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麻辣燙

第八節 清談之風的背後

　　所謂清談，就是指不結合實際情況，就理論而理論，不講實際，隻談玄理，天南海北，崇尚空談。

　　清談一說，根源於清談之風。該風始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史稱“正始之音”。而清談之根，又源於玄學。玄學一派，始於何晏等人。《顏氏家訓勉學篇》載：“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複，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莊》、《老》、《周易》，總謂三玄。”後人將清淡雅論逐漸演化為清談。

　　晉朝是中國曆史上清談最盛的朝代，許多文人墨客崇尚清談，熱愛清談，以清談為時尚，以清談為高雅。朝野上下人人誇誇其談，不務正事。坐而論道，虛假清高，談的是邏輯，吐得是理論，拚的是口才。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而且還會延續兩晉整個時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黑暗，皇帝昏庸無能，不是傻瓜就是弱智。司馬家族自開國皇帝外，其他的素質實在不敢恭維，大多是擺樣子的傀儡，任憑得道小人擺布。

　　當皇權被架空後，權臣們就相互殘殺，天下大亂。大亂之後必有荒年，百姓則易子而食，甚而至於人吃人。這長達幾百年的動蕩受苦的不僅僅是百姓，連皇親國戚也遭殃。賈南風的女兒被人販賣，遭到非人虐待；皇子則遭到權臣的殘殺。

　　在這種情況之下，那些有著遠大誌向的知識分子報國無門，也無法通過正常的政治渠道來表達政治思想，無法實施其政治抱負。

　　於是隻能避實就虛，談一些與政治無關的事情，否則，一不小心觸及到政治上那些敏感話題，隨時都有可能身首異處。殘酷的政治現實逼迫他們逃避現實，尋求世外桃源，向老莊靠攏。

　　這是清談之風之所以盛行的政治上的原因。

　　至於學理上的原因，這要追溯到儒家思想所遭受的挑戰。東漢末年至兩晉，是兩百多年的亂世，隨著東漢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學也開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於是轉而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於形而上的哲學論辯。這種論辯猶如後代的沙龍，風雅名士，聚在一起，談論玄道，其樂無窮。

　　清談家們有一種時髦，就是一邊瀟灑地揮著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清談的話題無非《周易》、《老子》、《莊子》等玄妙深奧之書，清談的內容就是有與無、生與死、動與靜、名教與自然、聖人有情或無情、聲有無哀樂、言能否盡意等形而上的問題。

　　這些形而上的玄之又玄的東西，在正統士大夫看來，諸如此類清談都與國計生民無關，都是不切實際的東西，如同現在人們對待哲學的態度一樣，認為學而無用，賺不了鈔票，因此就有“清談誤國”之類的說法，如儒家學者範寧就說：“何晏、王弼之罪，深於桀、紂。”其扣的帽子，是任何一個清談家所始料未及的。

　　其實，漢魏之際學術之風曾一度盛行，曆史到了曹魏時代，人才管理由最初的“唯才是舉”變成了司馬氏的嚴格壓製。到了晉代自八王之亂以來，晉朝政治局勢跌宕起伏、很不穩定，奸邪當道、濫殺無辜；加之軍事上的連連失利，對於政治一類的話題，整個時代的人都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於是，自上而下刮起了一股“裝”風：不管是養尊處優的士大夫還是一般的文弱書生，裝傻、裝糊塗、裝瘋、裝病，進而是隱居、避世、遁跡江湖……

　　如大書法家王羲之，這個人想必不傻，否則就寫不出這麽好的《蘭亭集序》，但他給人的感覺就是腦子有問題，要不然就是在裝傻充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他也是討厭政治的腐敗，但苦於自己無法麵對，無法解決，隻好退隱山林，過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總之，一句話，因為無法麵對現實，無法談論現實，但話還得說，屁還得放，於是就“地對地，空對空”，以閑聊胡扯的方式來宣泄亂彈吧。

　　所以說，“清談”作為魏晉名士們談玄論道的一種手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自此以後，就逐漸衍生出了一種“清談誤國”之說，以為魏晉清談者“祖尚玄虛，不親世務”，東晉範寧“以中原傾覆歸咎於王弼、何晏，謂‘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恒溫亦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不過，愚以為，“清談誤國”之說有些嫁禍於人之嫌疑。明明是昏君誤國、亂臣誤國，卻通過史書的胡亂杜撰把這頂帽子扣到了文人身上。就算文人高談闊論、不切實際，也無論如何是誤不了國的甚至滅不了國的。更何況，清談家之理論並不輕視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

　　繆鉞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清談與魏晉政治》中，將哲學與政治關係的考察結合起來，圍繞“清談與魏晉政治之關係”，詳考史事，分別論之，認為“未可據王衍一二人為例而遂斷為清談誤國也。”此語可謂公道。

　　魏正始清談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豐、王廣等人。清談初興之際，清談名士們雖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時還是熱心政治，思建事功。

　　魏晉之際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戌，謂之“竹林七賢”。竹林七賢，雖以談玄酣飲相友好，而其對政治之態度則不同。嵇康以龍性難馴反抗司馬氏而被殺，阮籍韜精酣飲而委蛇自晦，向秀遜辭屈跡以求免禍，山濤、王戌依附司馬氏而坐致通顯，劉伶、阮鹹與政治關係較疏，從其言行推其心情，與阮籍相近。故竹林名士與正始名士有異，正始名士隻言玄理，而竹林名士於談玄之外，兼崇山林隱逸之趣，故竹林賢士對政治的態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積極。但是，隱逸之士，更談不上政治責任，雖清談如何誤國？

　　至於後來西晉名士王衍也隻是貪戀祿位，好為空言，以清談盜虛名，為仕官謀捷徑，既無濟世之誌，又無從政之才，誤國之罪如何從清談之中而求之？東晉王導為政，務在清靜寬和；賢相謝安，既善玄言，並能濟世，有膽識，有方略，以夷曠之懷，處危難之事，如何能貫之以誤國之罪名？

　　清談思想，雖崇老、莊，而亦兼融儒學，故並不輕視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見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懷建濟世之業。“雖居廟堂之上，而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以後中國士大夫遂奉此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後，賢士大夫皆以此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晉清談政治思想之影響。

　　給清談扣這帽子的，考究起來要查到石勒。當清談名士王衍一行作了石勒的階下囚之後，王衍辯說西晉滅亡責任不在於己，石勒大怒：“你名聲傳遍天下，少年時就位居顯要，沉浮官場一直到白首，西晉滅亡怎說與你無關？破壞天下的就是你的罪過”，此言一出，基本上就為王衍定了案，就為清談定了性，從此這些清談之士就成了西晉滅亡的替罪羊。

　　事實上，西晉亡在擇帝不當而引起的八王之亂，亡在話語權為一些集團所操縱，亡在既得利益集團貪汙腐敗盛行，浮誇成風；亡在中央和地方爭權奪利，將西晉之亡歸罪於這些借保身而清談的名士身上，真是千古奇冤！可憐，可悲，可笑。

　　試看今日，又有多少人在清談？有多少人的閑聊？時下的某些領導，在高朋滿座的會場上高談闊論、氣貫長虹，說的是不著邊際、永遠正確的廢話，為了解困，有時夾雜些土話、腥話、混帳話提提神；總結、匯報也是統一的格式，共同的廢話，洋洋灑灑幾十張，林林總總幾十條，卻沒有一條具有可操作性；視察工作時，走馬觀花還不過癮，還要指導工作，指來導去還是雲裏霧裏、不著邊際、永遠正確的大道理。如此等等。這些無用的清談不僅大會講、小會講、天天講、月月講。

　　不僅現時某些領導喜歡清談，各類媒體也深染沉屙，廣播格式化，電視格式化，新聞格式化，評論格式化，解讀格式化，隻要找到類似的體裁將人物時間地點一變就行，從此，人人可為作家，個個可為新聞從業者，真個是天下大同。

　　頗有疑問的是，這是清談家的問題，還是體製的問題呢？

　　§§第六章 玩的就是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