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麻辣燙

第七節 “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局限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難以抹去的屈辱記憶，正是在那場戰爭中，號稱“天朝上國”的清王朝被前來叩關的英國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一步步墜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鴉片戰爭後，麵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強的“船堅炮利”嚇破了膽，認為中國今後隻能對外妥協，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無事”。

　　作為當時比較先進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魏源通過對鴉片戰爭失敗原因的認真反省，既認識到了中國的落後，承認西方列強有其“長技”，同時又沒有喪失反抗列強侵略的勇氣，認為中國隻要把列強的“長技”學到手，就一定能打敗侵略者。正是基於這兩方麵的認識，他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這一思想後來便成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源頭，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

　　曆史事實也證明，“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提出，在近代中國確實起到了開榛辟莽、啟蒙發軔的作用，因此，我們往往都特別注重其積極意義，而往往忽略其局限性。殊不知，在特定曆史背景、曆史條件下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表現出了一定的曆史局限性。

　　在此，不想人雲亦雲，談論“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曆史進步意義，而是想劍出偏鋒，就其觀點的局限性弄幾下爺頭。

　　首先，“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個觀點無論它怎樣提都擺脫、突破不了傳統夷夏觀的藩籬。翻開史書查閱一下，“夷夏”（華夷）觀念在中曆史上源遠流長。早在上古時代，“夏”和“夷”隻是兩個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觀念，約至春秋時期，“夷夏”開始走樣，逐漸被賦予文化的意義，“夏”代表正宗、高貴、文明“夷”則代表偏庶、卑下、野蠻。自明朝開始，隨著日本和西方列強的入侵，“夷”的含義由專指少數民族逐漸變成了蔑稱西方侵略者的一個概念。

　　也正由於這種夷夏觀的影響，封建統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國中心論思想，朝野上下懷抱“四海之內，天朝為大”的觀點，執行閉關主義政策，數千年來，“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也正由於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夜郎自大，惟我獨尊，而把西方國家視為“蠻夷小邦”，乃“大清子民”。

　　很明顯，“師夷長技以製夷”這一新思想並未能掙脫傳統夷夏觀的束縛，並未能衝破“中國中心論”的網羅，並未能突破傳統夷夏觀的藩籬，並沒有走出祖先為他劃定的圈子，傳統夷夏觀的烙印在他身上清晰可見，在他文章中也顯露無遺。

　　其次，“師夷”表麵上看來是為了“製夷”，打“洋鬼子”，但追究其根本目的乃是“保君”“保皇”。魏源畢竟是一個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因此，魏源“強國”的思想隻是單純強調國家與外來侵略者的矛盾，並沒有把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也上升不到一定的高度，不可能把“師夷”、“製夷”作為與國內的腐朽封建統治相聯係的政治問題處理，而隻是作為純粹的“邊事”來看待。

　　因此，“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提出，盡管在當時中國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確實乃抵禦外侮的上上之策，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抗侵略的作用，但它過於單純地強調國家與侵略者的矛盾，把它定位於純粹的“邊事”看待，從而導致簡單的“師夷”即為“製夷”，加上骨髓裏不變之“道”，從而完全可以肯定，“師夷長技”不可能真正達到“製夷”的目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挨打的局麵而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

　　有些文章誇大其辭把其說成是近代第一個現代化方案，其實，它的提出，主要是出於軍事方麵的考慮，“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由此可知，他倡導“師夷長技以製夷”，主要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造船造炮，裝備水師，以便抵抗侵略。

　　更深層次地看，其根本目的乃是為了“保君”、“保皇”，“其不變者，道而已”。當然，二者並不矛盾，“師夷”是為了“製夷”，“製夷”是為了“保君”。鴉片戰爭爆發後，道光帝最大的心患是擔心洋人侵華後有無取代皇帝的異謀，而非外敵的入侵。同樣，麵對外敵的入侵，統治階級，無論是妥協派還是主戰派，都有一條共同的綱紀，即保皇保君，而不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大計。作為主戰派的魏源同樣不出其外，其愛國禦侮思想，也隻能是與忠君救主觀念緊密相連。

　　因此，“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結果也隻會與閉關鎖國殊途同歸而已，稍不同的是，閉關鎖國是關上國門“夜郎自大”，而“以夷製夷”頂多是閉關鎖國之後在清王朝的國門外增設“師夷”得來的幾艘洋船洋艦、幾門洋槍洋炮以鎮守國門、安享太平而已。

　　再次、“師夷長技”難避“東施效顰”之嫌，表現出急功近利思想。“師夷長技以製夷”觀點的提出，這在當時應是很有創意、很有積極意義的，現學現用、現炒現賣，不失為應急之計、權誼之策，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顧當時清王朝“如今外麵的架子雖未倒，內囊卻已盡上來了”的具體情況，在一付積貧積弱，“但有死氣無生氣”的爛攤子上“盡學西方之長技”，自然無異於“東施效顰”，就像那“麻袋繡花，底子太差”，是“繡”不出什麽好東西的。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世界意識尚處於萌發期。這種對世界的認識是在戰爭的劇痛過程中，從“製夷”的需要去關注時勢、尋求新知、“師夷長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急功近利性。

　　“師夷長技”雖不失為當時一種應急權宜之計，但明顯地它表明了當時國人的急於求成心理，“我有鑄造之局，人習其技巧，一二載後，不必仰賴於外夷”，這很符合當時國人之急功近利之心理，不過，想像隻要用上一二年的時間，就可大幹快上，“趕超英美”，很天真，很愚昧，很無知。

　　魏源僅僅是一位開明的思想家，由於自身的局限而導致他隻關注到對手的表象，隻在器物層麵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為造幾艘船艦，造幾把火器，便能擊退洋人的侵略，便能強國富民，誠如梁啟超所言：“鴉片戰役後，則有魏默深《海國圖誌》百卷，……中多自述其對外政策，所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製夷’之三大主義，由今觀之，誠幼稚可笑。”

　　從一定的角度看，也正是由於急功近利，僅僅學習所謂“長技”，使它並沒有收到預期的“製夷”效果。如果要說其直接的現實效果的話，倒有兩個值得注意：一是為清王朝的垂死掙紮拖延了時間，可算是起了苟延殘喘之功效；二是“師夷長技以製民”，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後來的仁人誌士中，倒是發揮了“製夷”不曾發揮的作用，成批的國人倒在所謂“長技”的洋槍洋炮之下，這不能不說是對“師夷長技”果的一種絕妙諷刺。

　　不可否認，“師夷長技”確實“師”了些“長技”諸如製造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還“師”了些什麽？且來看看--

　　“廣東互市二百年，始則奇技淫巧受之，繼則邪教煙毒受之；獨於行軍利器則不一師其長技”。一些官僚士大夫將西洋精工藝器，如鍾、表等視為“奇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為寶。就是楊芳這樣的武將也不免俗，趁赴廣東參讚軍務之便也欲收購之。真可謂國門未開，蒼蠅蚊子早已飛將進來。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鴻章將“師夷長技以製夷”付諸實踐，大辦洋務運動，結果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滅。這個事實足可說明“東施效顰”在當時千瘡百孔的中國是不可能成功救國於危難，解民於倒懸的。譚嗣同言，輪船、火車、槍炮等，都不過是“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他譏笑洋務派對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備，曾未夢見”，其言一針見血一語道出了其“東施效顰”的弊病之所在。

　　此外、“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帶有一些不切實際的空想特征。作為一個開明的地主階級思想家，魏源並非職業軍人，也非軍事家，因此，這局限性自然決定了他隻能以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身份提出他自己一廂情願的設想，從而難免有閉門造車之嫌，難免帶上略顯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說，在虎門外的沙角造火器局，“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之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這就很明顯，沒有軍事常規的知識角度去考慮其安全性、隱蔽性等問題，而犯了兵家之大忌，這就是他缺乏軍事常識而憑空設想的體現。

　　另外，魏源還滿懷自信地憧憬未來：“盡收外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乎？”這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不顧曆史現實，難道不是一種善意的值得稱道的主觀空想嗎？更為甚者，魏源的“師夷”基本上不依賴外國。他說引進外國先進技術，重在學習自造，“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中國智慧，無所不有”，“一二年後，不必仰賴於夷”，真是閉門造車，夜郎自大得有點離譜了。

　　當然，魏源是那個特殊時代之人，對他求全責備，是不符合曆史現實的。但是，要想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師夷長技以製夷”，要想變“東海之民”為“西海之民”，其想法雖好，無乃空想乎？也由此可知，我們不能簡單地在這片有著幾千年傳統思想和文化積澱的特殊土壤中，簡單地“師夷長技以製夷”，簡單地移栽資本主義之花是結不出好果實的。

　　事實上，“師夷長技以製夷”一直被認為是一條可行的曆史主線，但令人可笑的是，國人總帶著“夷夏”的有色眼鏡來看待西方，總以為“兒子”打“老子”，而事實上是我們一直在“師夷”所謂“長技”，也一貫是“先生”打“學生”，正如餘傑所言，我們想“以夷製夷”，卻總是“為夷所製”，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反思。

　　§§第三章 成大事者的小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