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
A
談起日本總有說不完的話。
但若幻想用理論的方法把話說清楚,往往又隻是徒勞。
日本的問題千頭萬緒,大幅簡化,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投身亞洲還是背叛亞洲。
但是話未出口,似乎就聽見了中國人慣用的反唇相譏:少來這一套!亞洲怎麽啦?我們就是亞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強調“人民”的意味時的遭遇一樣:人民怎麽啦?我們就是人民……於是在那個所謂思想解放的時期,我們無法討論人民與底層的立場,與特權階層的挫折並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談理論,還是講個真實的故事。
1972年脫離日本輾轉抵達阿拉伯地區,決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鬥爭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們為自己命名為阿拉伯赤軍-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PFLP)的戰鬥序列,首先接受遊擊戰訓練。在貝魯特的海中進行遊泳訓練時,不幸發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戰友檜森孝雄為護送遺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參加以後的軍事行動。
當時25歲的學生檜森孝雄,從那一天開始了他孤膽的抗議活動。一直到54歲辭世,他持續了30年之久的對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絕食抗議、遊行靜坐、宣傳救援,最後選擇54歲那年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這一天,在東京日比穀公園的海鷗廣場燒身自殺。
在留下的遺書中他這樣寫道:
我感到,為解放而組織起來的巴勒斯坦的人們,是我近處的友人。日本正在急於增強侵略戰爭的體製、變成非常危險的國家。但是,追究侵略戰爭責任謀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亞洲並不少見,我也一直希望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發達的科學的世界,卻帶來了比古代殘酷得多的侵略與屠殺的時代。作為人最真實的、彼此開懷和分擔痛苦之心,正被殘忍地踐踏蹂躪。
對以色列及其後台美國、還有充當他們盟友的日本進行的抗議,雖規模小但在日本持續著。我也要參加其中,成為這抗議的一員。
《水平線的彼岸》,東京風塵社2005年
去年(2010)歲末,我帶著女兒,站在了海鷗廣場。
一位白發蓬亂的檜森孝雄的昔日戰友,聲音哽咽地給我們講解,指點著燒身抗議的位置和細節。確定位置的地標,是一棵從香川縣移植的橄欖樹。
原來,檜森孝雄就背靠著這株樹,如依偎著他獻身的巴勒斯坦。在東京灣吹來的夜風中,他的戰友告訴我,遺體燒成了焦炭,但隻有前胸一小塊皮膚未燒。後來在檢察遺體時人們才發現:檜森孝雄是把一麵巴勒斯坦國旗貼肉纏在身上以後才來到海鷗廣場的。那一天他撲倒後,隻有胸前的一塊皮膚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來,如留下了一個尚未解讀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諫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為,那也是中國的方向。
B
明治的時代,孕育了諸多日本的“誌士”。值得重新俯瞰他們思想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不僅僅主導了那以後日本的走向,甚至以變種的形式,潛在地影響著今日的中國。
如長州藩的吉田鬆陰,因思想激進觸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寫下啟蒙的《獄是帳》。但是他的發憤之作,卻一麵教導對俄美列強的恭敬、一麵宣言對中朝鄰國的野蠻:
既與魯西亞或亞墨利加一旦締約,決不可因我破約而失信與戎狄……滋養國力,使易攻取之鮮滿支那順從……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鮮滿奪以填償之。
影響更大的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福澤諭吉思想的核心要義,就是成為帝國並實現殖民主義、吞噬弱小亞洲的“窮親戚”。
為今日謀……不可猶豫於鄰邦……毋寧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其與支那朝鮮交際之法……徑以西洋人待此之風予以處理可也。
脫亞入歐,成了一個古怪的謎讖。日本至今對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結論。但是中國朝鮮卻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隻要不放棄脫亞入歐的方向,就得不到亞洲的信任,就永遠都是“加快複活軍國主義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許今日的中國,正朝著明治日本的老路舉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軍孫大聖,隻緣脫亞入歐的妖霧又重來。
批判隻有在矛頭敢於對準自己時才稱得起批判-如我們對待日本,解剖的手術刀必須對準大中華的天朝帝國思想。已經應該指出:在今日的中國,至少在一個個精英的圈子,在他們的憂國宏論之中,遊走著、甚至瘋狂泛濫著一絲與脫亞入歐的明治日本相似的聲音腔調。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裏,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興未艾的大國主義和對亞洲弱小民族的歧視,正如一種致命的癌,於無聲處,悄無聲息,向著中華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腦-危險地傳染。
舉例則紙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須說:
如何對待亞洲“還沒富起來”的弱小國家,如何對待自己地盤之內“非我族類”的人民-才是中國人特別是精英們在大搞南水北調、重劃省區、低碳環保、亞丁護航、海島爭端等大功偉業之前,先要從零學起的頭等大事。
黃曉京書中最耐人尋味的部分,也許是關於天下國家與西方式民族國家的分析。他說:“天下國家觀,也有人稱之為文明國家觀,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也許是亞洲的文化革命的曆史含意。”
這一思路源自顧炎武的思想。顧炎武預言般地、最早區別了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
易性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這簡直是一篇摒除狹隘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宣言!但是,既然遠見卓識被放逐於書卷而不得實施,時至如今就變做了不祥的讖語。恐怕,“亞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洶洶的曆史活劇上演之際,伴隨著的,也許將是恐怖的流血,與無邊的遺恨。
C
我在日本時,也曾度過與黃曉京近似的艱難時光。後來在寫作關於日本的隨想錄《敬重與惜別》時,又直接與他深談,得到過許多的教益。他編纂的明治初期漢詩,出自眾多的日本精英與思想家之手,雖然中國人讀著會覺得太乏詩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但字裏行間描畫的,確實乃是驕狂活躍在那個時代的、脫亞入歐的野心。
如同某種形式和思想的對立,阿拉伯赤軍的成員留下的,不是漢詩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
如重信房子在獄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槍口》。其中滿滿記下的,是他們青春作伴的鬥爭剪影、以及一股徘徊於短歌行間的、獻身被剝奪與被壓迫的亞洲人民的忠誠。然而,最為令人震驚也最發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
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れゆくのみしジェニンのよ(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園,正坍塌崩潰,唯天穹高高,傑寧的街鎮喲)
抄錄日文原作並把粗淺的釋意寫在括號裏,不僅為了讓大方之家能依據原文審斷,也因為我很難找到一個準確的譯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僅難在格式的生疏、不僅難求語詞的對應;最使我感覺困難的,是對於其中一個含義重大的古語-まほろば的解釋、強調和意味的傳達。
まほろば一詞,可以把它看做一個“大和”的同義詞來接近,但又不能譯它為“大和”。它有“理想國、和平鄉、淨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園”等寓意。它屬於日本的私密,並不能與人分享。唯作者能發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個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筆不僅在日本文學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聞,其價值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過高。
是的,成為日本的狹隘愛國主義象征的大和理想鄉,已被置換為巴勒斯坦、置換為被壓迫與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亞洲。在我們毫無察覺之際,日本的先驅者,早已朝著“亞洲”這一方向,邁出了他們的步伐。
問題留給了中國。
對於我們的國人而言,這樣的問題存在嗎?
所以我想說-
與那些躲在帝國主義褲襠裏高喊民主的鬥士不同,更與孿生於西方價值糞便裏作藝術態的詩人兩樣;麵對日本,我們並不想彼此確認民族主義。我們想做的是-把檜森孝雄、岡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滿是遺恨的胸中,懷著對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亞細亞主義、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納爾即國際主義的道路。
2010年11月9日在日本講演
2011年2月16日再改於北京
選自《上海文學》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