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
其中,“淡泊名利,寧靜致遠”之言一直流傳至今,成為文人墨客靜心修養的境界,亦成為某些政客們附庸風雅的裝飾之物。
但事實上,此類豪言壯語也許隻能作為牆上之裝飾品,似乎沒有幾人能達此超然境界。試看實際生活中,送禮者一邊把“信封”私下塞進抽屜裏,一邊望著牆上的字幅大讚兩袖清風、高風亮節,此類現象不亦多乎?
此種現象,要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知道了,隻怕也隻能自愧弗如。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我不為五鬥米折腰,清貧一生,才弄了個隱居桃花源、淡泊名利的好名聲。誰曾想到,你們這些家夥竟然“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一麵紙醉金迷,揮金如土,一麵還“謙遜”地接受別人饋贈的高帽子,似乎更要立個貞節牌坊就好。難怪有人慨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了。
確實,這個世界很複雜,這個世界很現實,真要做到“淡泊名利”確實很難,要做到超然於物外確實很難。
傳說乾隆皇帝民間私訪,見市肆街巷人流熙攘,不知其所為,遂問隨行劉墉:
“這些人如此忙碌,究竟所為何事?”
“無外‘名利’二字。”
劉墉一代名相,應答皇帝無懈可擊又言簡意賅,真是一語中的。
確實,追逐名利似乎乃人之本性。古人雲:“食色,性也。”名利其實是人“食色”的引申和升華,應該是無可厚非的。名利的本質是利,沒有利,人就不能很好地實現“食性”的要求。
魯迅在談到人的本性時說:“人的本性一要吃飽,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因此,人們追逐名利乃正當要求,正所謂:“世人熙熙,皆為利來,世人攘攘,皆為利往”。人如果連一般的名利都不需要了,也就沒有什麽追求了,那麽他的心也就死了。古語雲:“哀莫大於心死。”這種人還活在這個世上有何追求、有何意義呢?可以說,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難以想像的。故此,追求一定名利還是可以理解並應該肯定的。
但是,問題常常出在追求名利的度上,一些人往往難以把持住自己追求名利的尺寸,把握不住那度,所謂欲壑難填,以至於越陷越深,損人利己不說,甚至危害國家、危害社會,那就另當別論了。
也正是緣於把握不住這種追求名利的度,有些人為了某個支配權不惜動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以達到其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而至於,得益於人的進化和高智商,所想出的損招比動物更殘忍、更巧妙、更隱蔽、更高級。人一旦發展到這種地步,那也完全深陷於名利的漩渦了,估計最終也沒有什麽好下場的,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他自己,利欲熏心,失去了他人之為人的起碼道德。
俗話說,“虎毒不食子”,這是說,老虎這種看似凶狠無比的猛獸,也有做老虎的底線,也有溫柔的一麵。但在某種特殊情況下,老虎也可能吃小虎崽。據報道,2006年8月2日,漳州動物園母老虎妞妞產下3隻小老虎。8月5日,母虎吃掉了其中一隻小老虎。2007年3月28日,在宜昌市動物園,兩隻小老虎死在了母老虎的口下,其中較大的一隻連屍骨都不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動物園把它餓成這樣,按理,這老虎無論怎樣也不會吃自己的幼崽,除非是影響到了其生存。
對於人而言,當爭權奪利上升到生存的高度,影響到個人的成功與否,“虎毒也食子”之類的行為那就不會是少見了,縱使發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哀鳴也喚不醒半點良知。曆史上有名的“玄武門之變”基本上就體現了這一點--
唐朝建立不久,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之間,就為爭奪皇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本來,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出力最多,功勞最大,他又網羅了尉遲敬德、秦叔寶、李靖等這些著名將領,廣泛結交知名人士。所以,他的勢力無人能比。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後,也統領一支軍隊,打過一些勝仗,雖然沒有李世民那樣雄厚的實力,但是,他有太子這個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親國戚聚集在他的周圍;他長期留守在關中,在京城長安一帶有堅固的基礎,甚至宮廷的守軍(玄武門的衛隊),都在他的控製之下。他還把齊王李元吉拉攏過去。總的來說,李建成和李世民是旗鼓相當。
唐高祖武德九年的一天,李世民上朝去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揭發他們在後宮胡作非為。高祖大吃一驚,說:“竟有這樣的事?”
李世民說:“不但如此,他們還幾次想謀害我。如果他們得逞,兒就永遠見不到父皇了!”
高祖說:“你講的事情,關係重大,明天我要親自審問!”
當天夜裏,李世民就調兵遣將,準備為了自己的生存權利而大開殺戒了。
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親自率領長孫無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門附近。守衛玄武門的將領叫常何,原來是李建成的心腹,但已經被李世民收買過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臨湖殿,發現情況異常,立即掉轉馬頭往東宮跑,隻聽有人喊:“太子、齊王,為什麽不去上朝?”李元吉回頭一看,正是對頭李世民,他急忙取弓搭箭,一連向李世民發了三箭,都沒射中。李世民對準李建成回射一箭,李建成從馬上摔下來,斷了氣,李元吉急忙向西逃去,被尉遲敬德一箭射死。
三弟兄火拚的時候,唐高祖正帶著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遊玩。忽然看見尉遲敬德匆匆趕來,高祖就問:“你來這裏幹什麽?”
尉遲敬德說:“太子、齊王叛亂,秦王恐怕驚動陛下,特派臣來護駕”。
高祖大吃一驚,忙問:“太子、齊王現在何處?”
尉遲敬德說:“已經被秦王殺死了”。
高祖十分難過,吩咐遊船靠岸,回頭對裴寂等人說:“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事發生,你們看怎麽辦?”
蕭和陳說:“建成、元吉本來就沒有大功,秦王功德蓋世,深得人心,理該立為太子”。
高祖說:“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
尉遲敬德忙說:“外麵還沒有完全平靜,請陛下降旨,要各路軍隊都接受秦王指揮。”高祖立即派人傳旨才結束了這場政變。
三天之後,唐高祖宣布立秦王為太子,國家大事,一律由太子處理。這年八月,唐高祖被迫讓位,自稱太上皇。李世民當了皇帝,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號為貞觀。曆史上把這次政變,叫做“玄武門之變”。
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宮廷政治鬥爭中,兄弟相殘,骨肉反目,兵刃相見,血流成河的現象那是不絕如縷,司空見慣。
所以,曆史上這些名利場上的人們,當把爭權奪利上升到生存高度,他們基本上連人之為人的基本道德準則也不複存在了。不過,其下場我們也都有目共睹,身前身後之名,背負的那是曆代唾棄,萬世罵名,倘若其在九泉之下有知,隻怕也會想不通--清代巨貪和坤,富可敵國,最終是抄家被殺;三國曹操,被人稱為奸臣,終究無法消散他的英雄本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曆史上,此類名利中人都在名利的誘惑下,失去自我,失去良知,跌入名利的深淵不能自拔,往往是失去自由,失去生命,與願望的初衷背道而馳。
鑒此,對於名利這個身外之物,我們還是多份淡定的好。隻要淡泊名利,心如明鏡,方能坐的正,行的端,不人雲亦雲,隨波逐流。淡泊名利了,就無須粉飾自己,恭維他人,巴結上司,籠絡幫夥,能言他人不敢之言,做他人不敢做之事;淡泊名利了,就無須為蝸角功名、蠅頭小利去煞費苦心,辛苦奔波,上竄下跳,苟且鑽營;淡泊名利了,就不為塵事所擾,不會臉厚心黑,猥瑣自私;淡泊名利了,就會有“為一大事來”的胸襟,“不帶半根草去”的氣魄。
正所謂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所言:“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此言可謂精當,自當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