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總能讓人感動：那些震撼心靈的名人情事

第九章 丁玲：金色的向陽花海洋

　　兩次入獄，幾經沉浮，情路坎坷，始終有愛。

　　正如那首歌中唱的：

　　虔誠的目光，隻追隨太陽，躍動閃亮的光輝；

　　用執拗的名字，訴說堅持，一生隻要這純粹；

　　火焰的花蕊，無視隱晦，助長堅強的芬菲；

　　你燦爛的笑著，我的憂傷，瞬間湮滅灰飛；

　　有陽光到達的地方，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

　　用清澈純淨的臉龐，匯成金色的海洋。

　　掙脫了少時日漸衰落的家庭，隨好友到上海讀書、闖蕩。

　　追求新的生活，尋找新的人生方向。

　　他偶然結識了她，便借錢一路追到她的湖南老家。這是他的求愛信號，後來，兩個人在一起了。相知相守。

　　“日文教師”走近了她的世界，從此，兩人的精神之戀，伴隨了她大半生，他關心她，他幫助她，愛的思念珍存在她的心扉，默默的，他是她永遠懷念的男子。

　　“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她在奮鬥的路上百折不撓，她又遇到了小她13歲的他。

　　他們在艱難的旅程中，深深地相愛了，他們的愛走過了勝利後的苦難。

　　沒有理由不崇敬並且喜愛這位作家，她的堅強，她的執著，她的對愛和生命的不放棄。

　　在她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中，許多時代最優秀的男子與她有過密切的關係：瞿秋白、胡也頻、馮雪峰、沈從文、魯迅、陳明……她不僅在革命的文壇上和戰場上同男人們一起衝鋒陷陣，也在這個世界裏真實地、生動地抒寫了自己戰鬥的一生。

　　尋找夢想

　　1921年，丁玲從長沙嶽雲中學退學，一起入這所學校讀書的還有楊開慧、徐潛等人。同年冬天，在湘西常德。17歲的丁玲見到了從上海歸來的、以前桃源女師的同學王劍虹，她們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和未來。

　　經過“五四”的洗禮，丁玲已經毫不猶豫、毫無畏懼地要掙脫封建家族的桎梏，衝向廣闊的新天地了。有了開明的母親的支持和好友王劍虹的鼓勵，丁玲在第二年春天，隨王劍虹來到上海，進入由共產黨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

　　不久兩人離校漂泊到南京。這時，他們結識了共產黨人瞿秋白，並在瞿秋白勸說下，重返上海進入上海大學文學係。在丁玲的牽線下，瞿秋白和王劍虹很快相戀而結婚。丁玲對未來生活的彷徨，油然而生，她離滬赴京，準備到學習氣氛較為濃厚的學府深造。就在這時，好友劍虹生病去世的噩耗傳來，丁玲悲痛萬分，傷感的心久久不能平複。

　　1924年夏天，丁玲到北京後，與女友曹孟君一起住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個補習學校裏，準備投考美術學校。當時曹孟君與文藝青年左恭戀愛，丁玲常隨她一起到左恭的公寓去。

　　一個叫胡也頻的青年是左恭的朋友，自然地和丁玲相識了。

　　1925年春天，丁玲投考美術學校沒有成功，她有些失落，麵前曾有幾條路選擇，她曾到一個畫家私人畫室繼續學習繪畫，然而最終也沒堅持下去。後準備到法國尋找職業，由於母親和朋友的反對，也未成行。丁玲還抱著電影演員的夢想，去試過鏡，終因不堪電影圈的風氣而放棄。

　　在毫無希望的蟄居生活中，丁玲回想這幾年飄飄蕩蕩的生活，逝去的朋友，遠在湘西的母親及早亡的弟弟，惆悵感襲上心頭。

　　就在此時，胡也頻來了，這個極富熱情、懷揣著文學夢的流浪青年，在向她的心靈走近。當胡也頻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後，將一大把黃玫瑰包好，並寫了張小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托人送給了丁玲。

　　他知道丁玲也是湖南人，便介紹她和沈從文認識，丁玲和沈從文兩人熱情地聊天，胡也頻則在一旁默默看書。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丁玲曾寫信給魯迅，陳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魯迅先生能為自己指出一條前行的道路。

　　但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沈從文化名搗鬼，就沒有給以複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十分焦急，幾乎絕望了。恰值這時王劍虹的父親正準備回湖南，就邀請丁玲一同回老家。

　　回到常德，天天守在母親身邊，丁玲的心情很複雜。她曾為自己的未來進取、然而幾年來收獲的似乎隻有頹喪。她痛覺愧對母親的厚望，但那顆不安現狀心仍然奔騰在長江大河之上，她決定重振翅膀，奮力飛翔。

　　春夏之際，風輕雲淡。一天早晨突然聽見大門咣咣響，丁玲和她母親同去開門，丁玲看著站在門外的身穿白長衫的青年，幾乎愣住了。丁玲詫異這個在北京剛剛見過幾麵，萍水相逢，交往不深的人為什麽遠道來訪。更使她們母女驚異的是，這個青年除一套隨身換洗褲褂外竟孑然一身，就連人力車費也是丁玲代為給付的。

　　這個青年，就是已深深愛上丁玲的胡也頻。

　　丁玲母女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勇敢、熱烈、執著而窮困的青年。湘西僻遠的山嶺、空曠靜寂的廟宇，遠離都市的煩悶和喧囂，成了兩個漂泊青年的棲息之地。古老的常德城垣，迤邐的沅水河畔，都留下了他們相伴相隨的腳印。

　　共同的理想，對社會的鄙視，特別是兩人相似的背井離鄉的感懷，使兩顆心漸漸地融化在一起。常德，隻是他們暫避風浪的港灣，他們仍要飛向社會，走向洪濤陣陣的人生旋流去搏擊奮鬥。直到1925年中秋，紅葉飄搖的季節，北京香山碧雲寺下留下了丁玲和胡也頻相依相隨的身影。

　　要愛，首先必須生活。當他們生活難以為繼時，他們不得不從山上搬下來，搬到相對便宜的學生宿舍去。此時，胡也頻的作品通過沈從文的介紹常常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鐫》上麵世。憑著對寫作的不懈努力，胡也頻很快成為了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的詩在當時北方寂寞的詩壇行成一種新的趣味，並且，他在小說和戲劇領域都有涉足。靠著胡也頻一點微薄的稿費收入，兩人在清貧中度過一天天的光陰。

　　生存壓迫沒有磨蝕丁玲和胡也頻愛情的光彩，麵臨斷糧絕用，他們便散步到城中典當衣物以解燃眉之急。

　　生命之光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給丁玲以極大震動，她要拿起筆，訴說自己對社會的鄙視和對孤獨靈魂的掙紮。事實上，幾年來閑暇的生活中，她一方麵受胡也頻的濡染，另一方麵又受到當時滯居在北方的文藝青年的影響，她對時代、對人生的體悟，愈加豐富。她開始拿起筆，寫自己的內心，寫自己周遭的人和事。

　　1927年冬，時任《小說月報》主編的葉聖陶在一大堆來稿中驚喜地發現一篇屬名丁玲的小說。於是，在12月份的《小說月報》上，人們讀到了丁玲創作的《夢珂》，第二年春，同樣是在頭條位置，又出現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

　　整個文壇震驚了，人們驚異這橫空出世，才華橫溢的文學新星，到處打聽丁玲是誰？丁玲就這樣在寂寞、苦悶中走向文壇，在文學大千世界中尋找自己的角落。胡也頻極為愛護丁玲的創作，他不但鼓勵她，而且一個人承擔著生活的重負，不讓丁玲的創作心境受到影響。

　　在1927年冬，丁玲正創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時候，胡也頻發表的文章也多了，麵對漫漫前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隻打算積蓄一些錢到日本求學。而要去日本，需先學日語。

　　通過好友王三辛的介紹，馮雪峰來到他們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馮雪峰20年代初即以“湖畔”詩人享譽文壇，這時他還在北京從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眾的文學才華，獨特的精神氣質深深地吸引了丁玲。他將外麵的大千世界帶進了這個沉悶的小屋。

　　他們就像飄零在孤島上的人，四望多難的祖國，心情無比憤慨、惆悵。因此，他們的相遇，並沒有學習日語，而是暢談國事、文學和深有同感的寂寞情懷。

　　十幾年後，丁玲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談及當時的情形：

　　一天，有一個朋友的朋友來到我們家裏，他也是詩人。他生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要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一同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這人本來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現在決定留在北京。

　　我不同意這個，而要他離開，於是，他離開了。兩星期後我追了去--胡也頻也追了來。我們一同在上海隻過了兩天時間，我們三個決定一同到杭州那美麗的西湖去，這在我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麵。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外那個人，但我和也頻同居了許多時候，我們彼此有一種堅固的感情的聯係。如果我離開他，他會自殺的。我決定我不能和我愛的人在一起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共同生活，我們的心是分不開的；又說世界上隻有一個是我所愛的，無論他離開多遠，這個事實永遠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愛隻得是‘柏拉圖’式的了。所以我的決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終於不得不拒絕和他見麵，把關係完全切斷。我仍然和以前一樣愛他，但對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關於這個人我不再多說了……”

　　三人風波的平息，無疑是丁玲理智戰勝情感的結果，同時也在於馮雪峰的退避和胡也頻的諒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對傳統道德觀念的恪守，而是不忍破壞幾年來與胡也頻建立的“堅固的情感聯係”。

　　這種銘心刻骨的愛不能實現，給丁玲帶來了莫大的痛苦。

　　最終，丁玲與胡也頻回到了上海。

　　胡也頻於次年春，離滬赴山東濟南高中教書。本來，他們約好，一個人在濟南教書，一個人在上海寫作。然而，這樣的分離，使丁玲安不下心來，當天晚上丁玲便給也頻寫了信。次日夜又寫了第二封，未完，中午、晚間續寫，不久，又寫了第三封。加之當時遠在湖南的丁母也不同意兩人分離，丁玲遂於一個月後也赴山東。由於他們在濟南高中宣講馬克思主義，招致國民黨山東政府的通緝，在進步教師的幫助下，他們逃回上海，並於5月份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當時丁玲已有身孕，沒有參加實際活動，但她卻用自己的筆參與“左聯”工作。這時胡也頻已把精力用在革命活動上，他們的稿費收入明顯減少。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了一個男孩，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節衣縮食過日子。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不幸被捕，2月7日，胡也頻和柔石、殷夫、李求實、馮堅被國民黨槍殺於上海龍華荒郊。左聯五作家壯烈犧牲。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丁玲沒有絲毫畏懼，她秘密得到胡也頻在獄中寫給她的紙條，確定了也頻被捕的真相，幾日來，她不停地在嚴寒中四處奔走，沈從文鼎立相助，徐誌摩找來一個姓吳的大律師，魯迅極為關注此事。冷風肅殺，雨雪綿綿。丁玲的臉裂出細細的痕，本已生了凍瘡的腳，被雪水浸泡得腫脹、疼痛。產後缺乏營養調理的身體又虛又弱，走幾步急路，便氣喘籲籲，頭一陣陣暈眩，她眼裏流著淚說：“我要設法救也頻，我一定要把也頻救出來。”

　　烈士的鮮血，使她更加堅定，她要求到江西蘇區完成烈士的遺願。不久，組織上找丁玲談話，決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

　　在這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丁玲沒有任何退怯，她聽從了組織的分配，把複仇的怒火，凝注筆端。

　　胡也頻犧牲後，馮雪峰來安撫過丁玲，丁玲參加《北鬥》編輯工作後，她與馮雪峰又有了很多交往，深埋於心中的愛情複活了。丁玲在1931年8月1日和1932年1月5日曾寫過兩封信，向馮雪峰傾訴她的愛情和苦衷：

　　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

　　我什麽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著手一塊玩，夜裏抱著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到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卻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寧肯隻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藏在心頭，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也頻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它，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是追求，真有過寧肯失去一切而隻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著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

　　當時，馮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樣珍視這份情誼，又能理智地對待這種情感。兩封信，丁玲寫的是給馮雪峰，但隻把痛苦深置於心，她一直沒有將信遞給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勵，把愛情化為事業的動力。

　　40年代，馮雪峰在重慶，寫信給丁玲說他永遠關注著她的創作。事實上，馮雪峰以其理論家的敏銳，每每在丁玲創作的緊要關頭，他都撰文給予極為中肯而又實事求是的品評。

　　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你最懷念的人是誰？

　　丁玲是這樣回答的：“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

　　直擊風浪

　　後來，一個陌生男人向丁玲走來，胡也頻的犧牲沒有使她的生活信念摧毀，桅杆聳立在暴風雨中，生命之舟顛簸在浪峰與波穀之間。

　　丁玲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預備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當時，她一個人要負擔連她母親、兒子在內三人的生活重擔，關心她的朋友都以為這樣一個人生活太難，終不是長久之計。

　　一天，馮雪峰通知她德國《法蘭克福時報》記者史沫特萊要訪問她。史沫特萊的翻譯兼私人秘書先過來找丁玲，約好見麵的日子。這位身材適中、溫文爾雅、不卑不亢的書生型青年，就是年僅26歲的馮達。當他將丁玲接到摩西路與史沫特萊娓娓而談時，馮達第一次了解到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艱難，丁玲談到一年來的遭遇和現實的處境，馮達在流暢的翻譯中，仿佛看到一個真實而偉大的女性矗立在一個嶄新的富於傳奇色彩的世界裏，當丁玲坦誠而動情地談到胡也頻和她的情感生活時，在一旁翻譯的馮達，內心的情感幾乎像火山一樣爆發。

　　說不清是敬佩、仰慕還是愛戀與同情。此後，馮達常去看望丁玲，有時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買東西。丁玲一年來身心疲憊，馮達的出現，幫助她度過了那些難熬的日子。

　　丁玲後來這樣回憶：

　　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是一個獨身漢，沒有戀愛過，他隻是平平靜靜地工作……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因為從事秘密工作，為了迷惑敵人，他穿戴整齊，腋下常常夾幾張外文報紙。他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采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裏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

　　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亭子間。這年11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20元房租，和樓下一家一同搭夥吃飯，每月給她20元飯錢，並和他們共傭一個阿姨。“一二八”後不久，我們離開善鍾路。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需要，我們東住幾天，西住幾天，經常搬家，最後搬到昆山花園路。

　　這時，丁玲已將兒子送回湖南老家由母親撫養，他們的房子成為黨的秘密機關後，每月補貼25元房租。

　　馮達與丁玲隻是一個自然而平實的組合，其間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嚴酷的生活讓人變得成熟而嚴肅。丁玲當時談到自己對“愛情”的感覺：

　　愛情是一個可笑的名詞，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兒，在我看來，感覺有些太陳舊了。一個25歲以上的人，若還毫不知道羞恥，把男女事看得那麽神秘，男的終日隻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則終日隻知道穿衣服、塗脂抹粉，在客廳中同一個異性玩點心靈上的小把戲，或讀點情詩，寫點情詩，消磨一個連接一個而來的日子，實在是種廢料。

　　不久，馮達調至中共江蘇省委並負責《真話報》工作，丁玲也接受組織安排，參加《北鬥》編輯工作，她約稿、看稿、選稿、討論……在忙碌中感到充實。1932年3月，丁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上海灘被一條爆炸性新聞攪得一片嘩然。文化界、婦女界一再發出呼救書，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宣言，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為人權被踐踏而提出強烈抗議，租界捕房也抗議當局侵犯了他們的“治外法權”，胡適質問此事，上海市長吳鐵城隻能複電堅決否認丁玲被捕的事實。稍後，由樓適夷主持、眾多知名人士參加的營救委員會成立，國際友人巴比塞、羅曼羅蘭、久古裏等從美國，法國，從世界各地發來聲援的快電……

　　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

　　原來，丁玲的家庭地址被泄露了，她遭受國民黨當局綁架，一直被關押在監獄裏。

　　當上海黨組織和文藝界全力營救丁玲時，國民黨已將她秘密轉移到南京，經過種種利誘和威脅，丁玲始終沒有暴露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國民黨也懾於國內外輿論界的壓力，對丁玲未敢下毒手，隻得把她囚禁起來。

　　丁玲和馮達在南京被幽禁起來，一直沒有放棄逃離的打算，她常和他爭吵，卻不可能完全決裂，她恨他膽小怕死，委曲求全。在孤島一樣的小樓裏，他們本來是夫妻，而且丁玲已經懷上了他們的孩子。

　　過了冬天，可能是馮達受不了折磨，可能是想幫助丁玲盡快脫身，他去國民黨那裏自首了，弄了個差事幹，以此讓特務放鬆對他們的監視，用他的話說就是想幫幫丁玲。1934年底，女兒出世了，馮達得了肺病回老家休養，丁玲在這一年秋天，讓母親把孩子帶回了湖南老家。丁玲義無反顧地離開了馮達，他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麵。

　　奔向太陽

　　一天，丁玲從張天翼手中接到一個紙團，急忙溜回房內展開一看，上麵寫著：“知你急於回來，現派張去接你，可與他商量。”

　　紙上雖沒署名，可丁玲一眼就看出了這熟悉的筆墨出自馮雪峰之手。真是喜從天降。

　　又過幾天，馮雪峰來看丁玲。這已不是9年前教他日文的老師，也不是當年傾心於她的那個帶著浪漫情思的詩人，而是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又從陝北秘密回上海工作的戰士。他本來就帶有農民式的純樸，此時變得更加冷峻堅毅了。

　　見到馮雪峰，丁玲頃刻間淚如泉湧，3年來一顆受難的靈魂多麽想向馮雪峰敞開、傾訴。馮雪峰背轉身，沉默了許久後激昂地說：“你怎麽感到隻有你一個人在那裏受罪？你應該想到，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裏也同你一道受著罪。”他同丁玲講風雪中的長征路，講魯迅，講毛澤東……

　　回到南京，丁玲爭取公開出來的努力失敗，她寫信給馮雪峰，不久就轉來了馮雪峰的信，要她重來上海。她將身邊的錢全部留給馮達，向友人借來車費到上海，與馮雪峰派來的人在車站接上暗號後，馮雪峰帶來宋慶齡轉送過來的350塊大洋，是宋慶齡給丁玲逃離南京赴延安路費之用的，這使丁玲受到莫大的鼓舞。

　　1936年9月，丁玲喬裝打扮經過國民黨重重關卡的檢查，到了西安，滯留一段時間後，於11月又奔赴紅色根據地保安。

　　別了，南京；別了，苜蓿園，丁玲回到了自由天地。

　　到保安後，丁玲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歡迎，在與紅軍艱苦共患難的旅途中，丁玲收到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一首詞《臨江仙》，詞中毛澤東稱讚她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7年到1942年間，丁玲一直從事文藝領導和黨的宣傳工作，同時也創作了大量作品。

　　1942年春，丁玲和陳明結婚。陳明1933年在上海墨倫中學讀書時，就參加了地下黨組織，從事左翼戲劇運動和學生運動，抗戰前夕，他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1927年“七七”事變後，西戰團成立，丁玲任團長，陳明任宣傳股長，二人得以相識。

　　陳明精明能幹，能演會唱的文藝天賦給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延安後，兩人又一起參加了馬列學院的學習。共同的事業，親密的合作，使他們之間逐漸產生了愛情。陳明已經結婚並有一子，為什麽離開自己的妻兒同比自己大十多歲的丁玲結婚當時在延安遭到議論。而陳明新婚的妻子看在眼裏，得知他與丁玲的情誼，便毅然離開了陳明。陳明與丁玲終於在一起了，在生活的道路上兩人相親相愛，共同經受了抗戰烽火的考驗，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丁玲回到北京，當選為作協副主席並任新創刊的《文藝報》主編，陳明調北京電影製片廠工作。

　　1952年，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並譯作多國文字出版，這為丁玲贏得了世界聲譽。

　　然而，當曆史的風暴掀起時，丁玲再次陷入人生更為慘重的浩劫。

　　也許是延安時期，因一點小事遭到江青的反感為她的下半生埋下了隱患。1955年，中國作協召開會議，丁玲被定為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

　　後來被流放到北大荒，開除黨籍，解除公職。1958年，由於為丁玲申辯，陳明受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處分，撤銷級別，下放到黑龍江農場監督勞動。

　　在王震的關懷下，丁玲和陳明才一起到北大荒。1968年到1969年，丁玲被關進“牛棚”。文革後期，丁玲和陳明被逮捕押回北京關進“秦城監獄”。

　　北大荒10年的人間風雪，“秦城監獄”中的備受磨難，幾十年浩劫中的聚散離合，丁玲和陳明的情感生活受到最嚴峻的考驗。患難與共數十載，昔日延安英姿勃發的文藝戰士而今已成霜染鬢發的老人，相濡以沫的深情，使兩位老人更加珍惜這難得的光陰。

　　丁玲與陳明的愛情生活沒有大波大瀾，他們在戰爭年代裏共同戰鬥，他們在平常日子裏相互關愛，在命運最殘酷的挑戰中並肩攜手，體味著人生的榮辱與甘苦。

　　丁玲晚年病重時，曾托自己的朋友和學生在她去世後為陳明再找個老伴，陳明對她說：“我誰也不找，這輩子我隻愛你一個人。”是撫慰，更是真情流露。

　　丁玲緊緊地握住陳明的手說：“我讓你受累了大半輩子。”臨終時向他傾訴了愛意：“你再親親我，我是愛你的，我隻擔心你，你太苦了。”

　　最成熟最深沉的親吻，冰釋了一切不幸的苦難，詮釋著生活的美好，82歲的丁玲，在愛情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人物存檔]

　　丁玲，1904年生，湖南臨澧人，現、當代女作家。原名蔣冰之。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1923年入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係學習。1927年發表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逃離南京轉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曆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寫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

　　新中國成立後，丁玲先後擔任文藝界多種重要領導職務，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1955年至1958年“反右”期間，被錯誤“批判”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一生著作豐富，部分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86年逝世於北京。