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麻辣燙

第四節 刀筆吏的厲害不過如此

　　現代人很市儈，都會看菜吃飯，看人說話。一聽是領導，立馬低頭哈腰，一副諂媚相；一聽是大款，馬上迎將上去，老板老總的，似乎能分一杯羹一樣；一看是農民伯伯，唯恐躲之而不及，免得穢氣沾上身；一看是文人，必然是副鄙夷之色，總會想到文人相輕、悶騷迂腐。

　　就像“小姐”的美稱一般，這原本是非常高雅之詞，竟然被市井之人給生生糟蹋掉了。試看當今樓堂館所，誰還敢叫“小姐”的？老早就是美女長、美女短的了。不過，這“美女”遲早也會被糟蹋掉的。

　　文人，從學問上講，就是有識之士；從道德上講，就是有德之士。有識有德者謂之文人也。“文人”以德服人，是道德教化的象征。

　　而這些文人的唯一武器，那就是那支筆了。遠的不說，隻看看魯迅即知，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它殺人不見血，夠厲害了吧，況且還不要勞民傷財、興師動眾的，決策於帷幄之內，製勝於千裏之外，不亦樂乎？

　　但是，話雖說得如此玄乎，但自古至今，文人似乎一直並沒有什麽地位，從來就是政治的婢女，權謀的附庸。試想，一個永遠跟在領導後麵屁顛屁顛的小小書生，如何講得地位、如何談得成功？

　　也就是說，所謂文人的身價，不是決定於文人本身的素質和能力，而是取決於所跟的圈子。跟對了，那就是一榮俱榮；跟錯了，那就是一損俱損了，這叫做入錯行、嫁錯郎，由不得自身，怨不得他人。

　　所以說，文人身價的提高，並不是中國文人地位的真正提高，而是中國文人進入的圈子是否正確的證明！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家庭的幸福大致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實，世間官人、商人的幸福各有各的特色，文人的下場大致是相同的。

　　君不見，屈原沉於汩羅江，賈誼屈於長沙，史馬遷囚於獄中，李白流放到夜郎，蘇軾貶於海南島，如此等等。或貶、或關、或押、或放、或抄、或殺，時空雖不同，判詞雖有別，其實質相同。

　　古往今來，那些個玩弄權術的政治家，最最忌諱的就是別人識破其技法。而文人則往往偏不信邪，不知是書讀多了，腦子不太順溜；還是所謂治國平天下的那股子正氣使然，偏偏能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看出其道道來，一旦找到突破口，便肆無忌憚地大喊大叫：什麽禍國殃民，什麽挾天子以令諸侯，什麽“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似乎都是直腸子，有什麽話，就怎麽說。你說誰能容得下如此膽大妄為之人？自然就是該關的就關，該殺的就殺了。

　　悲哀乎？悲哀！誰說文人厲害？不就一張寡嘴，二壺老酒，三篇文章，四句歪詩，雖然這些個東西能一時嗆你幾口，壓壓你的氣焰，但與刀槍、兵馬、劊子手相比，是何其的弱小？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說，雖然這些刀筆之吏如此厲害，但在涉及政治權謀之時，可就要懼讓三分了。

　　就拿“文字獄”這個事關文人的曆史大事來說吧--

　　文字獄好像是中國的專利，而其始作俑者似乎就是最最著名的秦始皇了。不過，雖然他坑了460位高級知識分子，倒覺得他還情有可原，無非就是剁了一些搬弄是非者而已，並沒有上升到屠殺文人的高度。

　　文字獄的真正全麵展開，乃是始於朱元璋這個農民皇帝。明太祖本是個文盲兼流氓，大字都不識一個。這種人作了皇帝，必然終生要為內心深處那種自卑情結所煎熬，生怕人家看不起他，就算需要利用文人，也是背後捅刀，過河拆橋。

　　有人曾跟他說--張士誠那名字是起事後一名儒生給他取的。張士誠很是喜歡，卻不知道那其實源自《孟子》，原文是“士，誠小人也”，其意是罵他是小人--“士誠，小人也”。這與《連升三級》中那個張好古給魏忠賢寫的罵人對聯差不多，還要升一級官階。

　　朱元璋便牢牢記住了這一課，生怕舞文弄墨的儒生繞著彎罵他，而自己蒙在鼓裏還不知道。於是，當了皇帝後他便大興文字獄，甚至連“為民作則”這種好話都能闖禍：在他聽來，那是罵他“為民作賊”，你說奇不奇，你說這文人還敢不敢當。

　　至於清朝的“雍正去頭”（維民所止）和“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之類的冤案，更是讓讀書人噤若寒蟬。

　　客觀地說，文人非常聰明，也非常厲害，能吟詩作賦，能透過花花世界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質。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正是聰明的文人好自以為是。掌權的王侯將相要以上天的名義忽悠老百姓，以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些個腦筋會轉彎的、想拍拍馬屁者便指鹿為馬、大獻殷勤，為所謂的真龍天子大唱讚歌，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唯有執拗的文人不吃這一套，大唱反調不說，還興風作浪，想要把百姓從沉睡中喚醒就好。唐代詩人劉禹錫因寫詩得罪權貴被貶朗州，十年後回到長安還是老毛病不改，又寫什麽“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朗今又來。”仗著肚子裏有幾滴墨水而一意孤行。宋朝文豪蘇軾，作詩“謗訕朝廷”而一貶黃州、二貶惠州、再貶儋州。杜甫老兒寫什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到頭來連自家兒子都餓死在奉先……

　　這些才高八鬥、滿腹經綸的文人，對於人情世故看樣子就是個白癡。李白客死在當塗，杜甫死在漂泊的小船上等，這些淒慘的文人人生結局就印證了文人必然結局。

　　雖然期間也有不少文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如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鄭板橋的“難得糊塗”；蘇東坡的“世人到曉聰明好，我被聰明誤一生。”等等。殊不知，縱使你如何意識到必然的命運，如何意識到可悲的下場，但永遠也無法走出你文人的圈子，圈子之內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而圈子之外卻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俗話說，道不同而不相為謀，走的道都不同，你如何能走出悲哀的必然，頂多耍耍小聰明而已。畢竟，這個世界，懂得世事、人情的官人、商人才是聰明人；能臉不紅、心不跳、嫻熟自然地跟著別人指鹿為馬的人才是大智者，才是大有希望者，才叫真才實學。

　　於是，我們大概知道了作為刀筆之吏的悲哀結局了。問題還不僅僅如此，即使文人們認識到了悲哀的必然，但似乎其骨髓裏也就存在這種劣根性了，叫積踵難返、積習難改。

　　常言道，前車之覆，後車不鑒，按理那麽多文人死於非命，應該能給他們提個醒了。你看，秦始皇一怒坑了460個誹謗朝政的儒生，清蠻子興文字獄剁了那麽多文人柔弱的頭，應該說起到了殺雞儆猴、殺一儆百的作用。但這些暴君壓根就沒有想到，殺了460個，又站起了4600個，46000個，文弱的文人越殺越旺，越殺越多，頗有“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氣勢。

　　其中，方孝儒就是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扼腕的文人。

　　朱棣在攻下南京後，篡得大明皇位。迫令方孝儒為他起草即位昭書。方孝儒反對朱棣篡權，寧死不從，擲筆於地說：“死即死耳，詔書不草！”燕王大聲說：“詔不草，滅汝九族！”方孝儒針鋒相對的說：“莫說九族，十族何妨！”

　　朱棣大怒，下令滅他十族。方孝孺的九族加上他的朋友、門生也算作一族，共873人，全部處死，行刑就達7日之久。

　　對於方孝儒這類把自己的生命連同十族的生命都不在乎的文人，天地間還有什麽能讓他們放棄良知，放棄文人的氣節呢？方孝儒的十族被滅了，明成祖勝利了，方孝儒可能也沒輸，不過，方孝儒“贏”得太悲哀，令人扼腕。

　　不過，這種犧牲代價太大，以至影響了中國曆史幾千年。縱觀中國曆史，文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弱，文章的影響越來越小，人才也越來越稀缺，“大家”的“物以稀為貴”，無疑就是最好的例證。為何？因為文人的才華被封建專製閹割了，被扼殺了，被窒息了！畢竟，刀筆之吏的這種所謂厲害，在王權麵前無非就是草芥一個。

　　所以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刀筆吏的厲害不過爾爾，別太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