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著有《史記》,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如此之大的名聲,能完成如此宏篇巨著,竟是得益於他所遭受的牢獄之災,得益於他莫名其妙所受的宮刑。
司馬遷之父--司馬談一直想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教導下,司馬遷耳濡目染,愛上了史書。後來,他跟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誌,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曆史典籍。司馬遷遵循父親遺誌,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創作《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
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於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於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於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於李陵後麵沒救兵,而且教單於部下製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於於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後李陵寡不敵眾,隻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麽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麵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
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
宮刑是個奇恥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淩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他幾乎了結了性命。
但是,他想到老父臨終前的囑咐,想到未竟的事業,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的艱難,想到寫部有關曆史書的夙願,他忍辱負重,苟且偷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並無他意,隻是專心致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3000年間的史事。他寫君、寫臣、寫諸侯、寫俠、寫義、寫奸佞,無不酣暢淋漓,躍然眼前,充溢著一股渾厚而明慧的氣韻。然而,他卻從來沒有寫過他自己這個“人”,也沒有寫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的貢獻,更沒寫他作為男人所遭遇的曠世奇辱以及他寬廣、博大而又自抑悲憤、困惑痛苦的內心世界。
幾千年來,中國文人有著濃烈的入世情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然而,當生殺予奪的大權係於皇帝的一時喜怒之時,自認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顯得那麽的不堪一擊。如此,他們的一生便注定了以悲劇結束,司馬遷自然也無法逃脫其宿命。
我們不禁追問: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強者,司馬遷究竟活在哪一個層麵上?文學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馬遷身上尋覓人性,讓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矛盾的是他不再擁有男人的根性,這是他悲哀的源頭。
司馬遷,一個正值壯年陽具便被活生生閹割掉的文人,他的生命尊嚴瞬間被徹底摧毀,精神動力源也驟然被封堵,在仰視其不朽巨著的同時,我不免懷疑,司馬遷的思維是否正常,《史記》到底有多少健康的成分?後人從未提出過疑問,這應該是不科學的。
夢裏不知身是客,可以想象,當我們在追溯司馬遷內心世界的那種尷尬、無奈和痛楚的時候,我們自身也無法平靜下來,無法不痛心疾首,並被司馬遷一次次帶入一個萬劫不複之地。
就人而言,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陽具絕對是男人最高的尊嚴,一切活力、自信、歡樂、幸福和創造力都源於其中。如果一個男人這方麵出了問題,那麽基於其間的整個精神、思想和心理感覺都將發生質的變化。
我估計,在當前如此功利的時代,如果要我們現在的一些人用男人的這些尊嚴去換取他們的追求,他們的夙願,隻怕是沒人有這個膽的,也沒有這種赴湯蹈火的精神的。
對此,後世對他的評價極高,有“西漢文章兩司馬,南陽經濟一臥龍”的說法,齊名於西漢的大文豪家司馬相如、三國時期最璀璨的人物諸葛亮。
但是,司馬遷就那麽活著,活得並不張揚。然而,曆史記住了他,把他載入了史冊,後人記住了他的英名,這與曆史上乃至當今社會有些人千方百計求取功名的不恥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好可用臧克家的幾句詩來注釋--“有的人活著,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人,難免虛偽,都想搏得澤被後世的美名。但是,這名可要看看是如何獲得的。靠奮鬥獲得的名聲受人仰慕,但有些人卻以種種不光彩的手段欺世盜名,自然難免被後世所唾罵了。
實事求是地說,誰都看重名氣,因為名氣是成功人生的一種象征,體現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對一個人品德、才華的肯定;名氣雖說是一種無形資產,可也讓人受用不盡。所以,“立名”與“成名”永遠都是人們追求的最高目的之一。
不過,名聲這東西並不是那麽容易得到的,不象現在有些人,有一個好嗓子,便自誇為“歌星”;會走幾下貓步,便以“名模”自居;上個鏡頭露個臉,也敢說自己是“著名演員”等等。名氣的獲得,是要付出艱辛努力的,要與實際成就相符合的。有多大的成就隻能有多大的“名氣”,超越了,拔高了,就“名不符實”,如果刻意求之,就會成為詬病和笑柄。
名聲到底是何物呢?用尼采的話說就是“許多人對一個人的感恩之情”。名聲是附著在“實質”之上的一層光環,正所謂“實至名歸”,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肯定,是一種價值的體現。
名聲有兩種,一為身前名,一為身後名。“身前名”往往與“利”緊密的聯係在一起,具有現實意義,當然惹人追逐。成名往往意味著“名利雙收”,這在當前的娛樂圈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旦出名,身價即刻暴增。在娛樂圈打拚的人,誰不向往一夜成名呢?有人為了出名,屈就潛規則也在所不惜,獻身者有之,傍款者有之,裸露者有之,豔照者有之,有什麽招想什麽招,不過,這就有點走火入魔了。
至於身後名,似乎要高出一個境界。中國曆史上有許多高人義士,或為名節,或為大義,視死如歸,隻求青史留名。古今中外許多大建樹者,他們光輝的名字一直閃爍至今,成為世人景仰之楷模。能達到如此境界的那就不是有著點花拳繡腿就行了的,如司馬遷就是如此,縱使高牆再高,也關不住他鼎鼎大名,因為他的名聲就是這麽煉出來的。
不過,名聲到底是個虛幻的東西,比不上實際的東西。這點似乎早就被現在現實主義者驗證了。
看看娛樂圈,從頻發豔照,到跪求床戲,在這個年代好像“名聲”已經被人忽略到不知道是什麽東西了。有些藝人頻頻爆出的醜聞,堂而皇之的上演現實版的三級片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為了名利不擇手段出賣身體,出賣一切都是無所謂的,隻要小日子過得舒坦,有多少男(女)人追,哪裏在乎別人說什麽?
想起一位靠三級片成名的女藝人,在成名之後卻說:她要把曾經脫掉的衣服再一件件穿上。不知已經快被社會拋棄的好“名聲”是不是有天也會被撿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