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在中國的曆史中,一個新王朝在曆經風雨之後總會走到重新洗牌的地步。一個腐朽王朝的隕滅總經曆幾次痛苦的掙紮,總伴隨著幾個關鍵的幕後推手。在一陣轟轟烈烈之後,舊的王朝便這樣土崩瓦解,新王朝便在那片廢墟上破繭重生。
宦官,又叫太監,本是宮廷中的一種官職,其職務是管理宮中的各種事務,侍候妃嬪、皇後、太後及皇上本人,一般由閹人充任。
太監一般分兩大類,一類專門侍候帝、後、妃、嬪,另一類則專門負責處理宮中各種事務。由於他們接近帝、後,一些謀求功名利祿,想升官發財的人,無不以賄賂的方法,走他們的門路。所以,那些上層太監無不個個腰纏萬貫,富可敵國,聲勢顯赫,炙手可熱,成為宮廷中的一個特殊階層。
東漢中期以後,皇帝即位大多年齡幼小,從漢和帝開始一連八個小皇帝,即位的歲數最大的8歲,最小的才100多天。還有兩歲就駕崩的--就是漢殤帝,這種皇權低幼現象形成了外戚和宦官輪流控製朝政的局麵,政治一片昏暗。
皇帝年幼時一般由太後主持朝政。古代女子無才便是德,二十幾歲的小寡婦,頭發長,見識短的,處理朝政隻能靠父兄,小皇上自幼看姥爺舅舅的眼色做人,長大了之後自然不甘心,一門心思要幹掉姥爺舅舅。但滿朝文武都是姥爺舅舅提拔上來的,支使不動,就隻好靠身邊的宦官。因此形成這麽一個特點:皇帝年幼,外戚掌權。皇上長大後,靠宦官殺外戚,宦官掌權。沒幾年皇上短命歸西了,小皇上一即位,又是外戚掌權,小皇上長大了,又是宦官掌權,如此循環反複,幾成規律。
宦官這個群體,稱謂多種多樣,除了比較中性的“中官”、“中涓”之類外,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就有“閹人”、“腐人”、“腐夫”、“內豎”、“閹狗”等等,從稱謂上就可以看出人們臉上掛著的不齒之狀。
縱覽上下五千年,曆朝曆代,幾乎所有人的心靈深處都會這樣認為,宦官,原本就是不能接近的、肮髒的、醜陋的一類!自盤古開天辟地,世界上就隻有兩類人,男和女,沒有男不男,女不女。沒有男根的男人,到底是什麽東西?所以,男根為男人之根本,倘若連這也沒有了,那麽做男人的底氣也就沒有了,一方麵自卑自憐,另一方麵被人瞧不起。
孔子周遊列國時,離開衛國的原因就是感到了屈辱--讓他跟在衛靈公的車子後麵。這原本很合理,孔子講禮,絕不會想僭越諸侯。而其背後原因隻是因為衛靈公車上有個宦官陪侍!
可是,曆史上誰也無法否認這些人的重要性。皇上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需要人鞍前馬後照顧,何況還有三宮六院?更重要的是,後宮如此多的佳麗,由於皇帝老爺的貪欲,還不想戴那些個綠帽子,便想了這麽個損招,才有了這些個不倫不類、不男不女之人。
起初,外臣士大夫對宦官僅僅隻是當皇宮中幹活的雜役、奴才來看待的,宦官是沒有任何地位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裏提到:“刑餘之人,無所比數。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由此可見一斑。
不知何時開始,如此相安無事的形勢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昔日畢恭畢敬、唯唯諾諾的奴才,竟然開始慢慢直起了腰、抬起了頭,肅穆莊嚴的朝堂上不時響起了那令人作嘔的怪叫聲--以“皇帝詔曰”來發布一道道荒唐危險的命令。這樣,宦官借著皇上的名義一步步爬上來、並踩到頭上來了!
自此,外臣和宦官,這兩個原本高低懸殊、河水不犯井水的階層就分成了兩個不共戴天的陣營,成了不可調解的對手,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期間的戰鬥可以說從未間斷過,延續了中國曆史的幾千年。
不過,話說回來,不管宦官如何幹政,如何狐假虎威,從第一天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結局,因為“正統”社會絕不會容忍旁門左道來左右朝政的,就如同武林中人無法容忍魔教一統天下一般。
幾千年來,治理國家,靠的都是兩種手段,道德和刑罰,缺一不可。盡管每個王朝立國宗旨不同,在二者間也有偏倚,但儒家看來,道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刑罰。以德治國,首要的條件就是執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大學》裏說得明明白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作為宦官,你有完整的身嗎?自小淨了身,連姓都沒有了,還有家嗎?死後連祖墳也進不了嗬!身、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載體,對於宦官來說卻是永遠的遺憾。
既然不能成為道德的表率,那麽那些以飽讀詩書、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遠不可能敬服自己,如此這般,就隻好用法家那套了,整得爾等仰視我輩,打得你等乖乖聽話!
都說宦官狠毒,沒有人性。確實,宦官的確殘酷無情。這也許因為既然被道德拒之門外,那麽道德對人的約束也就不能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人沒有了約束,自然便會肆無忌憚;此外,他們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一有機會,如同抓了一根救命稻草,必然會瘋狂報複:憑什麽你們有那男根堂堂正正做人?憑什麽你們覺得清高偉岸、高高在上?憑什麽你們三妻四妾、兒孫滿堂?打!給我狠狠地打!給我往死裏打!
其時,宦官已是成了一類變態了,心理變態,性格變態,行為變態。
宦官作為一個身心遭受重創、整日生活在深宮內院的群體,由於所處環境的特殊性,使得他們呈現出一種與常人迥異的性格特征。而這種性格特征進一步影響和製約著其言行,其舉止,從而導致了其畸形性格的形成。
對於每一個宦官來說,閹割命根都是他們一生中的噩夢。尤其是在封建倫理盛行的家族社會,統治者高唱孝義之道,普通民眾也以延續祖宗血脈為人生第一大事。在這樣的氛圍下,每一個閹割者所麵臨的心理壓力與社會輿論,都是空前絕後的。
一般說來,閹割手術後的兩三個月內,男子的胡須開始脫落,兒童則根本不長胡須。喉結隨著變小,聲音逐漸尖細起來。身材變得臃腫,肌肉柔軟缺乏力度,從後麵看非常像普通婦女。由於缺乏性器官,這種重大的生理缺陷使得宦官極其自卑,而且一旦談論到與男子性器官的有關的話題時總是十分敏感、非常忌諱。
清代學者紀曉嵐博學多才,為人幽默詼諧,有一次他在宮中給宦官講故事,說到關鍵地方戛然而止,宦官追問下文,紀曉嵐風趣地說:“下麵沒有了。”結果四周的宦官一下沉默起來,接著都一聲不吭地走開,而且個個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宦官的自卑心理,由此可見一斑。
正因為宦官極端缺乏自信,所以宦官得勢後都想表現一番,向社會證明自己。但是,由於宦官群體普遍缺乏經國之才,所以在表現過程中總是遭到社會的反抗,為了應對反抗,宦官往往不是采用溫和手段,而是采用極端暴力來壓製,而且由於宦官天性中缺乏愛,這種暴力鎮壓往往特別殘酷。
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舐犢之情、親情、愛情是人生感情經曆的三部曲,人的一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環,其心理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變異。我們常說,年少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為人生三大不幸,與現代心理學揭示的情感規律很相近。
對於宦官來說,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年幼的時候便被父母送入宮中為宦,從小享受不到應有的親情。同時,在舉目無親的宮禁中,不但要獨立生活,還要飽受來自四麵八方的欺淩、侮辱,學會在危機四伏中生存。由於從小缺乏親情與家庭的溫情,心中很小就有了冷酷無情的種子。同時,成年後宦官由於自身和周圍環境的製約,沒有婚姻、沒有家庭,更沒有子女,平時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既無法享受到異性的愛情,也不懂得如何去愛別人。結果變得越來越怪戾,越來越冷酷無情。
宦官的冷酷,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宦官當權後的對人極端無情、大肆殺戮,殺人不眨眼、視人命為草芥。這樣的例子在史書中比比皆是,趙高誅滅李斯家族,仇士良在“甘露之變”中大殺朝臣,明代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殘酷鎮壓,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明代宦官認為,吃了兒童的腦髓,陽具便會重新長出,因而很多宦官到處捕殺兒童,然後吃人腦髓。宦官冷酷到吃人腦髓,可見已經完全泯滅了人性。
此外,宦官的自卑和低賤地位,時時刻刻敲打著宦官的心靈,宦官深處皇宮大院中的最底層,要擺脫這種現狀,隻有通過討好皇帝,躋身為上層社會這一途徑。所以任何一個宦官,一旦進入皇宮向上爬的欲望都特別強烈,可以說已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
宦官的貪婪,表現為在政治上對權力的瘋狂追逐,在經濟上表現為大肆貪汙受賄、撈取錢財。對於那些身處高位的權閹來說,一朝大權在握,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便成為他們的不懈追求,因為他們不這樣的話,一旦失勢便隻有死路一條。宦官在權力欲的推動下,冷酷怪戾的本性進一步膨脹起來,為達目的而大開殺戒。
宦官的貪婪成性,在經濟上有著更為直接的表現。而宦官群體的貪婪,比一般人更加強烈,他們的貪婪容易造成政治動蕩、百姓遭殃的局麵。明代宦官劉瑾當上司禮監秉筆太監後,每一個進京的官員必須帶上銀兩來入府拜訪,否則便大禍臨頭。
如此這般,離開了道德的協調誘導,光靠重枷大板來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誰都可以預料--盡管在短時間內無人敢怒,無人敢言,但潛伏的危機永遠一觸即發。因此,沒有一個宦官是善始善終的。太監劉瑾就在六十歲還承受了淩遲之刑,身上被割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那些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錢的價格搶購,生生吃了。
沒人譴責嘴角滴血的人們的殘忍和獸性,沒有人懷疑此次酷刑的正義,甚至很多人還很遺憾--遺憾世界上找不到比淩遲還慘烈的刑罰了。
不過,我相信劉瑾也認了。當初僅僅為了能得點自尊,希望外臣能將自個當人看,同時撈幾個錢養老,替自己賺夠棺材本。不曾想遊戲越玩越大,皇帝老爺幹脆把整個朝政扔過來了。沒法收拾才釀成這樣,話說回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快活了幾年,自己咳嗽幾聲也有人當場暈死過去,那種快意如何形容得出呢?將天下衣冠在腳下踐踏了幾年,也算出息了,就是千刀萬剮,也認了!
至於誰當皇帝,這個似乎無關緊要。宦官幹政也不是什麽大忌,怪就怪那個統治階層,怪就怪那個朝代。誰坐這把椅子,不必有什麽講究,女人能坐,宦官也能坐。隻有如何坐的問題,沒有誰來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