡。他裏麵有這麽幾條-因為書寫出來太久了，我也記得不很清了，大致意思是這樣的：

　　他認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危險是非理性帶來的，欲望主義、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粗暴地控製了這個世界。人類就像被劫持了一樣，正處於危難之中。他說東方國家對虛假的理想主義非常痛恨、有非常強烈的抗擊，那是因為人們覺得狂熱、虛假的理想主義對社會的破壞極大，使國家和民族飽受蹂躪-而今天的商業主義唯物質利益是從的傾向發展下去，帶來的損害可能要比虛假的理想主義還要大，起碼是同樣大。接著他就談到了這期間媒體扮演的角色、它的責任。他認為，在這種社會結構裏，媒體人員無可逃避地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好的方麵、壞的方麵都要負責。媒體已經無可逃避地與這種最強、也是最粗暴的物質力量結合起來了，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他們都是一塊兒的。比如商業主義、物質主義，與媒體權力結合成了一體。在這裏，他涉及到的“理想主義”是個稍稍複雜的話題；其實虛假的理想主義和商業主義物質主義隻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兩者是極易轉化的。

　　他認為：這種結合是所謂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超出了以往任何時代。媒體與財閥、各種強勢集團的結合，渾然天成般地緊密無間。媒體不要說直接傳達利益集團的一些意誌、體現他們的一些具體措施和意圖，還有更有效更隱蔽的做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媒體很願意把人們的注意力和興趣往消費和娛樂的方向引導-這本身就會被任何時期的利益集團所喜歡；而且這種娛樂中哪怕飽含特別傷風敗俗的東西，也絕不違背集團利益。因為這些集團正需要人們轉移趣味，將民眾從理性狀態引開去，無暇或不願麵對一些很質樸、卻是逼到眼前的重大現實問題。什麽人的不平等問題、環境問題，更包括社會正義、個人權利的保護和表述，都統統不再思考。

　　媒體人把業務運作納入商業經營，更是與利潤聯係在一起的。一個電台，一份報紙，都有發行量收視率的問題，這關係到廣告收益。與物質利益結成一體的媒體為誰說話？追求什麽？答案也就非常清楚了。他的話尖銳而有見地，但我們想補充說明的是：在反對將消費和娛樂引導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同時，也要寬容和尊重差異。

　　一個更大的圈套

　　有媒體甚至提出了一個口號：“娛樂為王”。隨著一些人對此大加讚揚，許多媒體也就跟風而進。其實即使不這樣公然提出，許多媒體早已經在這樣做了。有人覺得“娛樂為王”沒有什麽可譴責的，這總比為某個派別和集團的利益去服務好、總算保存了單純的目的性和一定的獨立性吧。這是一種狡辯，是自欺欺人的、虛偽的。《駁夤夜書》中那個午夜遊思的人認為恰恰相反，“娛樂為王”從一個圈套裏出來，跌入了另一個更大的圈套，對善和美的殺傷力將無與倫比-為了收視率等物質效益，想向善向美、想不低俗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打開電視機、也包括電台，收聽收看某些節目，有自尊的人會覺得蠻受侮辱的。從一個頻道換到最後一個頻道，每個頻道都難以停留，其中為數不少的內容，看了都覺得像是被一團很髒的東西往臉上扔過來。這個過程往往有躲閃不及之感，最後是帶著滿臉的汙泥濁水、亂七八糟的東西逃開。關上電視打開收音機，有時會聽到更嚇人的內容。如果看報攤，那些花花綠綠的東西更加聳人聽聞。

　　在這種精神文化環境裏麵生活，人的尊嚴何在？有時候我們覺得，在一種很粗暴的強力幹預下生活沒有尊嚴，但是即便那種情況之下還會留有一點空擋，或許還“有處可逃”。但是現代媒體的籠罩之下，有電視廣播網絡等等這一切，無影無形的電波傳播充斥到每一個角落，令人有無處可逃的恐懼。人活著沒有希望，覺得這不是生活在文明社會裏，這種痛苦太大了。古時候有義士絕世而生，他們的辦法是逃到深山老林裏；而今則不行，連這樣做也不可能了，一方麵所有的深山老林都被開發了，難得有那樣原始的角落，另一方麵所有地方莫非現代傳媒覆蓋之土。電波信號通過衛星天線遍布天涯。從曆史上看，連最嚴酷的軍事統治時期，特別時期，比如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大陸的極左時期，都不存在這種完全無處可逃、低俗惡俗烏七八糟鋪陳到所有邊邊角角的現象。

　　那個午夜遊思的人對當代生存、對自身的環境極其痛苦，痛不欲生。電波、電子信號是沒有國界的，沒有民族的區隔，隨便飛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家夥提出了很多幼稚可笑的辦法，比如他主張我們是不是立一個法？做媒體的，無論是做電台還是做電視報紙的，無論被雇傭者有多高的學曆、多好的知識背景，都需要附加一個硬性規定：不滿四十五歲者不能從事這個工作。當然這個很機械很幼稚，我們是不會同意這個看法的。人在憤慨的時候會說一些偏激而簡單的話。他對此解釋說：人對事物需要判斷力，不到一定的年齡，沒有一定的閱曆，判斷事物就會有問題。為什麽有些國家選總統，無論一個人多麽有水平、業績多麽顯赫，不到四十多歲是沒有參選資格的。因為個人的閱曆真的至關重要，生命的成熟期有一定的規律，沒有經曆這樣一個生命過程，就不足以信賴，難以擔當那麽重要的職務-這是領導一個民族，當麵臨最重大的事件時要穩住，要有充分而準確的判斷力，不能慌。

　　年輕人遇到一些東西往往會很衝動，不懂得後果的嚴重性。比如很時髦的一種東西、某個突來的信息，都會讓他慌。因為他經曆的事情少，對生活中的一些真正價值缺乏認識力。在生活中，如果一個人遇事慌張，老年人就會評價說：“年輕啊，沒經事啊！”經過了一些事情以後，他就有了經驗，遇到問題就會拿來跟自己的經曆做一番比較，從而知道事物常常在循環，真正的新東西並不多，起碼不是想象的那樣多。有些事物貌似簇新，實際上早就有了，隻是變一下麵目又轉回來了。所以對時髦之物尤其不要慌。

　　那個午夜遊思的家夥說，人不到四十五歲不能讓他做媒體，特別是不能到報道的第一線，頂多可以做一些技術工作。一個慌張的閱曆粗淺的年輕人到第一線去采訪，再寫出來報出來，要經曆多少判斷的環節。而對廣眾送出個人的決斷，這是一種權力，當然是不能隨便許人的。

　　他的這些話姑且聽之。這當然不全是年齡問題。他說：我們某些地方的媒體為了快，為了高速運作，確實任用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簡直是越年輕越好。年輕人衝動，幹勁大，穿著牛仔褲，跑得飛快。從商業運營的角度，我們容易理解這些事兒。一個單位年輕人多，麵貌會新，會有趣，會有生氣，反應速度會快。所以我們現在的媒體上，報紙電視網絡收音機頻道，會一下子出現那麽多稚嫩的聲音。這其中就摻雜有大量庸俗不堪的內容：一個三四流的演員懷孕了也要登一大版；女明星掉了一顆牙也要反複演播。這不是荒唐之至的事情嗎？如果不是一個時代的神經出了毛病，那個午夜遊思者認為是絕對不會大麵積發生這種現象的。

　　長此以往，形成了惡性循環，就會讓人習慣於最荒唐的事情。這是一種可笑可悲的訓練，要把廣大讀者和觀眾訓練成這種水平，讓其麻木和接受。從聲音到圖像不停止的、全方位的灌輸，其強製力是非常之大的。這種可怕的精神虐待一定會有最不堪的後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小到一個社區大到一個民族，漸漸也就不再關心那些稍微嚴肅一點的東西了，什麽信仰，什麽創造力判斷力，一定會完全喪失-生活糊糊塗塗、渾渾噩噩，哪裏還有希望可言。

　　科技、財富和倫理

　　那個耿耿難眠的家夥覺得低俗的娛樂這樣可怕，其實隻是從一端進入問題。他的思考當然沒有停留在這個簡單的層麵上。他認為，現代社會各種各樣的發明，比如說核武器的出現，它的危害遠不如現代傳媒的危害大。他說核武器扔到長崎廣島，毀滅的是兩座城市，殺死的是那些城裏的人，留下的廢墟至今還在那裏，造成的大害人們都能看得見；但是現代傳媒對人的殺傷力是更內在、更根本的，這種不留傷痕不留血跡的後果更大更殘酷，可惜就是引不起人們的注意，更不會感到恐懼。《駁夤夜書》中有許多這方麵的議論，當然還有其他各階層的人從各個角度對他的嚴厲批駁。

　　有人說畢竟作者是你，你在塑造這個人物時會將自己的理念施加到他的身上。這很自然；但一個作品中的人物活動在一種複雜的關係中，“他”的一些想法仍然要受諸多製約。“他”必然要從作品所創造的這個世界出發，這裏才是“他”的“生活現實”。“他”的一些思考是對的，另一些隻可做以參考；還有一些是“他”在自己置身的那個特別的世界裏才有可能發出的感慨。總之“他”從另一個很尖銳的角度把問題提出來，讓我們警醒，思索我們麵臨的到底是什麽，正視現代傳媒的這種兩麵性。但我們又能怎樣？隻會像書中的那個人一樣，大多數時候除了悲憤和絕望憂傷，不再有任何辦法。這就像核武器發明以後，有時就得眼睜睜地看著它，由它在生活中存在和演化下去。現在全世界都想用理性扼製威力無比的核力量，但不知人類理性的力量大，還是瘋狂的技術力量更大。這種技術當然要借助於非理性才瘋狂起來。人們出於恐懼，一直要給核武器製作出一個鎖定的籠子，但很難把它裝進去。實際上從它產生的那一天開始，就是一個無比危險的存在了，人類隻能生活在它的陰影下邊，沒有任何辦法。

　　網絡的出現，預示了未來可能還要產生更強大的、超級的傳播工具，這都是難以掌控的東西。越是先進的科技越是需要強大的理性來控製，需要很高的和它相匹配的倫理道德水準。這是一種平衡力，沒有這種平衡力，未來肯定是一場災難。

　　比如說，世界各地常常透露出這樣一些消息：不止一次發現了史前文明，幾千年前的高科技，什麽木乃伊中發現的人工心髒、礦石中的金屬結晶體，甚至是原子爆炸的痕跡。這些信息得不到廣泛傳播，好像現代人不願正視，因為這會削弱我們當代人生活的信心、削弱某些權威性。我們可以設想，在這無數的史前文明的發現中，哪怕其中隻有萬分之一是真實的，也能說明一個尖銳逼人的致命問題：人類文明早已達到或超越了今天的水平，並且已經循環了多次。這“多次”的實質內容，無非就是說災難的無可避免。原來人類依靠自己的聰明和智慧，還有無數的汗水才積累起來的財富和科技，最終卻難以保持和保存，最後總是被毀滅。是什麽毀滅了這些積累？不可抵禦的天災？像核原子那樣難以控製的科技成果？

　　如果是後者，那該多麽悲哀。

　　科技、財富和倫理道德這之間有一種奇怪的關係，人類隻要生存，就要解決它們的關係問題。比如財富，一個民族隻要沒有戰亂和災變，無論多麽笨拙，隻需幾十年的和平環境，物質就會積累起來。無論是清代還是唐代、還是當代中國短短的三四十年，都莫不說明這個道理。原來人類追求物質財富是一種本能，所謂的“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有這種能力和特征，給他們這樣的勞動環境，不出幾代甚至僅僅幾十年的時間，他們就會將物質積累起來。可見最難的不是積累，而是長久地保存和擁有。這才是最大的難題：積累而不能保存。這是人類的一個特質、一個永遠不能消除的傷痛。

　　人類在積累起足夠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會積累起許多矛盾，許多不平和怨怒，許多的惡，結果就一定要折騰-不是願意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定要爆發爭鬥和衝突，內亂外亂也就起來了。人類的理性從來都沒有惡的泛濫更強有力，人類道德倫理層麵的東西生長得十分艱難和緩慢-而沒有它，也就沒有辦法可以控製這種物欲和本能引起的混亂、這種無法控製的毀滅力。最後人類一定會把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東西-把一百年、幾百年、上千年積累起來的所有美好，在極短的時間內全部毀掉。就此，人類又得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從頭開始。這就是人類曆史的真相。

　　再看科技。科技和財富的積累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方麵。相似之處是：人類在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方麵，也有一種本能。而且這些發現和進步，其成果和經驗是可以積累的。比如一項科學發現，後來的人不太可能把它忘掉，而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探索和發展。比如說電腦技術，開始是很簡單的計算器具，到後來發展到代代升級，這就是一場科技接力，後人接續了前人的腳步。科技是不會被遺忘的，它會得到有效的積累-總是有後麵的人接上前麵的人，繼續向前。科技和財富不同，它不存在不能保存的問題，曆經折騰也能保存，除非是人類徹底滅絕，毀掉了最後的記憶。隻要人類存在，科技是會得到有效積累和保存的。它和財富不一樣，科技不僅能夠得到有效的積累，而且還能夠得到保存。

　　而最困難的一定是倫理道德、思想成果的積累。它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積累，又不能得到最終的保存。可見它與財富和科技都不一樣。比如說蘇格拉底、孔子、孟子，這些先賢提出了多少高超的思想，雖然不可能全對，但實在是非常了不起的發現，對於人類的文明，對於社會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貢獻，是最大的思想財富。可是直到今天，直到現代社會，對他們還有無數的批判、嚴厲的唾棄。因為這個領域的東西不容易鑒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誰也說服不了誰。人們常常說爭論出真理，可是有時爭論也會發展到思想暴力、演變成文化專製，即用強力手段製止別人的思想。這就毀滅了真理。在無邊無際的、一代又一代重複不息、循環往複的爭論裏麵，什麽東西都不能確定。以前總是說某些思想無比英明偉大，放之四海而皆準，可是這些年隨著時勢的演變，這些思想也受到了各種質疑。

　　可見思想層麵、道德倫理範疇的東西，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積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它是最脆弱的。也正是因為這種脆弱性，導致了科技的無法控製，也造成了財富的無法保存。

　　這就是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把這三個東西擺在那裏，再笨的人也會明白：原來我們人類應當全力以赴加緊去做的，不是發展科技，也不是積累財富，而是進行道德倫理、思想範疇的建設和積累。這才是最重要最艱難的任務-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好，科技發展的後果不成問題，財富的保存也不成問題。再簡單的腦子也能算清這個賬碼，這並不是什麽複雜的數學問題。

　　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迫害智者。有智慧的人往往不得善終，所謂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摧之”。人類在做什麽？隻要有了機會，就一定會全力以赴地積累自己的財富，然後餘下時間去享樂。這是一條多次重複的老路，看來也隻得繼續走下去-財富越來越多，科技越來越發展，到了一定的交匯點和臨界點，也就是再一次的結束和重新開始。

　　實際上人類就這樣不停地循環。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們都知道了這個結果，也沒有多少用處。因為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無法遏製自己的物質欲望。不過有的民族和地區膽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積累物質財富是自己的“中心事業”，這不能不令人愕然-為了達到物質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就不擇手段，走向極端的實用主義。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質疑“兩大貢獻”

　　將一切娛樂化、商業化，那麽無論多麽高尚的事業都可以變質，這讓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駁夤夜書》中以體育為例，談到了其中的荒謬性。體育問題進入一個人的不眠之夜，這使我們想到它遠遠超出了體育本身。這不是肌肉與否、肢體健壯與否的問題，而是心的問題。

　　前不久世界上某個對奧運很有影響的人物去世了，世界傳媒對其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竭力讚揚，認為居功至偉。其中一件是把奧運會和商業運作結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資金，媒體介入，廣告收入激增，可以賺取大量的錢；另一件就是把專業運動員納入了奧運比賽，允許他們參加，使奧運會的整體競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體評價認為，這是他對奧運會做出的兩個“革命性的、開拓性的貢獻”。

　　那個午夜遊思者卻不以為然。談到奧運，他憂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這兩條。他認為現代體育事業由此進一步地、堂而皇之地變質了。他說體育運動本是為了健體，奧運會的口號是“更高更快更強”，可見很早以前人類麵對嚴酷的自然環境，隻有依靠強大的體魄才能生存。但是後來體育比賽的目的就和原來不一樣了。鍛煉身體是非常好的，很純粹，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業機製引進去，也就產生了複雜的問題-體育的單純性一旦被商業主義插上一手，結果會是相當糟糕的。一旦牽扯到錢、物質利益，內部立刻變得混濁和醜惡，什麽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鬥爭都來了。體育運動變成了可怕的物質競爭，運動會變成了費盡心機的一場場牽連多方利益的戰爭，走向了反麵。再看從事體育的人、投入競技項目的人，有幾個身體是健康的？不僅不健康，還留下了很多傷疾。

　　人們從事體育是為了有一個好身體，從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體育必須保持這樣的品質：業餘鍛煉。這是最基本的、必須堅持和維護的一個屬性。這本來就是勞動之餘活動一下身體的事情，是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們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隻將鍛煉身體變為一個專業，成了一個專門的競技行當，其性質也就改變了。隻為了比賽爭奪第一，這有點太離譜。這完全走向了體育運動的反麵，走向了本來意義的反麵。這樣做不僅沒有益處，還有傷害。在這方麵，世界第一流的比賽活動比如奧運會，更應堅持體育的本質屬性和追求，因為它有更大的示範意義。讓專業體育人士參加群眾性的體育賽事，這是與體育活動的初衷相背離的、變質變味的鼓勵。這隻會為了追求目標而不遺餘力、不擇手段，一個國家和地區將會像訓練特種兵一樣，製造一批競技機器-對一部分專門人士進行最嚴苛的訓練，目的隻為了奪取獎牌。

　　在體育方麵，媒體給予了全麵娛樂化的宣傳和推動。體育當然有可欣賞的價值，有力與美，但它變成與商業主義結合起來的一場狂歡，不僅會散布金錢至上的病菌，而且還會加劇對底層民眾的剝奪。當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處心積慮、傾各方民眾之力奪取金牌，怎麽會是幹淨和誠實的東西？

　　所以說將商業競爭機製和專業體育引入奧運活動，是令體育事業變質和腐敗的可怕開始。它的嚴重後果，當然不會局限於體育本身。對這種有害的傾向、不問結果的操作沒有一個理性的打量，而隻是一味地人雲亦雲，正是一部分媒體人熱衷的事情。因為事實上媒體集團和利益集團是一碼事，他們是結合緊密的。媒體如果站在理性一邊、民眾一邊，現代體育和利益集團都不會容許其存在。這說到底還是一個良知和勇氣的問題。

　　如上就是那個午夜遊思的人對體育、對奧運會的思索，銳利偏激，但可能並無大錯。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謀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須是孩子來幹。實際上，我們也有一部分媒體人特別了不起，他們當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機會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們每做一件好事，人們都會記住並心存感激，因為他們在非常困難的時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氣的事情。媒體人做出了自己的犧牲，的確令人非常感動。他們冒著極大的危險也不改初衷。可惜這樣的媒體人還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責任

　　娛樂至上、商業狂歡的時期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場熱病似的，都沒有什麽好結果。講到曆史，可以提一下戰國時代的齊國臨淄。當時的臨淄繁華得不得了，一個臨淄城，僅僅妓院就有一萬多家。糜爛的都市生活可算登峰造極。管事的是很能幹的管仲，這個被一代代人稱頌的富國良相，其實是最早播下了齊國滅亡種子的人。他把整個齊國搞得人心渙散，大家都一門心思搞錢，最後當然是不堪一擊。他為了把天下最有錢的人吸引到臨淄來，還規定來一輛車隻要住宿費草料費，來兩輛車就免去草料費；如果是三輛車以上的大商人，帶來更多交易的貨物，那就不僅不要草料費住宿費，還要派妓女陪睡。臨淄城裏的妓女製度比雅典還要早五六十年。當時真是極度繁榮，歌舞升平。

　　我們今天的許多人，說白了就是想複製一下臨淄夢，或遠遠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從根本上說人們的認識沒有什麽進步，沒有吸取物質主義的巨大教訓。從齊國被秦代統一之後，發展到今天，經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1949年，大陸好不容易才沒有了妓院，沒有了吸毒，這很不容易。但這些好現象出現的同時，又漸漸做到了另一個極端：連戲曲裏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樣板戲，主人公都是單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當然更嚴厲，因“生活作風”獲罪的人太多了。這個時期商業主義當然談不上，所有的商販都從大街上趕跑了。總之那時在許多方麵都回歸到狂熱的、虛假的理想主義、不切實際的追求上麵來了。再後來我們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們都熟悉的狀態了。

　　概括說，就是一會兒走向這個極端，一會兒走向那個極端。其實這兩個極端是相通的，都是強烈欲望的作用，隻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樣而已：嚴厲的方法和放縱的方法，這在古代都有過。比如商鞅和齊國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嚴禁農民經商，市民們連基本的娛樂都沒有，他運用的是鐵腕統治。史書上記載，商鞅變法時使用嚴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紅了。燒書，為了國家安定，不讓民眾讀書識字。這種冷血的作法走到了極端，最後他本人的下場也很慘，算是得到了報應。中國整個極左時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書。當時的“破四舊”，也差不多把書燒光了。商鞅變法，殺的人很多，隻為了維護王權。

　　商鞅用冷的辦法，管仲用熱的辦法-兩種辦法看起來離得非常遠，實際上兩極相通，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那個集團的利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共同點是：沒有信仰，隻權且把人的低級欲望當成了信仰。

　　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前途，最終隻能寄托在整個民族的素質上。一個群體越來越有理性、有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文學藝術水準可以看作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素質如何的集中體現。媒體人在做極重要的事情，他們傳達社會信息，廣布人文精神，這是最具道德意義的職業。雖然看起來這些工作不能明顯和迅速地改變一些東西，但是它在一點一點積累，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質。不能指望一個指導思想、一個權力集團就可以改變局麵，那是極不可靠的。快速達成的東西，要翻過來往往也很快。

　　但是當一個民族的素質提高之後，要毀壞這種素質也不那麽容易，因為生命的性質已經得到了改變。曆史上有各種折騰，但層次仍然不一樣。俄羅斯有豐厚的文化積累，經曆了蘇聯時期思想和言論的專製和粗暴，竟然還能夠讓一批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問世。看來要減少一個民族的苦難，還需一點一點做提高人類素質的工作，沒有再比它更緩慢、也沒有比它更有效的辦法了。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辦法的，沒法辦一個速成班。這是一種良性循環：靠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個體，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種犧牲也是一種快樂，他們不會勞而無功的；隻要有機會，有這個可能，就做一點這樣的事情。媒體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務行政人員也做自己那一份，隻要素質是高的，有較高的道德水準，不同的職業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個體沒有被物質欲望給消解和征服，還擁有一點公益心、一點理想的話，社會就會往前走。

　　我們隻能寄希望於此，除此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寄希望於權力的幹預，在一個嚴厲的命令之下迅速改變什麽，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許多時候反作用會更大。

　　大陸畢竟有十三億人口，地廣人眾，蘊含了一種強大的地力。根脈深紮，地力強大，傑出的人物總會有。雖然大陸商業化市場化走了這麽多年，但許多東西與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化，規範沒有建立，問題更多。資本主義商業機製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會有那種物質主義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種規範之後，還不至於無序混亂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場經濟很有序，很規範也很刻板，它這種極其高效的行政管理運作中又會有許多盲點，掩蓋了極大的能量浪費和其他的荒謬-這其中主要是物質主義無可比擬的強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精神空間就很少了。這是一個老問題，人類對它沒有什麽良策。但是強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會有另一種災難，這方麵人類也是經曆過的。

　　物質主義商業市場這種遊戲規則並非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會所向披靡地解決一切問題。盲目地把這樣一些規則看得無比完好，沒有絲毫警醒，等於使精神處於昏睡狀態。我們會明白，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滑向任何極端的傾向之後，最終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所謂的民主社會中，個體比較有力量：就像一艘破船，需要不停地向外舀水，以防沉沒。專製的船很漂亮，開得很快，但它是無測的，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撞到礁上，沉船隻是一夜之間的事情。事物就是這樣複雜，讓人類的探索付出昂貴的代價。這中間有許多犧牲，思想者，詩人藝術家做出的貢獻怎麽估計都不過分。而媒體人，是一種多麽光榮又是多麽艱難的職業。

　　一個群體中有各種存在。確實，像我們一直遺憾的媒體，比如電視，也有一些好的頻道。問題是整個社會潮流和狀態如何、需要怎樣強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個命題。這方麵，媒體人、作家，各種思想者文化人，不會沒有危機感和使命感。這僅僅是人的生活責任，而不是其他。（有刪節）

　　選自《天涯》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